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新的工人階級意識形成看“發展”、“穩定”框架的局限

　　裕元鞋廠罷工反映了什么問題?

　　——從新的工人階級意識形成看“發展”、“穩定”框架的局限

　　今年4月5日到26日，世界上最大的運動鞋代工生產商臺灣寶成公司在東莞高埗鎮投資的裕元鞋廠，工人因廠方未依法足額繳納五險一金，進行了歷時20天，規模最大時達5萬人的罷工。這是近年來工人群體性抗爭中規模最大的一次，較典型地反映了當前勞與資、政府與勞資之間的關系。罷工雖已經平息，但改革開放以來階級矛盾的發展以及與現行“發展”和“維穩”框架下的矛盾值得關注。

　　近年來勞資糾紛突出，2013年全國較大規模的有幾十件。此次裕元罷工的直接導因是廠方長期以來對工人五險一金繳費不足，但從罷工期間工人們的QQ群聊、媒體的報道和工人“小邱”工友對一位裕元工友的訪談，以及近年來深圳、東莞等地所發生的勞資糾紛中可以看出，引起罷工的原因要復雜得多。回過頭來看這次罷工，有這樣兩個問題值得重視：

　　1、從裕元罷工來看，當前勞資矛盾和我國的工人階級處于什么狀態?

　　2、為什么地方政府在維穩的框架下依法處置這次罷工事件，但卻失去了工人們的信任?

　　現有的經濟結構、階級關系、與工人的階級意識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工商業已轉變為以資本為主導、通過市場來組織，以生產要素進行分配的生產方式。到2013年3月底，我國登記注冊的1374.88萬戶企業中，私營企業1096.67萬戶，占近80%，私營企業已成經濟成分中的主體。同時，工人的主體已由來自農村的“打工者”組成，工業化、城鎮化、經濟全球化的大潮迫使他們加入城市的產業大軍。在市場上作為勞動力要素轉變為企業的雇傭工人。他們都帶著對城市生活的美好憧憬進入企業，在生活的壓力下，成為大機器和流水線上一個靠出賣勞動力謀生的勞工，雖超時勞動，但難以過上體面的生活，難以享受家庭天倫之樂的“打工者”。即使在國有企業中，管理層與一線工人之間在分配上的差距已拉得十分大，而且工人作為雇傭勞動，新的階級意識也正在形成。

　　裕元罷工是典型的代工私企中勞資矛盾的反應。在我國參與經濟全球化和加入WTO以后，很多企業從事跨國品牌公司產業鏈末端的代工業。因受跨國品牌公司和代工企業的雙重剝削，在這類企業中勞資矛盾尤為突出。在整個國際分工的生產鏈中，品牌公司靠技術和品牌壟斷了利潤的大頭。代工企業本身也受跨國企業的壓迫，所獲利潤有限。對代工企業來說，只要能減少成本就能增加利潤。為獲取利潤，它們往往采用血汗工資制，通過降低勞動成本和提高工作效率來增加自己的利潤。根據美國麻省大學私企社會欠賬課題組的報告，長期以來，中國的私企依靠低廉而規訓的勞動力在世界市場上取得競爭優勢，卻沒有對勞動者的超時勞動做出應有的補償，也沒有把工資提高到生存工資的水平。這種轉嫁給勞動者的潛在成本，既是對勞動者的社會欠賬，也是私企超額利潤的來源。2003-2009年中國的私企社會欠賬總額估算達到4.1萬億元，占同一時期利潤總額的9%，占勞動報酬總額的6%，相當于2009年GDP的14%。如果去掉這部分利潤，私企與國企的利潤率大致相當。事實上，在整個改革開放以來的發展過程中，打工者這個群體承受了巨大的成本(大約70萬的矽肺工人、巨額的社會欠資，以及因家庭分離造成巨大的社會代價)，今天中國的繁榮，不僅他們付出了辛勤勞動，也付出了巨大的代價。換句話說，我國的發展，是在勞資關系形成，資方把潛在的成本轉移給工人的條件下所取得的。

　　按照憲法，我們國家的性質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工農是共產黨的執政基礎，國家的主人。而在現實生活中，打工者卻成為弱勢群體，在生產方式中僅作為勞動力要素。即便是國家法律規定他們應有的權益，很多內容只停留在紙面上。他們以罷工這種激烈的行動所要爭取的，只是法定權益的維護，以及在勞動中的尊嚴。之所以采用罷工的方式，是因為在體制內他們沒有政治參與和得到利益保護的渠道。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作為一個制造業大國崛起，形成了一支世界上規模最大的產業工人隊伍，主體是打工者，2013年總量已達26894萬，其中31.2%從事制造業，22.4%從事建筑業，80后新生代打工者占46.6%。這支為謀生進城打工的打工者，究竟是一個什么狀況呢?裕元罷工事件讓我們有機會進一步了解這個群體。

　　這一代工人本身就是改革開放時代的產物，他們已沒有父輩的那種基于翻身感對黨的熱愛，絕大多數也沒有經歷國企改革所承受的利益受損和失落。農村有限的土地和城鄉之間的差距使他們從農村進入城市討生活，同時也是用自己的打工經歷來重新認識這個社會、政府、企業和自己。正像一位裕元的工人所說，他們追求的是：

　　“我們只想有體面的工作，有尊嚴的生活。”

　　然而，多年打工的經歷卻使他們從滿懷希望與熱情，走向失望：

　　“我在高埗呆了十五年，一直在裕元，說實話，對裕元廠，對高埗鎮有很深的感情。”“高埗已經成為我的第二故鄉了，裕元廠就像我的家，對很多工人來說，這是一種很真誠樸素的感情，曾經我們身為裕元人而倍感自豪。”“可是，裕元，高埗，你們拿什么來讓我愛?很多人把一生中最美好的青春都奉獻在這里了，可是當他們老無所依，難道他們真的只能活在新聞聯播里?”

　　究竟什么原因會導致工人們的失望呢?可以從工人們的勞動環境來尋找原因：

　　對于在流水線上作業的正式工人，必須以秒為單位完成某個機械性的動作，承受著極高的工作強度和生產壓力，每一班持續工作10-12小時，工人成為流水線的附著物，有的還必須在高溫、有毒的條件下生產。有的企業雖有食堂，但工人吃不吃都得繳伙食費，伙食差，有的企業還對工人吃飯規定了很短的時間。有的企業工人一天規定只能上兩次廁所，還必須要有人頂班才行。在私企中，為完成生產任務往往采用非常嚴苛的管理方式，管理層對工人辱罵、羞辱、懲罰是家常便飯，在這種生產方式中，工人不僅出賣勞動力，而且出賣尊嚴。

　　參與罷工的工人們持有的政治立場是：“我們熱愛黨，熱愛我們的祖國，我們也希望國家發展得越來越好。”罷工期間，BBC來采訪，工人一方面覺得這下有救了，同時又覺得自己給祖國丟了臉。正是這樣一個工人，在打工經歷中強烈地感覺到：“可是，如果當經濟持續發展而工人不能享受到發展的紅利，我覺得這不是一種正常的局面。”在企業內受到的長期的剝削、壓迫與屈辱，使他們走上了與資方抗爭的道路。

　　裕元這次罷工雖以企業在社保繳費上的問題為由，但卻是多年在工廠內所受的壓迫、侮辱和利益受損在情緒上的總爆發。選擇社保繳費問題是因為最具法律正當性，資方難以否認，地方政府也難以用維穩來壓制。從整個罷工過程來看，工人們最大的動力是出于長期累積的對資方的強烈不滿。罷工并沒有理論指導，不是有領導、組織化的行動，也沒有明確而統一的策略，具有情緒化的特點。工人們對社會上維權組織的介入是警惕的，意識到其背后有敏感的支持力量。雖然在這次罷工中勞工維權組織“春風服務部”有所介入，但從整個罷工過程來看，這是一次工人自主性的行動，并非由外部維權組織策劃和操縱。外部勢力的介入作用也很有限，罷工本身而帶有強烈的發泄性特點。

　　值得注意的是，這一代工人雖然從生產關系上來看已經成為雇傭工人，但他們并不具備作為階級的集體意識。按照階級意識的定義：第一，對自己身份的認同，明確把自己定義為工人階級的一員;第二，利益意識，對自身的階級利益有明確的認知，意識到自己與其他階級在利益上的差別;第三，合作意識，對本階級共同行動的目標和一致行動的策略、能力等具有明確的認知;第四，沖突意識，對維護本階級相關的權益免受損害而集體抗爭的對象具有明確的認知。過去，中國工人階級的利益都是由共產黨代表，由政府的政策規定。而這一代從農村走入城市的工人，還只是裝在企業這個麻袋中的馬鈴薯，他們中的大多數還只是為個人利益打拼的個體，有的還懷揣著有了錢自己開廠開店當老板的夢想。對在工廠里自己的權益受到損害，許多人只是認為自己的命不好，部分工人以跳槽來應對，個別的甚至以自殺來表達自己所受的屈辱，對大多數人來說，對現狀只能忍和接受，很難形成有意義的集體行動。在這個意義上，形成這樣一次5萬人規模、歷時20天的罷工，非常不易。

　　從罷工基本訴求來看，主要是經濟性的：要求增加工資，目前2700的月薪太少，低于周邊的企業;要求工廠補繳應繳的社保基金;社保基金補繳中由個人承擔部分，工人們一下子拿不出這樣一筆錢，認為責任在企業和政府，要求由企業和政府承擔;要求廢止對工人侮辱性的管理方式。工人們從自己的利益出發，并不想通過罷工搞垮企業，而是希望通過罷工教訓一下廠方，爭取“勞資兩利”的局面。

　　作為打工者，本身對政府的信任度十分有限。所處在這個辦事要付錢和找人的社會環境中，他們是最沒有社會資本和金錢資本的一群。他們的經歷很容易把政府與“腐敗”聯系起來，并沒有在直接的體驗中確立政府是為他們服務的觀念。這種情況符合現階段黨風和干群關系的實際情況。在這次罷工中，工人一開始對于政府和工會組織仍寄予希望，因為五險一金問題廠方明顯違法。但是，政府和工會對罷工的處置反而失去了工人們的信任，被認為是資方的保護者，從而勞資矛盾進一步被引申為勞方與政府的矛盾。這正是這次罷工值得深思的地方。

　　罷工結束以后，工人們認為：

　　“罷工失敗的主要原因是：1.政府強力打壓，甚至警察封住廠門不讓員工出來，到車間強迫工人復工。2.部分工人受前述情況影響，產生悲觀、畏懼和失敗情緒，覺得反正搞不贏了，撈了230元，見好就收，無奈復工。”

　　“大家雖然復工了，但心里都憋著一股怨氣。今天大家心里都特別難受，感到很屈辱。表面看來，罷工已平息，但矛盾仍然存在，問題沒解決，員工怨氣很大。尤其是對政府強勢介入打壓員工非常不滿。所有人都感覺到憤怒，尤其是被強迫勞動!”

　　“這次罷工只是在強勢打壓下被迫復工的，問題依然沒得到解決。本來只是單純的勞資糾紛，卻由于政府的強勢打壓，導致更多人對政府和資方的不滿。可說，這次罷工事件是三敗俱傷，員工被打壓，資方需付出幾十億的補償和罰款/滯納金，政府的威信下降。”

　　“這次罷工也使許多工人覺醒。這次罷工的前期，員工還企望政府協調，當工會介入后鎮壓加劇，員工看清了政府的真正面目，他們就是資方的打手和走狗。之前那種對官方包括總工會、甚至對警察的幻想，現在都破滅了，這種覺悟會讓下次斗爭更有力量，至少思想上不再那么軟弱。可以說，只是明火被撲滅了，仍有暗藏的火種，下次遇到誘因，可能會更加爆發!而且經過這次的洗禮，下次的罷工，肯定會更有組織性和戰斗力!”

　　為什么會導致這樣的局面呢?需要進一步分析地方政府的立場與對勞資矛盾的思維與處置框架。

　　現行的發展模式與政府的立場

　　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政治路線把地方政府的工作重心牢牢地固定在發展經濟上。在工業化、城鎮化、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地方政府的首要任務是引入稀缺的資本來發展地方經濟。在蘇北某縣的中心大街上掛著這樣橫幅，反映了這個時代地方政府的行為邏輯：

　　千中心，萬中心，經濟建設是中心，

　　千重點，萬重點，工業經濟是重點，

　　千條線，萬條線，招商選資是主線。

　　全員發動抓招商，積蓄后勁謀跨越。

　　在屬地化管理的體制下，地方政府負有對所轄地域和常住人口提供公共產品的責任，而財力資源主要靠本地財力的增長，這又取決于招商引資。這樣，招商引資成為地方政府經濟發展、政績考核、承擔其他社會文化職責的關鍵所在，也因此決定了地方政府親資本的立場，體現在招商引資中對投資企業在稅收政策和土地出讓價格上的優惠、在環境污染上的遷就、在執行勞動合同法和社會保障政策上的“變通”。各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資上的競爭激烈，更加劇了這種行為。由此造成了難以治理的環境污染和勞工合法利益的嚴重受損，成為這種發展模式沉重的社會成本。

　　2012年兩岸三地高校對富士康的調查報告表明，這個在內地17個省市有投資的跨國公司電子產品的代工企業，雇傭了100萬勞工。各地政府不僅在投資上給予相當的優惠，而且不惜動用公共權力和公共財政作為補貼來為富士康招工，僅河南一個省為富士康2萬名招工所使用的公共財力就達1600萬。政府還采用行政權力把職校在校生派往富士康以實習為名頂班， 2010年竟達10萬之多，這些學生只在學校學習了一年，大約1/4未滿18周歲，從事的是與普工同樣高強度、長時間的工作，平均工作時間為9.7小時，每天要裝配3600個蘋果手機零件。由于用這些學生不用簽訂勞動合同和購買社會保險，并由職校教師協助管理，工資要低于正式工人，大大降低了企業的用工成本。而學校可以從政府那里得到獎勵。在私企中，超時加班、勞動條件差、工人不受尊重，不能按照規定取得報酬和繳付社保基金的現象十分普遍。這都與地方政府與對企業違規用工的現象采取視而不見，甚至放縱的態度有關。

　　對于企業為工人繳納的社會保險費應負的社會責任，政府往往網開一面，允許以各種名義為工人不繳或少繳社會保險。國家統計局《2013年打工者監測調查》報告顯示，雇主或單位為打工者繳納養老保險的只占15.7%、工傷保險28.5%、醫療保險、17.6%、失業保險9.1%和生育保險6.6%。有的即使繳納了，但并未繳足，或拖長工人的實習期少繳，或沒有按照實際收入繳，只按最低工資繳納。

　　可以看到，現行發展模式決定了地方政府把追求經濟發展和財力增收作為第一位，由此在工業化和勞資關系展開的過程中，立場更多地站在資本一邊，而不是在勞工一邊，成為我國私人企業能以采用損害勞工權益來獲利的重要政治條件。隨著《勞動合同法》的頒布，國家對公共服務均等化和社會保障要求越來越明確，地方政府在這些方面有所改善，但基本的行為邏輯與偏向資本的立場并沒有變，通過犧牲征地農民、工人的權益和環境來維持相對有利于資本的投資環境。在這個意義上，勞資矛盾發展到今天，政府負有重要責任。

　　在經濟全球化下的背景、我國所采取的發展模式、資方的逐利性和地方政府的立場與行為，決定了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工業化、城鎮化，我國勞資這對階級矛盾從產生、發展到展開，引起沖突的因素在不斷累積，發生沖突只是時間問題。

　　政府依法處理，為什么會失去人心?——政府的認識與處置的框架

　　縱觀整個罷工事件，政府部門依法處置，但結果卻是從工人們開始對政府部門抱有期望，到最后失去信任。其原因究竟何在?我們把整個處置過程簡單回顧如下：

　　對裕元罷工事件，人社部通過新聞發布會正式表態，認為裕元鞋廠確實存在未如實申報社保繳費的問題，并向企業發出了《社會保險限期改正指令》，責令企業依法整改。

　　裕元廠承認在社保繳費上的問題，同意從5月起按照規定繳納職工的社保費，并考慮到工人的收入在當地較低，每月發放230元生活補貼(不計入工資，也不作為繳納社保的基數)。對以前欠繳的社保費用同意補繳，屬于個人繳納的部分由工人補繳。

　　對此工人仍然不滿。因為按照規定繳納五險一金后，每人每月要承擔個人繳納的400-500元。即使增加230元補貼，工人的實際現金收入仍少于過去，進而提出要求加薪30%，這樣在繳納了個人部分的社保和住房公積金之后，平均月收入能達到當地平均收入3000元左右。同時，認為欠繳社保和公積金責任在企業和政府監管不力，個人補繳部分大部分工人承擔不起，應由企業和政府承擔。有的工人還提出要求買斷工齡走人。

　　對于工人的要求，東莞市的政府部門分別依法對工人提出了不予支持的答復。從內容上看，政府部門的答復都是依法有據的。

　　在政府部門答復后，裕元工廠也作出了答復：

　　補繳社保個人承擔部分應由個人承擔;

　　不支持員工以未足繳社保為由解除勞動合同并經濟補償;

　　企業補繳部分不打入個人賬戶;

　　底薪每年增加30%沒有法律依據;

　　每月支付員工230元生活補貼，但不納入底薪;

　　愿意就管理粗暴、不尊重員工、伙食差納入整改;

　　愿意與工人選出代表溝通協商;

　　完善高溫津貼發放;

　　希望盡快復工，共創雙贏。

　　但工人們對裕元的答復仍不滿意。從工人群聊的內容來看，這種不滿既有對長期受資方壓迫的問題未得到政府正面回應的原因，也有受情緒化的支配，沒有組織化和較為完整的策略，從而使工人們很難掌握罷工中收放之間的關系。隨后，在公安部門的強力介入下，裕元于4月26日實現了復工。盡管對復工工人之間有不同的認識，但共同的情緒是被迫的，不滿的，不僅對資方，也對政府充滿著不信任。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這次罷工是因為資方長期以來對員工的壓迫，形成積怨的總爆發，開始工人只是想將一下裕元廠的軍，出一口氣，增加一些待遇，但資方的態度非常強硬，個別臺干甚至說“大陸人就是賤”，激起工人的強烈義憤。

　　因巴西世界杯在即，運動鞋廠處于訂單的旺季，此時的罷工無疑給裕元廠造成了巨大的壓力，而且在社保問題上明顯理虧，所以提出了增加230元生活補貼和補繳社保費用。但在一些臺灣媒體的報道中，裕元廠方仍把社保繳費的問題歸于大陸政策多變和工人為了多拿收入自動放棄社保，對自己的責任并未檢討。在罷工過程中裕元曾懸賞5000-50000元獎勵舉報阻止復工的人，被工人們發現。正是在這種勞資對立不斷升級的情況下，罷工規模越來越大。

　　為什么政府依法處置，反而會引起工人們的反感呢?問題在于政府認識問題和處理問題的框架與工人們存在很大的差異。

　　“發展是硬道理”，“穩定壓倒一切”，是地方黨委政府守土有責中最重要、最基本的責任。發展的框架造就了地方政府更多地站在資本立場，這也是政府長期以來對于資方違法監管不力的原因所在。而罷工作為群體性事件，地方政府的處置依照的是“穩定壓倒一切”的維穩框架。今年全國政法工作會議之后，地方政府對維穩與維權的關系有所重視，加強了通過依法維權來維護社會穩定。因此，對資方違法行為的整改要求，對補繳社保與住房公積金繳費工廠與個人繳納部分的分別承擔，都是有法可依。從維穩和依法治國的框架來看，東莞政府的處置是符合邏輯的，問題是為什么會失去工人們的信任?

　　原因在于，現行的發展模式已造就了新的階級關系和階級矛盾，發展和維穩的框架遮蔽了這種階級矛盾，從而使地方黨委和政府找不到妥善處理勞資矛盾的立足點。

　　這次裕元罷工的根本原因是長期以來的勞資矛盾。無形之中，工人們的思維與話語已上升到階級矛盾的層面，并潛在地認為在我們國家，政府應該站在工人一邊，希望政府能認識這種勞資矛盾，能夠理解工人的立場，幫助建立工人們有尊嚴、體面的工作環境和生活條件，建立勞資兩利的發展模式。在這個意義上，這次罷工工人們既有具體的提高待遇和維護社保的權益訴求，也帶有超出具體權益訴求，基于階級矛盾對建立一種新的勞資關系的期待。正因如此，在罷工之初工人們對政府抱有期待。

　　而地方政府就事論事地依法處理罷工事件，實際上在維權背后掩蓋了勞資之間的階級矛盾，用維穩抹殺了工人們追求更為合理的勞資關系的正當性。在罷工被認為是不穩定事件的情況下，一旦動用強力部門，采取強制性措施，必然會與堅持罷工的工人發生沖突。這種做法，很自然就被工人們看作政府和地方工會不是站在工人一方，而是站在資方一邊，對政府的強烈不滿就難以避免。

　　相比之下，臺灣15家勞工團體4月23日聲援裕元工人罷工，提出的訴求是： “對社保和住房公積金，裕元補足所有資方應付金額，品牌商補足所有工人應付金額;”“裕元與品牌商應與工人選出來的代表協商，妥善解決各項勞動爭議。”香港勞工界八團體給裕元各代工品牌的公開信，更旗幟鮮明地指出Nike、Adidas、Timberland等這些裕元為之代工的國際品牌公司更有不可推卸的社會責任，“它們是整個國際生產鏈上拿得最大利潤的一群，而處于整個生產鏈盡頭的各國工人就是其奴隸，也是唯一受害者。”因此工人應補繳的社保費用部分應由裕元和所有向裕元下單的品牌買家共同承擔。

　　要求國際品牌商承擔應有的社會責任，不僅合理合法，而且也有成功的先例。1993年深圳葵涌鎮致麗玩具廠大火，導致47名女工死亡和87人受傷，經香港及各國勞工團體多年抗爭，多個國際品牌買家答應共同承擔賠償工人的費用。2013年孟加拉達卡發生整座廠方倒塌，導致三樓制衣廠千名女工死亡，2400多人受傷，經國際及各國消費者權益組織和勞工團體抗爭，多個國際品牌最終答應共同承擔賠償工人的費用。如果地方政府能夠意識到所面臨的是階級矛盾，而不是簡單的維穩，更多地考慮工人的立場，就有可能意識到自己對資方在監管不力上有責，爭取取得工人們的諒解，就能和地方工會一起向國際品牌公司為工人爭取補償的權益，即使結果不能完全實現，也能夠贏得工人們的信任，有利于營造勞資兩利的環境，在政治上體現我們國家的階級性質和人民政府的本質。但是，現有的發展模式造成政府和工會早已沒有以階級分析為基礎的認識框架，缺乏仍把工人看作是黨的執政基礎、國家主人的立場，在發展中只把工人看作是保證發展的一個生產要素，在罷工中只把工人作為維權和維穩的對象，在立場上脫離了工人群眾，以至于盡管是依法處置，但仍被工人認為站在資本一方。這次罷工所造成的后果，勞資矛盾并未從根本上得到妥善解決，但工人們卻確立起在勞資沖突中地方政府和工會組織不站在自己一邊的觀念。作為一個已經形成的，受到資本剝削與壓迫的工人階級，目前體制內并沒有為他們提供充分有效的參與渠道，使他們可以通過體制內的參與來改善自身的處境，體制外的抗爭成為唯一的出路。這個過程必定會促使他們從朦朧、情緒性的意識向自覺的階級意識發展，從發泄性、經濟性的抗爭走向帶有更具政治意涵的抗爭。這種趨勢突顯出“發展”、“維穩”的政治話語和框架的局限。

　　這次裕元罷工雖已平息，但這次罷工已在勞工群體中產生了巨大的反響。深圳一百多個著名企業的1200名工人今年五一所發出的公開信中表達了這樣一種看法：

　　“人生最黃金的歲月，我們都在深圳度過，除了春節這幾天，我們能回家鄉品嘗天倫，找回做人的快樂。其他日子，我們就像這個城市可以隨便更換的零件。這個城市讓我們漸漸失去對國家的信任，對法律的信心，縱然它美麗繁華，卻充滿著不公平。東莞裕元的工友們因為社保的欠費問題提出抗議，其實我們在深圳遇到同樣的處境。……我們來自深圳不同的工廠，有些是國內模范，享譽國際，代工的品牌也是國際知名，然而，我們的社保(尤其是養老保險、醫療保險、生育保險、住房公積金)卻有很多根本沒有購買……。”

　　——來自惠科、寶德、奇利田、龍基、華為、富士康、哥士比、高科、英寶、力嘉等101家工廠的1200名工友

　　如果工人這個群體在深圳這個作為中國改革開放標志性的城市里失去了對國家的信任和對法律的信心，如果社會分化和階級矛盾代替了共同富裕，那意味著什么呢?這次裕元罷工所提出的問題，比工人在社保權益上的維權、比平息一場罷工更為重要。裕元工人的這次罷工，和近年來出現多次規模較大的罷工和勞資沖突，雖然從全局來看，涉及的企業和工人數量還只是一個不大的比例，并不能以此推論全國的勞資關系都已經到了劍拔弩張的地步，但是作為典型案例有其標志性的意義。它們表明，作為現有的發展模式的產物，階級矛盾在我國已經發展起來，如何看待和處理當代的勞資關系，已成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過程中的一個重大問題。無論是從裕元工人們在罷工期間的QQ群聊，還是深圳1200位工人五一的公開信，都表明他們在開始界定自我認同、自我利益、要維護自我利益所須抗爭的對象，以及在抗爭中學習形成合作意識。一句話，改革開放以來新一代工人階級的階級意識正在自我形成，它超越了執政黨現在使用的改革、發展、維穩這些話語和框架能夠包括的范圍。現有的政治體制安排，無論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還是政治協商制度，都沒有能夠把這個已經形成的、應該作為黨的執政基礎、國家主人的階級包容到體制內，在體制內形成合作主義政治，在形成階級分化的條件下創造出新的社會團結，更不要說鞏固工農聯盟了。在這個意義上，作為一個群體性事件，裕元罷工平息了，但是作為檢驗現有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和發展模式，突顯出勞資矛盾已成為當今中國經濟、政治、社會生活中一個重要問題，它表明在我國階級矛盾已發展起來，并有可能進一步意識形態化、政治化，對現有的體制、理論、發展模式構成挑戰。鄧小平曾警告，如果搞兩極分化，情況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區域間矛盾、階級矛盾都會發展，相應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會發展，就可能出亂子。而且一出就是大亂子。或許這才是從這次裕元罷工事件中所應引起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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