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德育與國民教育的反思與前瞻

　　[內容摘要] 本文全面剖析了世人矚目的香港“德教科”抗爭運動的過程與原因，指出開設德育與國民教育科有一定的社會基礎。不過，由于港人對于國民身份認同的距離感、殖民教育與愛國教育的鐘擺效應，特別是簡單的制度贊頌導致反感，使得教育議題演變成了政治社會事件。特區政府尊重民意，“擱置”了德育與國民教育科，但是，香港德育與國民教育并不會就此停滯，相反它將進入“百家爭鳴”的新時代。

　　[關鍵詞] 德育與國民教育科、國民教育、課程指引、教學手冊

　　2012年下半年，香港爆發了一場港人激奮、陸人不解、世人矚目的“德教科”抗爭運動。中外教育史上，由設置一門課程而招致抗議，且演變成為社會運動者，所見不多。盡管，由于特區政府表示“擱置”而使抗爭運動停息下來，但是，這一事件所產生的沖擊、所引發的困惑以及所提示的問題絕不會就此銷聲匿跡。我們不禁要問，為什么在香港回歸祖國十五年后，“天經地義”的國民教育會遭到如此強烈的反對?難道，港人的國民身份認同竟然如此困難?今后，香港的德育與國民教育將何去何從?

　　一、 香港回歸前的學校德育

　　香港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是祖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今日香港之“特”，就在于它有一段被英國占領、殖民的歷史。這段時期的學校德育可以概括為兩點：沒家沒國沒德育;港英政府刻意“洗腦”。

　　(一)殖民前半期：沒家沒國沒德育

　　1841年，香港成為英國殖民地時并沒有正式的教育制度，只是鼓勵私人和教會辦學并受教會支配，灌輸港人宗教思想。1865年香港教育司署成立，原有私塾通過港府資助，更革課程和教學方法，納入殖民管轄范圍。香港政府同時加強英文教育，提高港人對英國的歸屬感 。

　　20世紀初期，在辛亥革命和中華民國成立感染下，大批知識分子和清朝遺老遷港從事教育事業，涌現不少中文學校，教授中國文化。應運而生的香港第一道教育條例，即《一九一三年教育條例》，規定所有津貼、補助、私立學校均須受政府監督，必須向教育司署注冊，如不按照規定會被罰款和起訴，以防私立漢文學校過度發展而不受控制。

　　二戰中，香港淪陷。日治初期，教育全面停頓，大量教師流失。后期，港日政府著意恢復香港的教育，實施三大教育政策：一是宣傳日治精神;二是大力推動日語教育;三是設立短期專科學校。港日政府根本不讓港人接觸原來的文化，更不用說什么國民教育，其目的是確立日本的宗主國地位。

　　抗戰勝利后，香港人口急速增長。為解決由此帶來的教育急需，《菲沙報告書》建議港府強化教育的控制和管理，大力推行英文教學，鞏固港人殖民思想，加強英國在香港的影響。這時候無論是施教者還是各級學生，吸收的只是殖民教育。課堂不許議政，論政者按違反教育條例條處分，國民教育根本無法萌芽。

　　(二)殖民后半期：港英政府的“洗腦”教育

　　1960年代以后，香港經濟起飛，政府期望通過學校培育出更多人才。然而，教育以灌輸英國的殖民意識形態為主，并且通過立法，嚴禁學校進行政治活動，企圖淡化學生的國家、民族觀念和意識。

　　香港于1967年5月至10月發生了“六七暴動”(也稱抗英暴動)，死傷人數超過1500人。港英政府吸取教訓，開始放松殖民地的高壓統治。在政府內，增加華人官員的晉升機會，培養年青的華人政務官;成立廉政公署打擊貪污;提高教師、社工、警察的待遇，穩定香港社會。在教育上則不得不以控制式的“洗腦”方式，目的是絕不能培養出“反政府”的新一代。

　　1970年代以后，香港社會環境及生活模式開始改變，社會對知識型人才需求不斷上升。港府開始實行“普及教育”政策以提升市民素質。同時，限制課本內容，規條教師教學。如中國歷史科以1911年為下限;教科書說鴉片戰爭是中、英政府間的商業和文化沖突;地理科沒有一點中國山河人文的影子;老師講課絕不能引領學生談論政事，凡是政治或港英政府的事務都不能評論。

　　受此影響，這個年代的學生根本不知道何謂國民教育。大英帝國管治香港，政治技術高超，使香港市民洗腦于無形。港英政府深知，如果港人個個喜歡做英國國民，英國將無法負擔;如果人人有民族氣節，誓做中國人，更會動搖其管治根本;只有作為英聯邦的一分子，做個世界公民最好。有論者指出：“香港回歸前，港英當局對香港居民推行的是一種疏離國家的子民教育。這種教育缺少國家和民族的觀念，實質上是一種服從于殖民統治需要的奴化教育。它以培育世界公民為幌子，卻讓公民對自己的祖國缺乏基本的了解和認識，完全淡化了中國國民意識。”

　　二、 國民教育的提出及其社會基礎

　　盡管香港回歸前沒有國民教育基礎，然而，回歸十數年之后，國民教育開始萌芽。它始于國家領導人的提倡，繼之于特區政府的跟進，而且得到一定的社會響應，并不是像有人說的那樣，“遭至全體香港人的反對”。

　　(一) 國民教育的提出

　　國家主席胡錦濤在香港慶祝回歸十周年的講話中首次引用“國民教育”這個概念，并明確表示“我們要重視對青少年進行國民教育，加強香港和內地青少年的交流，使香港同胞愛國愛港的光榮傳統薪火相傳。” 隨后，全國政協委員、粵港青年交流促進會主席龍子明發表《期望施政報告重視加強國民教育》，強調“政府應繼續透過現行中小學課程及新高中課程架構，加強與國民教育有關的學習元素，進一步提高學生對國家的認識以及對國民身份的認同。”特首曾蔭權和特區政府隨后啟動籌組工作，教育局及公民教育委員會也定出計劃響應。

　　在社會層面，不同的志愿團體其實在回歸后經已開展大大小小的內地交流，希望借此等民間活動，提高香港人的國民意識。比較著名的是“小童群益會”和“香港中華文化書院”。前者是一個最早開辦學生與內地學校交流項目的志愿團體，積極推動國情教育，由最初旅游參觀，發展到往內地服務;后者于香港七個不同地區籌組共七次國民教育課程，成為推動民間國民教育的一個品牌。 特別值得一提的還有，香港基督徒學會公民教育聯席早在2004年就出版了《國民教育教材套》，加入國民身份的政治向度，包括“國民身份認同”、“何謂愛國”和“國旗及國歌”。 。

　　(二)《課程指引》的出臺及其宗旨

　　在做了相應的準備工作之后，2011年5月5日，特區政府推出《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小一至中六)咨詢稿》，建議將此科列為必修科;接著，舉行八場課程咨詢會并邀請中小學校參與。2011年10月，行政長官曾蔭權發表施政報告再提國民教育，就推行德育及國民教育科進行公眾咨詢。

　　2012年4月30日，教育局長孫明揚接納課程發展議會及其轄下“德育及國民教育專責委員會”所修訂的《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課程指引”的制訂歷經四個月的咨詢，從不同途徑收集社會各界對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約1000份意見。問題是，德育與國民教育科是不是有人指責的那樣，完全是“洗腦”教育呢?我們不妨看看其課程宗旨及主要內容。“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旨在透過提供持續及有系統的學習經歷，培育學生正面的價值觀和態度，幫助他們養成良好品德和國民素質，從而豐富生命內涵，確立個人于家庭、社群、國家及世界范疇的身份認同” 。主要內容包括承傳中華美德，培育普世價值(和平、仁愛、公義、自由、民主、人權、責任感、尊重他人等)，加深自我認識，樂于服務社會，發展思考能力，作出合理判斷，養成良好習慣。課程架構從個人范疇、家庭范疇、社群范疇一直延伸到國家及世界范疇。國家及世界范疇包括提升學生對國民身份的認同，理解國民的角色、權利同義務，孕育家國情懷，主動了解國情，探討國家發展的機遇同挑戰。這些內容注重的是培養個人品德與提升國民素質，沒有強調如何執行才能令學生加強國民身分認同，只強調透過課程學習，增加學生認識國家，以及作為國民應有的態度，毫無“洗腦”的暗示或建議。

　　(三) 德育與國民教育科得到相當程度的肯定

　　教育局曾先后進行了德育與國民教育科課程咨詢，以及學校問卷調查結果。前者成功收回454份由中小學校長及老師等填寫的問卷，后者則成功收回405所學校問卷。 學校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對于課程指引的“國家范疇”，96%受訪學校表示同意或十分同意;86%同意或十分同意，從燦爛的中華文化進一步體會當中展現的文化精神，并以身為中華兒女而感到自豪，提升國民素養;超過80%表明會在校內舉行升旗儀式。咨詢會問卷亦發現，67%受訪者部分同意或完全同意，以科目形式推行德育及國民教育，認為能有效培養學生品德及國民素質。

　　也有黨派團體、教師協會的調查對此持肯定態度。香港民主黨電話隨機訪問738名市民，結果顯示，49.6%受訪者支持2012年起推行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近30%認為可培養中小學生的國民身份認同感及愛國情感，23%認為教師可藉新科目教導公民及人權教育，亦有約20%人認為新科目可提升品德及國民質素，以及認識國家成就。 香港女教師協會調查訪問了1151名學生，結果發現，逾半受訪小學生不認為會被課程“洗腦”，但擔心獨立成科，會增加學習壓力，希望新科目以課外活動形式進行。協會指出，學校在騰出課時、師資培訓及避免新科與現有學科內容重迭上，需要更多時間協調，建議當局先行1年試驗計劃，以評估成效。 港大同學會教育基金稱開設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有必要，認為此舉幫助學生認識身份與國情，提高公民品德與素質。

　　總之，多方面的調查結果揭示，無論是學校或是學生，不單沒有對推行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有抗拒，更認為可以提升國民身份認同。正因為有廣泛社會支持，香港教育局決定在2012學年開始，中小學啟動為期三年的德育及國民教育科開展期，并撥出經費輔助各所學校推展德育及國民教育科。

　　三、 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抗爭及其原因

　　本來有相當民意和社會基礎的《德育與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何以“風云突變”，被視為“洗腦”，導致大規模抗爭，最終被“擱置”?這一切是如何發生的?

　　(一) 抗爭過程

　　港府計劃推行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盡管一直受到教育界的關注，但在咨詢及推行宣傳期間并未成為社會熱點。然而，在教育局資助出版的《中國模式國情專題教學手冊》于2012年7月面世后，卻引起了多方的關注，導致激烈的批評，產生了大規模抗爭。究其原因，就在于《教學手冊》高度贊揚了大陸政治制度的種種好處，而貶低、攻擊他國政治制度。這種做法違背了港人政治教育是其是、非其非的原則。由于《教學手冊》是教育局資助的項目，人們相信這是政府的立場，所以激起社會各界對于推行“德育與國民教育科”的爭議。國民教育由教育議題，演化為大眾共同關心的政治及社會議題，意見兩極分化，推動及反對國民教育者壁壘分明。

　　到7月底，國民教育家長關注組與教育局長吳克儉等官員會面。關注組代表不滿意局長的表現，呼吁全港市民參與7月29日反對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大游行。7月30日，特首梁振英為消除部分人士對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出現“洗腦”的疑慮，督促教育局把有關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內當代國情部分參考教材上載到教育局網頁，接受市民監督。四天后，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宣布教育局將成立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委員會，邀請各界代表加入，共同監察國民教育的推行。

　　9月1日，二十多個團體組成的民間反對國民教育科大聯盟，在政府總部外圍舉行嘉年華和晚會，促請港府撤回德育及國民教育科。9月9 日港府向學民思潮、教協和國民教育家長關注組發信，邀請他們在不設任何前提下，與行政長官梁振英以及開展德育及國民教委科委員會主席胡紅玉會面，以解決僵局，但遭到拒絕。9月10 日，反對國民教育科的市民占領政府總部進入了第10天，特首梁振英終于宣布讓步方案，包括：取消3年的開展期限、學校自行決定是否開科、檢討課程指引，以及承諾5年任期內不會再推動國教科獨立成科。反對國民教育科大聯盟于凌晨時分結束占領政府總部及絕食行動。然而，反國教團體卻出現分歧，另一個由大學生發起的團體即“全港大罷課行動”，抨擊大聯盟違反當初提出的“抗爭至全面撤回”承諾，并計劃在9月底展開全港大罷課。在此情形之下，港府決定“擱置”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課程指引。對此，多個反對國民教育科的團體均認為可以接受，于是結束了兩個多月的德育與國民教育科抗爭事件。

　　(二)為何抗爭?

　　為什么一個“教學手冊”竟然可以引發一場聲勢浩大的抗爭運動?我們認為，原因有如下幾個方面：

　　1. 港人對國民身份認同的距離感

　　必須承認，由于長達156年的殖民管治，香港人的國民身份認同確實是一個“問題”。在上幾代的香港人眼中，中國是落后和貧窮的，回祖國探親俗語就是“返鄉下”。改革開放后，中國經濟急速增長，大部分內地人已經基本溫飽，更有些人已先富起來，從前香港人對內地人的“英雄主義”、“衣錦還鄉”心理，實際上已蕩然無存。這種對于國家印象的突變，使香港人自覺地位動蕩，產生了一種莫名的距離感。

　　中國的不平衡發展也加劇了這種距離感。中國經濟發展一日千里，國家某些層面自然跟不上如此快速的步伐。進步中的社會亦衍生不少黑暗面(諸如貧富懸殊、貪污腐敗、環境惡化、道德淪喪)，而這些黑暗面通過傳媒廣播，更容易被關注、被放大。自覺高度經濟發展及自以擁抱普世價值的香港族群，自然要與這些的黑暗面劃清界線，保持警惕，并且以較高的道德標準加以量度比劃，這無疑拉大了原本已經存在的距離感。客觀而論，深受西方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念影響的香港人，對世界的認知、文明及價值觀，與中國現時表現出來的一些社會價值觀念，肯定存在諸多不同步的地方。

　　2.殖民教育與愛國教育的鐘擺效應

　　殖民主義與愛國主義本身就是二元對立的，愛國主義某種程度上由反殖民意識所衍生(或是推動)的，兩者的對立就如鐘擺一樣，面向中國的國民教育就是愛國主義的產物。殖民管治結束，意味著愛國主義的來臨，這解釋了一些具有愛國主義成分的國民教育致力推動的原因。不過，應該承認的是，推動愛國主義，不免會“伴隨”有的人對殖民主義的“懷念”(抗爭運動中，不是有人打出“米”字旗么);這正如以往港英時期爭取中文合法的“中文運動”一樣。

　　3、有人存心利用

　　與現時大陸的距離感，以及殖民主義與愛國主義的鐘擺運動，這些客觀存在，如果在理性的范疇內加以處理，當不至于發生街頭抗爭。正是有人存心利用，才有大規模的抗爭。比如，有人幕后資助及策動“公民廣場”的絕食抗爭，并組織“以新帶舊”的抗爭雜牌軍“反對國民教育大聯盟”，聚集在政府總部上演多日的騷動，借不少家長對國民教育的擔憂，徹底妖魔化國教，鼓動更多港人上街。就是在特區政府決定擱置德育與國民教育科之后，有人依然聳人聽聞地指責推行國民教育會為世界帶來危險。

　　4.名詞之誤

　　第四個原因，就是名詞之誤，即把德育與國民教育簡單歸結為愛國教育，而又以為愛國即是愛黨。其實，依據香港的教育傳統和文化習慣，德育主要指品德教育;國民教育是旨在形成國民身份認同的教育，它與愛國有聯系，但不能簡單等同，更不能與愛黨劃等號。可是，就是有人把國民教育與思想灌輸、政治宣傳劃等號，進而認為，國民教育就是“洗腦”。此種“有意”誤讀，令人深思。

　　四、香港德育及國民教育的未來

　　德育與國民教育會不會因為特區政府的“擱置”而停滯?會不會因為有人反對而從此在香港學校教育中消失?我們認為，將出現如下復雜局面：

　　(一)進入校本新時代

　　德育及國民教育委員會經過三次會議后，決定取消該科在2013學年開始的三年期計劃，《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亦不再適用。不過，委員會并沒有“撤回”該套課程指引，因為某些小學經已開始籌備新學年的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如果對外宣布撤回，這些已籌備的工作成果就會白費。委員會亦強調，各所學校雖然沒有受制于該套課程指引，但鼓勵以“校本方式推動教授與國民教育科相關的學科”。

　　“校本”即是以學校為本位，以學校的立場定位去采納、執行政策。委員會的決定，令一些本來已對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感到頭痛的學校如釋重負，更令這些學校高興的，是委員會希望各學校“校本自決”是否推行，不會再強迫在新學年開展該門新學科。可以推行，可以不推，可以推部分，可以選擇新的名字，可以一點也不推，也可以由教會團體自定義一套推動德育或與德育相關的課程。可以說，這次委員會提出的校本自決，有助于香港的德育及國民教育走向“百花齊放，百家爭鳴”。

　　(二)以多種形式開展德育滲透

　　雖然德育及國民教育科不能獨立成科，但過去十年不少學校已經開始推行各種不同形式的德育及國民教育活動。如有的學校以滲透形式融入其他學科教授，或透過一些非正規聯課活動而推行;有的學校于每月的周會舉行升國旗儀式、安排學校到大陸進行交流等活動，以提升同學們的國民意識。還有一些學校，如天主教慈幼葉漢千禧小學更開設“龍的成長──我是中國人”的校本課程;元朗區金巴侖長老會耀道小學每月會舉辦升旗禮及國民教育日營;中西區圣安多尼學校及灣仔區寶血小學，舉辦“赤子情中國心資助計劃”，以提升學生對國民身份認同。

　　(三)新高中課程難注入德教科

　　香港正推行的新高中課程，必修讀的通識科內包含有“現代中國”、“今日香港”及“全球化”單元，已經代表香港人身份認同的三角平衡，已經能容讓學生從“國家身份”與“國際身份”之間種種沖突發展批判性思考能力，加上“個人成長與人際關系”單元中，亦有討論“身份認同”的課題。所以在新高中的老師群中，對是否將德育及國民教育獨立成科，意見并不一致。有的認為現有中國歷史科遠比國民教育更能為學生提供整全的國民意識，有的認為部分科目已含有認識中國元素，毋須另設德育及國民教育科。

　　(四)誰來主導德育與國民教育?

　　專業教育團體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在這一次的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爭議及抗爭過程中，擔當了后勤支援的角色。該會在抗爭期間支持學生運動，提供參謀意見;結束抗爭后，教協同樣活躍地提出監察港府未來應該如何推行該科的主導意見，更由該會自行調研出一套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咨詢文件，供各學校及家長參考，目的是期望未來的日子，繼續主導監察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籌組工作。

　　由教協主導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內容及推行，值得警惕。因為如果未來日子沒有適當的平衡，香港教育局將會失去行政主導的權利，德育及國民教育變成了民間教育界的產品，甚而是對抗港府施政的武器 。

　　(五)沉默的一群有志繼續推動德育與國民教育

　　無論如何，香港社會仍然有聲音顯示應該推行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只是這些聲音并不高。社會只會看到站出來反對的抗爭，沒有關注到還有默默的一群，他們努力找出另類推行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辦法。正如資深評論員梁立人在《大公報》所指出的，愛國教育是香港管治之本。無論香港的邪風妖氣如何囂張，愛國教育的旗幟決不能倒，越是有人要反國教，就越能證明愛國教育的重要。沒有市民的愛國熱情，沒有強大的愛國力量的支持，政府就像沒有腰骨的廢人，不但一事無成，更會被人瞧不起，所以，特區政府推行國民教育責無旁貸。

　　綜上所述，香港未來推行德育及國民教育將會出現比較復雜的局面，并非一定由官方機構的教育局主導推行，反之是由各大教育團體研究推行方法，學校參考教育專業人員協會的咨詢文件，綜合設計課程。可以預料的是，香港短時間內不會有獨立的德育及國民教育科，隨之而來的，就是“百花齊放”的相關學科及融合課程。正如香港大學教授程介明所指出的，社會對德育及國民教育有憂慮本屬正常，但不應純粹以政治角度出發而裹足不前，應該思考怎樣推行與內地有不同的國民教育，讓港生以積極態度愛國。

　　(作者單位：杜時忠，華中師范大學教授，道德教育研究所所長;莊紹文，香港博愛醫院鄧英喜中學校長;區柏權，香港東方日報社采訪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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