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務院張文魁的收入分配改革就是讓國企職工換身份？

收入分配改革的唯一出路就是讓國企職工換身份？　　

最近不斷的 “拜讀”專家學者對收入分配改革的大論，那些大論就一個感覺：選擇性的眼盲。參與制度分配改革的全國人大財經委、民盟中央、國家發改委三套人馬，拿出三套方案。三套人馬、三套方案還都難能可貴的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實在是不容易啊。三套方案均直指“要害”—解決壟斷國企收入分配不公平問題，就解決了收入分配不公平問題。　　

今天看到鳳凰網的一則報道，說得就更明白了。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企業所副所長張文魁先生認為對于壟斷國企收入分配改革的唯一出路是：“對國企職工進行身份制度改革。”所謂身份制度改革，即把國有企業職工首先要變成接受勞動力市場規則的“市場人”，變成能夠在勞動力市場進行靈活配置的勞動力，這樣就可以按照勞動力市場的行情，確定其工資。張文魁先生說：“這項改革在上世紀90年代就曾做過，通過支付經濟補償金的方式，對職工進行身份的置換。近些年這方面的改革探索不多，主要原因一是改革成本很大，原先1990年代給3萬元經濟補償，2003年以來，因為國企狀況較好，員工收入也上來了，現在給30萬，國企員工都不一定接受；二是當前強調和諧，這一改革牽涉利益眾多，誰動誰就是捅馬蜂窩。”　　

對于上世紀90年代的“這項改革”，相信很多人至今記憶猶新，許多被國企改制下崗的職工，也就是張文魁先生說的：對職工進行身份的置換，他們被置換后，許許多多就成了張文魁先生所言的““市場人、勞務工”。勞務工的待遇如何，不妨看看富士康和本田的工人，前者從去年底到今年上半年連跳了十多個年輕的生命，本田的工人發動罷工來抗議過低的薪酬，這個就是張文魁先生視而不見聽而不聞的“合理的市場化的勞務工資”，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私營企業老板對工人殘酷的剝削、榨取剩余價值是達到自己斂財暴富的手段，可參與收入分配改革的“良心”們卻自動繞過這個硬傷，指鹿為馬的說收入分配不公是國企職工造成的。張文魁先生說的更是匪夷所思，干脆就讓國企職工換身份，通通都成勞務工，那些福利勞保通通的都沒有，加班還想按照《勞動法》有200%到300%加班工資？還想按照《勞動法》要帶薪假期？市場化了，不好干，馬上就讓你卷鋪蓋走人。        　　

收入分配不公這個議題的主題是：不患貧而患不均。專家學者們很有見地的把這個患不均變成了，私企與國企相比，國企收入高，福利待遇好，所以國企收入應該下來，福利不許再搞。這樣私企的就不會攀比國企的，也就不再鬧事了，老板們的以后可能會遇到的罷工的壓力也就微乎其微了。　　

很奇怪的一個觀點是，專家學者們為何不研究增加私企工人的收入，卻異口同聲的合唱要壓減國有企業的收入。目的何在？是這些專家學者們特別有同情心？特別的體諒私企老板的創業艱難守業的不容易，還是物傷其類？學者專家們本身也是企業家老板，因此為自己的切身利益鼓舌吶喊？這也不是沒有可能的，政協委員人大代表中不都有相當的數量的老板在座嘛。這些“良心”們實在是代表著極少數的有著極大話語權的優秀的群體的。　　

收入分配改革到這里，基本上已經初見端睨了，說是收入分配改革，實際上是準備要了國企職工的“命”，也就是砸鐵飯碗，改制，拿張文魁先生的話說：換個身份。　　

這個改革會不會來？這還真說不準，官媒們、網媒們、紙媒們都異口同聲的說了：全民大討論收入分配問題，全民的概念意思就是參與的人那個人山人海，萬眾喧嘩，似乎全民都有那個意思國企職工是收入分配里拿得最多的。這全民的概念是怎么來的，無從知曉，反正俺就沒被允許說上一句半句，俺周圍的同事朋友也沒見著有誰被邀請了參與討論。雖然俺周圍的人基本沒誰能有幸參與討論的，但絲毫不妨礙媒體言辭確鑿的說：全民大討論。　　

因此俺看這個剩下的不多的國企職工將要面臨的換身份的可能還是存在的，這個可能的到來也許會很快，張文魁先生說了對于國企職工的換身份這個事“我們也很著急” 這個我們是誰，大約不離那些參與改革收入分配的學者專家們吧，其次張文魁先生說：“越往后拖，改革成本越大。如果國家不去強推，只是和風細雨的政策，大家就不愿意去改。”這句話是什么意思呢，改得越早，代價越小，這是有道理的，90年代初砸三鐵的時候，那還不順順當當的？沒等“全民”反應過來，“全民”所有制的企業一夜之間就姓了“私”了，國有企業的主人們一夜之間就下了崗了，成了無業的“老青年”了，最近幾年，工人們覺醒過來了，知道捍衛自己的權利了，于是通鋼就有敬業的經理為了改制這個千秋偉業，被已經“換身份”成立的工人們給犧牲了，代價是嚴重的，所以晚改不如早改。　　

其次得上手段，不能和風細雨，得來硬的。砸字最能體現改制的雷厲風行，國企職工為了收入改革的順利推行，仍需再次做出犧牲，徹底的退出舞臺直至成為歷史，才有可能不在學者專家的舌尖上做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