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宮，顧名思義，首先當然指的是宮殿、是建筑，其次才是在里面發生的歷史、保存的遺跡和文物。建筑是石頭的書，離開了建筑這個載體，一切歷史、遺跡和文物都難以完整的附驥。就像受過教育的英國人可以矯情地把或劫掠、或偷盜并陳列于大英博物館的古希臘、古埃及、古羅馬、古印度和古代中國的稀世珍品，稱之為“抓”來的，但卻絲毫不能改變這些文物來路的卑鄙與骯臟，下流與無恥，更改變不了大英博物館沒有文明資格、沒有道德資格來闡述古希臘、古埃及、古羅馬、古印度和古代中國的文明歷史一樣。之所以開宗明義要提出這一點，就是要撕掉臺島灣民60多年來，特別是1965年以來將位于臺灣省臺北市外雙溪的、堆藏故宮被劫掠文物的倉庫，偽稱為所謂“臺北故宮博物院”的寡廉鮮恥的公然造假面孔。
之所以要在此對臺北市的這個故宮文物倉庫的管理當局和臺灣當局給予嚴厲批駁，首先來自于這個倉庫的來路的骯臟，其次源于目前的保管員周功鑫的無知和猖狂。在此，必須嚴正指出的是：故宮只有一個，那就是位于中華人民共和國首都北京的、世界文化遺產——故宮博物院。而臺北市外雙溪的這個非法剽竊故宮之名的被劫故宮文物囤積倉庫，不過是在1965年由磚頭和水泥偽造起來的山寨盜版而已。長期以來，為了實現祖國的最終統一，為了照顧臺島灣民一些人的所謂面子，大陸尤其是政界和學術界、文化界、文物界都沒有讓臺灣省宣稱的所謂“臺北故宮”難堪過，但自以為是的臺島灣民在坐井觀天之下，反倒愈發囂張狂妄起來，不但妄言臺北外雙溪倉庫的原故宮文物比故宮博物院多，周功鑫之流更是寡廉鮮恥地倒打一耙指責故宮博物院名稱“侵權”，狂妄叫囂外雙溪倉庫才有資格叫做故宮博物院，尤其令人鄙視和訕笑的是，周功鑫在一番“考證”之后，也不得不承認：故宮博物院的藏品，遠超過被劫掠到外雙溪倉庫里的原故宮文物數量。這也讓我想起幾年前大嘴巴李敖李大師的妄言“故宮博物院里沒什么收藏了，都被劫到臺灣省來了”——很顯然，在臺澎金馬60年的洗腦，讓我們有必要給李大師以寬厚的憐憫，而聞過知改的李大師在特許觀摩了故宮博物院的部分收藏、了解情況之后也心服口服：“之前我說的話，錯了。”
大陸不少網民以為臺北外雙溪倉庫竊藏的是故宮全部精品，故而在極度自戀和封閉無知的外雙溪倉庫管理當局、臺媒和灣民的歪曲渲染下，不免陷入自卑。其實，故宮博物院里的收藏多于外雙溪倉庫，在精品上也當仁不讓。比如元代黃公望的《富春山居圖》，是不可多得的精品之作，前半部分保存在大陸，后半部分保存在臺北外雙溪倉庫；被乾隆并稱為三希帖的王羲之的《快雪時晴帖》藏于臺北外雙溪倉庫，而王獻之的《中秋帖》、王珣的《伯遠帖》，則保存在故宮博物院。為正本清源、撥亂反正，我們有必要回顧一下故宮自辛亥革命以來的歷史：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滿清被推翻，紫禁城的全部宮殿本應收歸國有，但按照當時擬定的《清室優待條件》，末代皇帝愛新覺羅·溥儀被允許“暫居宮禁”，即“后寢”部分。溥儀在此居住14年后，1924年，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將溥儀逐出宮禁，同時成立“清室善后委員會”，接管了故宮。溥儀被攆出紫禁城后，段祺瑞及清朝遺老們都策劃讓溥儀再次回宮，圖謀帝制復辟的形勢異常緊迫。為防止復辟，1925年10月10日，故宮博物院正式成立并對外開放，也就是在1925年以后，原來的皇城紫禁城才被稱為故宮。1927年，國民黨右派蔣介石、汪精衛連續叛變革命，孫中山三大政策基礎上確立的第一次國共合作被徹底破壞，共產黨和工農群眾被公開屠殺，以宋慶齡、何香凝為代表的國民黨左派也與南京國民黨政府決裂。隨著蔣介石所謂“二次北伐”和蔣桂戰爭的結束，1928年，故宮博物院被南京國民黨政府接收，當年12月29日，張學良通電全國、東北易幟，由服從北京政府改為服從南京國民黨政府，蔣介石政權實現了形式上的全國統一。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為避免日軍入侵華北危及文物，故宮博物院選擇院藏文物中的精品遷往上海儲藏。1936年，南京朝天宮文物庫房建成，存于上海的文物分批轉運到南京儲存。1937年起，日本法西斯接連發動“七·七”事變、“八·一三”事變，剛轉遷到南京的南遷文物，又不得不再次西遷，分散在貴州安順、四川重慶、樂山、峨嵋等四處。1945年8月抗戰勝利后，南遷文物全部東歸南京的中央博物院。換言之，故宮的文物，大部分保存在北京，一部分精品保存在南京。
抗戰勝利后的國民黨蔣介石卻無視共產黨、各民主黨派和全國人民和平、民主的時代要求，頑固堅持反共獨裁的法西斯專制，在美帝國主義的支持下，拒絕履行1945年國共最高領導人在重慶簽定的雙十協定，于1946年即悍然發動對解放區的全面進攻，挑起內戰。三年的解放戰爭，不是所謂國共兩黨的個人恩怨，一己之爭，而是決定兩種前途、兩種命運的兩條道路的決戰。黨心軍心民心、政治經濟軍事、民族民權民生早已全面破產的國民黨蔣介石集團，在1948年9月之后就以螺旋下墜的速度加速走向崩潰，岌岌可危的南京政府下令將北京故宮博物院和南京中央博物院的故宮精品文物竊運臺灣省，這一方面是蔣介石集團為頑抗和偏安所做的物資準備——與盜運上海中央銀行金庫的黃金白銀和銀元的目的并無二致，另一方面也是蔣介石集團為現實和證明其“正統身份”的象征——不光是故宮和中央博物館的精品文物，還有多個博物館的珍貴收藏。比如說，原藏于故宮博物院文淵閣的、乾隆皇帝修《四庫全書》——當年存放《四庫全書》的書柜都保存完好，但離開了文淵閣的這套《四庫全書》卻被國民黨當局竊藏在臺北外雙溪倉庫內。1948年被竊運到臺灣省的文物一共三批，總計2972箱。抵達基隆后，先后存放在楊梅、臺中糖廠、北溝等地。1965年，國民黨流亡當局在臺北近郊的外雙溪修建了倉庫，竊藏至今。這就是孤懸大海的臺灣省臺北市為什么會出現故宮文物的原因，這也是去年故宮博物院官方證實，故宮的藏品，數量多于臺北外雙溪倉庫，質量上也是精品薈萃。外雙溪方面也不得不對此予以承認。這事實上是對長期以來外界，尤其是在臺島灣民社會中一系列錯誤教育的矯正。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故宮博物院的收藏、保護和研究工作得到國家和社會各界的空前支持和廣泛響應。1961年，國務院宣布故宮為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并從五、六十年代起就進行了多次大規模的維護整修。1987年，故宮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產”。如今，故宮已成為世界五大宮殿之首，其它四個分別是法國凡爾賽宮、英國白金漢宮、俄羅斯克里姆林宮和美國白宮。故宮博物院正是在故宮這個作為明朝、清朝兩代皇宮及其收藏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中國國家級的綜合博物館，也是中國最大的古代文化藝術博物館。此外，1986年，在沈陽故宮的基礎上建立了沈陽故宮博物館，主要研究和收集滿清入關之前在關外的歷史。但基于清兵入關之前位于沈陽的宮殿，是作為地方政權的所在而非取得全國政權后的皇宮，影響不大，故一般而言，凡指故宮，一般都指的是位于首都北京的故宮博物院，后者則需專門說明為“沈陽故宮”。
讓我們不滿意的是，無論是故宮博物院的鄭欣淼院長個人還是大陸相關的官產學界，都在故宮博物院的歷史定位、歷史價值、名稱保護、形象維護、對外宣傳等方面放棄原則，混淆最基本的學術界限，放任甚至縱容臺北市外雙溪的那個故宮被劫文物倉庫公然竊取和盜用故宮博物院這一獨有名稱，這不僅是對故宮博物院正統歷史地位的褻瀆，更是對故宮文物被劫掠歷史的公然詆毀。這絕不是簡單的文化交流那么簡單，如果不在這樣的大是大非問題上明確清晰地說明清楚，那么，危及的不光是后人怎么看待堆砌于外雙溪倉庫的故宮被劫文物的歷史真相，更危及到我們推翻蔣記國民黨獨裁統治、建立人民民主專政的新中國的歷史合法性、必要性和必然性。
當然，讓我們暫時稍感寬慰的，是大陸有關部門一直沒有答應周功鑫提出的所謂要大陸簽署“不扣押文物保證書”，才允許外雙溪竊藏的故宮文物赴大陸參展這一荒謬絕倫、寡廉鮮恥的非法要求。道理很簡單：你外雙溪的文物本來就屬于故宮，換言之，你外雙溪不過是暫時保有收藏權而沒有所有權；大陸赴臺參展的文物，從來沒有要求臺灣當局簽什么保證書；最卑鄙的，其實是周功鑫和臺灣當局借文物展覽對大陸社會制度和政黨制度的憑空歪曲和蓄意抹黑，這也反應了他們對這些非法竊取的文物其實是忐忑不安、心中有鬼的。在此，也特別希望鄭院長和大陸的文物、文化同仁，別被研究文物的書生意氣沖昏了頭腦，心里始終要有一根弦，要始終牢記：世界上只有一個故宮。故宮博物院不僅僅是一個事業單位的名字，而是一部獨一無二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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