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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大培:利用事業單位“改制”侵吞國有財產的典型——中國科學院計算技術研究所的土地之失

左大培 · 2011-01-31 · 來源:烏有之鄉
國退民進與國進民退 收藏( 評論() 字體: / /

  利用事業單位“改制”侵吞國有財產的典型

  ——中國科學院計算技術研究所的土地之失

  左大培(2011年1月11日)

  中國的私有化企業“改制”招致了全民的痛恨,但是資本主義私有化的信徒們仍然不想罷手,還要不屈不撓地推進私有化的所謂事業單位“改制”。他們所說的“事業單位改制”,名義上是要“將事業單位變為企業”,實際上卻是要將國有的事業單位私有化,而真實的動機則是要資助少數人利用“事業單位改制”侵吞國有財產。

  其實這種利用“事業單位改制”侵吞國有財產的丑劇,在十幾年前就上演過。那時中國科學院計算技術研究所(簡稱“計算所”)進行了一場“大改組”,由計算所創辦的“聯想集團”反過來管理計算所,結果是聯想集團不但沒有管理好計算所,很快就不得不與計算所脫離關系,而且聯想集團又在“大改組”之后侵占了原來由計算所使用的國有土地,將這塊國有土地變成了聯想集團中的少數人暴富的財源。

  一、“聯想管理計算所”的失敗

  《中國教育報》1998年10月20日的報道《中科院計算所消腫減肥》中這樣描述計算所:“中科院計算所成立于1956年,作為我國成立的第一個計算技術研究所,它為我國的建設事業和計算機事業的發展立下了汗馬功勞。它研制成功了我國第一臺小型(103型)和大型(104型)電子管計算機,培養了第一批計算機科技人才,研制了一大批高速計算機系統和專業計算機,為兩彈一星等我國國防尖端技術的發展立下了赫赫戰功。” 計算所使用的8萬平方米土地位于北京中關村東區的核心地帶,這里曾經誕生了中國的第一臺大型計算機、第一臺自主設計的電子管大型計算機、第一臺自主設計的晶體管大型計算機、第一臺自主設計的集成電路大型計算機??梢哉f,這里是中國幾十年來跟上和追趕計算機技術國際先進水平的核心地帶。

  就面積來說,計算所占用的國有土地是中國科學院各個研究所中最大的。這是因為早期的大型計算機往往有一個籃球場那么大,計算所當然需要使用很大面積的土地。

  《中國教育報》1998年10月20日的那篇報道也說明,聯想集團“前身是計算所的新技術發展公司”,到1998年底,已經發展為一個“大型信息產業集團,擁有6千名員工,凈資產16億元人民幣。1997年銷售收入125億元,出口創匯1.86億美元,實現利稅3.54億元。”實際上,聯想集團本來是中科院計算所創辦的計算所新技術發展公司,1989年才改名為聯想集團。據《計算機世界》2000年前后發表的蔣勝蘭所作《痛苦的裂變》一文披露,“從1984年到1991年,聯想集團一直是計算所的全資子公司”,“計算所的所長一直擔任聯想的董事長”。“1991年以后,聯想劃為院管公司”,計算所持有的聯想的45%的股權劃歸中科院。中科院后來還同意,由中科院(包括計算所)“持有聯想65%的股份,另外35%的股份為聯想職工持有”。但是到蔣勝蘭這篇文章發表時為止,“聯想集團員工個人在這35%中具體的持股方案”仍然“未獲批準”。

  “計算所新技術發展公司”利用計算所的“聯想式漢卡”等科技研發成果,將其轉化為產品銷售而大獲成功。原計算所六室的科技人員柳傳志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擔任了計算所公司的總經理,該公司改名為聯想集團之后,柳傳志就一直實際控制著聯想集團。聯想集團將計算所的科研成果商業化的成功不僅使柳傳志名聲大振,從此成了神話式的“企業家”,而且顯然也激發了中科院改革計算所管理體制的決心。而這種改革最初的思路是所謂的“兒子管老子”,讓柳傳志及聯想集團來管理計算所。先是一直集中精力經營聯想集團的柳傳志被任命為計算所所長,任期從1995年1月到1998年10月,按蔣勝蘭文章的說法,這是中科院“委托聯想對計算所實施”“企業化管理”;接著就在1998年10月對計算所的管理體制進行了徹底改革,而且實際上是由聯想集團來控制和“重組”計算所。

  據《中國教育報》1998年10月20日的那篇文章報道,1998年10月12日,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嚴義塤在新聞發布會上宣布,中科院將對計算所進行“大改組”,把計算所一分為二,新的計算所從1999年起開始運作,規??s小,只聘請60余人,其余1千多名員工轉崗分流到聯想集團,稱“計算所二部”。計算所“實行理事會制度,理事會將由中科院、計算所、聯想集團以及社會其他人士組成”,而計算所的所長“將由理事會推薦,院黨組聘請。”這次改組之后,1998年10月42歲的高文接替柳傳志任計算所所長,但柳傳志仍然是計算所的所謂“理事會”的主席,位居高文之上,高文需要向柳傳志匯報工作。

  按《中國教育報》1998年10月20日的那篇報道的說法,當時的打算是“聯想集團將通過‘合同研究’的方式同新的計算所進行技術協作,注入資金和人員,研究成果共享”;計算所的經費則“實行年度預算撥款制度,爭取國家項目、接受企業委托開發項目。聯想集團的經費投入將占到一半(該集團上交中科院的大部分利潤就用于新的計算所的發展)。據有關人士透露,每年人均科研經費將達到40萬元。”

  但是,以后不到一年的實踐就證明,聯想管理計算所是一場失敗的嘗試。失敗的根源在于,柳傳志領導的聯想只想開發短期內就可以得到豐厚利潤的實用技術,這與計算所承擔并必須完成的尖端項目的研發相互沖突。而且計算所尖端項目的研發有國家雄厚資金的支持。到1999年,計算所的李國杰院士負責的曙光并行機項目其研究經費全部來源于國家科技部的撥款,兩年中每年的研究費用都達到近3千萬元人民幣;夏培肅院士從事的高性能機理論領域的研究成果已達到國際先進水平,其研究經費大約為每年6百萬元,也全部來源于科技部和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的撥款。

  這就導致了計算所科研人員與柳傳志領導的聯想集團的沖突。蔣勝蘭的那篇文章說,一方面,計算所的一些研究人員“抱怨聯想總是說話不算數,該投的錢最終卻沒投,一些項目聯想本不應擁有發言權,但聯想卻硬要發言;而聯想”卻抱怨“自己的投資并未完全圍繞自己的市場指揮棒轉,效益不高。”于是,聯想在完成這次所謂的“大改組”僅僅半年之后,就“宣布成立完全聽命于自己的中央研究院”,剛上任計算所所長才半年的高文也提出了辭職報告,不過沒有立即得到批準。高文的申請辭職甚至使計算所在一個時期內處于幾乎無人領導的狀態。

  蔣勝蘭在《計算機世界》上發表的那篇文章報道說:1999年12月28日,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嚴義塤再次來到中科院計算所。在計算所南樓3層一間教室內,面對計算所百余名技術骨干人員,中科院高技術管理局桂文莊局長宣布了中科院院部的新決定:正式免除高文任期僅一年的計算所所長職務,任命李國杰院士接任中科院計算所所長一職。直到這樣在1999年12月撤銷了計算所的“理事會”并任命李國杰為所長,使柳傳志與中科院計算所完全脫離關系,計算所才重新走上了健康發展的道路。2009年中科院院長路甬祥到計算所視察時還坦白承認,當年讓“聯想管計算所”是錯誤的。

  中科院計算所主要承擔的是有長遠意義的重大突破性基本技術的研究任務。盡管柳傳志也在計算所擔任過科技人員,但是像他那樣一個“趕快賺錢”式的商人習氣極重的人,實際上并不適于領導中科院計算所這樣的研究單位。況且從柳傳志在計算機研發方面的業務水平看,他也并不具備擔任計算所所長的條件。他在任所長期間并未具體領導計算所的業務工作,全所科研的具體業務全由常務副所長李樹貽主持操作。在他任所長期間,計算所員工的情緒低落,當時計算所大樓一到晚上漆黑一片,科研形勢每況愈下,整個計算所到了垮臺的邊緣。這些在1999年計算所“大改組”之前就已經表現出來的問題,其實早就預示了“聯想管理計算所”的必然失敗。

  二、計算所的用地成了聯想高層的暴利之源

  不過,盡管柳傳志控制的聯想集團在管理中科院的計算所上是完全失敗的,但是,實際控制著聯想集團的柳傳志卻乘著主管計算所時的勢頭,蓄意混淆聯想集團與計算所的產權邊界,獲得了中科院的同意,以“建科技園”作借口,奪取了中科院計算所使用的國有8萬平方米土地。

  據《商務周刊》2005年5月9日的文章《聯想的地產新世界,老帥的新棋局》說,聯想集團在中科院同意由其開發原來歸計算所使用的8萬平方米土地之后,決定用商業運作的方式興建商業寫字樓項目,并于2001年成立了聯想正式的房地產開發企業——融科智地,該商業寫字樓也被命名為融科資訊A座。聯想集團對它的這個下屬子公司施加了商業化管理的壓力,迫使融科智地將其服務的客戶定位為跨國高科技企業。這一定位決定了融科資訊是一個最高端的寫字樓,聯想以此而從其占用的土地上獲取了巨額的地租性利潤。實際上,融科智地在原計算所使用的8萬平方米土地上所進行的商業化開發,絕不僅僅限于融科資訊A座。它已經進行并且還在進行著種種的規劃、拆遷和建造,要將整個這8萬平方米土地都打造成它自己的商業地產帝國。

  融科對外出租辦公用樓每天每平方米的租金很快就超過了1美元。以融科出租的辦公樓收取租金的面積為6萬多平方米計算,根據目前1美元兌換將近7元人民幣的匯率,保守的估計可以推知,融科每年出租辦公樓的收入應當在1億5千萬元人民幣以上??梢杂∽C這一推論的一個證據是,網上有財經評論文章介紹說,整個“融科智地”最近幾年的利潤雖然在不斷增加,但是每年的利潤還都在幾億元,2010年要“爭取達到”利潤10億元,而“融科智地持有型物業的租金收益”就約為2.5億元。

  當時的“聯想集團”今天已經改稱為“聯想控股”。它在融科資訊A座及其附近地帶進行的房地產開發不僅占用了國家撥給中科院計算所使用的土地,而且這樣的占用違反了國家的規定。能夠證明這一點的是,政府相關的主管部門當時并沒有認可聯想所作的這一商業化開發,只是在數年之后才以補充進行土地拍賣的形式事后追認了這一商業化開發的合法性。

  顯然是受了聯想片面宣傳的影響,《商務周刊》的上述文章中使用了這樣的表述:“2000年,中科院為進行科研體制改革,將計算所二部和聯想以及計算所所在地的8萬平方米地皮統一劃給聯想管理,由聯想負責在其上建科技園。”這里的表述說得很含糊,似乎聯想本來也擁有這8萬平方米土地或至少其中一部分的使用權。

  實際上,聯想本來根本就沒有這8萬平方米土地中哪怕是1平方米土地的使用權,這8萬平方米土地原本完全是歸計算所一家使用的,它是當年國家劃給中科院計算所使用的土地。當年計算所獲得國家撥給的這塊土地時,聯想這個公司還根本就不存在。聯想本來僅僅是計算所成立的一個商業化經營的公司,盡管聯想現在根本就不承認它使用過計算所的知識產權、商譽、土地、樓房和設備等等,但是實際上,一直到1998年,聯想的總部都設在計算所院內,使用的是計算所的樓房。

  恰恰是由于聯想本來沒有將計算所使用的那8萬平方米土地用于商業化贏利的權利,國土資源部門才會在聯想已經對那8萬平方米土地進行商業化開發幾年之后,還堅持要聯想下屬的融科智地補上拍賣國有土地使用權的手續。這本身就是一個足夠有力的證據,說明聯想對這8萬平方米土地上的任何一塊地原本都沒有什么使用權。

  在聯想開始對原計算所使用的土地進行商業化開發的當時,這一行動還是一種違反國家有關國有土地使用規定的違規行為。融科資訊A座所在的那8萬平方米土地,本來是國家撥給中科院計算所用于高技術研究和開發的,讓“聯想控股”占有計算所用地并經營賺錢,本身就是明目張膽地將國家撥給的科研用地轉用于商業化牟利的違規行為。也正因為如此,國家在國有土地使用方面的主管部門——國土資源部門才在幾年后還要融科智地補上拍賣國有土地使用權的手續。從法律上說,與這些“拍賣”相配合的,還應當有批準將事業單位國有用地轉用于商業化贏利經營的手續。而問題在于,到現在為止我們都無法得知是否有這樣的批準手續。

  一直有傳言說,國土資源部門在相當長的時期中都不認可“融科智地”的商業化開發行為,這一開發的合法性曾經導致了融科智地與國土資源部門的長期摩擦。一方面可能是為了使違規者付出代價,另一方面也可能是為了使這種違規行為變為合法行為,國土資源部門對“融科智地”占有計算所用地并經營賺錢的行為進行了干預,但是這種干預卻只限于強迫“融科智地”補足原來沒有履行的購買土地使用權的手續。而根據現在可以查到的資料,這種補辦手續的做法也只是走過場。

  由北京市國土資源局所公開公布的資料,可以查到三宗以北京融科智地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作為受讓方的土地交易:發布時間為2003年9月1日的一筆交易,土地位置為“無名”,宗地面積16321平方米,土地成交價為9555萬元,規劃用途為“辦公、地下車庫”;發布時間為2004年3月1日的一筆交易,土地位置為“D座”,宗地面積11000平方米,未列出土地成交價,規劃用途為“辦公、地下辦公、地下車庫”;發布時間為2007年12月1日的一筆交易,土地位置為“綜合樓”,宗地面積15388平方米,土地成交價為66400萬元,規劃用途為“公共設施”。

  根據上述資料,這三宗土地交易所交易的土地面積為42709平方米,但這只占計算所原來所使用的全部土地的一半。此外,這些資料中公布的信息也很不準確。有一宗交易的“土地位置”是“無名”的,另兩筆交易的“土地位置”與實際的建筑也不相符。2007年發布信息的那宗交易,“土地位置”是“綜合樓”地塊,而實際上卻并沒有“綜合樓”這一建筑。而根據對公布的這宗交易的交易地塊“東南西北”“四至”界限的描述,這次交易的地塊面積應當有4萬平方米左右,而不應當是15388平方米。對這三宗土地交易,公布的都是“發布日期”,而沒有簽約日期,成交價格更是低得可笑。

  更為奇怪的是,北京市國土資源局所公開公布的這三宗所謂“土地交易”的信息中,都只有“受讓方”而無“出讓方”。這些土地是國有土地,這當然沒有任何疑義。但是至少到2000年之前,這些土地在幾十年的長時期中都由國家交歸中科院計算所使用。如果說有這塊土地的“出讓方”的話,這個出讓方就只能是中科院計算所。北京市國土資源局公布這三宗“土地交易”信息的方式,實際上是用隱去“出讓方”的方式,隱瞞了這三宗“土地交易”所涉及的土地在幾十年的長時期中都歸中科院計算所使用這一關鍵性歷史事實。

  由于這三宗“土地交易”的出讓方不明,任何人都不能不發生一個疑問:在“土地成交價”項下標注的那約7.6億元人民幣的土地使用權出讓價款到底支付給了誰?有人說,對于未注明出讓方的“土地拍賣”,“受讓方”在拍賣中承諾支付的土地價款應當交給國土資源部門,它最終應視為政府的財政收入。但是,我們并未查找到權威的文獻來證實這種說法。因此,我們有理由提問:北京市國土資源局公布的上述三宗“土地交易”所涉及的那約7.6億元人民幣的土地使用權出讓價款,最終到底變成了誰的收入?我們有理由懷疑,這種不注明土地拍賣出讓方的“土地交易”,使得為土地使用權出讓所應付的價款最終還是落到了融科智地的母公司“聯想控股”手中。

  即使在“土地成交價”項下標注的那約7.6億元人民幣的土地使用權出讓價款最終真的支付給了政府財政,“聯想控股”通過融科智地在這塊土地的商業化經營上所獲得的暴利,也超過它們為這塊地所可能支付的那7.6億元人民幣不知多少倍。

  前邊已經指出,融科智地在融科資訊A座及其周圍的商業樓宇中所獲租金收入每年大約在1.5億到2.5億元人民幣。而“融科智地”計劃在其占有的原計算所用地上建設和經營的商用大廈,目前已經投入運營的還只有“融科A座”和“融科C座”,這里所說的至少1.5億元租金收入,也只能僅僅來源于“融科A座”和“融科C座”。而“融科智地”目前還正在其占有的原計算所用地上建設所謂的“B座”和“D座”。估計“B座”和“D座”建成并投入經營之后,“聯想控股”從其占有的計算所用地上每年獲得的租金收益還可以增加一倍。

  根據上邊的估算,“融科智地”將其占有的計算所用地全部開發完之后,每年從這塊地上獲得的租金收入至少可以達到3億元人民幣,即使按7%的貸款利率計算,這塊地的土地價值也至少應有45億元人民幣,如果按3%的存款利率計算,則這塊土地的價值應當為100億元人民幣以上。而國土局在3次交易中所拍賣出的總價款還不到8億元,2003年那宗交易每平方米的地價只合5854元,更是顯著地低于市價,明顯賤賣了國有土地使用權。即使融科智地真把這不到8億元的拍賣土地價款上繳了政府財政,它也仍然從所獲土地上收取了暴利:它從這塊地上一年就可以獲得3億元以上的租金收入,3年的租金收入就足以抵償不到8億元的“買地”支出而有余!

  所謂“拍賣”而又如此賤賣,是因為這些地塊實際上都不是公開招標拍賣的。北京市國土資源局公布的有關上述三宗“土地交易”的信息給人留下了一個印象:這些“土地交易”都是土地的出讓方與指定對象“融科智地”在排除其他競爭者的情況下單獨內部交易的。這樣的交易當然本身就是違規的、極不公正的,它本身就會招致極大幅度地賤賣國有土地使用權??墒菍嶋H的情況比這還壞:這些土地本來就沒有經過什么“拍賣”哪怕是“交易”的程序就落到了融科智地手里,它是違規私下授予“聯想控股”的,后來的“拍賣”只不過是補辦一個認可的手續而已!

  更為嚴重的問題是,由“聯想控股”商業化開發原來歸計算所使用的那8萬平方米土地,導致了將巨額的國有土地收益免費贈送給組成聯想“職工持股會”的少數個人。

  “聯想控股”創辦的“融科智地”是“聯想控股”100%持股的全資子公司。而融科智地2.5億元的所謂“持有型物業的租金收益”,已經成為“聯想控股”每年最穩定的一個主要的現金收入之源。據“金融界”網上登載的“聯想控股有限公司跟蹤評級分析報告”披露,“聯想控股”2007年的利潤總額為44.32億元,2008年的利潤總額則僅僅為18.08億元。“聯想控股”持有“聯想集團”、“神州數碼”、“融科智地”、“聯想投資”和“弘毅投資”的大量股權,它目前還持有“聯想集團”44.7%的股權。而“聯想集團”的財報則稱,聯想集團2009年的銷售額為166億美元,盈利則僅僅為1.61億美元。即使聯想集團將其2009年的盈利全部分配給股東,按“聯想控股”持有“聯想集團”的股權比例計,“聯想控股”由“聯想集團”獲得的利潤也不可能超過5億元人民幣。而融科智地“持有型物業的租金收益”每年就至少有2.5億元,未來還很快就會增加到4億元以上。

  2001年,所謂的聯想“職工持股會”用未分配的歷年利潤1.5億元人民幣購得了“聯想控股”35%的股權。從那時起到2009年止,“聯想控股”65%的股權由中科院持有,35%的股權則由聯想“職工持股會”持有。這個聯想“職工持股會”顯然是為了將國有企業私有化而建立的一個過渡性組織,它完全由聯想的老總柳傳志控制,內部結構高度不透明,實際受益人至多也只能包括聯想現在的高層管理人員,連為聯想成長立下汗馬功勞的聯想集團前總工程師倪光南也沒有份。最近互聯網上正在傳言,說柳傳志要將這個聯想“職工持股會”轉變為公司。果能完成此轉變,包括柳傳志在內的所有個人在聯想“職工持股會”中形成的股權結構將會徹底明晰化,而老聯想的私有化進程才能真正完成。

  無論如何,聯想“職工持股會”只能是由“聯想控股”內部的一部分人所有的組織,絕不可能是一個國有機構。而“聯想控股”及其前身原來都是100%的國有,這種企業中的未分配利潤也應當是100%的國有財產。聯想“職工持股會”動用未分配利潤為自己“購買”“聯想控股”的股權,這本身就違反了有關財產所有權的最基本的法律原則,實際上是少數人侵吞國有財產。更為嚴重的是,在“聯想控股”已經獲取了商業化開發計算所原來使用的國有土地的全部收益的情況下,讓聯想“職工持股會”實際上無償獲取“聯想控股”35%的股權,就等于將上述土地商業化開發收益的35%無償送給了控制聯想“職工持股會”的那少數人。

  由于聯想“職工持股會”持有了“聯想控股”35%的股權,“聯想控股”利潤的任何增加,都會有三分之一以上成為柳傳志等人占有的“聯想持股會”享有的收入。照此計算,“聯想控股”由于通過“融科智地”占有計算所的土地而增加的每年至少1.5億元“融科智地持有型物業的租金收益”,每年至少增加聯想“職工持股會”的收入5千萬元。不僅如此,正如前邊所說,“融科智地”正在開發的“B座”和“D座”建成并投入運營之后,它從其占有的計算所用地上每年獲得的租金收益還可以增加一倍。到那時,聯想“職工持股會”由“聯想控股”占有的計算所用地上每年間接獲得的收入也會由至少5千萬元相應地增加到1億元。

  按2.5%的存款利息率計算,這樣讓“聯想控股”占有計算所用地而增加的聯想“職工持股會”每年1億元的租金收入,應當有40億元的現值。這意味著,讓“聯想控股”占有計算所用地并經營致富,等于贈與聯想“職工持股會”一筆價值40億元的財產。即使考慮到融科智地真的可能向政府支付了約7.6億元的土地出讓金,考慮到這筆土地出讓金分攤給聯想“職工持股會”承擔的部分應當有2.6億元,控制聯想“職工持股會”的那些人從“聯想控股”占有計算所用地而獲得的凈利現值也在30億元以上人民幣。

  這就是由“聯想控股”商業化開發計算所原來使用的土地所造成的最大問題:它實際上等于將國家撥給中科院計算所使用的珍貴土地無償地白送給了少數個人,等于向聯想“職工持股會”的少數個人贈送租金收入。這是一個典型的侵占國有財產的問題。

  三、公共利益之失

  將中科院計算所原來使用的那8萬平方米土地交給“聯想控股”作商業化開發,直接受損失的當然是計算所。計算所失去了供自己使用或可以自己作商業化開發的土地,連新蓋起的計算所大樓都不能不處于那8萬平方米地塊的邊緣,再無發展的空間,原來在這塊地上的“高性能計算中心”等建筑也已經被拆除而無法恢復。沒有自己的“領土”的計算所所長李國杰院士被人戲稱為“阿拉法特”。有傳言說聯想每年給計算所1千萬元,但是與融科智地每年從這塊地上獲得的幾億元租金相比,這點連零頭都不夠的錢實在不能看作任何意義上的補償。

  當然,北京市國土資源局公布的那三宗以北京融科智地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作為受讓方的土地交易,還沒有涉及原來由計算所使用的那8萬平方米土地的全部。僅據這三宗交易推測,原來由計算所使用的那8萬平方米土地中,有1萬多平方米還不屬于融科智地有權開發的范圍。這應當是留給計算所使用的土地,新蓋起的計算所大樓也正位于這里。內部的消息也能夠證實這一猜測。

  但是,問題恰恰在于,即使從有效利用土地資源的角度看,融科智地商業化開發的那6萬多平方米原計算所用地,也絕不是計算所已經不需要使用的閑置土地。計算所承擔著趕上和超過計算機技術國際最高水平的國家最尖端的科研任務,不僅急需巨額的資金投入,而且需要大塊的土地來興建供它使用的各種建筑設施。而經過融科智地奪地之后給計算所剩下的那1萬多平方米土地,根本就不能滿足計算所用地的需要。

  目前計算所為了完成國家交給的科研任務,還需要使用更多的土地,但是在現在留給它使用的那1萬多平方米土地上,它已經喪失了發展的空間。無奈之下,計算所只好尋求上級主管部門中科院的支持,打算在北京五環路和六環路之間獲取一塊土地,開辟另一個自己的科研園區。一個本來有8萬平方米土地的國家尖端科研所,如今落到了只剩下1萬多平方米土地供自己的科研目的使用,還得流落到遠處的荒郊野外去找地方作研發,這就是聯想及其下屬的融科智地商業化開發原計算所使用的土地給中國的高技術研發所造成的荒唐后果。

  必須記住,從計算所的這個土地之失中受到最大損失的,其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利益,是中國的高技術發展。

  如果北京市國土資源局公布的那三宗向“融科智地”拍賣土地的交易的應交價款都上繳給了國土局,國家可能從融科智地商業化開發計算所原用地中獲得了一些財政上的貨幣收入,政府似乎是“賺了錢”。但是,這是最膚淺的表面現象。實際上,與政府可能獲得的這點可憐的財政收入相比,中國在高技術發展甚至政府財政收入上所受到的實際損失才是大得驚人。

  毫無疑問,中國政府當初無償地將那8萬平方米土地交給中科院計算所使用,是為了發展中國自己的計算機研發和制造。這是我們共和國的歷史上作出的最正確、最有深遠意義的決策之一。計算所用它在中國那樣落后的環境下創造的那些個數不清的“第一”,用它今日在計算機技術和研發上的國內領軍地位證明,它沒有辜負我們的共和國對它的期望。剝奪計算所的土地,直接傷害的是計算所,最終傷害的是我們的共和國,是我們國家的高技術發展。

  聯想當初占用計算所那8萬平方米土地時,宣稱的是要建設“科技園”。但是,由于融科大廈的房租高到每天每平方米的租金超過1美元,這樣高的房租使時至今日能夠入住融科大廈的絕大多數是外國跨國公司,如INTEL、AMD、NTT、Thomson、CSC、法國電信、日本瑞薩、希捷硬盤、Synopsys、Cadence、Conexant……。其實懂經濟的人都明白,這些跨國公司所付的租金,只能是它們在中國所獲暴利的一部分。而它們在中國能獲得如此暴利,靠的就是擠垮中國自己的高技術研發和高技術產業。它們之所以不惜重金也要駐在中關村計算所跟前,目的顯然是要在營業場所上就占據壓倒中國本土高技術行業的優勢。

  計算所承擔著國家重要的科技研發項目,其中的龍芯CPU是重中之重。龍芯的最大對手就是INTEL和AMD,但是現在龍芯的研發團隊卻被擠在這個地塊邊緣的計算所大樓中,而它的競爭對手INTEL和AMD則占據著地塊中央的大樓。這在實際上造成了一種荒謬的格局:國家撥來專門用于發展本土計算機技術的這8萬平方米科技用地,卻主要用來支持本國的龍芯的對手!這顯然違反了國家當初向中國科學院和計算所劃撥國有土地的本意。

  正是由于聯想商業化開發計算所原來使用的那8萬平方米土地違反了國家撥給土地的規定用途,損害了整個國家的利益,才導致國土資源部門長期不認同這一商業化開發,也才導致了幾年以后還要補辦“拍賣”手續、補交土地出讓金。但是國土資源部門的這些帶懲戒性質的措施都太輕也太無力,典型地具有“犯了錯以后繳點罰款拉倒”的味道。而且即使“土地成交價”下注明的金額都必須真正上繳給國家,聯想需要付出的也太少太少,連其所獲的暴利的零頭都不夠。這根本就不可能是罰款,反倒像是鼓勵放行,因為它給人造成了這樣的印象:國土局“拍賣”了聯想所占計算所土地,如果拍賣收入上繳了國家財政,則“聯想控股”已為購買該土地使用權向國家支付了代價。

  有經濟頭腦的人可能會認為,今日中國不能不準那些外國的大公司在國內設立營業機構,占用中關村一帶土地的代價也過于高昂。在這種情況下,讓計算所這樣的研發單位搬到郊外對其研究工作并沒有多大損害,將中關村的樓宇出租給外國人賺錢,再用這樣賺來的錢來補貼科學技術的研究和開發,這可能更合算,對中國的整體利益更為有利。

  這種策略聽起來似乎很有道理,但是如果真要照著實行,就應當將商業化開發計算所原來用地所獲得的收入全都再用作計算所的研發經費。確實,那樣作會為國家節約巨額的科研經費。可是,“聯想控股”商業化開發計算所原來用地這一行為的本質,就是通過剝奪計算所使用的土地而使計算所不再可能自己開發這塊土地獲益。其結果是,計算所原來用地上的租金收入幾乎完全沒有流向計算所,更不可能全額用于計算機行業的自主研發。計算所僅僅是被剝奪了國家撥給其使用的土地而已。這本身就是對國家利益的巨大損害。

  更令人不能容忍的是,商業化開發計算所原來用地所獲得的巨額收益中,有35%變成了聯想“職工持股會”中的少數個人的收入,既沒有變為國家的貨幣收入,甚至也沒有變成中科院這個國有單位的貨幣收入!中國計算機行業的國外競爭者們為占據有利的區位所不得不交出的費用全都落入了聯想之手,而聯想則已經通過所謂的“收購IBM下屬單位”與美國的IBM結成了一體,不再是一個真正的中國企業。這就使流向聯想“職工持股會”的這35%樓宇租金收入,完全變成了一個中國人民利益損失的指標。

  前邊已經計算過,“融科智地”商業化開發的計算所原來使用的那8萬平方米土地,僅僅以其每年的樓宇租金收入計算,這塊土地的價值就應當在100億元人民幣以上。據此計算,即使國土資源部門公布的那三宗“土地交易”中載明的約7.6億土地出讓金全都上繳給國家,國家利益的損失也將近1百億元人民幣。這是我們通常計算利益盈虧的方法。但是,由于中國今日已經到了不惜投入巨資也要發展自主的計算機技術的時代,成功地開發國際最高水平的計算機技術對中國的益處絕不是用幾百億元人民幣所可以衡量。這樣,“融科智地”商業化開發計算所原來使用的土地給國家利益所造成的損失,就絕不是這塊地上的1百億元租金收入現值所能夠衡量,它遠遠超過了1百億元。

  中科院原來持有“聯想控股”65%的股份,最近幾年還將“聯想控股”29%的股份以27億元賣給了“泛海”。表面上看,“聯想控股”商業化開發計算所原用地所獲收入的60%以上會流向中科院,中科院從這種商業化開發中似乎得到了巨大的資金收入上的好處??墒菍嶋H上,如果考慮到中科院可以由自己全資持有的子公司來進行這一商業化開發,考慮到這種商業化開發最后可能需要向國土資源部門繳納約7.6億元的土地出讓金,讓“聯想控股”來商業化開發這塊計算所的原用地實際上給中科院造成的也是損失:

  由于柳傳志控制的聯想“職工持股會”掌握了“聯想控股”35%的股權,商業化開發這塊土地的收益超過對國土資源部門繳費部分的35%肯定歸了聯想“職工持股會”,從而相應地減少了中科院本來可以自己獲得的收益。如果商業化開發這塊土地的收益小于對國土資源部門的繳費,“聯想控股”商業化開發這塊土地就會有凈虧損,中國科學院作為“聯想控股”的股東必須分擔這筆虧損;而如果不將該土地用于商業化的開發,本來中國科學院是不會受到這種損失的,那就成了典型的“投機不成反蝕一把米”。

  總之,讓“聯想控股”商業化開發這塊計算所的原用地,實際上給中國科學院造成的是貨真價實的凈損失:開發這塊土地的收益如果大于對國土資源部門的繳費,則中國科學院損失了凈收益的35%;開發這塊土地的收益如果小于對國土資源部門的繳費,則中國科學院不僅失去了其下屬單位使用的這塊土地,還要另外承擔其它的貨幣損失。

  而真正從“聯想控股”商業化開發計算所原用地中得到了好處的,首先當然是組成了聯想“職工持股會”的那少數人——他們把每年從這塊上收到的那巨額租金的35%據為己有;在這塊地上租用商業樓宇的跨國公司當然也從中得到了不小的好處,好處到底有多大它們自己最清楚。

  真正從“聯想控股”商業化開發計算所原用地中吃虧的,是計算所的高技術研發事業和中國計算機尖端技術的發展,是中國高科技事業的發展。“聯想控股”在原來的計算所用地上建成了“融科資訊A座”等幾座高樓租給跨國公司使用,但是,它們并不是中國經濟成功的象征,而是少數人靠掠奪國有財產暴富的象征,是讓跨國公司占用中國土地來擠垮中國的高技術研發的象征,是少數人為牟取商業房地產的暴利而不惜犧牲國家和人民利益的象征。這些樓宇樹立在那里,就成了某些中國人推行的那條路線的寫照。這真真是中國科技界的恥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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