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5年起，各省最低工資調整趨于停滯，上調頻率下降，增長率降低。一方面，調整最低工資標準的頻率已由原來的至少兩年一次，變為至少三年一次，甚至在疫情期間全面停滯。另一方面，最低工資的年均增長率也大幅下降，平均增長率由2013年的約14%左右降到2022年僅有5%左右。此外，最低工資增長率也在2017年后開始低于人均GDP增長率，經濟增長成果無法被基層勞動者共享。
過去數十年，中國經濟始終保持高速增長。雖然近年受到疫情影響，但2021年GDP增長率仍達到8%，2023年預估增長率也在5%左右，仍然是全世界經濟增長最快的國家之一。過往這些年，甚至有月薪過萬越來越普遍的說法在白領、中產圈子中傳播。
但現實中的2023年，大部分省市的最低工資仍不到每月2000元，無法滿足基本的日常生活所需。為最大程度降低用工成本，許多企業都仍按照最低標準給基層勞動者發放工資底薪。大部分藍領工作，包括工廠和各類服務業中的打工人，只能指望微薄的最低工資標準為自己的生活兜底。在抖音上，關于最低工資標準的評論區中，許多工人都對于現在的最低工資水平表達了不滿，認為其過低。以下是一些摘錄：
百分之99.9的廠都是最低工資。
應該改成最低3000。2300（廣東最低工資）能干點什么？
有些工資高的是加班加點得來的。
統計近年來各省市的最低工資調整數據后，我們發現基層工人對于最低工資標準的不滿有明確的實證依據：2015年以后，各省份最低工資調整普遍趨于停滯，上調頻率下降，增長率降低，現行最低工資增長率甚至不及10年前的一半。
各省級行政區第一檔最低月薪的上調趨勢（單位：元）
上方圖表為各省份第一檔（主要城市）最低月薪近十年變化總整理。從圖上來看，各省份最低工資都在持續上升，但是上漲趨勢卻在近年——尤其是2017年后——逐漸放緩。這種趨勢具體在圖中的表現為一些上升線條變成了平行直線。接下來，我們將更具體地分為上調頻率和增長率兩部分討論。
一、最低工資上調頻率下降：從至少兩年到至少三年，疫情中普遍停滯
下方的中國地圖展示了全國各省級行政區平均間隔多少天調整一次最低工資標準，由于2020的全國最低工資凍結打亂了各省份出臺新標的正常節奏，地圖中采用的是從2012年到2019年的數據。
各省級行政區內平均隔多少天上調最低工資標準
大多數省份差不多平均隔兩年（720天）才對最低工資進行調整。全國來看，東部長三角省份及直轄市較頻繁地調整境內最低工資標準，上海、北京、山東等地在疫情前大多每年更新一次。而主要匯聚加工出口、勞動集中產業的廣東省的上調間隔達到893天，位列全國倒數。
最低工資上調頻率下降也同時反映在相關的法規中。中國最低工資制度的核心條例：2004年發布的《最低工資規定》（下文簡稱《規定》）中要求各地最低工資標準至少每兩年應調整一次。然而，2015年底，人社部發布文件《關于進一步做好最低工資標準調整工作的通知》已將“每兩年至少調整一次最低工資標準”改成了“每2-3年調整一次”。此后，廣東省在內的多省份通過了省級條例，制度化了最低工資的上調放緩。
2013-2022這十年間，每年選擇調整最低工資的省份的數量變化不一。下面的柱狀圖顯示了歷年頒布新最低工資標準的省級行政區的數量，并用顏色區分了距離上一次最低工資標準調整過了超過兩年（不符合《規定》中要求的最低工資“兩年一調”）的省份和未超過兩年的省份。
每年調整最低工資標準省份的數量
在柱狀圖中可以觀察到，2015年之后，某些省份開始有超過兩年一次的上調。這和2015年人社部發布通知后多省放棄遵守《規定》中的“兩年一調”制有關。2021年后，受疫情影響，當年20個調整最低工資的省級行政區中，有16個距離上一次頒布新標已經過了至少3年。另一方面，全國多省份2017年到2021年最低工資標準雖然不變，但與此同時中國消費物價指數（CPI）上漲了8.66%，生活成本顯著上升。
總的來說，近年來的總體趨勢是：各省份調整最低工資標準普遍變慢了，不少之前兩年一調甚至一年一調的省級行政區，比如新疆、江西，開始間隔三年才發布新的最低工資標準。
二、最低工資增長率下降，當前增長率僅10年前一半
在這部分，我們將考察中國各省份名義最低工資的年均增長率。下面的散點圖標記了全國各省級行政區2012年至今歷次調整最低工資時第一檔月薪的復合年均增長率（關于計算方法，請見文末數據說明）。
各省份第一檔最低月薪歷年調整的增長率
上圖顯示，隨著時間推移，全國范圍內最低月薪的年均增長率顯著有所下降，平均增長率由約14%左右降到僅有5%左右。2023年發生的微幅提升其實與安徽省的大幅調高有關（此前安徽省的最低工資標準近8年沒有增長的大動作），如果排除安徽省，全國其它省份的最低月薪增長率下降更為嚴重。
接下來，我們還對比了最低工資增長率和人均GDP增長率、CPI物價增長率。這部分主要是為了理解最低工資是否符合經濟增長成果、能否追得上物價增長。
人均GDP、CPI和年均最低工資標準的增長率
從上方圖表來看，2013年左右最低工資增長率遠高于人均GDP增長率。這時期國家部門也出臺了多部勞動法規，提出相對積極的勞動政策。雖然中國最低工資起點低，但若能維持這樣的增長率，也能在相對短期內讓工資符合工人生活所需。但2017年后，此趨勢就開始發生逆轉，最低工資增長率低于人均GDP增長率，直達疫情期間仍大致維持此趨勢。尤其是2021年經濟好轉，但最低工資卻不見相應的明顯提升。這意味著經濟成長的主要成果已經越來越無法被基層工人所共享了。
另一方面，雖然最低工資增長率長期超過CPI物價增長率，但是這沒有考慮到中國最低工資本來就起點低。在許多發展中國家，法定最低工資都定于平均工資的70%到90%，但中國各地的法定最低工資率一般都低于當地平均工資的50%。考慮到現今中國大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和維生所需工資（living wage）（2022年上海市的維生工資約為一個月4700元，二線城市鄭州市約為3200元），目前2000元左右的月最低工資水平實在過低，無法維系勞動者和家庭成員在都市里的基本生活。
三、結論：失效的法規、被忽略的基層打工者
在2010年代宏觀經濟降溫的大環境里，在經濟增長衰退之前，保障基層勞動者生活的最低工資標準卻是率先于GDP水平滑落。甚至，在經濟仍高速增長的2015年（當年度中國GDP增長達7%），人社部就“未雨綢繆”地放寬了最低工資標準調整頻率。
而最低工資標準事實上也不僅僅關乎基層工人。因為其作為國家政策具有“錨定效應”，最低工資的增長停滯事實上也會影響全體企業提高薪資的意愿，對勞動者議價也頗為不利。可以說，最低工資的停滯背后是國家政策的轉向，從保護或至少是平衡勞動者與企業的利益的政策方向，走向犧牲勞動者權益來維持經濟增長。
雖然疫情之后各地最低工資標準調整似乎恢復正軌，但從長遠來看，上調減速的趨勢難以逆轉。在全球經濟衰退，增長乏力的危機中，以及中國現行政績考核體系下，熱衷于降低企業用工成本、吸引投資發展經濟的地方政府自然有巨大動機抑制最低工資標準的上調，以保住“廉價”勞動力的優勢。如今《最低工資規定》中要求的至少“兩年一調”已成了空文，將來恐怕更多省份會出臺省級條例，控制最低工資標準的上調節奏。
在這樣的大趨勢里，我們無法指望國家及各省市帶頭調漲最低工資。而面對兇猛上漲的物價、經濟不景氣的痛苦，基層打工者只能靠延長工作時間來維持生活所需。這樣的做法無法長久，“提桶跑路”、“年輕人不愿去工廠”等等都是對此問題的小型反叛。
數據說明：本文數據來自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部分最新全國各地區最低工資標準情況，摘自人社通網站上的公開信息 。人社通是一個專業的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信息服務平臺，收集整理全國各地區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政策法規、辦事指南、業務通知等信息。
本文討論最低工資時主要以各省市的第一檔最低月薪作為討論對象。第一檔月薪即最低工資標準規定的最低月薪中最高的一檔，往往適用于一省內的省會城市及經濟最發達的區縣。鑒于每次發布新最低工資標準時各省份每一檔的增幅基本一致，第一檔月薪的變化即可反映整套標準大致的上調趨勢。此外，時薪變化也與月薪基本一致，因此不另外作圖分析。
在分析增長率部分，我們使用了復合年均增長率（Compound Annual Growth Rate，CAGR）。該方法的主要優點是可以提供一個相對平滑的增長率指標用于評估，避免短期內波動或極端值導致的扭曲，更適合反映長期的增長趨勢。計算上，CAGR使用時期結束值和開始值以及年數綜合計算，具體公式請參考這里。
此外，本文在解釋描述中國的最低工資制度時，主要參考了國際勞工組織編寫的《中國最低工資的制度特點》中的分析：在大多數情況下，即便2020年多省份最低工資凍結時，政府也不會發布公告，對特定年份不調整最低工資標準做任何表示。并且，只有湖南一個省份會預報下次調整的時間，提前確定每次新標準的適用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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