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1-08-09 來源：文匯報
■陳蓉霞
跨物種且瞬間就能搞定的基因改造工程，它所產生出來的品種，與生態系統從未有過磨合過程。
前不久讀到《南方周末》上一篇文章，以不屑的口吻提到一位對轉基因理論提出批評的西方大科學家，說他根本不是分子生物學家，他只是個生態學家。言下之意，生態學家對轉基因問題沒有發言權。我看后大惑不解。轉基因理論既然是科學，尤其還事關民生，為什么不能讓大家來討論？有更多學科介入不是更好嗎？難道一定要關起門來，由一部分專家壟斷才好？何況生態學和轉基因，難道真的沒有關系？
隨后又從《光明日報》上見到一篇文章：《許智宏院士：轉基因作物是否安全關鍵看轉的什么基因》。許智宏院士認為，截至目前，不少人仍對轉基因作物缺乏基本的了解，一聽到抗蟲基因、毒蛋白，就開始懷疑它是不是對人體有毒，其實，抗蟲毒蛋白只對部分昆蟲有毒，有很強的專一性；就像現在的轉基因棉花、轉基因水稻里的抗蟲基因所產生的抗蟲毒蛋白，它只對鱗翅目害蟲有毒性，這方面已經做過大量的毒理試驗。——這就是從生物學家的角度作出的解釋。但我以為，事情或許遠比這復雜得多。
隨著農業的出現和發展，專門食用特定植物的昆蟲也趁機興風作浪。這是因為，農業生產離不開大規模種植單一物種，于是專食這些物種的昆蟲不僅有了豐厚的食物來源，而且它們還有更多的機會相聚在一起生兒育女，結果就釀成了蟲災。而這些條件在天然生態系統中是不存在的。毫無疑問，站在農民的角度來看，這些昆蟲是害蟲；但站在生態學的角度來看，這些昆蟲其實就是天敵，每一物種都有它天然的克星，這就保證它不會在自然界過度泛濫，人口當下的過度膨脹，也許就在于它少了天敵之故。殺蟲劑對付害蟲效果可謂立竿見影，但隨著時間的積累，其副作用也令人高度擔憂。有了轉基因技術之后，人們似乎看到了新的曙光，正如許院士所言，基因工程師們在農作物內移入特定的抗蟲蛋白，妙的是，這種毒蛋白只會殺死特定的昆蟲，卻不會傷及人體。在分子生物學家看來，或許未來我們終于可以告別農藥污染了。
最早涉獵轉基因農業的是美國的孟山都公司。孟山都本來是一家化工公司，專門生產殺蟲劑、除草劑之類的產品。但這些產品有局限性，比如農作物本身也是草，而除草劑則良莠不分。后來他們應用轉基因技術，創造出一種新品種，它對這種特定除草劑具有抗性。農民若是從孟山都公司買除草劑，再買它的轉基因種子，就再也不用擔心除草劑會不分青紅皂白，殃及正常的農作物了。
分子生物學家正是以上述現實的好處為轉基因工程進行辯護的。當反對者質疑轉基因技術是用人為手段改變生物體的本來性狀，從而有可能埋下風險時，分子生物學家的辯護則是，自從農業出現以來，人類就在改變生物體的本來性狀了。我們餐桌上的所有食物，都不再是原始樣子。就此甚至可以說，一部農業文明史，就是人類改變野生物種的歷史。而如今的基因工程只是更高效、定向、迅速地改變生物體的性狀而已。
從現象上來看，轉基因技術似乎只是沿用傳統育種的思路，希望得到更能滿足人類要求的品種。但若是站在生態學的立場來看，轉基因技術與傳統育種卻有著本質差別。生態學強調，生態系統是一個環環相扣的整體，物種是生態系統的基本單位，物種的多樣性離不開時間舞臺漫長的演化過程。就此而言，農業其實已經是對自然生態系統的破壞，所以，過度耕作將會導致土壤貧瘠等嚴重后果。以此角度來看轉基因技術，它與傳統育種的不同顯而易見——
首先，它不同于傳統育種，需要歷經許多代的雜交、篩選等過程，轉基因技術可以說是瞬間就能搞定這些，只要在實驗室里把特定基因植入受體生物，一個新品種隨即誕生。
其次，傳統育種技術因為需要借助于有性生殖，因而基因的轉移不可能跨越物種界限，但轉基因技術卻不受此限制。
正因為轉基因技術是借助分子生物學手段裁剪并插入基因，與有性生殖無關，于是從理論上來說，任何物種間都可以實施基因的轉移。人的基因可以插入細菌，反過來也可以。當然這樣做的前提是，各個物種以相同方式表達基因。生物界通用64個遺傳密碼，這被看作是所有生命起源于共同原始祖先的最好證據。早期分子生物學曾經以為，低等生物的基因編碼規律適用于所有生物種類，但后期分子生物學對此有了更深入的研究，這就是曹明華在“筆會”文章中所指出的研究結果，原來在RNA的剪切機制中，有所不同。通俗些說，遺傳密碼也許基本通用，但對密碼的編輯卻可有所不同。結果表達的產物當然也會有所不同。
問題的嚴重性正在這里：也許某個特定基因本來表達某種功能，它正是人類所需要并且無害的；但是當它被跨物種插入某個農作物時，表達出來的功能卻有所差異。
事實上，還有更為嚴重的一面：從理論上說，這種差異也許可以被事先發現并且及時糾正，但跨物種且瞬間就能搞定的基因改造工程，它所產生出來的品種，與生態系統從未有過磨合過程。我們知道，每個國家的過境都設有動植物檢疫局。這樣做的理由是，外來物種進入本地，有時會對本地生態環境造成難以預料的影響。因為外來物種與本地生態系統從未有過磨合，它的到來，也許就是個害群之馬也難說。轉基因操作可以在實驗室里安全進行，但轉基因作物卻依然要生長于大田，盡管轉基因專家認為已有足夠的防范措施，但有時人算不如天算，若一旦發生基因漂移現象，它將會對整個自然生態系統產生什么樣的影響呢？因為沒有經過漫長時間的考驗，結局難以預料。也正因為沒有經過漫長時間的驗證，我們也難以準確估計轉基因產品，尤其當它作為主食之后，將會給人體帶來什么樣的長遠影響。
人類使用抗生素已有半個多世紀，抗生素對于細菌感染曾經是有效的治療用藥，但如今我們知道，細菌中已經出現超級細菌，現有抗生素對它們無能為力。（順帶說一句，當有的專家拿抗生素作比喻，說轉基因就像抗生素一樣對人體無害時，他恰恰忘了一個現已人人皆知的常識——抗生素對人體在某種程度上是有害的。）同理，由轉基因得到的抗蟲產品最終也必然會面臨相似的結局，因為昆蟲同樣會進化出抗性來抗衡。更何況還會有其他難以預料的問題，比如，有研究表明，當農作物被植入抗除草劑的基因，然后再用化學除草劑將農田中的雜草清除以后，鳥類的食物來源大大減少，當地鳥類種群的數量明顯下降。由此可見，當我們基于生態學的立場來考慮問題時，就會發現，轉基因作物的大規模商業化種植至少會令生態系統變得更加脆弱，更容易面臨風險，并且這種風險需要歷經時間考驗才會逐漸暴露。
這樣看來，我們得出如下結論也許并不為過：分子生物學更注重當下短期的現實利益，它也就更容易被急功近利的市場所操縱；而生態學則更強調長遠整體利益，強調物種之間的內在聯系，警惕急功近利式的追求。但我們又知道，人性更容易被短期利益所迷惑。惟其如此，立足于生態學思維，對轉基因技術作些必要的提醒，這決不是盲目反對現代技術的運用。尤其在眼下，當分子生物學家的技術至上主義與市場體系中的企業利益一拍即合時，這種提醒，尤為必要。
今年7月20日出版的英國《自然》雜志和4月8日出版的美國《科學》雜志，都有批評轉基因的文章，都從生態學角度提出了問題；國內第四期《科學》雜志也有相關文章，這都可供參考。總之，從生態學角度思考以至檢測轉基因問題，不僅是合理的，而且應該是必須的。
在某種意義上，我們的時代猶如一列高速行駛的列車，如盲目追求速度，只追求立竿見影的效果，而忽略了各個要素間的整合，尤其是這種整合缺少足夠時間的磨合，這樣的列車就很可能陷入險境。
■陳蓉霞
跨物種且瞬間就能搞定的基因改造工程，它所產生出來的品種，與生態系統從未有過磨合過程。
前不久讀到《南方周末》上一篇文章，以不屑的口吻提到一位對轉基因理論提出批評的西方大科學家，說他根本不是分子生物學家，他只是個生態學家。言下之意，生態學家對轉基因問題沒有發言權。我看后大惑不解。轉基因理論既然是科學，尤其還事關民生，為什么不能讓大家來討論？有更多學科介入不是更好嗎？難道一定要關起門來，由一部分專家壟斷才好？何況生態學和轉基因，難道真的沒有關系？
隨后又從《光明日報》上見到一篇文章：《許智宏院士：轉基因作物是否安全關鍵看轉的什么基因》。許智宏院士認為，截至目前，不少人仍對轉基因作物缺乏基本的了解，一聽到抗蟲基因、毒蛋白，就開始懷疑它是不是對人體有毒，其實，抗蟲毒蛋白只對部分昆蟲有毒，有很強的專一性；就像現在的轉基因棉花、轉基因水稻里的抗蟲基因所產生的抗蟲毒蛋白，它只對鱗翅目害蟲有毒性，這方面已經做過大量的毒理試驗。——這就是從生物學家的角度作出的解釋。但我以為，事情或許遠比這復雜得多。
隨著農業的出現和發展，專門食用特定植物的昆蟲也趁機興風作浪。這是因為，農業生產離不開大規模種植單一物種，于是專食這些物種的昆蟲不僅有了豐厚的食物來源，而且它們還有更多的機會相聚在一起生兒育女，結果就釀成了蟲災。而這些條件在天然生態系統中是不存在的。毫無疑問，站在農民的角度來看，這些昆蟲是害蟲；但站在生態學的角度來看，這些昆蟲其實就是天敵，每一物種都有它天然的克星，這就保證它不會在自然界過度泛濫，人口當下的過度膨脹，也許就在于它少了天敵之故。殺蟲劑對付害蟲效果可謂立竿見影，但隨著時間的積累，其副作用也令人高度擔憂。有了轉基因技術之后，人們似乎看到了新的曙光，正如許院士所言，基因工程師們在農作物內移入特定的抗蟲蛋白，妙的是，這種毒蛋白只會殺死特定的昆蟲，卻不會傷及人體。在分子生物學家看來，或許未來我們終于可以告別農藥污染了。
最早涉獵轉基因農業的是美國的孟山都公司。孟山都本來是一家化工公司，專門生產殺蟲劑、除草劑之類的產品。但這些產品有局限性，比如農作物本身也是草，而除草劑則良莠不分。后來他們應用轉基因技術，創造出一種新品種，它對這種特定除草劑具有抗性。農民若是從孟山都公司買除草劑，再買它的轉基因種子，就再也不用擔心除草劑會不分青紅皂白，殃及正常的農作物了。
分子生物學家正是以上述現實的好處為轉基因工程進行辯護的。當反對者質疑轉基因技術是用人為手段改變生物體的本來性狀，從而有可能埋下風險時，分子生物學家的辯護則是，自從農業出現以來，人類就在改變生物體的本來性狀了。我們餐桌上的所有食物，都不再是原始樣子。就此甚至可以說，一部農業文明史，就是人類改變野生物種的歷史。而如今的基因工程只是更高效、定向、迅速地改變生物體的性狀而已。
從現象上來看，轉基因技術似乎只是沿用傳統育種的思路，希望得到更能滿足人類要求的品種。但若是站在生態學的立場來看，轉基因技術與傳統育種卻有著本質差別。生態學強調，生態系統是一個環環相扣的整體，物種是生態系統的基本單位，物種的多樣性離不開時間舞臺漫長的演化過程。就此而言，農業其實已經是對自然生態系統的破壞，所以，過度耕作將會導致土壤貧瘠等嚴重后果。以此角度來看轉基因技術，它與傳統育種的不同顯而易見——
首先，它不同于傳統育種，需要歷經許多代的雜交、篩選等過程，轉基因技術可以說是瞬間就能搞定這些，只要在實驗室里把特定基因植入受體生物，一個新品種隨即誕生。
其次，傳統育種技術因為需要借助于有性生殖，因而基因的轉移不可能跨越物種界限，但轉基因技術卻不受此限制。
正因為轉基因技術是借助分子生物學手段裁剪并插入基因，與有性生殖無關，于是從理論上來說，任何物種間都可以實施基因的轉移。人的基因可以插入細菌，反過來也可以。當然這樣做的前提是，各個物種以相同方式表達基因。生物界通用64個遺傳密碼，這被看作是所有生命起源于共同原始祖先的最好證據。早期分子生物學曾經以為，低等生物的基因編碼規律適用于所有生物種類，但后期分子生物學對此有了更深入的研究，這就是曹明華在“筆會”文章中所指出的研究結果，原來在RNA的剪切機制中，有所不同。通俗些說，遺傳密碼也許基本通用，但對密碼的編輯卻可有所不同。結果表達的產物當然也會有所不同。
問題的嚴重性正在這里：也許某個特定基因本來表達某種功能，它正是人類所需要并且無害的；但是當它被跨物種插入某個農作物時，表達出來的功能卻有所差異。
事實上，還有更為嚴重的一面：從理論上說，這種差異也許可以被事先發現并且及時糾正，但跨物種且瞬間就能搞定的基因改造工程，它所產生出來的品種，與生態系統從未有過磨合過程。我們知道，每個國家的過境都設有動植物檢疫局。這樣做的理由是，外來物種進入本地，有時會對本地生態環境造成難以預料的影響。因為外來物種與本地生態系統從未有過磨合，它的到來，也許就是個害群之馬也難說。轉基因操作可以在實驗室里安全進行，但轉基因作物卻依然要生長于大田，盡管轉基因專家認為已有足夠的防范措施，但有時人算不如天算，若一旦發生基因漂移現象，它將會對整個自然生態系統產生什么樣的影響呢？因為沒有經過漫長時間的考驗，結局難以預料。也正因為沒有經過漫長時間的驗證，我們也難以準確估計轉基因產品，尤其當它作為主食之后，將會給人體帶來什么樣的長遠影響。
人類使用抗生素已有半個多世紀，抗生素對于細菌感染曾經是有效的治療用藥，但如今我們知道，細菌中已經出現超級細菌，現有抗生素對它們無能為力。（順帶說一句，當有的專家拿抗生素作比喻，說轉基因就像抗生素一樣對人體無害時，他恰恰忘了一個現已人人皆知的常識——抗生素對人體在某種程度上是有害的。）同理，由轉基因得到的抗蟲產品最終也必然會面臨相似的結局，因為昆蟲同樣會進化出抗性來抗衡。更何況還會有其他難以預料的問題，比如，有研究表明，當農作物被植入抗除草劑的基因，然后再用化學除草劑將農田中的雜草清除以后，鳥類的食物來源大大減少，當地鳥類種群的數量明顯下降。由此可見，當我們基于生態學的立場來考慮問題時，就會發現，轉基因作物的大規模商業化種植至少會令生態系統變得更加脆弱，更容易面臨風險，并且這種風險需要歷經時間考驗才會逐漸暴露。
這樣看來，我們得出如下結論也許并不為過：分子生物學更注重當下短期的現實利益，它也就更容易被急功近利的市場所操縱；而生態學則更強調長遠整體利益，強調物種之間的內在聯系，警惕急功近利式的追求。但我們又知道，人性更容易被短期利益所迷惑。惟其如此，立足于生態學思維，對轉基因技術作些必要的提醒，這決不是盲目反對現代技術的運用。尤其在眼下，當分子生物學家的技術至上主義與市場體系中的企業利益一拍即合時，這種提醒，尤為必要。
今年7月20日出版的英國《自然》雜志和4月8日出版的美國《科學》雜志，都有批評轉基因的文章，都從生態學角度提出了問題；國內第四期《科學》雜志也有相關文章，這都可供參考。總之，從生態學角度思考以至檢測轉基因問題，不僅是合理的，而且應該是必須的。
在某種意義上，我們的時代猶如一列高速行駛的列車，如盲目追求速度，只追求立竿見影的效果，而忽略了各個要素間的整合，尤其是這種整合缺少足夠時間的磨合，這樣的列車就很可能陷入險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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