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網新加坡頻道2月18日電(記者吳磊 左昊暢)中國科學院大學管理學院院長、著名經濟學家成思危教授近日在參加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舉辦的“中國經濟改革展望論壇”的間隙，接受了新華網新加坡頻道的專訪，對十八屆三中全會后的中國宏觀經濟發展做出前瞻性評論，以下是專訪主要內容:
解剖宏觀經濟脈絡
記者：根據您對新一輪經濟增長的預測，中國經濟2019年左右會達到9%的峰值，在這一過程中，產業結構會相應發生怎樣的變化？哪些產業將會被重點調整？
成思危：第一是現代服務業，包括現代信息業、金融業、會展業、物流業、咨詢業、管理業等。因為現代服務業本身是任何國家發展必須增加的，而且這是不排放二氧化碳。第二是新能源產業。能源是經濟的糧食，中國能源問題是很大的問題，中國能源越來越依賴進口。第三是文化產業。大家知道中國有悠久的歷史文化，但是中國的文化被世界了解的還不夠，我在美國時發現美國人對印度的瑜伽了解的比中國的太極要多，實際上中國的太極拳有悠久的歷史還能非常好地鍛煉身體。所以我想像中國這樣的文化產業，也是將來發展的一個重要方面。
這三方面將來我們要大力推進，當然在推進的開始需要投入，投入會影響GDP的增長。但一旦到2019年前后，這些產業發展成熟起來了，就將對GDP有更多貢獻。傳統產業由于已經產能過剩，就不應該再過于注重生產能力，轉而應追求提高勞動生產力，提高每個國民創造財富的能力，利用信息技術的提高來改造升級傳統產業。
記者：除了產業結構升級，國企改革也是新一輪經濟政策中大家關注的重點，您對此作何評價？
成思危：因為民營企業對市場的反應比國有企業要靈敏，所以現在國有企業的改革實行混合所有制非常重要。好的民營企業畢竟資金力量有限，如果它和大型國有企業混合起來，就能獲得很好的發展。所以，混合所有制的政策提出是一個很大的突破。不是國有搞國有，民營搞民營，而是大家優勢互補，解決資金、管理各方面的問題。所以，發展混合所有制是國企改革的重點，是這屆三中全會提出來的非常重要的方向。
第二，國企最大的問題是公司治理。它對管理者的約束和激勵機制不到位。管理者做得好與不好都沒有特別的約束和激勵。所以現在在國企改革要有職業經理人，國企的管理者也和民企業管理者一樣，是職業管理人才，需要管理訓練和管理經驗的積累。所以，培養職業經理人是中國國企改革的非常重要的一個方向，包括把人才送到去國外培養，到國外大公司任職幾年再回來，這種經驗都是國企需要的。
暢談“虛實相濟”
記者：目前中國的虛擬經濟發展大致處于怎樣的階段？下一步發展方向如何？
成思危：虛擬經濟在當前世界經濟發展中非常重要。因為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現代任何經濟發展都脫離不開金融。所以虛擬經濟是躲不過去的，是必須要發展的，特別是中國現在的虛擬經濟發展還是要比國際水平低很多。美國在全世界的虛擬經濟規模達到800多萬億美元，是GDP10倍以上，而它的實體經濟現在只占國民經濟的42%，是發展過度，還要往實體經濟回歸。中國的實體經濟占到71.5%，虛擬經濟只是GDP的1.6倍。所以中國還要進一步發展虛擬經濟，不然在國際金融領域就沒有競爭力，只能把錢借給美國去買美國國債。估計到2025年到2030年，實體經濟可能降低到65%。
但是發展虛擬經濟一定要注意發揮它的積極作用，防止消極作用，也就是要防范風險，防范過度投機。同時經濟收益也要合理分配。中國現在的問題是虛擬經濟收益太高，銀行賺錢賺得不好意思。而實體經濟企業賺不到錢。這是實際上就是一個利潤分配的問題。從世界角度來說，國際的競爭就是金融的競爭，但是現在不是說實體經濟就不要發展，現在的問題是要發揮虛擬經濟的促進作用，防止虛擬經濟對實體經濟造成損害，要保證利益分配的合理。這里提到的利潤比需要機制的調整，但是具體的解決方案還沒有看到太多。現在國家也在大力支持實體經濟，但僅僅是開始。
記者：您所說的“發揮虛擬經濟的促進作用”如何具體落實到政策上？
成思危：我曾提出過建立民營銀行的建議可能是一個促進措施。就是說要解決小微企業的融資問題，應該建立專門為小微企業服務的銀行。在金融體制設計上，應該是“大貓走大洞，小貓走小洞”。大貓就是中大型企業，小貓就是小微型企業。民營銀行就應該是針對社區、農村和城鎮，不要搞全國性，因為它無法與大銀行競爭。而且大銀行本身就是嫌貧愛富、嫌小愛大，再加上給小微企業貸款風險和交易成本都高，大銀行很難有給小微企業貸款的積極性。所以就是小銀行專門給小企業貸款。通過加快發展民營金融機構，解決小微企業貸款難的問題，
記者：有報道提到，負責山西省金融工作的省領導在座談會上“呼吁金融機構、實體經濟和政府三者和諧共贏。”你對這一事件中，政、銀、企三方的關系如何評價？
成思危：這是屬于影子銀行的信托產品的問題。信托產品本身是有風險的，但是中國很多人不理解、不習慣承擔風險。最后還是政府出面，沒有造成大規模鬧事。但是我認為這并不是一個好的現象。以前炒股炒沒了都會去股市門前靜坐，但是現在都不鬧了，大家都知道后邊有政府買單。所以要加強投資教育，要大家知道想要高回報，必須要承擔高風險。否則天上沒有掉下的餡餅。
我認為從政府來看，應該讓市場去發揮決定性作用。政府可以反映情況、做協調工作。現在說是讓市場發揮決定性，但是目前還是沒有做到，因為這必須要經歷一個過程。究竟找市場還是找市長，關鍵還是得找市場。市長也得找，但如果天天折騰這些事，民生的問題誰來管?
記者：您是虛擬經濟研究的專家，但大多數人熟悉您還是從“風險投資”開始。我們知道您曾提出發展風險投資事業“三步走”戰略，如今中國的風險投資業發展處于哪一階段？
成思危：現在中國從資金總量和投資量來說都是世界第二，僅次于美國。但是我們的問題第一是投資多在后期，前期“種子”、“萌芽”階段的投資少;第二是真正投資到高新技術上的比例不是非常大。現在雖然達到70%，但有些還并非高新技術，混進創業板的也有;第三，投資者和創新者之間的關系有待進一步理順。風險投資的投入應該是投在天使投資和創業風險投資階段，應該重點投在高科技上，應該支持創新者創業，而且給投資者一個合理的回報。
記者：這里您提到的“投資者和創新者之間的關系”具體如何進一步“理順”？
成思危：例如創新者賺錢了，投資者可能不愿意過多分享盈利。投資者不理解風險投資成功的十個項目里可能有九個都是失敗的項目。這實際是違約的情況。第二種是當風險投資出現失敗的時候投資者要叫停，但創新者不肯，他認為自己的項目還有希望。第三個比如說企業做大后，創新者其實不適合做CEO，他可能不會管理人事也不懂市場，這時候就應該按照董事會的決定去聘請專業管理人才。
所以十八屆三中全會說，要完善風險投資機制，完善投資法的規定。
制度創新走穩改革之路
記者：您的新書《人民幣國際化之路》提到人民幣有望十年內實現國際化，而目前國家處理人民幣離岸業務的狀態正處于區域化階段，接下去可能會遇到哪些挑戰？
成思危：人民幣國際化是先從周邊國家開始，但不是僅限于周邊國家。首先，人民幣國際化是一個目標，中國經濟現在第二，但是人民幣國際化指數只有0.87(照有關國際金融機構的核算，國際化指數美元為52.34，歐元為23.60，人民幣僅有0.87，人民幣國際化率只有2%)。所以，人民幣必須要爭取和美元歐元達到一個差不多的位置。
第二，這是個手段，是要倒逼改革，提高金融競爭力。
第三，這是一個過程，不是一下就實現的。因為人民幣國際化進度不單是我們一方來決定，還要取得國外國家的信任，讓他們對人民幣接受。這個過程首先從周邊貿易開始，達到少量的現金流通，然后使用信用卡、借記卡，先成為貿易的結算貨幣，再成為支付貨幣，再進一步成為投資貨幣，最后再成為儲備貨幣。
記者：建立上海自貿區作為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的一種促進因素，目前效果如何？
成思危：自貿區現在還是處于實驗階段，2003年我出了一本書《從保稅區到自由貿易區》，當時提出了四句話：“境內關外，適度放開;物流主導，綜合配套;區港結合，協調發展;統一領導，屬地管理”。現在自貿區基本上還是這個模式在做，雖然很多方面就十年以前不同，但大的方向還是沒有變。第一，這是中國的上海自貿區政策，土地是地方的，管理是上頭的。第二，因為自貿區本身不是出口加工區，以物流金融為主，所以是“區港結合，物流主導”。當然說起來容易，要真的管起來很難，要靠許多部門，要有管理人才，多少要有一個過程，起碼要三到五年才能慢慢成熟。但是現在的進度并不算慢。
記者：現在有些企業會覺得自貿區的政策不明朗，不敢進去，您如何看待這種阻力？
成思危：這種阻力的來源一方面是因為權力部門不愿意放權，另外一方面也是因為沒有經驗，怕一放則亂。但是中央決心很大。中國的事是“不怕辦，就怕站”。只要慢慢地動起來就好，就會向前走。香港、迪拜、新加坡的成功經驗都非常有借鑒意義，自貿區的物流搞起來后，離岸金融、貨幣代理、船舶代理、會展、會議、金融都會隨之發展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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