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高明：轉基因——民生大事該怎樣決策

蔣高明

 

        2010年2月8日，《瞭望》周刊發表著名學者李楯的文章《民生大計該怎么決策》，該文首次從法律角度對農業部轉基因主糧商業化種植安全證書一事進行評論，并提出了具體的建議。

 

        李楯教授在文中指出：“信息公開乃法制國家通例。”轉基因主糧商業化種植這一重大事件須“全國人大或常務會做出決策”。李教授的這一立場是很有道理的。在轉基因主糧進入中國消費者食物鏈這樣天大的事件上(民以食為天)，批準單位竟然連農業部都不是，而是其下屬的一個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辦公室，且其委員中以搞轉基因的為主，本身就與轉基因商業利益密切掛鉤。支持轉基因進入主糧的科學家，或轉基因生物安全會的某些委員們，與境外的生物技術跨國公司有著種種聯系，或者就是生物技術公司的股東，對其公信力我們是持懷疑態度的。聯合國生物安全專家、聯合國糧食與農業組織專家、美國和新西蘭雙重國籍科學家杰克海勒曼博士(Jack Heinemann)一針見血地指出：“科研團體和商界之間強有力的結盟，科學家們正在學會保持沉默，或者淪為搖旗吶喊者。”在這樣復雜的背景下，這樣的大事能夠輕描淡寫地過去嗎？
   
        在《瞭望》文章中，李楯教授提出了這樣一個尖銳的話題：“針對轉基因，民生大事該怎樣決策？” 他強調，我們的社會需要一種機制，使公眾能夠參與事關自己切身利益的重大決策當中。

　　

        反對者首先提出的是食品安全問題——對人類健康是否有害，其次是對環境和生物多樣性的影響；主張者強調中國地少人多，解決吃飯問題，轉基因是“唯一”可取技術。主張者，如農業部屬下“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委員會”的專家，還有許多非常“專家”的解釋：“安全管理遵循了科學、個案、熟悉性和逐步完善四項基本原則，安全評價經過了實驗研究、中間試驗、環境釋放、生產性試驗和申請生產應用安全證書五個階段”。擺在一般人面前的問題是：一件非“專家”誰也搞不懂的事，一件關系著每一個人的健康、生命及后代的事，應怎樣決策？由誰來決策？
　　
        李楯教授指出：在我們所處的時代，非常值得警惕的是，在科學的名義下迷信技術，在市場的名義下迷信金錢；當社會已經分化為利益、主張等各不相同的人群時，科學家、專家也會有利益，會成為不同利益、主張的代言人——因此，當我們聽到“科學家說”、“專家說”時，我們就必須問：何方利益的科學家說的話？持何種主張的科學家的作為？有時，我們能聽到的只是持一種主張的科學家、專家的說法，而聽不到另一種已被屏蔽了的科學家、專家的意見。我們的社會需要一種機制，使在事關相當多人的利益時，決策者和公眾都能在充分地聽取各種不同的意見后再作自己的選擇；使公眾對事關自己利益的重大決策，能夠主動參與進來。　　
   
        李教授還認為：“以人為本，在中國是新設定的一種價值觀，新設定的一種執政理念的核心(十七大報告)。”看重人，看重人的健康、生命，于是才有了在食品、藥品等“入口”的東西上的絕對小心謹慎的制度安排：沒有充足的、絕對無可置疑的證據證明無害于人的健康的，就不能投入市場。　
   
        我們習慣于“科技”連用，但科學、技術實際是兩個不同的概念。科學，是一種系統化的，按照一定規范，對自然現象的認識；認識是一個過程。在過程中，認識有對也有錯。而技術則是建立在科學認識的基礎之上，進一步把它實踐化；由此可以帶來對自然界的改變和改造。技術是雙刃劍，它能產生極大的負面效應，甚至給人類帶來滅頂之災。
    　
        由于技術可以帶來對自然界的改變和改造，技術的應用就不只是個倫理的問題，它更與利益密切相關——每當一個技術被應用時，我們須問：由此帶來的對自然界的改變和改造，在對誰有利的同時，還可能對哪些人有害？即將在中國湖北試種的轉基因水稻有外國公司的多項專利，專利的所有者可在價格等諸多方面拿捏、控制種植者，而購買了這些專利的中國公司、中國技術專家也可能在即將種植，及推進轉基因水稻“商業化”中，掌握“股份”或分得紅利。“在決策前，是否也應明確地讓決策者和公眾知道呢？”李楯教授質疑道。　

 

        至于有專家說給轉基因水稻發安全證書和給要結婚的男女發結婚證書一樣，沒有必要“讓大家都知道”，并說農業部的證書“一直是頒發給研發方和申報方，沒有對社會公開，這也是我們國家行政審批的一個慣例”。對于這一點，李楯教授認為很難茍同。政府信息公開，是法治國家的通例，而行政審批不公開，只是計劃經濟體制遺留給我們的壞“慣例”。　　
　
        李楯教授批評了部分政府官員與轉基因科學家關起門來，“偷偷摸摸”搞決策。由少數人哪怕是為多數人利益決策的時代應成為過去，像轉基因作物商業化種植這樣的重大決策，需要做到事先公布“全面、準確、真實”的信息。對此，可以依照國務院《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實施綱要》要求，充分展現各種不同觀點。最后，他呼吁：在公眾可以充分參與的情況下，經過長時間的辯駁論爭后，由全國人大或其常委會作出決策——因為它事關人的健康、生命及人類后代。

   

        李楯，1947年生，北京市人，教授。清華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專家網絡負責人；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社會政策研究所執行所長；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社會學研究所所長。以自學而至以學術研究和教學為業。1981年通過招聘考試成為律師，曾先后就職于北京市律師協會研究室和中國社會科學院。1984年受聘為人民日報社、經濟日報社法律顧問，1985年受聘為國家經委、國家科委、國防科工委和北京市政府舉辦技術成果交易會法律顧問。1988年任法制與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1989年受聘為北京市市場經濟研究所副所長。1993年受聘為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調查中心教授。著有《中國研究的制度背景》、《法律社會學》等。

 

        我與李楯先生見過兩次面，當然僅僅是打個招呼而已，深入的交談不多。因為李先生是學界前輩，我的資歷尚不會引起他的注意。兩次見面都是2005年，一次是在環保部圓明園鋪膜事件的聽證會上；另一次是在友誼賓館關于圓明園事件善后問題的研討會上。“塑封”圓明園事件，經媒體曝光后，國家第一次召開由公眾參與的聽證會。這個民主進步的取得與李楯老師的呼吁有直接的關系。在那次聽證會上，筆者是應邀參加聽證的生態學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