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者我們基督徒自己并不知道:自己身邊有沒有借信仰之名,行政治圖謀之實的假基督徒,有多少謀求政治甚至政權“精英”,長時間跟這類人接觸肯定會受到蠱惑而不知不覺改變自己平信徒的立場。為使廣大基督徒在充分享受宗教信仰自由權益的同時,避免自己的信仰被人利用卷入政治斗爭的旋渦,特刊此文,供基督教信眾參考。
時下,絕大多數中國基督徒能夠堅持政教分離原則,在恪守虔誠信仰的同時,對政治和政權并不感興趣。但也有少數“假基督徒”對以下政治政權話題是十分感興趣的,某些說法甚至成了特定人群的專利和鼓動信眾的旗幟:
1、反對計劃生育;反對城管(有時也反對網管),批評政府政策;
2、反對三自辦教方針;辯稱三自是官辦,而家庭教會是自辦,二者不可共工;
3、“兩個凡是”:在宗教領域,凡是政府提倡支持的,都要反對;凡是政府反對的,則要全力支持;以聽神的不聽人的為由,拒絕接受政府依法管理
4、聲張所謂的民主、人權;發放維權手冊;
5、對“宗教逼迫”或者“宗教迫害”十分敏感,芝麻小事就會扯上這張大皮,吵得哄哄烈烈,熱衷向西方媒體如美國之音添油加醋報料相關案例。
6、充當政府在宗教事務方面行政作為的觀察員和評議員,只有惡評,從未見好評;
7、鼓吹世界未日、黑暗掌權、四川地震是上帝懲罰不信主,美國強大是因為基督教,中國不發達是因為不信基督教等等
8、散布謠言制造黨群對立引發群體性事件
………
宗教信仰以其道德上的高度和統一大規模民眾的思想的天然能力而成為歷史上各個政府所關注和利用的重要因素。理論上,一般正統宗教的政教分離原則,然而政府卻可以將其行動與宗教信仰相結合,以快速地取得教徒的強烈認同與狂熱支持。在此,我們不討論此種行為是否道德、是否正確,我們需要面對的事實是,美國政府早已假借信仰之名,對教會進行操縱,對內統一思想、打擊異己,對外策反顛覆。這種美國現代政治思想和外交政策是在1930年代由尼布爾(Reinhold Niebuhr) 確立的,即將福音派宗教道德情緒融入政治當中,確立了美國利用宗教信仰為自己樹立“明確地道德性”(moralclarity,布什幕僚語) ,這是美國慣用的手法,發展到現在,布什政府已經將其運用得爐火純青。在此,我無意過多討論美國的宗教性外交政策和情報政策,在這里只舉一個簡單的歷史事實作為例證:
在2003年美國攻打伊拉克之前,美國總統布什及其幕僚大打基督徒的牌,宣揚與樹立布什虔誠基督徒的形象。這正好迎合了美國一直以來標榜的清教徒建立的基督教國家的宗教道德形象(雖然美國并不是一個基督教國家)。美國政府還被指控派遣經過專門培訓的情報人員參與美國各地教會,宣揚政府的觀點。戰前的民調顯示,98%的在美華人基督徒和約90%的美國基督徒認為美國攻打伊拉克是正義之舉,是為了將邪惡的薩達姆政權推翻,解放伊拉克人民。這一比例明顯高于戰前美國民眾總體對這一政府觀點的支持率70%-80%(不同的調查結果略有差異)。法國總統顧問杜勃雷(Regis Debray) 曾撰寫《占上風的上帝》一書,指出“以秩序的名義而造成混亂,造成嫉恨,而不是造成感激,是所有帝國慣于做的事。……美國應該象它的歐洲盟友一樣善于區分政治和宗教。”然而當時在美國的基督徒以及在世界上許多地方的深受美國影響的基督徒都無視這些與美國政府不合的聲音。時過境遷,真相暴露,美國民眾對布什的支持率劇降至30%,然而基督徒、甚至是海外基督徒對其支持率卻下降較為緩慢。2003年伊拉克戰爭期間,在上海被公安部門監控和警告的來自美國的華人宣教人員,都持明顯的認同與支持美國政府的政見,這一點當時被眾多美國政治集團所操縱的團體所攻擊,但反映出美國政府利用宗教信仰對教會進行控制,以達到他的政治目的,其觸角早已深入中國。
雖然絕大多數華人基督徒是非常友善,并且身體力行“政教分離”這個在圣經中就已經有明確規定的原則,但是從歷史上看,中國國內的教會,從來就有容易倒向某一政治集團的傾向(這也是中國自19世紀以來一直所充滿的政治斗爭使然),尤其是在那些極度缺乏監督和交流的教會里,教會的教導,也帶有明顯的政治傾向。這些問題,其實是中美兩國在歷史上的政治斗爭所遺留下來的問題。在此,我不打算討論這些歷史問題,僅根據防止基督教信徒被政治利用這一主題的需要,簡要地進行分析。
1.家庭教會問題
家庭教會有兩種,一種完全依附于國外教牧資源,另一種則與外國沒什么關系。但這兩種教會其實都有其問題,依附于國外教牧資源(無論直接還是間接)的家庭教會形式,實際上是解放前夕美國敗退中國的時候,美國為了遏制中國、顛覆共產黨政權而設立的;而與外國完全隔絕的純“本土化”家庭教會,則由于教牧水準參差不齊,深受異端邪教的困擾。這里主要討論前者。
在20世紀前半葉,國際上基督教界(注:廣義基督教)一直反對共產主義。1919年11月31日,教宗本篤十五世發布《夫至大》(Maximumillud)通諭,宣布民族主義是天主教教信仰傳播的最大障礙。另一方面,當時傳教士普遍認為共產主義是基督教的大敵。有傳教士說《但以理書》中巨人的半鐵半泥腳就是工農聯盟,將來要被砸碎;《啟示錄》中的蝗蟲和紅馬就是轟炸機和共產黨,地上三分之一的人要被它殺戮。1948年全國基督教協進會發表《致全國信徒書》,稱“教會不愿承認任何政治制度是絕對的和永不錯誤的,”基督教“承認每個人有絕對的價值,教會應當對剝奪人自由的政治行動提出抗議,對犧牲個人以維護階級利益的任何殘暴提出反抗。”1948——1949年美國增派大量傳教士,“以使中國社會增加與共產主義不相合的精神因素”。中華圣經公會1949年動用了12架次飛機,將總重100噸的圣經運往即將解放的華中和西南地區。為了便于分散隱蔽,傳教士提出教會的中心由城市轉入農村,教會進入家庭——這事實上是“家庭教會”產生的最早根據。(摘自仁不寐《三年文革與三百年文革》)
為了隱蔽,家庭教會之間聯系很少,牧長成分復雜,又有民間許多懷有各種目的的人從中利用,在許多地方導致信仰的混亂,以至邪教叢生(中國政府官方列出的14種邪教中,有12種源于基督教)。在政治上,美國CIA解密文件顯示,美國政府一直在通過各種途徑派出經過特別培訓的“宣教人員”進入中國,在家庭教會中一邊傳教,一邊制造崇美恐美的情緒。在長期的“宣傳”之下,贊揚中國政府的話被會眾不假思索得認定是虛假,而只要基督徒被指責、被抓,就一定是“共產黨迫害基督徒”,全然不問這些基督徒(是真基督徒還是假基督徒暫且不論)自身是否干了違法亂紀的事情。這在許多教案中(如最近的蕭山教案)表現得尤為明顯。
這種片面的“宗教二元論”(dualism)實際上和布什政府的宗教狂熱(religiosity)一脈相承。許多家庭教會的教導,曲解圣經,從一開始就將政治和宗教扯到一起,鼓吹和政府的對抗。從實際狀況來看,許多來自中國家庭教會,尤其是那種封閉和隱蔽的地下家庭教會(注:2004年中國已經對小型的家庭教會解禁)的弟兄姊妹,其崇美反共的政治傾向的確很明顯。
顯然,按照[二]中的原則,來自家庭教會的弟兄姊妹中的許多人,其意識形態親美,而且強度很大。由于家庭教會本身就是美國設立的反共反華政教合一的機構,其成員許多早已在美國CIA的數據庫中存檔(一些“美國牧師”和假基督徒間諜會向美國情報部門提供這些信息),這些政治傾向強烈的基督徒,被政治策反成為間諜的可能性就很高。
注意:這并不是說家庭教會出來的基督徒都有政治圖謀,都是間諜,然而其比例的確會比較高,需要結合其他的線索才能判斷。一向要求政教分離的基督教有意無意的關注國家政權的核心利益,這難免會引起執政者的關注。尤其是這些政治訴求與特定人群掛鉤時。沒有哪個執政者會寬厚仁慈到被異政見者利用他的寬容去反對甚至企圖改變執政格局。
2.有政治企圖的“假弟兄”的特征
既然是間諜,這些假弟兄也就大地具備了前面所講的特征。然而,作為混入基督徒內部,主要以策反基督徒為工作任務的假弟兄間諜,他們也具有一些專有的特征。
(1)對政治的熱情遠遠超過一般的信徒。
一般而言,由于基督教強調政教分離,因此基督徒對政治的熱情通常不是很高,雖有自己的政見,但較少主動大肆宣揚。而間諜由于需要盡快地傳播他們的觀點,因此表現出的對政治的熱情非常高;具體行動上,則是公開論政尤其是大肆批判中國政府和中國社會的行為非常常見,而且顯得相當激烈。
(2)故意將信仰和哲學層面的東西與政治相混淆,事實上的政教合一。
其實看看布什的伎倆,就知道這是什么意思了。布什斷章取義地引用圣經“不支持我的人便是反對我”(馬太福音12:30,和合本譯作“不與我相合的,就是敵我的”),實際上是將信仰與政治故意混淆,其目的是將他的政治主張和信仰故意捆綁起來,這就是他預設的邏輯前提陷阱。若有人反對布什的政治主張,許多頭腦簡單的基督徒就會理解為這些人反對基督教信仰。而其實,圣經中在那里提到的,僅僅是信仰上的二元取舍(選擇神還是魔鬼),和政治八桿子打不著。類似布什的這種將政治和信仰捆綁的政教合一的做法,是假弟兄們常見的手法。當然,這些手法可以包裝得非常漂亮,以蠱惑人心。
(3)基督徒無誤論。
如果這么寫出來,大家都會嗤之以鼻。可是這個謬論被間諜巧妙包裝之后,就不那么引人注意了。常見的形式就是每當有基督徒鬧事被捕,每當政府不能完全滿足教會提出的要求,這些間諜就會大罵“政府又迫害基督徒”,全然不管這些基督徒是不是自己該反省一下。例如,有家庭教會聚會,深夜不散且聲大擾民,有人前來勸阻,卻被基督徒責罵推搡,不得已叫來警察來維持秩序。這樣的事情在間諜手中可就是很好的素材,在他們的筆下,一定是基督徒沒有任何問題,政府又迫害基督徒——全然不管基督徒行使公民權利的時候是否侵犯了他人的權利。
(4)挑動教唆基督徒與政府的對立,將小事鬧大。
這一點在蕭山教案中體現得尤為明顯。蕭山一家教會向政府申請一塊地皮以建一個新的聚會場所,但政府在此之前已將這塊地皮給了另一家公司,因此準備將另一塊地皮給教會,但教會方面不太愿意接受這樣的安排。本來教會牧長和政府正準備坐下來商談教會新址事宜,結果有人從中挑唆,要會眾聚集、靜坐、示威,向政府施壓,要政府無條件地滿足教會的要求,甚至要為“神的殿”和警察拼命流血,否則就是不尊敬神。結果數百會眾在這樣的挑唆之下聚集鬧事,堵塞交通,甚至主動與前來維持秩序的警察發生激烈沖突。顯然談判不可能進行下去,最后政府不得不動用警力驅散鬧事的會眾,并逮捕了幾名鬧事最兇的會眾。大家可以想見在間諜的筆下這樣的事件會被盡情發揮成什么樣子。然而,許多這個教會的會眾站出來,指出這些聚集鬧事的人是被挑唆、行動完全違法也根本不利于事情解決的。有人指出,最初的挑唆就是來自于網上,在整個事件過程中以至事件結束之后許久,網上充滿挑動教唆的言語不絕于耳,血腥之氣彌漫在幾乎所有基督徒論壇上。
(5)信仰方面了解不深入,對圣經常斷章取義,片面強調某一方面(例如片面合一、片面反戰、片面的無政府主義)。
(6)自身觀點偏激,而且大量引用某些偏激人士寫的有關政治的文章,將這些人高舉,甚至以這些人的觀點作為他們判斷其他觀點的唯一尺度。
(7)強調派別之爭(有派別就容易挑動紛爭),而且過分高舉一些初看純正、實則偏激的基督教派別,例如被稱為“基督教原教旨主義”的基要派。 (8)將歷史上曾經被中國政府打壓的宗教人士無原則的高舉,將他們的觀點視為圣經,而不論這些人的觀點有多么荒謬。如果你和這些人就事論事地討論觀點,就會發現間諜高舉這些人士的目的不是討論神的道,而是打擊異己、混淆視聽、攻擊政府。
其實,從圣經的原則上就可以很清楚地識別出假基督徒間諜來,因為他們參與教會活動的目的不是為了信仰,而是為了其個人利益或其政治集團的利益。基督徒切不可認為一切“基督徒”都是好的——因為任何人都可以自稱“基督徒”,都可以背出兩句圣經,然而,是什么樹就結什么果子,歪曲的、節選的福音,是要被咒詛的。基督徒識別假基督徒間諜最好不過的方法,就是務求信仰的真道,并將其付諸實踐。
由于大家普遍認為教會是比較純潔的地方,因此防范意識普遍薄弱。這就給了間諜們以大大的可乘之機。據我的實際經驗,在教會里面遇到的間諜遠多于教會以外的社交場所。那些與中國政府直接或間接有關的社會活動中,間諜反而較少參與。
請注意:我再次強調,大多數的華人基督徒是好的,是友善的,是政教分離的。只是由于美國政府利用宗教問題進行顛覆活動已經非常普遍,我們不得不多個心眼,因為自稱基督徒的人里面,也有布什這樣的貨色。相信這就是布什這個“基督徒”留給大家的歷史印象吧。
時下,網上有大量的自許為基督徒的反共反華文章,這些假信徒反對共產黨提出的所有政治主張,包括計劃生育,好象中國人要多多生育人滿為患才體現了博愛;反對所謂的專制,要求民主,殊不知執政當局如果真的不民主,就憑他的反動文章即可定個政治犯判過幾年;反對三自辦教方針,惡意攻擊其是官辦教會,共產黨幾時又去辦教會了,即使因這個執政黨個別時期的不成熟政策干擾了宗教,也不至于一提到共產黨或政府便反感吧。這些人對官辦學校、義務教育不反感,反而認為官辦得不夠;反對城管,但如果自家門前有三亂便會指責政府工作人員白拿了納稅人的錢不辦事……還有一個明顯的現象是,從1989年之后,很多民運分子皈依了基督教,再到近年來一些自由知識分子也皈依了,高潮之作是余杰 “三個代表”了家庭教會,會見了美國總統小布什。在這次會見中,余杰一次又一次用“民運神學”強奸小布什。小布什很高興地被這伙所謂的教牧同工強奸了N次。他才不管你代表了什么,總之,只要說共產黨的壞話,老美就會連連ok發自內心由衷地高興。難怪有人說,這伙民運民子,連婊子都不如:所謂的“民運人士”,不按照“圣經”的要求“順服掌權的”,卻想方設法攻擊政府,徹底把“圣經”的要求當成了屁話。這些華人基督徒們,就是典型的又要當婊子,又要立牌坊。
我認為,有信仰應該是件不錯的事,但如果宗教成了召集特定人群來從事特定政治目的的活動時,信仰人群對此要保持高度的警惕了,畢竟,信仰只是個人的私事,是高尚的心靈最寧靜的港灣和歸宿,如果它賦予了特定的政治涵義,則無論是教會負責人、教牧人員還是信徒,則要對照教義作深刻反省了,當前,越是中國發展了,才逐步成為美國人的眼中釘,因為沒有人去踢死狗的,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真的要為執政黨自豪,為我們日益強大的中華民族自豪。或許我們每個人都有不如意的時候,我們可以怨天尤人,但在面對國家利益時,則要保持清醒的頭腦:自己不要為虎作帳,扯旗造反;也不要被人利用充當炮灰,留下千古罵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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