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義是在承襲新古典自由放任主義的基礎上，作為與凱恩斯國家干預主義的對立物而產生的一種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經濟思潮。它最先出現于20世紀三四十年代，興起于七十年代，廣泛流行于八九十年代，并形成一整套政策綱領的“華盛頓共識”。直到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新自由主義才遭到沉重的打擊而破產。
二戰后的五六十年代，在西方國家是凱恩斯義盛行至登峰造極時期。但物極必反，接著70年代西方發達國家普遍陷入“滯脹”困境，凱恩斯主義“失靈”，以米爾頓•弗里德曼為代表的貨幣主義等新自由主義學派，沿襲三四十年代米塞斯、哈耶克的新自由主義思路趁機蓬勃興起。1979年英國的瑪格麗特•撒切爾夫人和1981年美國的羅納德•里根先后上臺執政，積極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標志著新自由主義己取代凱恩斯主義的官方經濟學寶座和西方經濟思潮的主導地位。直至1990年“華盛頓共識”出籠，更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新自由主義政策綱領。
“華盛頓共識”是由美國國際經濟研究所所長約翰•威廉森于1990年在華盛頓召開的，有美國和拉美等世界各國經濟專家、學者、政府官員參加的，為討論總結20世紀80年代后期拉美各國推行新自由主義經濟調整、改革的經驗所達成的共識。這個“共識”共有10條政策要求，其核心是實行國有企業私有化、國內全面市場化、國際完全自由化，要求各國(實際主要是要求發展中國家，特別是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國家)放開商品、資本市場，讓跨國公司的商品、資本無障礙地自由進入本國，直接投資辦廠等。不難看出，這對處于弱勢地位的發展中國家和和社會主義國家來說，無異于是要自己放棄獨立自主地發展本國經濟，甚至放棄社會主義道路，甘當帝國主義和國際壟斷資本的經濟附庸或殖民地。因此，所謂“華盛頓共識”或新自由主義的實質，不過是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推行新殖民主義政策的思想武器，對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國家來說，更是實行和平演變，從根本上瓦解社會主義制度的一把“軟刀子”。
新自由主義對世界各國造成惡劣影響的事例主要有：
1、加速促使蘇東巨變，全面復辟資本主義。80年代末，美國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薩克斯出任俄羅斯政府顧問，為后者獻出實為“華盛頓共識”之具體運用的“休克療法”經濟改革方案，促使其經過70多年建立發展起來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幾乎在一夜之間迅速崩潰瓦解;北歐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伊薩克森等還將“華盛頓共識”中的私有化原則具體化為一系列的政策措施，積極向蘇東各國宣傳推廣，最終促其加速全面復辟資本主義;新自由主義在蘇東所造成的經濟損失難以數計，僅就俄羅斯而言，從1991年起經濟就倒退了10年。
2、拉美是新自由主義的又一個重災區。早在上世紀70年代初，美國新自由主義大本營芝加哥大學就培養了一批新自由學者送回智利，被稱為“芝加哥弟子”。1973年皮諾切特軍政府上臺執政后，便使用這批“芝加哥弟子”進行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改革，結果使智利陷入了嚴重的社會和政治危機之中。直到80年代中期開始逐漸改弦易轍，才使經濟獲得相對穩定發展。到80-90年代，一些拉美國家實行新自由主義政策，都一個個陷入債務危機、金融危機、生產下降，而以阿根廷為甚。阿根廷總統卡洛斯•梅內姆1989年在嚴重通貨膨脹困境中上臺執政后，任命由美國培養出來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多明哥•卡瓦略為經濟部長，按照“華盛頓共識”的要求進行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建立起以非管制化、私有化、市場全面開放和與國際全面接軌的經濟體制，最終使阿根廷在2001年12月陷入了嚴重的金融危機、經濟危機，以至嚴重的社會危機、政治危機，僅半月之內，像走馬燈似的接連更換了5個總統，才使局勢慢慢穩定下來。
新自由主義對我國的消極影響更為人們所親身感受和共識。我國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標志著我國開始進入新的改革開放時期，同時也正是西方新自由主義開始蓬勃興起的時期，二者幾乎是同步發展的，以致使我國改革開放事業從一開始就不可避免地要受后者的嚴重影響。新自由主義雖然因其主張實行市場經濟，對我國建立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有一定借鑒意義和積極作用;但由于它實際所強調的是要實行私有制自由市場萬能論，以致不能不嚴重干擾我國以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為主旨的改革開放事業健康發展。
80年代初，國內一些新自由主義的信崇者在改革開放的名義下，極力抵制“四項基本原則”，大肆散布社會主義“異化”論和資本主義自由化思想;國外一些著名的新自由主義學者也乘機紛紛涌入我國“傳經布道”。在“六四”風波前夕，1988年9月19日黨中央總書記趙紫陽親自接見美國極端的新自由主義者米爾頓•弗里德曼就私有制和市場經濟問題進行長談，被海外一些學者稱為“歷史性的會見”。弗氏則乘勢在北京作報告大肆宣揚“自由的私有市場經濟”的“優越性”，并提出關于通過股份化將我國公有制企業全部或絕大部分轉變為自由的私有制企業的主張，當場有人提出質疑時，他居然回答說：“公有和私有的界限分不清，不必管它什么是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他回國后作的題為“中國的改革向何處去”演講中更明確地講，對中國來說，“私有產權，私有產權，第三還是私有產權。”在這高調私有化叫囂的影響下，翌年“六四”風波中有人竟然公開發表《私有制宣言》，叫嚷公有制“束縛生產力發展”，“限制了個人潛能的發揮”，是“產生官僚主義的土壤”，“貪污腐化的溫床”，“集權專制的搖籃”。真是顛倒黑白，思想混亂到了極點。
進入90年代，新自由主義對我國的惡劣影響更是炙手可熱。因為這時一方面是我國國有企業的改革己作為經濟體制改革的關鍵和核心提上了議事日程;另一方面是“華盛頓共識”已出籠，新自由主義的政策目標更加明確，氣焰更盛;特別是主張徹底私有化的西方產權理論的始作俑者羅納德•科斯于1991年獲諾獎，名聲大振。自稱科斯弟子、極端敵視馬克思主義的新制度經濟學家張五常則乘勢竄入我國，積極鼓吹國企私有化，在我國大江南北各大城市掀起一股異乎尋常的“張五常熱”。張斷言：“馬克思由頭錯到尾”，“嚴格地說，馬克思的理論不是過了時，而是從未對過。”還說：“世界上馬克思最蠢。馬克思的理論早己蓋棺定論，我張五常不過是在馬克思的棺材上再打上釘子而已。”究竟是什么能使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奄奄一息”呢?張回答說：是“科斯定理”，是科斯的“產權清晰”論。他還解釋說：“科斯定理的主旨，就是不管權利屬誰，只要是清楚地界定是私有，市場的運作能力便會……使資源的使用達到最高的生產總凈值。”我國“精英”也隨聲附和，大捧科斯產權清晰論，并借口國企“產權模糊”、“效率低下”，力主把產權量化到個人。一時之間，什么“靚女先嫁論”、“爛蘋果論”、“冰棍論”、“吐痰論”等等奇談怪論，就如開閘的泉水一樣，噴涌而出。在這種強勁的新自由主義思潮的沖擊下，國企要想不衰敗甚至破產也難，因而勢必影響國企改革的健康發展。到90年代后期，主流“精英”即在“抓大放小”的名義下，把地縣以下的大批國有中小企業，幾乎是在一夜之間，猶如秋風掃落葉似地一掃而光;在世紀之交，則在“國退民進”的口號下，鼓勵“三駕馬車”參與國企改制，使外資、私企和國企管理者并購收購國企，讓它們在分享瓜分國企資產的“盛宴中狂歡”(郎咸平語);近10年來，又陸續出臺新舊“36條”、“20條”強制處于重要的命脈部門或關鍵領域里的國企要為私企、外企騰出發展的空間;甚至借助“世行報告”之力，與國際壟斷資本聯手來打壓國企，要使國企在工業生產中的占比下降到10%。
隨著私有化改革措施而來的：
第一，是使公有經濟主體地位的明顯削弱和喪失，從而從根本上動搖了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制度;
第二，是迫使幾千萬工人下崗失業，使我國失業率由過去不到1%猛增到4%以上，若加上未登記的實際失業率，估計至少有10%還多;
第三，是由于資本家追求利潤最大化而不惜千方百計的尋租活動，自然而然地造就了貪腐的溫床，這乃是形成我國當前貪腐愈演愈烈的根本原因;
第四，最后是由于資本家的貪婪本性和資本主義積累規律決定了，隨著私有化的發展，兩極分化必然日趨嚴重，這乃是形成我國當前分富差距日益拉大，收入分配愈來愈不公平的根本原因。
西方新劍橋派認為，收入分配不公是形成一切社會矛盾和問題的根本原因。這種看法雖然顯得膚淺，因為它沒有看到更深層次的私有制問題，但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值得我們深思和當局決策參考：既要治標，更要治本。在當前，治本之策是必須緊緊抓住堅持和恢復公有經濟的主體地位不動搖;同時既要鼓勵、支持、引導多種經濟共同發展，更要堅決堵死新自由主義的私有化之路。否則，就難免不會陷入資本主義泥潭而不能自拔，最終將可能導致亡黨亡國的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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