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了五一國際勞動節。今年，這個屬于工人的節日，對于東莞裕元鞋廠的工人來說，有著不一樣的意義：他們勝利了!從今年4月5日至今，他們追討社保的集體行動已經持續了二十天，4萬至6萬人參與其中。與以往追討欠薪、要求加工資的集體行動不同，這次罷工有一個劃時代的鮮明特征：工人們為了爭取社保而團結斗爭。城市社會保險，包括養老、醫療、生育、工傷、失業，是維持一個城市無收入人士的基本生活的保障。這次行動代表著，農民工從農村早已進入城市，要求在城市中生存、生活下來，這是他們對于從農民工徹底轉化為新工人的一種吶喊。
與很多人想象的場景不同，工人罷工并不是血雨腥風——沒有打砸機器、破壞廠房，沒有流血沖突，甚至連游行示威都體現出少有的溫和。工人們每天早上按時到車間打卡，之后不上班，而是去逛街，或回宿舍睡覺。因為他們清楚地知道，勞動才是工廠的命脈，只要足夠多人參與，停止工作就可以威脅老板?？墒遣槐┝Σ⒉淮聿粦嵟?。這種憤怒呈現在他們口號中：“還我社保!”“打倒臺灣老板”“大陸人賣國求榮”。各個廠區里工人處處散揚著公開信、打油詩、傳單。這次事件中，他們討論激烈、行動團結、步調一致，在不同的意見中，工人向資方索要社保的要求達到了基本的共識。
近幾年來，隨著我國經濟的迅速發展，各地的勞資沖突、罷工事件也不斷發生。而在這眾多的罷工之中，裕元鞋廠的行動，堅持時間之長、參與人數之多、影響范圍之廣、行動之成熟和理性，都是近幾年來不曾有過的。
社保，為什么那么重要？
裕元集團是一家臺資企業，為耐克、阿迪達斯等世界名牌運動鞋的全球最大代工鞋廠，可謂制鞋業的富士康。其生產基地主要集中在中國、印尼、越南、柬埔寨和孟加拉。其中最大的一家廠區就是這次發生罷工的東莞市高埗鎮廠區，建于1988年，現有約6萬員工。
據裕元工人介紹，當得知繳納了15年社保的老員工退休之后只能拿到每月4、500元的養老金，公司上上下下都感到震驚和質疑，陸續去社保局查詢自己的社保繳費情況，才發現廠方繳交的社保額度不足。其中有一名老員工每月總收入3000元左右，廠里本應為他繳納社保330元，但是工廠以東莞每年最低工資為基礎繳納社保，如以今年1810元的最低工資標準，每月才繳納27.15元，而幾年以前，每月900元的最低工資標準下，公司為他繳納的社保只有十幾元甚至更少。
工人們激怒了，決定在4月5日一起向臺灣老板討要說法，數千人在廠區主要路口設立路障攔住高管們的車輛，要求公司補齊所有社保金。以裕元集團公布的年報，裕元在東莞的6萬工人，即使按3000元工資計算，廠里每月需要繳納社保費總共應有近2千萬元，但實際可能只繳納了163萬左右，這樣一來，一年廠方欠下的社保費用少有2億元。2013年裕元的凈利潤是42899萬美元，約合25億7千萬人民幣。這樣算來，裕元廠是完全有可能為工人付清這幾年來該交的社保費的。
這一要求是合理合法的，高管們也無法拒絕，答應在4月14日前做出答復。待到那天，工人們等來的答復卻是歷史欠賬無法補繳，只能從本月開始足額繳納，這再次引起了大家的強烈不滿。八廠、三廠、六廠、一廠的3萬工人開始罷工，行動逐漸蔓延，直到6萬工人全部參與到罷工行動中。
被拖欠社保的不僅是流水線上的底層工人。實際上，級別、工資越高的員工，廠方欠下的社保是越多的。也就是說，除了臺方高管，所有中高層管理的利益都被嚴重侵犯，這也是此次保衛社保的罷工行動能夠有如此之大影響力的關鍵。
走不出的勞資矛盾
這次行動不是偶然的、孤立的，而是三十多年以來資本主導發展模式的必然產物。隨著改革的深入，我國進一步卷入世界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跨國壟斷資本充分進入國內，中國的生產方式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勞動關系的性質也隨之發生了巨大轉變。以利潤為導向的企業被認為是唯一富有效率的經營組織方式，一切都是對經濟成本和利潤率的考量，勞動者被置于次要的地位，僅僅作為資本積累的商品而存在，可是內生于這種生產方式的勞資矛盾是尖銳而不可調和的。近些年來，從民間到官方似乎都一致地認為農民工的稱謂已經不合時宜，一些地方開始將農民工改稱“新市民”、“新公民”等。這些嘗試沒有具體政策配套，甚至連基本的社保都沒有落實。理想與現實的這種落差，使得廢除“農民工”的稱謂僅僅是文字游戲而已。
對于提高農民工的待遇和保障，我們往往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一方面內需不足影響中國經濟的發展，需要提高勞動者的收入;另一方面又擔心勞動者保障的提高會增加企業經營成本，從而影響經濟發展。這種自相矛盾的原因在于我們沒有意識到造成這一困局的根源正是這種發展模式本身。中國憑借大量廉價的勞動力，融入到全球資本主義產業鏈條之中，造就了中國“世界工廠”的地位。這種代價使中國工人處于相對剝奪的境地，代工廠里的勞動者并非同時作為消費者存在，他們制造的產品被銷往歐美發達國家。由于無需考慮其購買力水平，他們的工資被壓到最低限度。這種發展模式一方面強化了資本尤其是國際資本對勞動者的支配，另一方面低工資、低保障造成了經濟增長條件下消費不足這一怪象，中國出口額的高速增長并沒有帶來勞動者處境的根本改善，他們創造的價值變成了跨國品牌的利潤。
面對嚴酷的勞動條件，中國工人從來沒有停止過回應和調整。90年代，流水線的生產為工人帶來了身體和心靈的創傷，但比較可觀收入遮蔽了工人這種痛苦的本質來源，因而當時工人只能用身體的反抗——尖叫和夢魘來表達自己;2010年，正當蘋果手機風靡全球的時候，富士康工人用跳樓的方式向世界宣告著他們對工廠生產體制的不滿。也就是這個時候人們才知道，流水線上的工人每天站在同一個地方重復枯燥的工作十多個小時;他們每月只能拿到不到1000元的低微工資，生產iPhone的工人一年攢下的錢還買不起一臺iPhone;他們背井離鄉，逼迫和家人和孩子分離，社會網絡支離破碎，這一種生產體制往往使得工人們感到無奈、焦慮和彷徨。
于是，我們看到了這樣的吊詭：一方面是工廠對高精尖而昂貴產品不斷的追求;另一方面是生產這種產品的工人的工作條件和待遇難以改善。以這次發生罷工的裕元鞋廠為例，根據工人的講述，他們成型車間95個人，每天工作12個小時，必須生產2400雙耐克鞋，工作強度之大可見一斑。根據裕元集團2012年年報，我們可大致算出，一雙在的中國耐克或者阿迪達斯鞋，工人能得到的全部酬勞僅18.6元。而一雙鞋的平均售價約為620元，工人的薪酬僅僅占到了3%。這兩大品牌在全球的巨大銷量卻無法給產線工人帶來任何好處，相反，僅從裕元2010-2012年的年報可以看出，工人工資占生產成本的比重逐年降低，從2010年的20%下降至2012年的18.87%，占營業額的比重也同樣降低。
在這樣不對等的勞資關系中，裕元工人選擇用團結的行動為這種吊詭打開一道口子。但這也是沒有選擇的選擇——他們大多是離鄉打工20余年的工人，隨著城鎮化的推進，他們在家鄉的土地大多早已流轉，工資成為他們所有生活來源，社保是他們沒有工作時的唯一保障，特別是在所有生活資料——食物、醫療、住房等都成為市場上越賣越貴的商品時，他們不得不聯合起來打破這種格局，走出勞資矛盾的困境。
十字路口的抉擇
工人們已經在勞資矛盾中做出自己的選擇，資方和地方政府，要如何在這一經濟發展的十字路口中做出選擇?
4月25日，裕元罷工事件發生的第20天，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終于第一次咱在工人立場上明確地聲明，東莞裕元鞋廠確實存在未如實申報社保繳費的問題，并責令整改(這是在富士康跳樓事件都未曾有有過的!)。這或許是一種進步?！?/p>
社保不僅僅是一個生計問題，在裕元的事件中，我們看到了它蘊含著的生產關系雙重性。在勞資雙方博弈中，一方面資方是否能夠按時足額的為工人繳納社保，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在長期默許資方的侵權后能否有勇氣做出調整。這個問題如果處理不好，一個單純的勞資矛盾很容易轉化為政治矛盾。同時，我們也看到，在爭取勞動權益、提高工人地位、奪取勞動果實的過程中，只有通過工人們高度的團結、堅定的斗爭才能取得一定的勝利。
根據馬克思的勞動價值理論，經濟發展的核心和靈魂是活勞動。只有對于勞動價值的尊重、對勞動者權益的保障，才是經濟發展之道。唯有從根本上反思資本主導的發展模式，賦予勞動者以法定權利和主體地位，才能真正使勞動群眾真正分享經濟發展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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