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進先富向共同富裕的階段性轉換

　　共同富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實施先富帶動后富的發展戰略，解放和發展了社會生產力，實現了經濟社會的長期較快增長。當前，我國總體上進入了從先富向共富轉換的關鍵期，這意味著利益結構的變革將更加深入與持久，需要通過全面深化改革來調整收入分配格局，穩步縮小收入差距，加快全面小康社會的建設進程。

　　一

　　經過36年的改革發展，我國順利地完成了先富階段的戰略目標，為實現共同富裕打下了堅實基礎。但也不容否認，隨著國民經濟較快發展，居民收入差距和財富差距明顯擴大，已成為當前我國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一個主要制約因素。

　　一方面，居民收入差距在拉大。改革開放初期，我國居民收入差距較小，基尼系數基本維持在0.3左右的較低水平。進入上世紀90年代后，基尼系數開始攀升，1994年首次超過0.4的警戒線，其后雖有短暫回落，但總體上升趨勢依然明顯。據國家統計局的最新數據，2003年后我國基尼系數持續徘徊在0.47以上的較高水平。從結構上看，除地區收入差距外，其他各種形式的收入差距整體上均處于上升態勢，其中，農村基尼系數在2004年超過了0.4，城鎮內部也已十分接近這一水平。盡管伴隨著城市化進程出現了大規模的人口流動，城鄉收入差距持續擴大的態勢得到抑制，但依然懸殊。目前，城鄉收入差距仍占據中國總體收入差距的一半左右，是中國收入差距最大的結構性來源。另外，壟斷行業高收入問題突出。僅從國家公布的工資數據計算，與一般性行業相比，行業壟斷導致行業收入差距上升約25%，壟斷行業非合理地高出相當于平均收入水平1/4的份額。

　　另一方面，財富不平等現象在發展。收入差距衡量的是財富流量的不平等，由于居民間的收入流動性一般較低，這就使得收入差距會沿著流量變化的方向累積，進而導致居民間財富不平等的擴大。而且因為累積效應，越富裕的人群儲蓄和投資能力越強，從而使得財富存量不平等的擴大速度通常快于收入不平等。有關部門估算，目前中國城市家庭總資產均值約為247萬元，中位值約為均值的1/6。這意味著中國城鎮家庭財富占有高度不均。這在很大程度上解釋了為什么在大多數人并不富裕的情況下，中國出現了一線城市房價不斷高企，2011年70%的瑞士名表為中國人所購買，世界豪華跑車生產商專門為中國消費者量身設計車型等一系列“反常”消費現象。

　　二

　　收入差距過大是一個世界性問題，更是中等收入陷阱的一個突出特征。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我國人民生活水平跟過去相比有了很大提高，但在整體上還不算富裕。在這一發展階段，我國居民收入差距較大的潛在影響開始顯現，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面臨著嚴峻的挑戰。

　　收入差距偏大使社會階層間流動不暢。在現實生活中，社會資源主要由經濟資源、組織資源和文化資源組成，與這三種資源相對應的收入、權力、聲望，往往掌握在少數富裕者手中。利用這些資源及關系網絡，富裕起來的社會群體就能夠實現優勢地位的代際傳遞，一些國家的發展實踐業已證明了這一點。現階段，我國還未形成穩定的橄欖型社會結構，中間階層總體比例偏小，階層固化現象開始顯現，表現為社會縱向流動的通道日漸狹窄，人們向上流動不暢，社會結構調整速度變慢，制度變革與調整的動力減弱。

　　收入差距偏大滋長了人們浮躁心態或消極態度。經驗表明，在收入差距偏大的社會中，理想與實際機會之間常常存在著反差。一方面，人們普遍抱有“發大財”的功利性訴求，卻又缺乏腳踏實地、吃苦耐勞的創業精神和相應技能;另一方面，人們更專注于如何快速實現自身利益訴求，而較少考慮相應的社會責任和道德義務，由此導致了道德約束力的急劇減弱。2011年2月全國總工會發布的《新生代農民工調查報告》指出，與傳統的農民工相比，新生代農民工更注重自我。然而，由于新生代農民工職業發展空間較小，無法滿足自我發展的愿望，導致他們的工作滿意度較低。面對現實與理想的落差，一些80后、90后的年輕人選擇了消極逃避的態度，即使可以找到工作也不愿去勞動，寧愿啃老、坐吃山空。

　　收入差距偏大提高了社會“維穩”壓力。從現實看，在當代，發達國家鮮有非正常的政權更迭和群體性暴力行動，而一些既貧窮落后又收入差距懸殊的亞非拉國家，則長期陷入了戰爭內亂、政權頻繁更迭的困境。后一類國家即使上層政治穩定，也仍不免有社會秩序混亂的真空地帶存在，如巴西的貧民窟、墨西哥販毒勢力蟄居的巢穴城市。常識告訴我們，如果沒有社會的穩定作保障，國家經濟發展將無從談起。這也正是我們為什么在改革和發展的過程中始終強調“穩定高于一切”的根本原因。但是，近年來，由于經濟利益分配不均衡所引發的群體性事件頻繁發生，部分地區“維穩”成本上升較快。必須引起重視的是，在經濟社會轉型發展的新時期，如果我們不能加快解決收入分配差距過大問題，有效疏解由經濟利益分配不均衡引起的社會不公問題，而單純依靠加強“防堵”力量，很難收到持續的“維穩”效果。

　　三

　　從國際經驗看，發展中國家要成功步入發達國家行列，必須實現收入差距的穩步下降。在很多國家的歷史上，只要經濟發展突破初期要素約束而起飛，由低收入國家發展成為中等收入國家并不是一件難事，而由中等收入國家成為富裕的發達國家卻幾乎都是一個難題，阿根廷、墨西哥、智利等拉美國家就是典型例證。

　　由此可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關鍵是如何在促進經濟增長的同時推進收入的公平分配，防止出現因收入差距過大而導致的貧富分化。經濟社會發展規律表明，市場經濟是以多元的經濟主體與社會分工的不斷深化為自己開辟道路的，由于人們在生產要素的占有、個人勞動能力上的差別，在生產成果的分配上必然會產生差距。在資本主義社會，隨著社會再生產的不斷循環，財富會在一方迅速積累，而廣大勞動者則不斷走向貧困，這就是貧富分化，也是資本主義必然消亡的根本動因。而我國改革的取向是建立與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市場經濟就不可避免地會產生收入分配差距，關鍵是產生了差距以后怎么辦。早在改革開放初期，我們黨就堅定不移地把共同富裕作為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并以此來衡量重大改革舉措的成敗得失。在堅持這一原則的基礎上，我們黨制定了先富帶動后富的發展戰略，帶領全國人民在實現共同富裕上邁出了關鍵性一步。近年來，盡管出現了收入差距過大問題，但仍屬于發展中的問題，只能用發展的辦法才能加以解決。

　　實現共同富裕是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殷切期盼，但這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需要做出長期努力。事實上，縮小收入差距，促進先富帶動后富，最終實現共同富裕，是我們黨和國家經濟工作的根本出發點與著力點。上世紀末以來，黨和國家連續制定和實施了西部大開發戰略、農村稅費改革、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東北振興和中部崛起戰略，標志著我國開啟了由先富向共富轉換的歷史進程。及至2010年，收入分配改革被寫進了政府工作報告，2011年又寫入了“十二五”規劃，并成為黨的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改革重點，意味著這一階段性轉換的全面推開。可以預見，只要我國在深化改革中堅持共同富裕這一社會主義原則，抓住時機推動先富向共富的階段性轉換，就能有效防止收入分配失序和社會兩極分化，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近年來，隨著一系列政策效果顯現，我國地區和城鄉之間居民的生活、收入水平上的差距開始趨向縮小，向共同富裕發展戰略的階段性轉變開局良好。例如，我國總體基尼系數自2003年以來已不再明顯上升，2008年達到頂點后開始逐年平緩下降;城鄉收入差距作為總體收入差距形成的重要因素，在2003年達到頂點后一直保持穩定，近兩年出現下降跡象。但是，由于前期不平衡增長慣性力量的存在，整體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有待細化實施規則，涉及經濟結構轉變的收入分配調節政策見效緩慢等原因，收入差距偏大的局面在短期內仍將持續，共同富裕的目標需要長期艱苦努力才能最終實現。

　　當前，我國基本具備了推動先富向共富階段性轉變的條件。一方面，改革開放以來所取得的經濟成就為調節收入分配和構建和諧社會提供了必要的物質基礎，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為此提供了強有力的制度保障;另一方面，縮小收入差距，實現共同富裕，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既是中國經濟發展實踐提出的客觀要求，也是廣大人民群眾的迫切愿望。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時期，我們要著眼于經濟社會長遠發展，持續深入推進西部大開發和收入分配改革等戰略，采取強有力措施縮小城鄉、區域、居民收入差距，從而使全社會的共識和力量集中到實現共同富裕這一社會主義的根本目標上來。

　　堅持走共同富裕道路，既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奪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勝利必須牢牢把握的基本要求，也是新時期全黨全國人民的共同信念。我們有理由相信，改革開放以來我們能夠用較快的速度實現經濟持續健康增長，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打下堅實基礎，就一定能夠憑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優勢，贏得轉方式、調結構、促增長的重要戰役，最大限度地解放與發展社會生產力，使社會財富充分涌流，從而快速推進收入差距的縮小，實現民族復興的中國夢。當前，我們要按照黨的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戰略部署，緊緊圍繞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這一宏偉目標，在堅持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和分配制度的前提下，加大國民收入分配格局調整力度，著力解決收入分配差距較大問題，努力使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體人民，朝著共同富裕方向穩步前進。

　　(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政治經濟學研究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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