八 安那其的刺客(中)
青年，青年，我們是青年，農人的先鋒。
到農村去，共同生產，豐富社會享用！
到農村去，幫助成人，教育兒童；
到農村去，努力合作，鏟除一切苦痛！
到農村去，創造萬人福利，用我們的全力，擊起農村改造的洪鐘。
——《立達學園農村教育科歌》（譜曲：馬思聰 作詞：陳范予）
“1922年后，領導著對布爾什維主義和馬克思主義批評的中國無政府主義者，包括黃凌霜、秦抱樸、畢修勺和巴金。”(上引德里克，第207頁)
盡管在解放后，巴金將他的無政府主義歷史從履歷表中抹去，否認自己的筆名是表達對安那其的兩大祖師巴枯寧和克魯泡特金的尊崇之情，但無論是巴金本人所撰寫文章中的不經意透露，還是相關研究者的文章——即便很多文章把巴金的無政府主義處理為“過去時”，并避免涉及那些太過激烈的反共言論——都證明著巴金與中國無政府主義運動的重要關聯。
巴金在“反布”、尤其是反對無產階級專政方面是毫不妥協的。他“把‘無產階級專政’稱為單純的‘復仇主義’，它不僅沒有創造一個更好的世界，而且打開了進一步沖突的大門;如果工人變成了新的專政者，其他人就會來推翻他們。除此之外，他還說，‘無產階級專政’是沒有意義的，因為‘當前無產階級占社會的大多數，歷史上從沒有多數壓迫少數這樣的事情。’”(上引德里克，第209頁)
對于布爾什維克主義的系統性批判，主要體現在巴金以“芾甘”的名義所著《從資本主義到安那其主義》一書中——使用本人的字而非筆名或許有著如此用意：這不是虛構的小說，而是真誠地宣示我的政治主張——該書用題為“專政的把戲”的整整一章來怒批十月革命后的蘇聯社會及無產階級專政的“真相”：
在工業方面，專政取消了革命之基本的目的，即不把生產權放在無產
階級手里使工人不再做工錢奴隸。專政不過把主人換過罷了：現在的老板
是政府，不是個人資本家了。......在文化方面，布爾塞維克統治乃是一個強
權共產主義和黨法西斯主義的養成所，凡與政府黨意見相異的思想皆被壓
止了。(芾甘：《從資本主義到安那其主義》，第184頁，上海自由書店，
1930)
公開將“強權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相提并論，無政府主義恐怕要算是極右反共思想的老師了。
在社會方面，在革命后十余年的俄國，沒有人能夠享受經濟的獨立，
政治的自由與安全。“格別烏”無時不在暗中工作，無緣無故地深夜突然
到人民家中搜查，逮捕槍決。為了個人的私怨秘密告發為反革命，使人陷
身囹圄，未經審判即被處刑，或流放西伯利亞北部的冰天雪地或亞洲西部
的干燥的荒土。對于非布爾塞維克的人，俄國成了一大監獄，在這里面，所
謂“平等”是指恐怖平等，所謂“自由”是壓迫自由。(上引芾甘，第185～
186頁)
值得注意的一點是，這樣的言辭是早在斯大林“大清洗”之前就已發出的，因為巴金對列寧也持有強烈的否定態度：
在俄國真正的專政者既不是無產階級，也不是共產黨。表面上共產黨
中央委員會握著大權而其實操縱權力的是委員會里的內部組織，即所謂“政
治部”者。是政治部的人員數目不到二十，但政治部也不是真正的專政者，
因為在政治部里對于每個重要問題都有各種不同的見解......真正的專政者乃
是那一個可以左右大多數人的意見的人。這就是列寧。猶如意大利法西斯黨
專政中的莫索里尼一樣，從布爾塞維克發軔以來一直到列寧壽終正寢，其間
總是列寧的見解與理想施諸實行，縱使全黨反對他的意見，中央委員會痛駁
他的提案，而他的意見他的提案依然要施諸實行。總是列寧得勝。在布爾塞
維克歷史上每個危機一發的時期中，情形總是如此。這不能不如此，因為
專政的意思本來就是個性最強能力最強的人支配，一個人的意志之至高無
上，不可侵犯。(上引芾甘，第177頁)
既然“強權共產主義”與“黨法西斯主義”是“同校”，那么列寧和墨索里尼自然也就成了“同學”。在這方面，無政府主義者巴金又走在了日后“希特勒—斯大林—毛澤東三大極權主義領袖”之類極右派言論的前列——諷刺的是，安那其所推崇的革命工團主義恰恰是意大利法西斯主義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參見馬丁·布萊克霍恩：《墨索里尼與法西斯主義》，譯文出版社，2003;倉理新：《無政府主義與法西斯主義》，首都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3期，第51～54頁)。
巴金對列寧的“新經濟政策”也非常反對：
“新經濟政策”乃是開倒車，乃是將十月革命之結果全部顛覆而回復到
資本主義的路上去。然而列寧的意志終于得勝。......這樣看來所謂無產階級
專政不過是列寧專政罷了。(上引芾甘，第179頁)
所以他斷言：
共產黨的目的是什么?我們知道：是在“無產階級專政”名義之下實
行共產黨領袖專政。(上引芾甘，第168頁)
巴金這樣來定義無政府主義和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本質性差異：
安那其主義者與布爾塞維克間的大區別乃是安那其主義者希望民眾由
他們自己的組織來決定管理他們的事務，并不要受任何政黨的命令。他們要
真正的自由與志愿的合作。所以安那其主義者自稱為“自由共產主義者”，
而稱布爾塞維克為“強權共產主義者”。(上引芾甘，第157頁)
“四·一二”政變后，巴金并未像他的諸多無政府主義同志那樣積極地投向“安國合作”。作為安那其但也是一個精神上的人道主義者，“安國合作”的血腥味以及對于國民黨的反感應該是主要的原因。但與此同時，和其他排斥“安國合作”的無政府主義者一樣，對在“安國合作”之后或之前形成的無政府主義關系網下的人脈、資源、事業，就不是拒絕而反倒是多有利用了。所以就某種程度而言，即使是非“安國合作”派，仍不免間接地參與到了“安國合作”之中。
在當時的上海，無政府主義者的據點除了后述“安國合作”系的立達學院—勞動大學外，則屬鄧夢仙的華光醫院最為重要。該醫院位于法租界，由曾留日學醫的四川人鄧夢仙創辦，據華克之的證言，王亞樵“在前期和庸懶的教授景梅九，醫生鄧孟先(“孟先”在其他史料中多寫作“夢仙”，正文從后者——筆者注)，文人葉正叔，校長李懷誠等人混在一起。鄧孟先是在日本學過醫的，回國后在上海法租界嵩山路巡捕房對面李梅路那條路上，開設一個華光醫院，吳稚暉、李石曾、張繼以及作家巴金在未得意之前都去過的，王亞樵和筆者也去過多次。這些人都不懂馬克思主義，高吟低唱都是些亂七八糟安那琪(無政府主義)思想，蒲魯東主義，克魯泡特金主義，巴枯寧主義。我認識王即在這個醫院里面。他主張暗殺，是從這些人的理論演化而來的。”(上引韓厲觀等，第103頁)由此可見華光醫院在中國安那其中的特殊地位。
華光醫院同時也是國外無政府主義者往來的所在。華提到“未得意之前”的巴金也是醫院的常客，而在此醫院中與巴金交往頻繁的有盧劍波、毛一波、朝鮮人柳子明和日本人佐野一郎(中國名字是田和民)。在此須著重介紹一下與巴金關系極密切的柳子明。
柳子明(1894—1993)，小時名興甲，學生時代又名興湜(一作植)，別名子明。萬歲后他來到上海，一度參加臨政的活動。因受朝鮮安那其巨頭申采浩的極大影響而成為無政府主義者，金九稱他是當時的“‘無政府主義派’猛將”。1926年，受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周恩來的影響，柳子明所在義烈團于廣州召開改組會議，向革命政黨模式轉變，柳與白貞基為少數反對者。翌年，“四·一二”政變及大規模反共清黨發生，柳子明在廣州親見肖楚女被槍殺，受到“突然間天地皆黑” 般的沖擊。與金元鳳一起離開廣州后，27年經上海往武漢參加安那其系的“東方被壓迫民族聯合會”成立大會;但28年時，卻因共產主義嫌疑遭到武漢公安局和日本領事館特務的逮捕，關押在武漢警備司令部。在此期間，他見到很多被捕的共產主義者，反綁著雙手，高昂著頭顱，喊著“打倒蔣介石”、“共產黨萬歲”的口號，往漢口后馬路的槍決刑場而去。
1940年以后，柳子明主要在福建、廣西等地從事農業技術工作。解放后(這里指1945年朝鮮的解放)，他的經歷頗富戲劇性：46年柳子明前往臺灣，在那里任農林處技術室主任、合作農場管理所主任等職;50年1月，他與同志鄭華巖向南朝鮮方面遞交了歸國申請書，但由于一些波折，差不多半年后才拿到簽證，遂立即偕妻兒往香港搭船回國。怎料一行人于6月25日晚上到達香港時，因朝鮮戰爭的全面爆發，船路斷絕，頓時成了有家難奔，有國難投。就在此舉目無助之際，柳的“生死之交”，時任湖南省副省長的鄭星齡伸出援手，聘其為湖南大學農學院教授，一干便是三十年。“1972年他帶領農業系和園藝系的教師們對長沙馬王堆出土的農業植物進行了考證，對中國水稻栽培的歷史從考古學、地質學、地理學、歷史學、語言學等多方面做了論證。......他執筆的《中國玫瑰和世界玫瑰》(中國園藝學報，1964年)是‘對中國玫瑰的最系統的權威性論著，引起了國內園藝學界的普遍重視，它賦予了中國玫瑰應有的國際地位。’”他還“培養了湖南省的許多園藝專家、葡萄專家。”(金柄珉、朱霞：《國際友人柳子明的生平與意識世界》，《東疆學刊》第21卷第3期，第5頁，2004)“1993年2月25日為了紀念他的90壽辰，湖南農學院舉辦了盛大的祝壽茶話會，湖南省的主要領導也出席了會議。”(上引金柄珉等，第4頁)由此可知，1950年后長期定居中國的柳子明，可謂是事業有成，桃李滿園。只是人至暮年，懷鄉之情也就愈重，在《我的回憶》中他這樣寫道：“如今的我已變成手拿扇子悠閑度日的老朽，坐在異國土地的葡萄藤下，拿起筆來追憶著逝去的歲月。”(上引金柄珉等，第3頁)
實際上，早在1957年時朝鮮政府便曾邀請其歸國，但在中方的挽留之下最終未能成行;同時在冷戰格局下，想回到南方也是無望。有意味的是，北南雙方都對柳子明表達了友善：朝鮮于1978年授予他國旗勛章;而韓國則在1968、1991年分別授予其總統獎狀和建國勛章。在那樣高度敵對的時代下(即使現在也沒有改變多少)，能有如此待遇的，除了著名的摔角手力道山(金信洛)之外，恐怕是鳳毛麟角。
說回到柳子明與巴金，這兩人的關系實在非同一般。
巴金曾以柳子明為原型寫下了小說《頭發的故事》(1936)，而“1983年柳子明在他的自傳里寫道：‘我和巴金之間至今有通信往來。’巴金視柳子明為兄長。柳子明曾把自己用漢文寫的回憶錄送給巴金審閱，巴金仔細閱讀后提出了修改意見。”根據柳子明之女柳路德的回憶，1984年柳到北京的女兒家時，恰巧巴金也由上海來京，柳得知后便打電話給巴，要前往拜訪，巴立即表示：“‘大哥怎么能先拜訪老弟呢，老弟去拜訪大哥才是道理。’于是巴金和記者一起來訪問柳子明并一起照相留念。”(上引金柄珉等，第6頁及該頁注一)這里令人留意的是關于柳子明的回憶錄。“柳子明先用漢文寫了《我的回憶》送給巴金審閱，后來遼寧民族出版社根據原稿譯成朝文并做了一些補充。”(上引金柄珉等，第3頁注一)既然是以漢語寫成，為什么不直接出版漢語版本，卻要從漢語譯回朝語呢?一個很自然的推理便是：由于柳子明的回憶錄中涉及到大量當年中國尤其是上海的無政府主義活動的內容，對于柳子明來說，這或許并無不妥——不將這些經歷寫出來反倒會留下過多的歷史空白——但對巴金而言，卻并不希望張揚其事，所以才會出現漢語原版本再譯回朝鮮語的情況。
1930年1月，柳子明在南京中央通信社經營者遠小仙之弟遠志伊的介紹下，前往上海立達學園的農村教育科任職，教授農業與日語。之前在介紹柳子明生平的時候，我們有意略去了他在1920年代末到1930年代初的經歷，因為以下我們將會重點討論柳子明所在的作為上海無政府主義運動最重要據點的立達學園及勞動大學的歷史。
立達學園創辦人匡互生(1891——1933)，字濟，號日休，湖南邵陽人。匡為“五四”運動的風云人物。著名的火燒趙家樓，正是由少年便習武的匡互生打開的曹宅大門，學生得以蜂擁而入，曹汝霖逃避及時，結果是學生將誤認為曹的章宗祥與前來救護章的日人中江丑吉(中江兆民長子)痛打一頓，又放火燒宅。據很多當事者的證言，率先放火者也是匡——不過相關回憶存在矛盾(一說是俞勁，但俞說是匡)，這體現出親歷者的“歷史回憶”通常都有的那種微妙性——曹汝霖在回憶錄中敘及此段經歷時大有忠臣受屈之感，并指學生“野蠻”⑴。其實曹應覺萬幸，因為他不僅是逃過了一頓打。
匡互生在1910年代后期已傾向無政府主義，并于1918年和1919年先后組織安那其系的同言社(后擴展為健社)與工學會，故此對以暗殺作為解決政治問題的方式具有共鳴。據周予同等人的證言，當時的確存在著針對曹、章、陸等賣國賊的暗殺計劃，但最終因未弄到手槍等原因，無奈作罷(參見周予同：《五四的前夕——悼互生兄》;張石樵：《懷念五四壯士匡互生》，收錄于北京師范大學校史資料室編《匡互生與立達學園》，第94頁;第104～105頁，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85)。
1919年夏，由北京高等師范學校畢業的匡互生回到長沙任教。翌年驅張運動爆發之際，懷炸彈欲暗殺張敬堯，但不久因張敗走而事輟。易培基主持湖南省立第一師范時，應聘為一師教務主任。在職期間，“決定破例聘請一師畢業的毛澤東同志回校任教。”按一師舊規，只許有大學學歷者才能任教員，于是匡互生在舊規中加入“附屬小學的主事，可以到師范學校任課”一條，使毛澤東得以破格擔任一師的國文教師，“這在當時湖南教育界發生了很大的影響。”(方文：《五四運動的杰出戰士匡互生事略》，上引《匡互生與立達學園》，第101頁)因此，“全國解放后不久，毛主席到上海見到某教授，詢問匡互生的后人在哪里，革命情誼可見一斑。”(匡大安：《矢志振興中華》，上引《匡互生與立達學園》，第251頁)
1922—24年間的匡互生，輾轉于江浙一帶的學校從事教育工作，但因個人理想難以貫徹，與校方多生齟齬，最后皆怏然而去。1925年，匡與陶載良、豐子愷、朱孟實等創立立達中學，是其實踐自己真正教育理想的重要一步。立達中學后衍變為著名的立達學園。關于立達學園這個名稱，“立達”典出《論語》“己預立而立人，己預達而達人”(參見朱光潛：《回憶上海立達學園和開明書店》，上引《匡互生與立達學園》，第120頁);“學園”則是出自“我們希望教育者有真正的園藝家一樣的趣味，所以叫學校做學園”的教育志向(參見匡互生：《立達、立達學會、立達學季刊、立達中學、立達學園》，上引《匡互生與立達學園》，第28～30頁)。
立達學園設高中和初中(位于江灣)，高中又分普通科(位于江灣)與農村教育科(位于南翔柴塘)，而后者是學園的核心。立達的教育方式在當時的中國教育界確實有著與眾不同的特點。柳子明于1930年1月進入農村教育科，并受到匡互生的禮遇：“......教師的待遇一律是月給六十元。這是匡先生對我特別照顧，月給八十元。這是由于匡先生理解了朝鮮人被日帝壓迫的情況，以及當時朝鮮革命者在上海及其他各地艱苦斗爭的情況，所以給我特別優待。”(柳子明： 《匡互生先生印象記》，上引《匡互生與立達學園》，第132頁)他對農村教育科的教學特點是如此描述的：
(一)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二)學生管理學校......(三)學生互
相教學......(四)和農民互相學習......(五)學生、工人和教師三結合......(上
引柳子明，第132～134頁)
此文寫于1974年，在語言上或許有“與時俱進”的考慮，不過，所指出的這些特點倒并非牽強附會。對農村問題的重視及改造熱情，是無政府主義者自認為優于傳統上更偏向城市和工人階級的共產主義的一點。匡互生認為：“中國社會是一個大農村社會......如果要求把中國社會在二十世紀的競爭中，免避沒落和被壓迫的厄運，我們只有把自己訓練成一個新農夫去做改革農村這種根本的工作。”所謂的“新農夫”指的是那種“能耕田、能讀書、能為農村服務”的人(匡互生：《本科史略》，上引《匡互生與立達學園》，第299頁)這里既有當時流行的農本主義色彩，更與無政府主義者的“完人”理想密切相關：
創造一種新型的中國人，即在精神勞動和手工勞動方面都同樣熟練的“完人”。無政府主義者一直把解決中國當時面臨的最復雜的、他們認為是統一的文化和社會問題的希望寄托在這些“完人”身上。(上引德里克，第22頁)
眾所周知，共產主義也有著類似的理想：“新人”——她的典型就是《紀念白求恩》中最后的那段話。安布的理想之人在向“舊人”挑戰方面有一致處，但比較明顯的區別是：“新人”挑戰的是超歷史的“人性”論;“完人”挑戰的是“勞心勞力”的封建觀念。然而，即使是在革命取得了勝利、超凡領袖坐鎮的時代里，塑造“新人”又何等艱難!而一個兵荒馬亂、內憂外患下的中國，無政府主義者想要實現所謂的“完人”理想，根本不存在任何的可能性。匡互生在1931年9月27日的家信中十分悲觀地寫道：“二十二省以內，沒有幾省沒有土匪，沒有幾省不打仗，中國真是爛到沒有滓渣了。但是一般人心，比以前更要壞些，將來的情形，必比現在更要爛些。”(后可：《匡互生先生的思想》，上引《匡互生與立達學園》，第265頁)“黃金十年”的民國神話，如此而已。
由北京師范大學校史資料室所編的紀念文集《匡互生與立達學園》，很自然地盡量回避了匡互生及立達學園的安那其性質，但在某些回憶文章中，還是不免將這一性質透露了出來，比如這一段：“我當時已是個世界語者了，為了宣傳世界語，經常佩帶著綠星章，我在立達辦過世界語學會......也認識一批進步的文學家和世界語者，如巴金、盧劍波、盛國成、鐘憲民、索非(君)等......巴金把他的公開或秘密出版的全部譯著送了我。”(周堯：《靈魂的洗禮》，上引《匡互生與立達學園》，第187頁)對無政府主義史有所了解的人想必很清楚，“綠星章”(象征“綠波”，即世界語)正是中國無政府主義者的主要辨識標志之一(參見孟慶澍：《無政府主義與中國早期世界語運動》，洛陽師范學院學報，2006年第一期，第75～78頁)。又如巴金——其弟李采臣當時就在立達的農村教育科就學——所寫的《懷念匡互生先生》，文中講到作者的幾個朋友因為“共產黨嫌疑”被法租界巡捕逮捕后，“有個朋友提起匡互生，我們就去找他。他一口答應，他認識國民黨‘元老’李石曾，馬上找李寫了一封保證無罪的信，李石曾在法租界工部局有影響......不用說，被捕的人都給保釋出來了。”(巴金：《懷念匡互生先生》，上引《匡互生與立達學園》，第78頁)很明顯，被捕者之所以能很快得到保釋，乃因匡互生與黨國“元老”李石曾并非只是簡單的“認識”關系，他們都是無政府主義同路人，立達本身便有李石曾、吳稚暉的后援，受國民黨中央教育部的財政支持。而在立達的農村教育科，教師陣容除了朝鮮人柳子明之外，陳范予、馬宗融、羅世彌、張曉天等，幾乎是清一色的安那其——此處略提一下馬宗融(1882—1949)。馬是四川(中國無政府主義者的一大省)成都人，回族。1919年留法，是無政府主義雜志《工余》(主編為后來轉向馬克思主義的陳延年)的創辦者之一。在抗戰時期曾任重慶回教救國協會副理事長。(上引《民國人物大辭典》，第1164頁)從其簡歷中可知，馬宗融既參加了無政府主義的運動，同時又保持著本民族的宗教信仰。這也反映了與今日的刻板印象不同的一個歷史事實，即在20世紀的大多數時間內，伊斯蘭表現出的力求變革，希望從世俗乃至左翼激進思想中尋求資源的開放姿態，馬宗融和無政府主義以及二戰后中東什葉派與共產主義的聯系，都說明了這一點。
“安國合作”在1927年的血泊中形成后，有了黨國元老們的保駕，無政府主義者雄心勃勃，要來實踐他們的理想了。于是，“安國合作”的最大成果——勞動大學應運而生。4月下旬，由匡互生和李石曾、吳稚暉共同發起，將江灣模范工廠、游民工廠改設為勞動大學。籌備委員會的主要成員有匡“最親密的友人”，浙江無政府工團主義的領袖沈仲九。同匡互生一樣，他也是易培基掌管湖南一師時聘請的老師——不過，沈仲九的“名聲”卻主要是與臺灣光復后陳儀治臺及“二·二八”悲劇聯系在了一起——而與他合作的是朝鮮無政府主義的大將李丁奎。匡本人則在籌備事成后辭去。
設立勞動大學的目的，就安那其而言，是想圓一個創造“完人”的夢;就國民黨而言，是想培養對抗共產黨的人材。由于大清黨，國民黨內熟悉工人和農民運動的已寥寥無幾，所以無政府主義者的作用就突顯了出來。因為按無政府主義者的觀點，“共產黨天不怕，地不怕，只怕無政府黨”(吳稚暉語)，安國雙方可謂是互相利用，各有所求。原先在“安國合作”的問題上，比較抵觸的有巴金和他的四川同鄉盧劍波、毛一波以及日本人巖佐作太郎等人;而支持并傾向與國民黨共同反共的則是沈仲九、索非君、鄧夢先、吳克剛等人。不過，雙方的分歧通過安那其北京關系網的三大老(李石曾、吳稚暉、蔡元培)支援下的勞動大學計劃，一時得以彌合。
勞大主要由三個部分構成：勞工學院;勞農學院;社會科學院。校長易培基，沈仲九任勞工學院校長。大學的口號是“學校農場工廠化，農場工廠學校化。”以三大老為后盾，“學校里每個學生的費用甚至超過了中國一流教育機構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上引德里克，第243頁)
盡管無政府主義者滿腔熱情，又有黨國元老的全力支持，中國安那其的“完人”夢最終還是化為泡影。
清黨之后，國民黨內其他派系爭奪權力的斗爭逐漸激烈，而陶醉于“安國合作”中的無政府主義者自詡清黨立有大功，得意忘形之下，欲引得勝之兵“繼續清黨”(李石曾語)，矛頭直指以汪精衛為后盾的改組派。28年，兩派矛盾公開化，吳稚暉與陳公博發生論戰，互訐對方存有異心。吳稚暉一方用“鮑羅廷”壓人(暗示改組派“親共”)，陳公博陣營的許德珩⑵則攻擊吳稚暉道：“我們不懂得什么叫做‘成人之美’，我們只曉得在國民黨里面，只許有相信三民主義的黨員，不許有相信另一種主義的黨員。驅了‘無’，你吳稚暉先生說是成了共產黨人之美，那嗎，在以前國民黨里面分了‘共’，不就是成了你們無政府黨人之美嗎?這種要拿無政府黨來代替共產黨的供詞，簡直是叫肺腸如見，不打自招。”(許德珩：《嗚呼今日之吳稚暉先生》，孟明編《吳稚暉陳公博辯論集》，第 46頁，上海復旦書店，1928)這的確打中了吳稚暉的要害，陳公博在回憶錄里語帶譏諷：“畢竟吳老先生能忍耐，就此鴉雀無聲，而讓蔣先生出頭。”(陳公博：《苦笑錄》，第116頁，東方出版社，2004)“蔣先生”自然不會是為了維護無政府主義來替吳稚暉說話。據說信王陽明曾國藩耶穌基督的蔣中正，實際上唯一的信仰就是清除所有威脅他權力的異己，吳稚暉與陳公博斗得不亦樂乎，可說正中其下懷。經此一役，安那其派聲勢日衰，吳稚暉等黨內大老對于無政府主義也漸趨低調。29年秋，吳稚暉創辦的《革命周報》被取締，象征著“安國合作”走向末路。
“天公未明望天明，天公既明望戰停，停戰無望望戰贏，戰贏無望各
逃生。”這首打油詩大概寫盡當時大部分人的心理了罷?(匡互生：《立
達學園恢復的經過》，上引《匡互生與立達學園》，第33～34頁)
1932年初日本帝國主義的入侵，將無政府主義者的夢想完全摧毀。勞動大學和立達學園在日軍的轟炸下化為斷壁殘垣，憤懣中的匡互生于翌年去世。
安那其派在國民黨內的失勢，是決心與帝國主義、買辦資產階級、地主階級“聯盟”而徹底反動化的國民黨體質的必然。蔣介石在表面上替吳陳論戰中落下風的吳稚暉出頭說話，真實目的當然是為了對付自命為三民主義真正信徒的改組派，絕非是有愛于無政府。當改組派喉舌《革命評論》遭停刊，陳公博亦被開除黨籍，而改組派的“破除迷信運動”(1928—29)慘淡收場時，吳稚暉的《革命周報》也終于難逃一死。蔣委員長眼里已經容不得任何“革命”，也由此，對信仰派的壓迫排斥成為該黨的黨文化，國民黨基本上就已是一個掛著空洞的三民主義招牌，內部滿是腐敗和投機分子的黨了。敗逃海島后的國民黨，進一步蛻化為“僅是黨干部與‘黨工’(黨務專業人員)的組織相當松弛的黨”(戴國輝：《臺灣總體相——人間·歷史·心性》，第202頁，遠流出版公司，1989)。蔣經國曾試圖引入蘇聯的一些組織方式“改造”國民黨，但這些工具性的手段不可能動搖黨文化的根本。解嚴以后的國民黨，從1990年代的新黨到最近的洪秀柱，繼續著將那些仍對黨的官方意識形態(三民主義)保有一定忠誠的人排擠或驅逐出去，卻任由兩面派變色龍窩囊廢吃香喝辣的黨文化傳統，這樣的黨離徹底滅亡必定是不遠的。
當“安國合作”開始瓦解之時，早先就對合作有所抵觸的一派自然要去尋求其他的出路。最終，他們以不妥協的反蔣俠客王亞樵為后援，同朝鮮無政府主義者聯手建立了“抗日救國聯盟”，并在組織內部設立專事暗殺破壞的秘密結社“黑色恐怖團”(BTP)，時在1931年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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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 曹的相關描述與其后“傷痕文學”中描寫紅衛兵造反派抄家批斗的筆法幾乎如出一轍，與之前晚清“進步”士紳的義和團記載也相差無幾。由此可見，“高等文明之士”受“暴民”和“群氓”迫害的意識史絕不是經歷了某個“史無前例”的時代后才有的(參見曹汝霖：《曹汝霖一生之回憶》，第204～208頁，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9)。
⑵ 許德珩(1890—1990)，字楚僧。吳陳論戰時的大將之一，又為改組派喉舌《革命評論》的中堅。不過陳公博稱“許(德珩)施(傳統)兩個人......他們都不肯做共產黨(施傳統加入了,后來也退出)，也同時死也不敢反對共產黨。”(陳公博：《苦笑錄》，第122頁)百歲老人許德珩最終于1979年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九 安那其的刺客(下)
他和那個“敗類”不能夠存在同一個世界上。那是罪惡的代表，他必
須將“它”摧毀。他摧毀一個人就象摧毀一個制度，他必須將拳頭打下去，
毀滅罪惡，犧牲自己。只有這唯一的辦法能夠洗去許多痛苦的回憶，勾銷
一切過去的舊帳。他對于這個決定再沒有一點疑惑。一張女性的憔悴的面
龐含淚地在他的眼前一閃，從可愛的口里唱出《阿里朗》的歌曲……
——巴金：《火》第一部⑴
“反帝反封建的國際恐怖團BTP(Black Terrorist Party)”——也就是“黑色恐怖團”，命名者為柳子明，在暗殺有吉明計劃時正式使用(特別說明，以下在該事件前也使用了BTP一稱，是出于行文上的方便)。“黑色”自然是象征無政府主義，而“恐怖團”則說明了該組織的性質。值得注意的是，與今日“恐怖主義”那種絕對的負面意象不同，彼時之“恐怖主義”，對于它的使用者而言，僅是一種純粹的暴力手段，并在以弱敵強的形勢下被賦予了正當性，所以即使自命為“恐怖團”也毫不在意。
根據日本警視廳特高資料，BTP設有經濟部、宣傳部和情報部，其成員：中國人除王亞樵(同時也是經濟部的負責人)、華均實、毛一波等5、6人外，還有來自臺灣的林成材;朝鮮人白貞基、李康勛、李達、李守玄、田理芳、楊汝舟、嚴亨淳、金之江;日本人佐野一郎;美國人約翰遜(上引白貞基，第324頁)從成員構成上來看，的確是名副其實的“國際恐怖團”。
特高資料中提到的華均實是否就是華克之?“華克之在隱蔽戰線上用過近三十個姓名”(上引韓厲觀等，第92～93頁)，或許“華均實”也是其中的一個。根據有吉明暗殺事件(“六三亭”事件)后“石射報告”(1933)中關于“華均實”的記錄，稱其是浙江人，時年三十八歲。這顯然與華克之的生地、年齡均不符(華為江蘇人，且生于1902年)，但作為地下工作的通例，使用不同的化名必有不同的身份背景相對應，日方很可能只是掌握了“華均實”(華克之“近三十個姓名”中的一個)的相關情報。不過，由于華克之傳記內沒有任何關于BTP的記載，所以即使可能性非常之大，也仍然難做定論。華克之在解放后受潘漢年案的牽連而身陷囹圄，個中是非暫且不論，至少說明了這樣一點：地下工作者由于其特殊的身份，三教九流、黑白兩道，紅眉毛綠眼睛的人物都得打交道，縱有一些難以完全對外人道之的經歷也是不足為怪的。
上述白貞基傳記提到，“抗日救國聯盟”—BTP成立后所組織的暗殺行動中有福建泉州的日本領事館爆破事件與“刺殺汪精衛”事件。但文中描述的所謂“刺殺汪精衛”事件，明顯將“刺汪”和“刺宋(子文)”混淆在了一起。據華克之傳記，華與張維、孫鳳海等六人在上海北站襲擊宋子文，結果誤殺了宋的秘書唐腴廬，宋逃過一劫(上引韓厲觀等 ，第108～109頁)。但在白貞基傳記中，除了被刺者成了汪精衛外，刺客也換作“華均實、李容俊、及田和民(佐野一郎)三人”。李容俊(1905—1946)即特高資料里的田理芳，曾在“一·二八”抗戰時應征為十九路軍新兵。而華、李、佐野全是BTP成員。兩種記載，顯然華說更可靠。不過，假如華均實就是華克之，那么他作為BTP是否與李容俊、佐野一郎或其他人執行過別的計劃呢?
1932年時，王亞樵計劃除去蔣介石。
“四·一二”政變后，蔣介石曾試圖拉攏王亞樵，王在南京時對華克之說：“蔣介石通過幾個人的關系三請四邀，要我到南京來為他組織一個勞工總會，取代那個已經被搗毀了的南京市總工會。”(上引韓厲觀等，第40頁)所謂的“幾個人”，不想可知俱是安那其派的人物。可王亞樵已鐵了心要和蔣勢不兩立。
1931年10月，蔣(介石)汪(精衛)胡(漢民)在滬上演了一出“相見歡”的戲劇，似有形成國民黨“三頭政治”之趨勢。只不過，汪精衛對于合作雖興致頗濃，此前曾遭蔣囚禁的胡漢民卻始終心存戒備。而隨著翌年3月蔣成為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局面逐漸朝著建立蔣個人的軍事獨裁方向傾斜。這也更堅定了王亞樵除蔣的意志。
以除蔣后將樹立胡漢民新政權，并大力援助在華朝鮮人獨立運動為諾，王亞樵要求李會榮協助計劃，由朝鮮人負責實施刺蔣。雖然李會榮等為王許諾的政治前景所吸引，但對于是否應該過度介入到中國內部的爭斗，還是產生了意見分歧。不過，鑒于王亞樵是上海朝鮮無政府主義活動的最大支柱，實在難以回絕，結果還是選擇白貞基、吳冕植(1894—1938)二人為該計劃的執行者。當王亞樵聽說白貞基將擔此重任后，十分滿意，因為他對白的為人頗是認可。據日本外務省警察史，王從1931年12月至翌年10月，合計支給白1200美元，日常物品則通過華均實支給。
白貞基、吳冕植二人前往廬山刺蔣的具體時間不明，白貞基傳記言在2月至3月間，但這個日期頗有問題。據我們推測，如果當年確有此刺蔣行動，或在6月蔣介石上山召開“剿匪會議”之時。(參見“江西省文獻委員會”編《廬山續志稿》第一冊，成文出版社，1975)
當王亞樵得知蔣介石平安無事離開廬山的消息時，甚是失望。白、吳返回上海后，告之以廬山戒備森嚴，無從下手，王稍釋然。而實情是白貞基等人不愿卷入中國國內的政治斗爭，雖然迫于情面在表面上應允了王，但卻故意使計劃失敗。
此時，“一·二八”抗戰已告結，獲悉日本人將于4月29日在虹口公園舉行天長節慶祝儀式，王亞樵自然不肯放過這個絕好的機會，欲在儀式當天搞一場大爆炸。而這次，BTP的朝鮮人團員一反刺蔣時的猶豫不決，紛紛躍躍欲試，結果仍決定由白貞基實施計劃。眾所周知，4月29日的虹口公園內，日本人招搖的喜事的確變作了一出大喪，但刺客是朝鮮人尹奉吉，主謀者為上海臨政的首腦金九。那么本應在場的另一個刺客白貞基呢?
由于王亞樵最終未能搞到虹口公園慶祝式的入場券，所以這個計劃流產了。
在此后以訛傳訛的版本中，王亞樵成了這次暗殺的幕后主謀。如果說在尹奉吉和白貞基的計劃中有什么聯結點的話，那或許就是金九與王亞樵當時都通過上海兵工廠獲取武器。
1932年11月，一封電報到達了上海李會榮之子圭鶴的家：“十一月十七日 父親 于大連警察署死亡”。電報是由會榮另一子圭昌所拍發。
李會榮是在11月初，離開上海前往東北的。此行的目的是意圖重建因萬寶山和“九·一八”事件而瓦解的在滿無政府主義基地。盡管白貞基因東三省已完全為日本控制而對會榮的計劃表示懷疑，但由于會榮是長輩，不便違其意。誰料會榮的行蹤已被內奸出賣，剛到大連就為日人所執，最后在警察署受酷刑而死。
會榮之死令“抗日救國聯盟”的朝鮮人成員大為震驚。未久，告密者李圭瑞與延忠烈的身份暴露。從該年末至翌年，以吳冕植、李容俊、嚴亨淳等為主要行動成員，BTP開展了一系列的除奸活動：32年12月(另一說是33年5月)，處死李圭瑞、延忠烈;33年，處死李鐘洪(5月)、玉觀彬(金九在尚洞教會時期的老同志)(8月)、玉成彬(11月)等人。此外，這些行動多利用了立達學園及立達學生常爾康(柳子明在立達的弟子)的關系，將內奸誘至學園地區或是常的家中處死。
1933年3月初，后來成為在日“民團”第三任團長的元心昌(1906—1973)，由鄧夢仙的華光醫院處得到一個重大情報：日本駐華公使有吉明受荒木(貞夫)陸軍大臣的密令，以4千萬日元之巨額資金，在上海活動蔣介石身邊的親日派人士，以實現包括關東軍侵略華北既成事實化等一系列的外交陰謀。
有吉明(1876—1937)時為日駐華欽命全權公使，又曾長期擔任駐上海總領事一職，是所謂的對華“穩健派”。近衛內閣的智囊松本重治在其回憶錄中對有吉的“水鳥外交”備加贊美(參見松本重治：《上海時代》，上海書店出版社，2005)，在華經營多年的有吉，也的確在當時的中國政界布下了很深的關系網。至于元心昌所獲悉之情報，考察蔣政權之后的對日政策，未必就是捕風捉影。
法租界福履理路亭元坊六號，一樓是與巴金等一起負責編輯發行“抗日救國聯盟”機關刊物《自由》的鄭海理家;二樓為BTP團員的合住處。3月5日晚7點，BTP團員在一樓集中，討論元心昌的情報。討論的結果是決定刺殺有吉明，并在其前往參加慶賀收買計劃成功的宴會時實施。翌日上午10時，眾人再次會聚，BTP的八名團員以抽簽方式選出執行者，結果白貞基抽中“有”簽，并親自指定李康勛(1903—2003)為助手。
由于對有吉本人的相貌、專車牌號、宴會的日期和地點都未掌握，遂委任元心昌摸清相關情報。元當時恰與日本無政府主義者矢田部勇司(中國名字是吳世民)同住，于是利用后者日本人身份的便利進行了調查。9日，有吉的專車牌號(四六八四、六七四三)、宴會的地點(虹口的日本飯店“六三亭”)都向白貞基作了通報;12日，宴會的具體時間亦得到確認(本月17日)。元心昌與矢田部隨后往“六三亭”探察。13日，執行者白貞基、李康勛前往同地踩點，并制定了大致的行動方案：計劃當日，二人先在離宴會地點約200米左右的公共租界武昌路的飯館松江春候機。等有吉結束宴會，預備乘車離開時，白李二人沖出，先由李康勛使用盒飯式炸彈解決有吉的警衛，后由白貞基向目標投出手榴彈;如果遇到抵抗，便以手槍邊戰邊退。
14日，白、李轉移至公寓路。元心昌為兩人拍下照片，準備連同柳子明所寫之聲明，在計劃實施后寄往北平、天津、南京的各家報社。值得一提的是，柳子明在聲明中首次使用了“黑色恐怖團”這個名稱。白、李又往“六三亭”繼續踩點，然后又進行了模擬投彈的訓練。直到17日的幾天中，柳子明每日都來探訪，與他們一起用飯。
16日，在元心昌家決定了最終的行動方案，計劃參與者共四人：白貞基、李康勛、元心昌、矢田部勇司。當日他們一同到達松江春(A地點)后，白李于飯館候機，矢田部則往“六三亭”前的“OK”咖啡館(B地點)和工藤汽車店附近潛伏。當察覺有吉將離開宴會場所之時，矢田部立即聯絡在中間地點待命的元心昌，由元再通知松江春的白、李二人開始行動。轉往日本人俱樂部(C地點)的元心昌待聽到爆炸聲起，便馬上進行接應，協助白、李逃離現場。
執行日終于來臨。
17日(另一說是16日)下午5點左右，位于大世界附近的三和樓飯店舉行了送別宴，BTP的八名團員以及鄭華巖、元心昌、柳子明共十一人參加。宴會持續了約1小時，氣氛頗為憂郁，眾人都心事重重。此前已獲知“六三亭”的宴會將在9點半左右結束，吳冕植、元心昌二人將武器——盒飯式炸彈(與尹奉吉在虹口公園使用的是同一類型)、手榴彈(十九路軍所用)、手槍(意大利伯萊塔公司制造)、子彈——悉數運來。8點時，白、李、元及柳子明、吳冕植在租界交界處的茶館喝茶，近9點時，李圭虎所借行動使用的汽車到達，執行者起身與柳、吳告別，白貞基對柳子明說道：“來世見了。”
白、李、元同前來會合的矢田部四人乘上汽車，一路駛至計劃中的A地點(松江春)后，按照既定計劃，白、李、元三人下車，矢田部繼續趕往B地點，另三人則進入飯館。
然而，令他們萬萬沒想到的是：松江春一帶早已布下了天羅地網。三人剛一踏入松江春，負責監視的人員即將情報通知給了在虹口待命的日警本隊。很快地，日警本隊連同工部局的華、洋、日警，還有偽裝成飯館服務人員的日本便衣，一擁而上，措手不及的三人未及反抗便全部被捕;另在B地點“OK”咖啡館潛伏的矢田部，由于發覺情勢有異，幸運地逃脫了。
看似十分周全的計劃，如何還是泄了密?告密者又是誰?
3月27日，日本駐滬總領事石射豬太郎向內田(康哉)外務大臣呈上事件報告書。在這份報告書中，詳細地介紹了BTP的組織結構、人員情況、外圍關系、主要行動以及暗殺有吉事件的整個案情始末。但其中并未提到告密者的身份。
懷疑一度集中到了在計劃失敗時脫逃成功并且是日本人的矢田部勇司身上。但如果只因為矢田部是日本人就可疑，這實在是過于偏頗。據日方后來的偵察，事件后矢田部先去了福建(當然與無政府主義者的福建關系網有關)，不久又與中國妻子李杜蓮移民印度尼西亞。矢田部應該是清白的。
究竟是誰出賣了白貞基等人，恐怕這將是一個長久的歷史之謎了。
1933年11月15日，日本長崎地方法院判處白貞基無期徒刑;翌年的6月5日，因結核病惡化，病死獄中。
同案的李康勛被判處15年徒刑，在長崎監獄一直待到1945年10月。出獄后從事在日朝鮮人運動，曾任“在日本朝鮮居留民團”副團長(團長是因“大逆事件”而聞名的無政府主義者樸烈)。不過48年由于反對南朝鮮李承晚的單獨選舉，又退出了該組織。1960年“4月革命”后返回韓國，但翌年樸正熙發動“5·16”政變時再次入獄，63年獲釋。1988年任光復會會長。滿百歲逝世;同案的元心昌被判處無期徒刑。出獄后于1946年10月任上述民團的事務總長，此后又成為民團(此時已更名為“大韓民國居留民團”)第三任團長。1973年在東京去世。
至于暗殺目標有吉明，當1935年日本將駐華外交機關由公使級升格為大使級后，即成為首任的駐華大使。因在對華政策上與強硬派存在戰術分歧，翌年去職歸國。他于37年6月壽終，約半月后“盧溝橋事件”爆發。由此可見，當年共產主義者尚越與他的學生少年金日成之間關于安重根的討論結果，仍然是正確的——暗殺：無論其成功與否，或許能夠影響歷史的細節，但卻無法動搖大的歷史邏輯、改變根本的方向。
關于白貞基、安那其的刺客、BTP的事跡已經說完，但仍有一個令人關心的問題，它同時也激發起了我們的索隱趣味。
日本外務省警察史中稱，BTP的母體“抗日救國聯盟”，其機關刊物《自由》由吳冕植、鄭海理負責發行，柳子明主筆，巴金為協助者。那么，巴金與白貞基及 BTP的關系究竟是怎樣的呢?他是否認識白貞基?是否了解作為秘密結社的BTP?按目前掌握的基本情況推測，巴金同柳子明是莫逆交，而柳、白則是同志加好友，因之巴金認識白貞基應該是順理成章的事;又據日本警視廳特高資料，BTP的中國團員中，有巴金的同志加同鄉毛一波，故此，巴金了解BTP的內幕，同樣是順理成章的事。盡管如此，這一推測仍然需要更為可靠的證據。
一個重要的“解謎”工具就是巴金的抗戰小說《火》三部曲中的第一部。
“這是一本宣傳的書，但也是一個失敗的工作。”(《巴金全集》第七卷，第373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8)“《火》三部都是失敗之作，我自己講過不止一次，所以十卷本《選集》里沒有收入它們。”(上引巴金全集，第619頁)
這個被巴金視為“失敗”的小說，與他的激流三部曲等代表作相比，確實名聲不高。然而，它卻對我們的“解謎”工作頗有幫助。
小說自然離不開藝術虛構，因此將小說中的人或事對號入座時，必須足夠地謹慎。但是對于在兵荒馬亂下寫成的《火》，我們同樣有著足夠的把握來確認小說世界與現實世界之間的聯系。就三部曲小說中出現的主要人物而言，巴金曾明確地說過：“馮文淑是我的妻子蕭珊，田惠世則是在桂林逝世的老友林憾廬。”(《致樹基 代跋》，上引巴金全集，第619頁)那么，在小說第一部中出現的那些朝鮮人都是誰呢?
1940年，巴金于昆明完成了《火》的第一部，他在后記里這樣寫道：
而且更使我感到欣慰的，是我終于有機會，對我的幾個異國朋友表示
了敬意。我想努力繪出他們的面影，但是我知道我把他們的主要的精神失
掉了。對這個我應該表示歉意，我希望將來我還能夠彌補這個缺陷。”(上
引巴金全集，第173～174頁)
他還表示：
不過我希望將來還能夠有第四部出來，寫朝鮮光復的事情(上引巴金
全集，174頁)
巴金的朝鮮情結之濃厚由此可見一斑⑵。但同樣引人注意的是，當巴金談起他的“異國朋友”時，往往又多采用一種“曖昧”的表達方式。如在其《回憶錄》中提及相關人物時，多以“姓柳的朋友”、“一個編報紙副刊的姓沈的朋友”等等來表述。難道是因為年深日久，巴金已遺忘掉了他們具體的名姓?這顯然是不可能的。因為“姓柳的朋友”毫無疑問就是柳子明——至于“一個編報紙副刊的姓沈的朋友”，或為1931年被暗殺的《民聲報》編輯、無政府主義者沈溶海(見本文第八章)。巴金1925年于北京小住期間與之相識——不過當聯想到柳子明的回憶錄從漢語轉譯回朝鮮語的問題時，我們也許就能對巴金這種若即若離的背后心情有所了解了。
回到小說《火》第一部，朝鮮人初次登場，是在主人公劉波前往他們的秘密據點(同時也是他們印行宣傳刊物的地方)時。其中的為首者“鄭永言是一個長臉無須的中年人”(上引巴金全集，第33頁);還有“把鐵筆在那張鋪在鋼筆板上面的蠟紙上用力劃著，臉差不多要挨到紙上了”(上引巴金全集，第34～35頁)的“子成”。這個組織中還有“子輝”、“鳴盛”、“樸元”、“光韓”等人。鄭永言對劉波談起了刊物的出版問題：
“第二期還是照常出下去，稿子齊了，子成正在抄寫。不管怎樣，這
兩國青年的聯合刊物是應該維持的，”永言堅決地說。......“劉波，我們刊
物上寫文章的人太少。就只有我們幾個。太單調。以后你給我們多寫一點
罷，”......劉波遲疑一下，便答應下來，說：“我盡力做就是了。”(上引
巴金全集，第34頁)
我們在此可以做些索隱工作了。
“劉波”當然有巴金本人的影子。而他的同志及同鄉毛一波、盧劍波，兩人的名字內都有“波”字。依據特高資料，前者是BTP的中國團員，所以“劉波”很可能也有毛一波的經歷在內;負責刊物運作的“鄭永言”，其原型便是鄭海理，這一推斷應該非常接近事實;“鐵筆”抄文章的“子成”，則非柳子明莫屬;至于“兩國青年的聯合刊物”，當然就是“抗日救國聯盟”的機關刊物《自由》。
“‘抗日救國聯盟’，機關刊物《自由》，吳冕植、鄭海理負責發行，柳子明主筆，巴金為協助者。”對照以上的小說情節，不得不說，日本特務的情報看起來相當地準確——至于吳冕植具體對應何人，確實較難判斷。他的本名與幾個化名都與小說中出現的其他朝鮮人的名字有差異。吳或為“鳴盛”，但小說沒有提供更多的線索來佐證。畢竟完全的對號入座將流于刻板，就像“光韓”這個名字，更多的可能是表達一種象征性的意義。
在劉波與朝鮮人同志的這次會面中，他們還提及一個朝奸：“那個東西”在虹口講演時說“對不起‘大日本帝國’”，還欺騙收買了不少“同鄉”，為了不讓中國弟兄誤解，“所以......”
從對“那個東西”的描述看，此公在上海的朝鮮人社會中具有一定的身份地位。1935年，發生了BTP團員嚴亨淳(1903—1938)暗殺上海居留民會副會長李容魯的事件，嚴因之被捕，38年被槍決于朝鮮。
《火》第一部的歷史背景設置在“八·一三”淞滬抗戰期間。但從上引情節可知，小說中主要的相關事跡是巴金協助《自由》時的經歷，即1930年代初。如果小說中暗殺事件的原型是嚴亨淳對李容魯的暗殺，那就說明當巴金退出對《自由》的協助工作之后，或許仍然通過他的朝鮮同志獲知著BTP的動向。
那么，在巴金的這部小說里是否出現過本章的主角——白貞基呢?
子成……他伸起右手去按住前額，接著聲音嘶啞地說：“我在這里喝
酒。又想起了老白……”那個死在故鄉牢里的同志的面影又浮現在他的眼
前，老白是一個酒量很大的人，還是因為一個暗殺事件被捕的。”(上引
巴金全集，第109頁)
“子成”，假使便是柳子明的話，這個“因為一個暗殺事件被捕”的“老白”是誰，顯然就是不言而喻的。雖然白貞基并非“死在故鄉的牢里”，但這可能是出于藝術虛構(BTP的其他團員，比如吳冕植、嚴亨淳等人，確實是“死在故鄉牢里”的)，也可能是巴金不太清楚白貞基被捕后的具體情況。
關于巴金小說的索隱游戲至此告一段落。必須申明一點：由于唯一的證人(作者本人)已不在人世，以及作者在解放后對于無政府主義信仰的態度，所有的推測最終都只能是推測而已。
對于《火》三部曲，很早就有人拿其中的無政府主義思想說事，作者對此頗為憤憤不平，在系列第二部的后記中寫道：“有的居然在我的小說里發見了‘安那其’，連忙用他的貧弱的腦筋給‘安那其’下一個定義......”(上引巴金全集，第373頁)他又申辯道：“我寫過譯過幾本解釋‘安那其’的書，但是我寫的譯的小說和‘安那其’卻是兩樣的東西。譬如拿這部《火》為例，它便不是‘安那其’的書。這理由很簡單：我雖然信仰從外國輸入的‘安那其’，但我仍然是一個中國人，我的血管里有的也是中國人的血。有時候我不免要站在中國人的立場上看事情，發議論。這一層自然不在那些‘研究者’的范圍內。”(上引巴金全集，第374頁)
作者強調這部小說“不是‘安那其’的書。”既不然又然。就像以上的索隱已證明的，小說里出現的朝鮮人屬于無政府主義團體，男主人公劉波也是他們思想上的同路人，這是不然之處。但另一方面，正如作者在后記中所說：“但是我知道我把他們的主要的精神失掉了。對這個我應該表示歉意”。而作者聲稱“失掉了”的“他們的主要的精神”，不是指的“安那其主義”，又能是什么呢?這部“失敗之作”反映了巴金的信仰在理論與現實的沖突下所產生的矛盾：作為堅定的無政府主義者，作者本該在小說里將其同志為之奮斗的事業更明白地張揚出來——因為“這是一本宣傳的書”——可是現實中本民族面臨的亡國危機，又“迫使”他“不免要站在中國人的立場上看事情，發議論。”換言之，作為“安那其”的“我”必須向作為“中國人”的“我”暫時“妥協”。從“仍然”、“不免”等詞句用法上看，巴金很明顯地意識到了無政府主義與民族主義的對立關系，所以他才要向著那些“研究者”申辯一番。這種“妥協”傾向在系列的后兩部中益發清晰。尤其是第三部的結尾，馮文淑(原型是作者的妻子蕭珊)“......收到一封上海寄來的信,里面只有一則從報上剪下來的消息......據這消息說，丁默村前一天在大新公司遇刺......惟偵察結果，發覺丁氏女友朱曼麗實有主使嫌疑，刑訊之下，朱招認不諱，現已依法槍決。這個朱曼麗似乎就是素貞......”(上引巴金全集，第617頁)朱素貞是小說中另一個主要的女性人物，而作者為她安排的結局竟然是“化身”為暗殺丁默村的鄭蘋如!雖然無政府主義者推崇暗殺，但巴金難道不知道鄭是他一直痛恨的國民黨的特務人員?我們以為，即使巴金知道鄭的身份，但因為她“為國除奸”，所以在那樣一個歷史時刻便具有了絕對正面的意義，這也就是作者所謂的“有時候我不免要站在中國人的立場上看事情，發議論。”
《火》三部曲中的“妥協”，除了對作為社會象征的“家”有異于前(如與作者的激流三部曲相比較)的觀點，還包括了對于基督教人道主義的同情立場。須知安那其主義一向是強烈反宗教的。在東亞，日本無政府主義者幸德秋水宣稱：“基督教徒以基督為歷史人物，以其傳記為歷史事件，這是迷妄，是虛偽。迷妄阻礙進步，虛偽有害世道，是決不能容許的，這就要揭開它的假面，剝去它的偽裝，把它從世界歷史上抹殺掉。”(幸德秋水：《基督何許人也——基督抹煞論》，第88頁，商務印書館，1997)朝鮮無政府主義者申采浩在政治寓言小說《龍與龍的大激戰》中，讓農民們將復活后的基督生生打死，上帝則狼狽地逃進耗子洞里藏身(上引金學烈等，第43～70頁)。更不要說西班牙內戰期間，燒毀圣像圣物、槍斃神甫教士最烈的便是無政府主義者。
很多論者依據小說的這種“妥協”性得出結論，認為《火》三部曲象征著巴金思想上的轉變，即他由此開始與無政府主義分道揚鑣。事實果真如此嗎?巴金從未公開宣布過他背棄了安那其，叛教也須發表叛教的聲明，對巴金而言，放棄一種曾如此深愛的信仰，難道會采取完全漠然的態度?其實，在我們看來，《火》三部曲“妥協”性的產生，并不是巴金對無政府主義本身產生了懷疑，而主要是以下的兩個原因：其一便是小說第二部后記中的那些剖白，即(向民族主義)作暫時的“妥協”;其二是緣于當時的歷史背景。巴金寫作該系列小說時，正當日本帝國主義大舉入侵，民族危機空前嚴峻之際，如上所述，這直接形成了小說“妥協”性的第一個原因;與此同時，當時無政府主義運動的形勢又構成了小說“妥協”性的第二個原因。
前節已經談到，在經過了“安國合作”的蜜月期后，中國的無政府主義運動在1920年代末逐漸低落，隨著蔣介石強化軍事獨裁、日本入侵對“安國合作”主要成果(如“勞動大學”)的巨大破壞以及該運動的內部分裂，到巴金執筆《火》時，無政府主義作為一個成體系和有規模的運動，全然一付無可奈何花落去的蕭條景象。而且與它的死敵——共產主義運動——最大的差異是：中國無政府主義運動的衰敗幾乎是難以挽回的;整個運動就像一艘無帆失舵、傷痕累累的孤舟，“老船員”紛紛棄船登岸，各謀出路。隨著黃凌霜(號稱師復以后研讀安那其主義的“第一人”)墮落為CC系頭目，江亢虎、區聲白等“老將”的附逆，中國無政府主義的聲譽愈加敗壞。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堅守孤舟的巴金雖仍相信著安那其主義的正確，但當年鋒芒已然不再。于是，此種心境也就通過小說《火》的“妥協”性反映了出來。或許由此亦可知：巴金在系列第一部里描寫朝鮮的無政府主義者，是因為他們那種幾乎固執的決絕勁，與其時四分五裂、無精打采的中國無政府主義者相對照，而更使作者感慨吧。
解放后，巴金修改了小說《火》的結尾，同樣是一封信，只不過寄信的地點從“上海”換作了“香港”，并明確了寄信人為朱素貞。在信中她這樣告訴文淑：“我們要去的地方就是如今一般年輕人朝夕向往的那個圣地......我忘記告訴你，我當初在船上還想過替劉波報仇的計劃。我想化裝為交際花，去接近魔王丁默村，然后設法殺死他。現在想想，覺得實在可笑。”(上引巴金全集，第611頁)
的確有些“可笑”。作者最后竟讓安那其主義者放棄了暗殺的念頭，安排她(他)們前往死敵“布黨”的“那個圣地”(延安)。但是，當小說于1987年作為全集之一再印時，巴金又將初版的結尾以附錄形式收入書中。不僅如此，他還“采納樹基的建議”，恢復了1951年開明書店重印時被其親自刪去的1942年初版第二部《后記》的最后三段(即涉及無政府主義的那番申辯)，還以“本來面目”(上引巴金全集，第374頁)。這又反映出怎樣的心境呢?
“改革開放”后，巴金的形象是與“反思”(文革)、“說真話”聯結在一起的。具體地說，與著名作家(所謂“魯郭茅巴老曹”)巴金相比，作為歷史“反思者”的巴金更被張揚出來。但問題是，在終于可以“說真話”的時代，對于他和無政府主義之間的歷史、現實的關系，巴金依然三緘其口。這同那個“說真話”的歷史“反思者”的形象不是很矛盾嗎?當說到巴金對建國后歷史的“反思”時，如果拿他當年關于無產階級專政、關于列寧的言論——只要將“列寧”換成另一個名字——來比照，“反思者”巴金實際上很早以前就已存在了!新中國前三十年的政治運動，對于巴金而言，其反思的結果不就是再一次證明了安那其主義的觀點?其實我們從《火》的結尾及其后記的恢復“本來面目”，或已能夠窺見此種心理之一斑，但無論如何，巴金卻無法公開擁抱其信仰，大聲地宣布安那其主義是對的!主要原因有二：其一，巴金很清楚地知道“安國合作”的血腥歷史，這個“合作”是用共產主義者和國民黨左派的人頭滾滾換來的，而且在此“合作”下取得的“功”也根本無法抵償其過，即使他本人并非“合作”的熱心鼓吹者;其二，由于中國無政府主義運動落下的幾乎是洗刷不掉的壞名聲，使得建國后任何的政治批判(或清算)都會將它列為一大罪狀。我們且回顧一下：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接近其最激進的邊界時采取了戰略性的撤退——就此撤退的得失至今仍在爭議——理由之一便是無政府主義;否定和清算文化大革命時，理由之一仍是無政府主義;對1980年代末政治動蕩的官方式批判，理由之一又是無政府主義!
無政府主義成了諸惡之源，在這種情況下，巴金還怎么可能公開他對無政府主義的觀點?還怎么可能去公開回顧——于他自己而言卻是無法割舍和回避的——個人的安那其史?尤為諷刺的是：巴金深惡痛絕的文革竟然也被認為有無政府主義的一筆罪愆!他的內心究竟作何感想，我們不得而知，因為在這一點上他拒絕“說真話”，因為在這一點上他向另一位著名“反思者”季羨林的心得學習——“假話不說，真話不全說”。但正因如此，他提出的修建反思文革(“浩劫”)紀念物的觀點，才是不可接受的。這并非是為了那種“團結一切向前看”的實用主義理由，而是這個提議何以確立其嚴肅性的問題。巴金到底要求人們從哪個方面來“反思”文化大革命?假如是以抽象的人道主義立場——至少在表面上似乎有此傾向——或是某種“法制”的思想，那曾作為革命鼓吹者的巴金不該不清楚，真正的革命是不會與任何抽象的人道主義、超階級的人性論或“法制”作妥協的：一旦妥協，革命也就失去了意義。這并非是說革命反對人道主義，恰恰相反，“革命的人道主義”是最偉大的人道主義，也由于她的高潔，當現實中的背離刺痛她時，我們通常所說的革命的殘酷性就會無情地顯露，在這個殘酷性之下將分裂出各種的歷史角色：作為(歷史)囚徒的革命家、悲劇英雄、忠誠的烈士、酷吏、教條主義者、機會主義者、幻滅者、變節分子......然而這種革命的殘酷性與反革命的殘酷性畢竟不可相提并論。盡管反共宣傳家始終玩弄著兩大“極權主義”(共產主義—納粹主義)的話語把戲，可和在納粹主義稱職的“現代”公務員式的滅絕方式之下猶太人那種“純粹的絕望”相比，革命的極端時刻(“大清洗”、“肅反”、“反右”、“批斗”)中的眾多受難者體現出的卻是令人驚心動魄的靈與肉的搏斗——我們甚至能夠從諸如喬治·奧威爾的《動物農場》或阿瑟·庫斯勒的《正午的黑暗》這樣著名的反共作品中體會到這樣的沉重情感。這或許正是英國馬克思主義者特里·伊格爾頓所稱的那種“悲劇氣質”——所以，盡管革命遍體鱗傷，卻依然不容否定她的初心。除非是選擇站在反革命一邊，那便是另外一回事了。
假如巴金是以無政府主義的立場反對文革呢?此種假設恐怕我們已永遠無法確認。如果是，那他的反對依舊是起自約六十年前的主義之爭，故此他的提議未免有“公報私仇”之嫌;又由于他在解放后對于無政府主義的緘默態度，更將這個提議的價值降低到(尤其是在很多左翼眼中)個人委屈的境界。這樣一種自我貶低的方式，最后得到各路人物(從廟堂高官到所謂的“自由主義者”)對于“反思者”的恭維，只是說明了“反思”本身的輕浮——畢竟在官方定調反文革的時代里“說真話”，與在文革時代下的不敢“說真話”，就“勇氣”而言，其實并無多大差別。
今天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理由之一是(對知識分子)“迫害”問題，巴金毫無疑問地是知識分子的典型代表，因此在終于可以“說真話”的時代中他獲得了非凡的話語權力。但這里需要思考的是：在這精神的、肉體的“迫害”背后，究竟是一種政治瘋狂還是一種革命意識?
“五帝三皇神圣事，騙了無涯過客。有多少風流人物?盜跖莊屩流譽后，更陳王奮起揮黃鉞。”(《賀新郎·讀史》)毛澤東深刻地指出：
洋洋四千萬言的《二十四史》，寫的差不多都是帝王將相，人民群眾
的生活情形、生產情形，大多是只字不提，有的寫了些，也是籠統地一筆
帶過，目的是談如何加強統治的問題，有的更是被歪曲地寫了進去，如農
民反壓迫、剝削的斗爭，一律被罵成十惡不赦的“匪”、“賊”、“逆”。
這是最不符合歷史真實的假話。(劉漢民編著《毛澤東詩話詞話書話集觀》，
第304～305頁，長江文藝出版社，2003)
被引為驕傲的中國史學的發達史(體現為相對其他古國所沒有的所謂“不中斷”的文明史記錄)，同樣是知識分子話語權的發達史;又由于知識分子與官僚的一體化(士大夫—士紳階級)，其所形成的歷史意義，從正面來說，就是知識分子那種“憂國如家”的情懷;從反面來說，則是知識分子對于統治階級、統治秩序的強烈依附感⑶。因此，在這個階級主導下的歷史書寫必然與統治階級的立場保持高度一致，無論是“官家正史”還是“稗官野史”，都是如此，這也正是中國很少出現真正的“異端”思想者的原因之一——如果說曾有過叛逆的時刻，那也多半出現在王朝的衰敗期或那些“遺民”的身上——自北宋太宗以降，隨著所謂“君臣共治”格局的形成以及更強調統治秩序“上下不亂”的儒家派別理學確立其“霸權”，毛澤東所批判的中國傳統史學的反動一面變得更為嚴重。而諷刺的是，在今天的“國學”或“中華文明”鼓吹者看來，這種君主與士大夫階級的“共治”是對“專制” 的否定，是一種“進步”甚至“民主”的政治制度，并對此津津樂道。但事實是，在中國，筆墨的專制遠比“秦火”或“文字獄”的專制更持久、更冷酷。反毛者動輒聲稱，毛澤東熟讀“二十四史”是為了學帝王之術，這根本是一派胡言。事實上，在毛澤東看來，要想在以“二十四史”為象征的舊史中去尋找“人民群眾”的“正史”，只能建立在對于統治階級“正史”反讀的方式之上。毛澤東時代確立了史學界主導地位的(農民)革命戰爭史觀，是對“二十四史”的一場徹底的造反——即使這一史觀帶有明顯的理想化色彩，但她的進步性是無疑的。文化大革命的目標之一，仍然是毛澤東要賦予幾千年來被壓迫者、被剝削者們說話的權力、賦予人民能夠真正掌握“正史”的權力，“四大”的意義也正在于此;同時，對知識分子進行改造，去除歷史形成的知識分子長期的依附性，將他們改造成革命的知識分子。毋庸質疑，在這個過程中，出現了過激乃至殘酷的景象，令人厭惡的形式主義和教條主義造成的空洞化使得理想部分地走向了悖論......但這是由于毛澤東清楚地意識到：他與之搏斗的不僅僅是現實，更棘手的是“像夢魘一樣糾纏著活人的頭腦”的 “一切已死的先輩們的傳統”(如“歷史周期律”)，因此矯枉必須過正。然而最終的結局卻是，當文化大革命在各種原因下，逐漸地耗去了想象力和內在激情而變得筋疲力盡之后，隨著而來的熱月(Convention thermidorienne)便成了一個在某種程度上復活“君臣共治”的召喚儀式。
讓人民群眾掌握書寫“正史”的權力;改造知識分子。這兩個目標看來都失敗了。但是，這并不代表所有的努力和斗爭都是無意義的。在文革被否定之后，“君臣共治”的復活及對“傳統文化”虛假而反動的思鄉;卑鄙的復辟史學(絕非只是針對文化大革命，而是針對所有革命和造反的歷史)企圖以細節的殘酷來否定總的歷史正義，因為曾有過的那段努力和斗爭的歷史，使得這一切在今天看得不是極清楚了嗎!
巴金作為(或曾經的)安那其，認為自己在時代的壓力下不能“說真話”，于是假定所有的人都如此，這完全喪失了歷史的視野——難道無政府主義不是一樣有著強烈的反“精英”的欲望? 我們可以這樣說，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除了打擊“走資派”、“修正主義”、“官僚主義”之外，又是對于托派、無政府主義的理論挑戰的回應。就像上文提到柳子明回憶立達學園的教學特色時那樣，農村革命的思想與實踐中有與無政府主義的農村改造相一致的地方;社會主義“新人”吸收了無政府主義“完人”的內容;“消滅三大差別”是包括安那其在內的一切革命運動追求的崇高境界。文化大革命是一場“殘酷而迷人”的悲壯斗爭。對于她，最容易而輕率的事情就是做一個“控訴者”。
也許正如德里克所說，“然而，無政府主義思想對社會沖突和利益問題的特殊解釋，使自己轉向反革命和投向革命幾乎同樣容易。”(上引德里克，第75頁)在東亞，不僅中國的無政府主義運動驗證了這一點，日本的情況也是如此。同白貞基的親密同志李乙奎等人一起去福建的日本安那其巨頭巖佐作太郎便是典型的例子。曾向“日本天皇及屬僚諸卿”發去挑戰書《致天皇之公開狀》的巖佐，卻在日本全面侵華的這一年向當年的敵人屈服，在標志性的《國家論大綱》(1937年2月)中以所謂“自然生成的國家”理論，稱頌起“世界無比我大日本帝國”來了。另一位著名的日本無政府主義者，被巴金稱為“一個敬愛的友人”的石川三四郎，在二戰后發表《無政府主義宣言》，鼓吹要“以天皇為中心建設無政府主義社會”，還認為戰敗不僅不是天皇的責任，并且要感謝“天皇的圣斷”，壓制了部分軍人繼續作戰的意圖(“思想的科學研究會”編《共同研究 轉向4——戰中篇》下，第305頁，平凡社東洋文庫，2012)——而石川的養女，無政府主義者望月百合子在1948年從中國回到日本后，著書稱新中國為“新神國”和“灰色的恐怖”。
相比東亞的情況，西方的無政府主義運動則歷來受到更多的同情。英國著名的左翼電影導演肯·洛奇在關于西班牙內戰的名作《土地與自由》(Land and Freedom1995)中，寄予非莫斯科系的“馬克思主義的統一工人黨”(POUM)與無政府主義團體深切的同情，把他們看作是“斯大林主義”無辜的犧牲品。洛奇的歷史觀既受到其同胞喬治·奧威爾(《向加泰羅尼亞致敬》)的影響，又是他托派傾向的結果。但這樣的觀點雖不能說完全錯誤，至少也是有失偏頗：仿佛蘇聯和親蘇的左派在內戰中沒干多少好事，一味地以消滅異己為樂。不如讓我們看一看洛奇的同行前輩，也是西班牙內戰親歷者的路易·布努艾爾關于無政府主義者的回憶：“每天晚上，無政府主義者的軍隊都會下山來到處搜刮酒物，不斷騷擾百姓，逼得許多人紛紛投向共產黨。其實，戰爭剛開始時，他們的表現非常不錯......然而，如今卻墮落得如此徹底，我恨他們比恨法西斯還甚，說來悲哀，卻是千真萬確。早在戰爭爆發之前，這層怨恨就已經開始了。1935年，‘伊比利亞半島無政府主義聯盟’策動一次大規模的建筑工人罷工，我那位無政府主義朋友亞辛(他曾資助我拍攝記錄片《無糧的土地》)告訴我說，當時有一個共產黨代表團來見這次策動罷工的領袖。......‘在你們的隊伍中有三個警察的密探。’他們跟這位領袖這樣說，并舉出這三個人的名字。......‘有密探又怎樣?’這位領袖反駁道：‘我們早就知道了，讓我坦白告訴你，我們喜歡警察的密探甚于喜歡你們共產黨!’”(路易·布努艾爾：《我的最后一口氣》，第128頁，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3)至于在西班牙內戰中被“斯大林主義”傷害的奧威爾，后來成了眾所周知的反共分子，他的兩部政治小說(《動物農場》、《1984》)被奉為反共文學的經典之作——諷刺的是，差不多又是同一批人在鼓吹文學的“非政治化”——盡管奧威爾自己也表示：“……我不會僅僅因為斯大林和他的同事的野蠻和不民主的手段而譴責他們，很有可能，即使有最好的用心，在當時當地的情況下，他們恐怕也只能如此行事。”(喬治·奧威爾：《動物農場》，第116頁，“烏克蘭文版序”，上海譯文出版社，2009)但也許是對英國乃至全世界都變成“動物農場”的恐懼感太過強烈，使得他最終選擇了一種相對“小”的惡：充當一個告密者。向情報機關揭發卓別林等是所謂的“共產黨同路人”。無獨有偶，受到清洗的POUM的主要領導人之一的胡利安·高爾金，也轉向了極端反共的立場。60年代初期，作為中央情報局提供資金的“文化自由會議”的成員，參與了對帕布羅·聶魯達的抹黑戰役。這些同樣也是歷史的真實一面。
無政府主義關于“權力”和“自由”的認識，對一切革命運動都具有挑戰性，這是它的生命力所在。但也由于其本身的思想矛盾，所以無政府主義只提出挑戰，卻沒有給出嚴肅可行的替代方案。結果就像蘇聯作家葉甫根尼·施瓦茨在最黑暗的時代里(納粹德國入侵及對列寧格勒的圍城)寫下的同樣黑暗的政治童話《龍》(Дракон1942～1944)那樣：屠龍的勇士終究自己將變成暴君“龍”;或安杰依·瓦依達在他的反革命電影《丹東》(Danton 1983)里試圖證明的：革命從斷頭臺始，以斷頭臺終。在這樣的歷史觀念下，革命不過是一個“吞噬自己孩子”的過程，最后它將引導我們得出這樣的結論：革命是不必要的。也許正是在此意義上，德里克會說無政府主義“使自己轉向反革命和投向革命幾乎同樣容易。”
在今天的歐美地區，無政府主義運動仍然保持了一定的活躍性，而安布的歷史恩怨較之以往也已釋然不少——在反資本主義的示威游行中，甚至經常可以看到紅旗與黑旗齊飛的場景。面對著一個超級反動的時代，被空前削弱了的各派革命力量，似乎意識到只有采取抱團取暖的方式才能抵御嚴冬。
在中國，作為社會意識的“無政府主義”仍有其生存的土壤——這種“無政府主義”多少類似于陳獨秀所說的“下品的無政府主義”，即與中國老莊思想野合而成的消極自由的思想——但作為政治和思想運動的無政府主義卻在很久之前就已失去了未來，這不能不說是他們自作自受的結果。
從1920年代末至1940年代末，中國的無政府主義運動分崩離析：轉布的轉布、投蔣的投蔣、附逆的附逆、出家的出家、隱遁的隱遁。上文提到的巴金的兩位親密的同志及同鄉，其中報人及評論家毛一波(1901—1996，四川富順人)，抗戰之后去了臺灣，一度在淡江學院任臺灣史教授。1970年他移民美國，以高壽逝于加州(上引《民國人物大辭典》，第200～201頁);曾以無政府工團主義對抗共產黨工會運動的盧劍波(1904—1991，四川合江人)，解放后任四川大學歷史系教授，又擔任過世界古代史研究會副理事長、成都市世界語學會理事長、中華全國世界語協會理事等職。著有《世界語理論》、《世界語成分及選字》等書(上引《民國人物大辭典》，第2609頁)。這位當年的安那其工運“斗士”與無政府主義的關系，現在恐怕只能從他與“世界語”的聯系中窺見一二了。
到1940年代末，在中國無政府主義者中，可能是惟一仍抱有實踐理想社會“雄心”的，就只剩下了沈仲九。作為陳儀治臺時陳的心腹顧問(當時臺灣聞名的“沈顧問”)，“沈仲九在表面上高倡‘實踐三民主義’和‘建設臺灣為模范省’，實質上則大舉留用日本人，著著致力于建立體制。”(上引戴國輝，第104頁) 戴國輝稱沈仲九想在臺灣實行“社會主義式五年經濟計劃”，并且“初步實施了‘平均地權’和‘合作農場’”(參見戴國輝、葉蕓蕓：《愛憎二·二八——神話與史實：解開歷史之謎》，第132頁，遠流出版公司，1992)，顯然他將在立達與勞大的經驗也帶到了臺灣。但時日未久，戰后臺灣社會矛盾的總爆發，最終釀成“二·二八”悲劇，陳儀治臺失敗，沈仲九的夢想于此亦徹底歸于泡影。
中國的無政府主義者，一時曾陣容鼎盛，風光之極。而今天，他們中的大多數已被人遺忘。巴金畢竟是幸運的。因他的文學地位，他的那些代表作，避開特定的意識形態，仍能以籠統的“反封建”、“反專制”的進步面貌在文學史上得到解讀。綜觀巴金的一生，并沒做過什么太大的錯事：年青時他壯懷激烈，熱情地鼓吹安那其主義，堅信“自由共產主義”的未來。但他不是“安國合作”的積極參與者，甚至出于人道主義立場而有所厭惡;他與“抗日救國聯盟”及BTP的關系，對以個人恐怖方式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支持，未可厚非。巴金的根本問題是：當他的后半生始終禁錮在中國無政府主義運動的歷史枷鎖之內時，卻宣稱在某個時刻“突然”獲得了“說真話”和“反思歷史”的力量，這本身便欠缺了歷史的嚴肅性。
晚年的巴金回憶他與匡互生在“一·二八”停戰后，重訪被戰火摧殘的立達舊址時寫道：
......屋頂沒有了，在一間屋子里斜立著一顆未爆炸的二百五十磅的炸
彈，在另一處我看見一只被狗吃剩了的人腿。(上引《匡互生與立達學園》，
第77頁)
荒山冷月之悲，國破家亡之慟。
這段文字，也許比巴金平生所有的文字加起來都要感人。
——————
⑴ 《巴金全集》第七卷，第105～106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8。
⑵ 關于巴金的朝鮮情結，可參見禹尚烈：《巴金與朝鮮人》(延邊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3年第4期，第65～68頁)、安桂潁：《論巴金作品中朝鮮形象的流變》(延邊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2)。
⑶ 只有元代是一個例外。在元代，讀圣賢書登青云路的康莊大道一下子成了逼仄的羊腸小道，知識分子對于政權的依附感大為下降。由于社會地位變低：一方面是對于真正的底層民眾的疾苦有了更直觀的了解;另一方面，以往標榜的“位卑未敢忘憂國”的出世情懷幾乎蕩然無存。漢族及漢化程度較高的少數民族的士人階級中彌漫著類似張養浩懷古曲那樣悲觀、虛無的歷史觀點。又因為這個階級的多數人除了“四書五經”之外，百無一能，所以才會大發“不讀書最高，不識字最好，不曉事倒有人夸俏”(無名氏：《[中呂]朝天子 志感》)的感慨。
尾聲
如果生活中有什么事是可能的；如果歷史告訴了我們什么，那就是：
我們可以殺任何人。
——《教父》Ⅱ
當影片中的“教父”邁克·科里奧尼說完這句經典臺詞后，他的親哥哥便成了“可以殺任何人”的暗殺計劃中的一個。
2017年初，在馬來西亞的某地，我們這個地球上最著名的朝鮮人的“哥哥”神秘地死去了。西方媒體及其在中國的爬行類追隨者們，立即上緊了發條，嫻熟、老練、迅速地寫就了一個《教父》式的劇本，賣力地排演了好一陣，不過結局卻好象并不怎么“精彩”。
雖然如此，馬來西亞的“暗殺”事件，與之前樸槿惠垮臺時期暴露出的樸家“殺親”事件，使人再次聯系起自近代以來朝鮮半島政治暗殺史的軌跡。
1946年4月，李奉昌、尹奉吉、白貞基三人的遺骨歸國——作為一個頗具象征性的插曲，當奉遺骨的隊伍到達釜山時，遭到了CIA人員的拘禁——7月6日，為三人舉行國民葬：出席者有金九、李承晚、呂運亨、李始榮等;出席團體有朝鮮民主黨、朝鮮共產黨、韓國獨立黨、大韓獨立促成會、愛國婦人會等，共5萬余人。
但是，暗殺者的魂靈并沒有因朝鮮從日本殖民主義統治下獲得“解放”而得到“安息”，隨著冷戰的展開、圍繞所謂“贊托”“反托”等問題的斗爭，政治暗殺甚至變得更為激烈了。
1945年8月，老資格的北朝鮮共產主義者、“朝鮮共產黨”平南地區委員長玄俊赫被暗殺;同年，右翼的“韓國民主黨”領袖宋鎮禹遭“怪漢”暗殺，該黨另一領袖張德秀亦是同樣的命運。1947年7月，獨立運動巨頭、左翼“勤勞人民黨”委員長呂運亨在光天化日下被李承晚的心腹軍人韓智根刺殺;兩年后，曾組織過多次著名暗殺的金九，本人也成為了暗殺的犧牲者——就像十三年前在中國廣西梧州遭戴笠暗殺的“暗殺大王”王亞樵一樣。此后，暗殺事件仍在發生，但在席卷整個朝鮮半島的大規模屠殺與仇殺面前，個別的暗殺已顯得“蒼白無力”。
冷戰期間，北方的金日成與南方的樸正熙，都實施了針對彼此的暗殺計劃：前者似乎一時是偏離了作為共產主義者的暗殺觀;而后者最終則倒在了“自家人”的暗殺下。
1989年，柏林墻轟然倒塌，但“38”度線依舊涇渭分明，民族分裂的傷口仍在滴血。
1996年，韓國公交車司機樸琦緒闖入一名79歲的老者家中，將其毆殺。此隱姓埋名的老者，真名安斗熙，曾是極右反共組織“白衣社”成員及李承晚的刺客，當年正是他暗殺了該國的“國父”金九。結果，輿論普遍地視“兇手”為“英雄”，“受害者”為“報應”。
朝鮮半島的政治暗殺，就帶著這樣強烈的宿命色彩，繼續著它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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