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的知識分子可以被形象地稱作“社會的良心”,在政治主張上他們都有喚醒國民權利意識的覺悟。自十九世紀始,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國的知識分子多半是“愛國”第一,“愛人”其次的政治主張者。就如范仲淹所言,“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學生運動就是知識分子彰顯愛國情懷的主要形式。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我國是一個有學生運動傳統的國家。自康有為“公車上書”起,各種規模的學生運動頻頻爆發。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民國的學生運動掀起了我國反封建反帝國主義的高潮,也使得民主思想逐漸被國人知曉。就如“五四運動”、“一二·九運動”對我國革命的勝利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但是,近些年我國也出現了諸多學生運動,例如占中事件,反服貿事件。社會各界對學生運動眾說紛紜,標尺問題日益凸顯。
民國時期的學生運動之所以具有非凡的歷史意義,是由當時世界格局、中國現狀和知識分子的政治認同等多種因素共同著力的結果。從國際格局上看,當時我國積貧積弱,長期遭受著列強侵略,民族使命非常明朗,即驅逐韃虜,維護國家主權;從社會背景上看,軍閥混戰,人民處于水深火熱之中,即消除戰亂,解放民生;從政治環境上看,民國由諸多割據勢力組成,政治斗爭非常劇烈,國家正在走向個人獨裁,知識分子具有很強的政治認同感,即打敗獨裁政府,建立人民民主專政國家。此外,在復雜的歷史環境中,每一個知識分子都有驅逐列強,復興中華民族的宏大理想,每一次運動都有著鮮明的政治主張、民族使命和歷史擔當。而今“陳為廷事件”無疑不透露出,一些所謂的“學運”是被某一權力派系背后操控,其本身也只是為謀求所謂的政治身份。再看“占中事件”中的周永康,無疑不是政治操盤手,最終淪為成了異端分子爭奪權力的工具。為什么同樣是學生運動反差卻如此之大呢?
從馬克思的基本原理來看,“存在決定意識”,處于不同社會發展階段的人,其思想觀念總是要受到他所處時代及其條件的局限和左右的。從馬克思到列寧再到毛澤東,時代的烙印在他們的思想觀念中無不歷歷可見。21世紀和19世紀不管是在國內環境還是國際環境都存在本質上的區別。進而決定了學生在政治認同上的迥異。
中國社科院2013年《中國政治參與報告》反映,我國大部分大學生正處于政治素養培養階段,并沒有形成鮮明的政治認同感。在信息全球化的時代,學生每天經受著各種意識形態的沖擊。其中有些是科學的,為普及執政理念;但是有些是具有誘導性的,誘使學生作出傷害集體,傷害政黨,傷害國家的行為。有學者研究,其實大多數學生對自己的行為后果是沒有預知的。在“反服貿風波”中,臺灣學生抱著“逢中必反”的心態,不顧是非黑白直攻馬英九。學生對自己的政治權利并沒有充分的認識,其根源就是學生在政治認同上出現了偏差。就如陳為廷、周永康之類的學生,把學生運動當成了搏得政治出彩的杠桿。
鴉片戰爭以來,我國經歷了兩百多年列強侵略,軍閥混戰的歷史。期間孫中山先生說,“在只有統治者有自由,人民沒有自由,只有統治者有權力,人民沒有權利的國家內只有通過武力來推翻它,建立新的社會秩序。”無獨有偶,毛主席也說,“只有槍桿子里才能出政權!”那時候學生運動確實給專制者帶來了巨大震撼,喚醒了熟睡的民眾。但是,二戰結束后,世界各民族、各族群全部重新洗牌,先后進入到一個秩序再建的過程。而今全球的政治理念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人類吸取了二戰的慘痛教訓由野蠻走向了文明。民主、自由、法治、人權成為了21世紀的主旋律,任何破壞秩序的行為都會被世界文明所唾棄。任何依靠煽動學生搏出彩的政治賭徒,也終將與文明離心離德,最終被摒棄。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以馬克思主義的革命觀點來看,歷史從不以某一次“學運”是否侵害了政黨利益作為評價其好壞的標準,而是以該場“學運”的政治目的和政治手段來論。著名政治學家章太炎先生認為:“學校者,使人知識精明,道行堅厲,不當隸政府,惟小學與海陸軍學校屬之,其他學校皆獨立。”其旨在讓學校擺脫政黨干預,保證學術、教育的自由發展,進而使學生擁有獨立的政治認同,不成為政治斗爭的工具。著名教育家戴季陶和蔡元培先生也提出了“學生政治認同獨立”的教育主張。在一個民主和文明的國家內,允許發出不同音,但是殊途同歸,其宗旨只有一個——國家富強,人民幸福。
當今世界,任何一個崇尚法律的國家都在致力于賦予民眾政治權利,建設私權,規范政黨,制約國家權力。不管是我國大陸,還是臺灣、香港、澳門具有完善的民主權利保障機制。我國憲法規定,公民有游行示威的權利。民眾彰顯政治主張的形式有多種多樣,何須總以擾亂社會秩序,破壞國計民生為代價?
(作者單位:武漢市作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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