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1月8日,中央戲劇學院離休教授晏學委托新浪娛樂發布“聲明”，稱為紀念曹禺百年誕辰，南方系的重要媒體——《南方周末》記者石巖采訪她，并出示了十二個問題。晏教授當即表示只談曹禺的作品，其他問題偶爾涉及也不見報。但沒想到文章見報后，卻讓她大吃一驚，譬如她接受采訪時說：“當代作品有什么好講的”，是指“大躍進”時期的作品，“學生一看就明白，有甚么可講？”但文章卻把這半句話拎出來當作大標題，并加注副標題“——曹禺的戲劇與時代”，甚而又添油加醋地說：“‘當代作品有什么好講的’，但是必須講，晏學決定打擦邊球”，竟然斷章取義地制造了晏教授不屑講，乃至是否定曹禺戲劇及其生活的當代和當代作品的假象，以致晏教授質疑：“是何用意？是要把一筆抹煞‘當代作品’的罪名強加于我，讓當代作品的作家討伐我嗎？”繼而，文章又打出了第二小標題：“陳白露：再晚幾年，也許就參加救亡演劇隊了”，這本是晏教授分析陳白露形象之后的一句閑話，卻仍然拿來作題，不僅讓晏教授莫名其妙，而且還在這個標題下寫了一段“曹禺的野心大了”等文字，逼得晏教授不得不辨白說：“完全不是我說的。”進而更甚——文章一開篇就說是“晏學口述”，但卻又寫“學生們都說是晏學老師講《雷雨》比看《雷雨》還享受”——晏教授沒說，大約是記者或編輯說的話，卻又不標明出處，讓晏教授再次激動起來：“難道我會下作到為宣揚自己而老王賣瓜嗎？……這真讓我羞愧難當了。”更讓人難以容忍的是文章居然說：“曹禺老師在江安時，課堂外他被學生戲稱‘萬dwarf(萬矮子)’”。事實上，晏教授并不是曹禺在江安劇專時代的學生，對這種近于侮辱的外號也從未聽過，乃至讓她強烈詰問：“我對先生從來是尊重的，現在把這種事沒來由的加在我‘口述’中，是甚么用意？”甚至最后再次激憤不已：“這么一篇為了填空和補白的短文，卻有這么多讓人費解之處，真讓人難于理喻。且不說大半篇幅與我無關，就是我說的話，也多是無頭無尾，不問自答……看到最后，我都不知點打在哪里，更不知如何切題，因為全篇都沒有說明‘曹禺的戲劇與時代’。”
如此等等。一篇標簽為“晏學口述”的文章，卻有一半以上不是晏學說的，甚而對晏學的口述進行了顛倒黑白、造謠抹黑式的篡改，既詆毀了曹禺及其生活的當代和當代作品，更敗壞了晏教授的聲譽，乃至讓晏教授氣憤不已，對該報的做法提出激烈批評。《南方周末》迫于壓力，不得不于2010年11月2日，刊出了一則《關于“曹禺的戲劇與時代”的致歉和說明》，稱：“報道初稿以‘綜述+提問+回答’形式呈現，后因版面原因，編輯去掉了其中的‘提問’部分，精簡了‘回答’部分；見報時‘綜述+口述’只按本報慣例以字體進行區分；同時刪掉了原稿中一句說明文字——‘為方便讀者閱讀，記者對作品之外但又跟作品相關的曹禺先生的現實人生做一點資料性的補白’，給受訪者和讀者造成了某種理解上的困擾，特此致歉。”顯然，《南方周末》的所謂“致歉”并無任何“歉意”，只是一則“說明”，說明這篇極度混賬的文章是由編輯改編出來的，與記者無關，如此而已。并沒有對詆毀曹禺及其生活的當代和當代作品，特別是敗壞晏教授聲譽等問題表達出任何的歉意。對此，晏教授要求《南方周末》刊登她為此寫下的“聲明”，讓讀者看看她究竟說了什么，以證明自己的清白。然而，《南方周末》不僅斷然拒絕，而且竟然又繼所謂的《致歉和說明》后，追加了一個《說在后面的話》，稱：“晏學先生表示不接受，她堅持‘聲明’全文刊登在《南方周末》報紙上，否則將在其他媒體上刊登……”暗示晏先生是個心胸狹窄之人，竟然要挾甚至威脅他們。《南方周末》的小人之心居然如此赤裸裸。
《南方周末》不僅不道歉，反而變本加厲。何也？很簡單，這是一份流氓性乃至漢奸性十足的報刊！這份報刊一如南方系眾多的媒體一樣，一向抹黑、造謠、誹謗、詆毀社會主義及其建設成就，一向散布、鼓吹偽“民主、人權、自由”和普世價值觀，策應及推動中國全盤西化。它們的使命和責任就是通過所謂“揭秘”、“采訪”，對前三十年的人和事進行抹黑、造謠、誹謗、詆毀，以證明社會主義是一套極其“混賬”乃至“罪惡”的主義，并通過粉飾、偽造“民主、人權、自由”和普世價值觀的種種“良善”來證明只有資本主義才能救中國，暗示民眾反黨、反政府。所以《南方周末》的記者石巖出示十二個問題企圖誘導晏先生而被斷然拒絕后，不得不如實寫下采訪錄，然而卻沒有達到該報抹黑、造謠、誹謗、詆毀曹禺生活的當代（新中國初期）及當代作品的初衷，因而該報編輯親自操刀上陣，對采訪記錄進行篡改，然后貼上“晏學口述”的標簽，向廣大讀者營造親臨者批判當時事的假象，以佐證那個時代的“罪惡”。
《南方周末》這樣的性質、使命和責任，必然決定它不知道什么是禮義廉恥、榮辱是非，所以，它根本就不知道自己錯在哪兒，不知道晏先生的真實意圖，當然也就不會真正地道歉。相反，只能不要臉甚至認為自己很榮光地刊登出如此一份“說明”。
這叫什么？古人曾有“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為德之“八端”的說法，罵忘記這些道德要求，不配做人的人為“忘八端”，結果傳到民間，被目不識丁的村夫野老以訛傳訛，就成了流傳中國兩千多年的國罵——“王八蛋”。今觀《南方周末》所言所行，侮辱先輩等于自辱前輩，可謂“不孝”；毫無平和親近之意，公然挑撥社會矛盾甚至是師生故友感情，可謂“害悌”；歪曲歷史，背離事實，可稱“不忠”；不守晏先生不談其它的約定，甚而篡改其談話本意，可謂“失信”；先辱曹禺，后以小人之心揣度晏學，可謂“無禮”；顛倒是非，指桑罵槐，危害社會，可稱“不義”；以此種卑劣手段和奇談怪論吸引讀者，占據報刊市場，大發不義之財，可稱“傷廉”；凡此種種，丑態畢露，反而木麻不覺，堪稱“無恥”！呵呵，一如南方系其它媒體一樣，《南方周末》“八端”無一，真的是“忘八端”——王八蛋！
思想是行動的先導。思想的王八蛋性必然導致行為的王八蛋性。靠王八蛋思想武裝起來的南方系絕不會偶爾王八蛋，一貫王八蛋才是它的做派。為了證明自己是一貫的王八蛋，2010年11月18日，南方系的另一重要媒體——《南方農村報》竟然又發表了題為《“雙起”論讓輿論齒寒》的社論，大肆詆毀重慶打黑英雄王立軍在當地公安系統內部會議上的講話——“今后，凡是報紙歪曲事實真相攻擊我市公安機關和民警的，就以單位起訴當事報社和撰稿人；如果他提及民警個人，且造成后果的，民警拿著證據到法院起訴記者，相關部門和民警所在單位要支持和協助。這就叫‘雙起’，公安機關起訴報社，民警起訴記者”，繼而又摘引王立軍“一旦與警方對抗，全國警察共誅之”的講話，強烈質問“這是怎樣的一個利益共同體？民警任何時候受到侵害，都必須‘第一時間維權’”、“不問青紅皂白已經到了顧不上對錯的地步，這是在為警察維權，還是在為權力暴虐張目？”而事實上，王立軍的講話原文卻是：“國外的黑惡組織和有組織犯罪，他們甚至和政府對抗，但從來不敢和警方對抗；一旦與警方對抗，造成警察被傷害，全國的警察都將誅之。重慶警方也將如此，同仇敵愾，全力以赴。”《南方農村報》的社論不僅抹掉了王立軍“全國警察都將誅之”的對象——“黑惡組織和有組織犯罪”，而且切掉了“全國的警察都將誅之”的前提——“與警方對抗，造成警察被傷害”，既不考慮如果警察連自己的合法權益都不能維護，又如何去維護人民群眾的合法權益這一基本常識，更斷章取義地抹黑成警察搞特權、“為權力暴虐張目”。《南方農村報》竟然只許媒體抹黑政府、混淆視聽，而不許政府嗆聲、自救而救人，說明了什么？一如《南方周末》王八蛋性十足一樣，《南方農村報》同樣王八蛋性十足！
中國有句成語，叫做“異口同聲”。《南方周末》和《南方農村報》刊登的文章雖然內容不同，但手法和風格卻驚人地相似——篡改、造謠、抹黑、誹謗和詆毀。他們的目標表面看是在與曹禺、王立軍過不去，其實最終目的卻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于曹禺作品謳歌的時代和精神，在于王立軍的凌厲打黑。特別是王立軍，背負著重慶共產黨唱紅打黑的深刻背景，傳承著共產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歷史傳統，既是新時期真共產黨而非假共產黨的光輝代表，更是廣大人民群眾的期盼和冀望。他的存在和揚名是對南方系企圖更改社會主義道路、顛覆人民民主專政、推翻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消滅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最大障礙，甚至因其存在而無法讓他們繼續造謠、抹黑共產黨，成為他們推動國家修憲、改變國家政治體制、實現資產階級復辟的絆腳石。所以，南方系對其極端仇恨，不斷想方設法，甚至拼了命地對其吹毛求疵，乃至為了吹毛求疵而不惜造謠中傷。因此，我們總能見到新中國前三十年特別是關于王立軍的種種“丑聞”，而查詢一下背景，又幾乎無一不出自南方系的寫手和媒體，但也正因為此，卻又彰顯了南方系的罪惡——推翻中國共產黨、改變工農政權、實行資產階級憲政。
我們的古人是很聰明的，創作一句成語“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來精辟地概述陰謀家的狼子野心。今觀南方系兩篇破綻百出到露屁股的丑文，真的不僅印證著古人的慧眼和睿智，而且讓我們見識著什么是新時代的王八蛋。
咦，“江山易改，稟性難移”，這些王八蛋們不知將來還會王八蛋到幾時呢，我們拭目以待，我們耐心等待，打好狂犬疫苗，任它們狂撕爛咬。咬急了，冷不丁狠狠地揍它一棍子，或踢上一腳，再不就挖個坑，把它埋了，然后立塊碑——王八蛋瘋狗之墓。
————醒世恒言●雜文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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