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初爆發了世界性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大流行。這場新冠疫情不僅給全世界人民大眾的生命安全和健康造成了巨大的危害，也嚴重地影響和傷害了世界各國的經濟。本文所說的“新冠疫情經濟對策”，指的就是各國政府為應對新冠疫情而采取的經濟方面的政策。所謂“新冠疫情經濟對策的普遍性錯誤”，就是西方國家的經濟主管部門特別是貨幣當局普遍地在應對新冠疫情的政策上犯了重大的方向性錯誤。這方面犯重大錯誤的貨幣當局主要是管控有關美元、英鎊和歐元的貨幣信貸政策的當局，也即美聯儲、英格蘭銀行和歐洲中央銀行中的歐元體系。
本文說的那個普遍性錯誤，就是這些貨幣當局普遍地忽視了新冠疫情對總供給方面的影響，特別是忽視了新冠疫情對勞動供給方面的影響，錯誤地采取了大幅度增加貨幣供應量、急劇擴大名義總需求的宏觀經濟政策，使歐美各國陷入了幾十年未有的高通貨膨脹。
20世紀70年代，西方國家普遍出現了高通貨膨脹，并且很快陷入了停滯膨脹的經濟困境。美國等主要的西方發達國家花了十來年的時間才擺脫了這場經濟上的噩夢。而當前歐美國家出現的高通貨膨脹，已經直逼20世紀70年代所達到的普遍性通貨膨脹的記錄。按目前的形勢發展下去，美國和西歐國家重演20世紀70年代的停滯膨脹會是一個大概率事件。
高通脹的事實與成因
自2021年以來，美國和西歐的經濟發達國家就都陷入了高通貨膨脹。
美國2021年10月的CPI就同比上漲6.2%，已經創下31年來的最大漲幅，2021年12月CPI同比上升更達7.0%，2022年6月CPI同比上升又高達9.1%，美國出現了40年以來所沒有的高通貨膨脹。
英國2021年的通脹率還只為2.52%，但是2022年4月以來英國的通脹水平多次刷新40年來的最高紀錄，英國的CPI指數2022年10月同比上漲11.1%，12月仍然同比上漲10.5%。
2021年歐元區CPI在11月同比增長4.9%，為此前25年以來的最大漲幅。
在歐元區的各大經濟體中，德國的通脹率2021年還為3.1%，2022年就達7.9%；法國2021年的通脹率為1.6%，2022年也達到5.2%；意大利的通脹率2021年升至1.9%，2022年達到8.1%，創1985年以來最大漲幅。
高通貨膨脹使大批的企業員工感到自己的實際工資遭到了侵蝕，他們必定會要求相應地提高名義工資以獲得經濟上的補償。于是我們看到，最近半年多以來西歐的發達經濟體中普遍爆發了要求提高薪酬的罷工。先是英國和法國陷入了各行業相繼罷工的浪潮，最近這樣的罷工已經蔓延到了德國和意大利。這些大規模的員工罷工幾乎都以同樣的要求相號召，這就是要求提高工資以補償通貨膨脹給勞動者的生活水平造成的損失。但是熟知停滯膨脹歷史的人都知道，名義工資普遍上漲會推高企業的經營成本，使企業不得不進一步抬高產品價格以維持經營。這樣就會啟動一個惡性循環的過程：物價上漲推動名義工資上漲，工資上漲又反過來推動物價上漲。這就是在停滯膨脹中常見的著名的“工資-物價螺旋式上升”。
不過，在這次的物價暴漲普遍發生之前，還出現了一個當代市場經濟中非常罕見的現象，這就是所謂的“供應鏈斷裂”。這種所謂的“供應鏈斷裂”造成了有錢也愿意花錢買產品的購買者買不到產品，實際上就是產品供不應求的短缺。
新冠疫情在美國大爆發后一年多，世界各地就紛紛傳出“供應鏈斷裂”的消息，它表現為貨運港口擁堵、疫情造成部分地區工廠無法開工、全球產能不足、運輸能力下降。這種“供應鏈斷裂”的問題在美國最為嚴重。在許多新聞報道的電視鏡頭里，供不應求的商品超市中貨架上空空蕩蕩一無所有，許多美國家庭甚至抱怨說他們買不到奶粉。這樣的商品短缺通常是在政府規定了不準變動的物價的前計劃經濟國家中才會經常出現，在政府不干預市場物價形成的市場經濟國家是極為罕見的。許多經濟學家都承認，疫情對全球供應鏈的破壞是導致美國出現供應鏈危機的主要原因之一。
熟知市場經濟中的物價形成機制的人都會想到，只要政府沒有規定價格固定不變，市場上的商品短缺通常都不會長期持續，而會很快變成物價的上漲，因為商品的銷售者很快就會轉而提高明顯短缺的商品的價格。這樣，在大面積地出現“供應鏈斷裂”之后，隨之而來的就將是物價的急劇上升和通貨膨脹。這正是美國在2021年和2022年所發生的事情。
許多人將大面積出現“供應鏈斷裂”和其后出現的急劇的通貨膨脹歸咎于新冠疫情的沖擊，甚至歸咎于2022年才爆發的俄烏軍事沖突。無論如何，這樣的說法都忽略了一個更為重要的因素，那就是貨幣當局錯誤地實行的急劇擴張性的貨幣信貸政策。
在新冠疫情發生后實行的急劇擴張性的貨幣信貸政策上，美聯儲起了很壞的帶頭作用。
新冠疫情剛剛在美國蔓延開來，負責發行美元紙幣的美聯儲就為應對新冠疫情采取了急劇擴張信貸和貨幣供給的政策，在極短的時間內連續兩次緊急降息：2020年3月3日將基準利率從1.75%降至1.25%，3月16日又從1.25%降到0.25%。由于基準利率已經接近零，美聯儲還考慮重啟“量化寬松”政策。這種急劇擴張名義總需求的貨幣信貸政策，至少會加劇“供應鏈斷裂”的現象和通貨膨脹。但是美聯儲竟然對很快就出現的通貨膨脹率急劇上升視而不見，在通脹率大幅上升已達一年半之后才轉向采取緊縮性的貨幣信貸政策。2022年3月16日美聯儲宣布上調聯邦基金利率目標區間，這是美聯儲自2018年12月以來首次加息。由于實行本來就不該實行的急劇擴張性的貨幣信貸政策，更由于長時間持續實行這一政策，美國的陷入高通貨膨脹就已經無法挽回。
在錯誤地實行急劇擴張總需求的貨幣信貸政策方面，英鎊和歐元的主管當局似乎作得比美國好一些。英國和歐元區的通脹數據表明，英國和歐元區的貨幣當局是遲至2021年才轉而采取急劇擴張總需求的貨幣信貸政策的，其目的大概是為了恢復受新冠疫情打擊而劇烈下降的經濟。但是這樣的政策最終也引起了與美國一樣的后果，它使英國和歐元區國家同樣陷入了嚴重的通貨膨脹。
應對新冠疫情沖擊而采取的急劇擴張總需求的貨幣信貸政策之所以會造成高通脹，是因為新冠疫情減少勞動供給從而減少產品供給的作用十分明顯，在供給減少的情況下急劇擴張名義總需求，就不能不引起急劇的通貨膨脹。
從宏觀經濟數據看新冠疫情造成的供給減少
以下，本文將主要遵循“非加速通貨膨脹的失業率”的思路來論證，新冠疫情明顯地降低了美歐國家的勞動供給和產品供給。
遵循“非加速通貨膨脹的失業率”的思路來討論總產出的變動，就不能不涉及失業率與總產出的關系。如果總產出的下降是由總需求的下降引起，則企業會因為產品需求不足減少產出而減少雇用的員工，從而增大失業率。而量化地表達美國的失業率與總產出關系的，就是著名的“奧肯法則”。
美國的經濟學家奧肯提出的著名的“奧肯法則”指出，相對于潛在GDP，GDP每下降2個百分點，失業率就大約會上升1個百分點。美國2009年的失業率與GDP增長率之間的關系，又很好地體現了這一法則。
從表面上看，2020年新冠疫情給美國經濟造成的沖擊，幾乎與2008年金融危機給美國經濟造成的沖擊一模一樣：2020年美國失業率8.3%，GDP增長率為負的3.5%，金融危機爆發后美國2009年的失業率為9.3%，GDP增長率為負的3.49%。相似的場景，似乎意味著2020年美國的經濟萎縮也與2009年時一樣，僅僅是由產品需求的下降造成的。在這樣相似的場景下，也難怪美聯儲會采取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后那樣急劇擴張貨幣供給的政策來應對疫情造成的宏觀經濟沖擊。
但是實際上，這兩次對美國經濟的不利沖擊有根本的不同。本文以下所作論述的一個主要目的就是說明，2020年美國經濟的萎縮，至少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新冠疫情減少了勞動供給并因此減少了產品的總供給。
為說明這一點，我們將主要按“非加速通貨膨脹的失業率”的思路來進行論述，而在進行這種論述之前，先要說清按“奧肯法則”衡量2020年美國的失業率與總產出關系時出現的反常情況。
這里的關鍵問題是，使用什么基本數據來確定“奧肯法則”中所說的“潛在產量”。按美國經濟學家們通常的看法，我們設定美國的潛在產量每年增長約2.5%，如果經濟的產出－－實際GDP正好等于其潛在產量，則失業率將維持在接近5%左右。這個失業率就是所謂的“自然失業率”。而在適應性的預期下，這個“自然失業率”也就是所謂的“非加速通貨膨脹的失業率”。問題在于，這一對假設的數據可以用來證明2008年金融危機以后的美國經濟形勢符合“奧肯法則”，卻不能用來證明2020年美國的宏觀經濟形勢符合“奧肯法則”。
美國2007年的失業率為4.6%，GDP增長率為2.2%，可以假定美國2007年的實際產出恰好等于其潛在產量，失業率也是與這個潛在產量相適應的所謂“自然失業率”。由于潛在產量每年增長約2.5%，2009年美國的潛在產量比其2007年的實際GDP大約高5%多一點。2008年美國的經濟增長為負的0.34%，2009年美國的經濟增長更是為負的3.49%，因此2009年美國的實際GDP比2007年的實際GDP大約低了接近4%。這樣，2009年美國的實際GDP比其潛在產量低了約9個百分點，而失業率9.3%則比接近5% 的“非加速通貨膨脹的失業率”高了近4.5個百分點。這正是“奧肯法則”所斷言的失業與實際GDP的關系。
而2019年美國的失業率為3.7%，GDP的增長率為2.2%。如果認定美國2019年的實際產出恰好等于其潛在產量，那么根據潛在產出每年增加2.5%的前提，美國2020年的潛在產量比其2019年的實際GDP高2.5%。美國2020年GDP的增長率為負的3.5%，這就使美國2020年的實際GDP比其潛在產出低了大約6%。而根據所謂的“自然失業率”接近5%的假設，2020年美國8.3%的失業率比這個與潛在產出相對應的失業率高了3個多百分點。在這樣一套數據下，2020年美國失業率與實際產出的關系就與“奧肯法則”基本吻合。
但是，出現上述吻合的前提之一是，美國2019年的實際產出恰好等于其潛在產量。而2019年美國的失業率為3.7%，這并不合乎與潛在產出相對應的“自然失業率”為5%的假設。如果堅持2019年美國的“自然失業率”也接近5%，則3.7%的失業率和“奧肯法則”意味著2019年美國的實際GDP已經高于其潛在產量約2個百分點。在這種情況下，即使美國2020年的潛在產量比2019年的潛在產量高2.5%，美國2020年的潛在產量也只比2019年的實際GDP高0.5個百分點。由于美國2020年GDP增長率為負的3.5%，2020年美國的實際GDP比這樣計算的潛在產量低了4個百分點。而2020年美國的失業率8.3%，則比接近5% 的“自然失業率”高了3個多百分點，這樣的實際GDP與失業率的關系明顯偏離了“奧肯法則”規定的數值。
這就說明，要想用“奧肯法則”解釋美國2020年的經濟萎縮和高失業，就必須放棄美國的潛在產量每年增加2.5%、與這個潛在產量相對應的“自然失業率”接近5%這一對假設。
在對美國2020年的宏觀經濟形勢使用“奧肯法則”上的這個問題，實際上恰恰說明了美國2020年的負增長主要不是來源于宏觀總需求的急劇萎縮，而是來自新冠疫情引起的供給方萎縮。
就宏觀經濟數據上說，如果將所謂的“自然失業率”就視為“非加速通貨膨脹的失業率”，就根本不能把2020年美國的高失業率和經濟萎縮視為總需求嚴重不足的產物。這里所說的“非加速通貨膨脹的失業率”，是在適應性預期下的所謂“自然失業率”，在這樣的自然失業率下，實際發生的通貨膨脹率等于預期的通貨膨脹率，而簡單的適應性預期就把過去的通貨膨脹率看作今后會出現的通貨膨脹率。根據“附加預期的菲利普斯曲線”，在適應性預期下，實際的失業率如果高于“非加速通貨膨脹的失業率”，實際的通貨膨脹率將低于上一期的通貨膨脹率；實際的失業率如果低于“非加速通貨膨脹的失業率”，實際的通貨膨脹率將高于上一期的通貨膨脹率；而如果實際的失業率恰好等于“非加速通貨膨脹的失業率”，實際的通貨膨脹率也將等于上一期的通貨膨脹率。
在2019年以前的一些年中，美國按消費價格指數計算的通脹率徘徊于每年1%上下；2019年美國按消費價格指數計算的通脹率為1.74%，2020年美國按消費價格指數計算的通脹率仍為1.28%，這說明2020年美國的通貨膨脹率基本沒有變化。在這樣的物價變動走勢下，美國2020年的失業率就應當是“非加速通貨膨脹的失業率”。
這是2020年美國的高失業率與2009年美國的高失業率的根本區別。在2008年以前的若干年，美國按消費價格指數計算的通脹率徘徊于3%左右，可以認為美國人按適應性預期形成的通貨膨脹預期為每年物價上漲3%。特別地，2008年美國按消費價格指數計算的通脹率為3.82%，2009年美國按消費價格指數計算的通脹率只有負的0.32%，比2008年的通脹率低了4個百分點。美國2009年的通貨膨脹率明顯低于2008年的通脹率，說明了2009年美國9.3%的失業率遠遠高于“非加速通貨膨脹的失業率”，這合乎那年美國“非加速通貨膨脹的失業率”接近5%的假設。
2009年美國的經濟形勢是，實際的失業率遠遠高于“非加速通貨膨脹的失業率”。在這種情況下，宏觀總需求明顯地小于充分就業下的總供給，采取擴張性的宏觀經濟政策包括擴張性的貨幣政策以刺激增加總需求，只要擴張的程度不過大，就不僅可以顯著地增加總產出和總收入，緩解失業壓力，還不會造成嚴重的通貨膨脹。美國貨幣當局在2008年的金融危機爆發后實行大力救市的政策，在將名義的基準利率降低到零之后還進一步搞“量化寬松”，終于在2010年將美國經濟的增長率由2009年的負增長變為3.03%的正增長，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在2010年也只上漲了1.6%。盡管2010年美國的失業率仍然高達9.6%，2011年的失業率也還為9.0%，這兩年的實際GDP也仍然低于當年的潛在產出，但是強力擴張總需求的宏觀經濟政策仍然使美國回到了正的經濟增長，而且每年的經濟增長率都已經高于當年潛在產出的增長率。
而美國2020年的情況就不是如此。美國2020年的失業率達到8.3%，遠遠高于通常認為的那個接近5%的美國的“自然失業率”即“非加速通貨膨脹的失業率”。由于美國通貨膨脹率2020年與2019年相比基本沒有變化，應當認為美國2020年8.3%的失業率就是美國那一年的“自然失業率”即“非加速通貨膨脹的失業率”。由于2020年美國的“非加速通貨膨脹的失業率”已經從接近5%上升到8%左右，在失業率還只有8.3%時采取急劇擴大宏觀總需求的擴張性貨幣政策，就只能引起通貨膨脹率急劇上升的惡劣后果。
這里當然需要解釋一下，為甚么可以認為在通常年份美國的“自然失業率”只在5%左右，而卻必須認定2020年美國的“自然失業率”即“非加速通貨膨脹的失業率”高達8%。對此的合理解釋是：因為2020年美國新冠疫情大爆發，它明顯地減少了美國的勞動供給。
在對新冠疫情造成的經濟問題的討論中，必須強調的是那個所謂的“自然失業率”即“非加速通貨膨脹的失業率”的一個重要特征：某些西方主流經濟學家強調，“自然失業率”下不完全的勞動市場處于“均衡狀態”——在這種所謂的“自然失業率”下，企業由于沒有找到合適的員工而產生的崗位空缺恰好等于結構性和摩擦性的失業。
由于在“非加速通貨膨脹的失業率”下企業中的崗位空缺等于社會上的失業人數，當“非加速通貨膨脹的失業率”由5%升高到8%時，不僅社會上的失業增加了，企業中的崗位空缺也顯著增加。2020年“非加速通貨膨脹的失業率”的這種顯著升高所反映的企業中崗位空缺的增多，應當主要來源于新冠疫情對勞動者的傷害，來源于這種傷害所造成的勞動供給減少。這樣的勞動供給減少，應當是造成2020年美國經濟負增長的一個主要原因。
從具體的經濟事實來看更是必須承認，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的擴散對整個經濟的影響，不僅僅是通過疫情本身和防疫措施對產品需求的影響，也必定會通過疫情本身和防疫措施對產品供給的影響。
仔細地觀察和考慮事態本身就能夠看到，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的擴散對整個經濟的直接影響，應當首先來源于疫情沖擊性地減少了勞動供給，因而疫情對整個經濟的影響應當首先表現在減少產品供給方面。且不說疫情造成的死亡會減少勞動力供給，就是新冠病毒的感染僅僅造成勞動者發燒生病而沒有死亡，也會使相當數量的勞動力因病不能上班工作。全國性的新冠疫情擴散會使大批勞動力不能上班工作，造成崗位空缺，從而明顯降低企業的產量。不過，造成勞動力減少的不僅僅是新冠疫情本身，政府為防止疫情擴散而采取的許多管控措施也可能造成當下的勞動供給減少。例如政府下令員工們居家辦公，這種工作方式通常都會降低工作效率，相當于在某種程度上減少了有效的勞動并由此減少產品的供給。
新冠疫情會減少對許多產品特別是服務業產品的需求。這更多地是來源于人們自身和政府為防止感染和疫情擴散而采取的措施。因新冠肺炎而死亡的人和因感染新冠病毒而發病的人的消費需求會受到疫情影響而減少。但是新冠疫情減少需求，更多地是通過為防疫情擴散而減少的人群密集型消費。沒有因感染發病的人也可能因為害怕感染而不去飯館吃飯、不去公共場所娛樂、不乘用公共交通工具、不外出旅游。為防止疫情擴散，官方也可能下令限制甚至制止這些人群密集型類型的消費。
很難一概而論地判定，在新冠疫情沖擊總供給而減少總產出和沖擊總需求而減少總產出的作用中，哪一個減少總產出的作用更大。但是，根據疫情爆發后3年來美國和西歐國家的宏觀經濟數據，我們倒可以在現在這樣的事后斷定，新冠疫情對歐美經濟的傷害，主要是通過減少總供給和總產出而實現的。
新冠疫情爆發后，美國2020年GDP增長率為負的3.5%，2021年GDP增長率為正的5.9%，初步估算的2022年GDP增長率為2.1%，與疫情爆發前的2019年相比，3年中年平均的總產出增長率僅為不到1.5%，遠遠低于普遍認為的美國潛在產出年平均增長2%到3%的速度。但是美國的通貨膨脹率卻從2020年的1.28%急劇升高到了2022年6月同比上升9.1%的程度。通貨膨脹急劇加速表明美國2022年的實際產出已經遠遠高出其潛在產出。據此推算，美國在2020年到2022年的3年中潛在產出年平均增長僅為還不到1%。潛在產出增長率的這種顯著下降，只能歸咎于新冠疫情沖擊在這3年里顯著減少了美國的勞動供給和產出總供給。
2020年美國的“自然失業率”由通常認為的接近5%急劇上升到8%，顯然只能歸咎于那年的新冠病毒肺炎大流行。由于新冠病毒肺炎流行時間遠遠超過了一年，一個很自然的想法是，在2020年之后的一些年份中，美國的“非加速通貨膨脹的失業率”也上升到了遠遠高于5%的水平。能夠證明這一點的是，靠著急劇擴張總需求的宏觀經濟政策，美國GDP的增長率2021年就達到了5.9%，總產出回升到了比2019年的水平還高，失業率2021年平均降到了5.3%，到2021年11月更降低到了4.2%，但是那年10月美國的CPI已經同比上漲6.2%，12月CPI同比上升達7.0%，比2020年不到2%的通貨膨脹率顯著加速。這說明了，2021年美國5%左右的失業率低于當年美國的“非加速通貨膨脹的失業率”。美國2021年的“非加速通貨膨脹的失業率”仍然遠遠高于5%。
概略地分析一下使用英鎊的英國和歐元區主要經濟大國的宏觀經濟數據，也可以得出類似的結論，即：在這些國家，新冠疫情通過減少勞動供給而顯著地減少了產出的總供給；貨幣當局犯了方向性的錯誤，在產出總供給減少的形勢下采取了擴張性的貨幣信貸政策，由此造成了災難性的通貨膨脹。
英國2019年的失業率為3.7%，GDP增長率為1.4%，2020年的失業率為4.3%，GDP增長率為負的9.8%；德國2019年的失業率為3.1%，GDP增長率為0.6%，2020年的失業率為4.3%，GDP增長率為負的4.9%；法國2019年的失業率為8.4%，GDP增長率為1.5%，2020年的失業率為8.6%，GDP增長率為負的8.1%；意大利2019年的失業率為10.0%，GDP增長率為0.3%，2020年的失業率為9.3%，GDP增長率為負的8.9%。英國、法國、意大利在爆發新冠疫情后的2020年與2019年相比，都以失業率增加不到一個百分點（意大利的失業率甚至還下降了），伴隨著經濟增長率下降10個百分點左右且出現了巨大的負增長。只有德國2020年與2019年相比失業率增加了1.2個百分點，而落入顯著負增長的經濟增長率下降只有5個多百分點。就連德國的數據都足以說明，說新冠疫情主要通過減少總需求而減少了總產出的看法是站不住腳的。如果企業減少其產出是由于需求減少，它通常都會解雇其一部分員工，由此而增大失業率。而英國、法國、意大利和德國的總產出有如此巨大的下降，失業率卻僅僅增加了那么一點點，說總產出下降主要是由于產品需求下降造成的，無論如何也無法令人信服。
當然，經濟學界也一直流行著一個普遍的看法，認為西歐的勞動市場缺乏彈性，企業的用工制度不夠靈活。這種不靈活和無彈性主要就表現在，企業在產品需求不足需要減產時，往往并不相應地解雇多余的員工。這或許可以對西歐國家的產出下降大而失業率上升小做出部分的解釋，更可以使我們斷定所謂的“奧肯定律”并不適用于西歐。但是，由于西歐國家相對于產出的巨大減少失業率的上升過于微小，強調西歐勞動市場的缺乏彈性并不就能否定這個基本事實：新冠疫情沖擊下西歐國家總產出的下降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總供給的減少造成的，而絕不能主要歸咎于總需求的下降。能夠佐證這一點的還有，這幾個國家的通脹率2020年只比2019年低了不到一個百分點，表明需求的減少并不嚴重。
而2020年以后西歐國家宏觀經濟形勢的演進則更進一步證明了，新冠疫情通過減少勞動供給而減少總供給的作用，不但巨大，而且長期持續。
2022年底英國發布統計數據承認，英國的實際GDP在2020年萎縮了9.4%，2021年增長了7.5%，2022年第3季度經季節調整后實際GDP同比僅增長2.4%。這樣，2022年與2019年相比，英國的總產出不僅沒有增加，反而3年平均下降0.1%。而這樣與疫情爆發前相比僅僅維持大致不變的總產出，還是顯著地高于了英國經濟當年的潛在產量。由于英國的經濟政策當局過度擴張名義總需求，以急劇的通貨膨脹為代價來拉動經濟增長，英國2020年按居民消費價格指數計算的通貨膨脹率為1.0%，而2022年10月的物價則同比上漲11.1%。這樣急劇加速的通貨膨脹表明，英國2022年的實際GDP已經明顯高于其潛在產出，而2022年的潛在產出應當低于英國2019年疫情爆發前的潛在產出。
值得注意的是，新冠疫情肆虐的這3年里，英國的失業率幾乎沒有什么變化。
英國2019年的失業率為3.7%，2020年的失業率為4.3%，2021年的失業率為4.5%，2022年6-8月的失業率為3.5%，9-11月份的失業率為3.7%。而英國2022年9-11月份的工資收入年化增長率為6.4%，這反映的是過高的名義總需求拉動物價上漲后對工資的影響。
失業率的幾乎保持不變表明，新冠疫情爆發后英國的潛在產量不增大反而明顯降低的原因只能是，新冠疫情不僅在當年就明顯減少了勞動供給從而降低了產品供給，而且其降低勞動供給和產品供給的影響是長期持續的。
英國官方實際上也承認了新冠疫情持續性地減少了勞動供給。有勞動力調查顯示，因長期健康問題退出勞動力市場的英國人，疫情爆發前的2019年夏季為195萬人，2022年夏天則增加到約有232萬。在此期間，因患恐懼癥或神經紊亂等精神疾病而退出勞動力市場的人明顯增多，從25.7萬人增加到31.3萬人。英國《每日電訊報》網站報道說：英國財政部和就業與養老金部正在研究如何扭轉新冠疫情后因長期患病而無業的人數顯著增加的局面。他們要鼓勵醫生們把重點放在提出建議上，以使長期患病的人在得到支持的情況下繼續工作，而不是用病假條來批準他們完全退出勞動市場。一名政府消息人士強調“工作對心理健康的益處”，說“我們希望竭盡所能鼓勵盡可能多的人留在工作崗位上”。這些官員對疫情造成的勞動力減少無計可施，竟然想到了不讓醫生給病人開病假條！
新冠疫情爆發后，德國2020年的GDP增長率為負的4.9%，2021年德國的就業人數比2020年多了7千人，實際經濟增長率為2.6%，初步估算德國經濟2022年比上年增長1.9%，仍然沒有恢復到疫情爆發前2019年的水平。而按居民消費價格指數計算的通漲率，卻從2019年的1.4%和2020年的0.4%上升到2022年的7.9%。通貨膨脹的急劇加速表明，2022年仍未恢復到2019年水平的德國總產出已經遠遠高于其潛在產出，名義總需求的增長遠遠高于產出的增長。這樣的總產出降低只能歸因于新冠疫情長期持續地減少了德國的勞動供給。
法國2020年的GDP增長率為負的8.1%，2021年全年法國GDP實際增長7%，2022年11月估計的2022年GDP增長為2.5%。雖然2022年法國經濟的總產出已經超過了新冠疫情前2019年的水平，但是通貨膨脹率卻從2019年的1.2%和2020年的約0.5%上升到2022年的5.2%。
意大利的情況與法國相似，2020年的GDP增長率為負的8.9%，2021年就業率為58.2%，比上年增長0.7%，比新冠疫情前的2019年的水平低0.8%，因此雖然使2021年的GDP增長率達6.5%，但仍然沒恢復到爆發新冠疫情前2019年的總產出水平。2022年意大利的GDP增長率為3.9%，經濟的總產出已經超過了新冠疫情前2019年的水平，但是通貨膨脹率卻從2019年的0.5%和2020年的負0.1%升至2021年的1.9%，2022年意大利的通脹率更達到8.1%，創1985年以來的最大漲幅。
法國和意大利的宏觀經濟數據都表明，它們都與德國一樣，2022年通貨膨脹在急劇加速，表明其總產出已經遠遠高于其當年的潛在產出，名義總需求的增長遠遠高于產出的增長。這樣的經濟增長和通貨膨脹格局都只能歸因于新冠疫情長期持續地減少了本國的勞動供給。
歐盟國家中有關勞動市場的討論，也說明了在新冠疫情下西歐大國勞動力市場上的短缺情況。歐盟統計局公布的歐元區經季節性因素調整后的失業率2022年10月為6.5%，2021年10月則為7.3%。德國《商報》稱，這一數據意味著，幾乎所有的歐洲國家都面臨技術工人短缺的問題。德國貝塔斯曼基金會2022年12月8日公布的最新報告稱，德國經濟中的人員短缺問題越來越嚴重。近3/4的公司決策者報告說，他們公司缺乏技術工人。受影響的行業幾乎沒有任何變化：護理和養老、建筑和貿易、工業和物流以及旅游業缺乏熟練工人。意大利商會的數據也顯示，超過56%的公司找不到他們想要的技術工人。大約有40萬個職位空缺，尤其是在機械工程、電子和建筑領域。在法國，由于經濟的恢復，幾乎所有部門都存在工人短缺，不僅是機電或開發部門。酒店和醫院抱怨人手不足，養老院、滑雪場運營商和工藝品企業也是如此。此外，包括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地也出現了藍領用工荒，甚至在近期的硅谷裁員潮中，失業的企業中高層管理者們和吃香的藍領工人形成了鮮明對比。
上述報道本身強調的是技術工人短缺的長期趨勢，并未提及新冠疫情的影響。但是在新冠疫情仍未結束的情況下出現的勞動力短缺，其成因中當然免不了要有新冠疫情減少了勞動供給這個因素。
價格調整滯后性的作用
不過，以上基于“非加速通貨膨脹的失業率”框架所作的分析，并不能解釋美國在通貨膨脹率飆升之前為什么會大面積地出現“供應鏈斷裂”和產品短缺。這是因為，以上基于“非加速通貨膨脹的失業率”框架所作的分析，實際上暗中假定了產品市場上的供給和需求總是相等的。在這樣的假定下，企業愿意生產的產品總是能夠在生產完后的那一期的產品市場上全部賣出去。根據這個前提，如果勞動市場上的勞動供給不小于其需求，就業和產量將取決于企業的勞動需求。而在適應性預期下，社會上預期的本期通貨膨脹率就等于上一期實際的通貨膨脹率，雇員們會強迫企業按照這樣形成的對物價的預期而向其支付名義工資。如果現實中的物價合乎了這樣形成的對物價的預期，由這樣的名義工資和物價預期決定的實際工資將會使不完全的勞動市場達到均衡。但是給定這樣形成的名義工資，現實中實現的本期物價越高，真正的本期實際工資就越低，企業愿意雇用的勞動力和企業的產量就越高。而本期物價越高，本期實際的通脹率也越高。這就造成了，上期通脹已經給定的情況下本期實際的通脹率越高，本期的就業和產出就越多。而企業這樣行動的基礎之一，就是確信自己按實際工資等于勞動的邊際產出規則確定的產品數量都能夠賣出去，也就是企業確信其確定的產品供給量會恰好等于產品需求量。
但是，在現實的市場經濟中，市場上的產品供給恰好等于其需求的情況其實是非常罕見的。在正常的情況下，產品市場上不是有過剩的供給，就是有供不應求的短缺。而且一般的產品市場上占壓倒性優勢的情況是有過剩的供給。這種過剩的供給在企業先生產后銷售的情況下直接表現為當期沒有賣出去的產品，而在企業按訂貨生產的情況下則表現為沒有相應的訂單來使其得到利用的過剩的產能。
成為產品市場的大多數情況的這種供給過剩，來源于當代市場經濟運行的這一事態：產品的交易價格通常是由供給產品的企業規定的。在當代的市場經濟中，一般的情況是按供給產品的企業規定的產品價格來銷售其產品，在消費品的銷售中尤其是如此。形成產品需求的購買者對產品定價的影響僅僅表現在，他們對企業索價低的產品購買得多一些，對企業索價高的產品購買得少一些甚至根本不買，通過這樣的購買意愿來對供給產品的企業施加壓力，迫使其為保住銷量和利潤而不敢將產品價格抬得過高。
在這樣的產品市場上，供給產品的企業原則上每一期都需要不僅決定自己的產品供給量，而且要決定為銷售自己的產品索要的價格。但是供給產品的企業在這樣做時，通常都會深切地感受到對其產品需求的不確定性。這種不確定性表現在：在企業給出的任何一個產品售價下，市場對該企業產品的需求量可能多一些，也可能少一些。用一句帶點學究氣的話說：企業會感到，在它給出的任何一個產品售價上，對該企業產品的需求都不是一個確定的數量，而是一個服從某種分布函數的隨機變量。這種需求的不確定性，可能來源于對產品的市場需求本身就具有某種不確定性，也可能來源于企業不可能完全掌握市場對方其產品的潛在購買者真正的需求情況，還可能來源于企業不完全清楚與它一起向同一個市場供應產品的其它企業的供給數量和索要價格。
無論如何，只要對企業產品的需求有這樣的不確定性，企業又必須在銷售前就規定自己產品的供給數量和索價，在產品的實際銷售中就既可能出現供給過剩，又可能出現供不應求的短缺。而在政府不干預產品售價的情況下，占優勢的大多數情況是產品的供給過剩。直觀地說，這是由于企業感到，先定一個肯定能賣出自己的所有產品但也肯定會造成短缺的低價格，是白白送走了通過抬高價格極可能賺到的巨額利潤。
在企業這樣確定其產量和售價的行為下，企業生產出來而沒有在當期賣出去的產品就變成了其增加的產品庫存或沒保存得了的損耗，而對企業產品的需求數量則等于企業為當期銷售而生產的產量減去這樣的損耗和凈增的產品庫存，再加上可能出現的大于產品供給的短缺數量。而對企業產品當前的名義需求，則等于這樣表現出來的需求量乘以企業索要的產品價格。
不過，由于企業感到在它的任何索價下對其產品的需求量都是不確定的，企業就只能抱持一個對自己產品需求函數的主觀概率分布信念，它是根據這個主觀的概率分布函數來確定自己每一期的產品產量和索要的價格，以求實現合意的產量和價格，來盡可能增大自己利潤的期望值。
企業在不確定的產品需求下確定的產品索價和產量，當然無法保證產品市場上供給恰好等于需求。當不確定的產品需求實現時，如果在企業的索價下需求大于企業的供給，銷售的產品數量就只能等于企業供給的產品數量或企業的產能，這種小于需求的供給會造成產品的短缺；而如果在企業的索價下需求小于企業的供給，銷售的產品數量就只能等于產品的需求量，這個小于供給的銷售數量會造成供給過剩。而在通常情況下，市場經濟中都會多多少少有一些產品供給過剩。
企業通常都是在意識到了產品需求的不確定性的情況下確定自己合意的產品索價和產量的。這意味著，企業會意識到，在它的產品索價和產量下，有多大概率會出現產品的短缺，又有多大概率會出現供給過剩——或者更嚴格地說，產品或產能過剩的數量會有什么樣的分布。將企業的這種行為概況為簡化的理論模型，我們就可以說，企業確定的產品索價和產量及在此基礎上出現的過剩供給數量的概率分布，是企業追求其預期利潤最大化的決策的產物。
企業產品需求的不確定性也是經常變化的。這種變化表現為企業產品需求的分布函數的變化。比如，在給定的企業索價下，過去產品需求小于一百的概率為0.5，現在它變為0.8。如果產品需求小于各個產品數量的概率都這樣增大，就可以確定地說，對單個企業來說是不確定的產品需求減少了；反之，如果產品需求小于各個產品數量的概率都減小，那么對單個企業來說是不確定的產品需求增大了。當宏觀總需求明顯萎縮時，對大多數企業的具有不確定性的產品需求都會減少；而當宏觀總需求急劇擴張時，對大多數企業的具有不確定性的產品需求都會增大。
正確地把握不確定的產品需求函數的概率分布，是企業做出其最優的定價和產量決策的前提條件。但是，現實中的企業只能根據過去的經驗觀察來形成自己對產品需求函數概率分布的信念，并且時刻注意根據新觀察的事實來修正自己對這個概率分布的信念。
原則上說，追求將其預期利潤最大化的企業，應當在其生產和經營的每一個時期之初，都分別確定對其最優的產品索價和產量。但是，這樣做會使企業在每個時期都改變其對產品的索價。這樣頻繁地改變產品價格，會給企業帶來巨大的“菜單成本”。“菜單成本”是當代西方經濟學家提出的概念，它是企業僅僅為改變自己產品的報價本身而付出的成本。基于節約“菜單成本”的考慮，許多企業會將對自己產品的索價相對地固定下來。這就是，在產品需求的不確定性不是非常大的情況下，根據給定的產品成本函數和產品需求函數的概率分布，選定一個對自己最優的產品索價，只要自己的產品成本函數和產品需求函數的概率分布不變，就不改變自己的產品索價。在這樣固定不變的產品索價下，按訂單生產的企業會根據每期都隨機波動的訂貨數量確定其每期的產量。而那些先生產出產品然后再將其銷售出去的企業，如果其一個時期沒賣出的產品可以留到下期再賣，這樣的企業通常都會形成未賣出的產品的庫存。這些企業在規定了可以延續多個時期不變的固定產品索價后，會根據每一時期之末剩余未賣出的產品庫存量來確定以后時期中的產量。對這種企業來說，通常的情況是，期末庫存量少，確定的下期產量就大；期末庫存量大，則確定的下期產量就小。
在市場經濟中，規定在多個時期中都不變的固定價格的企業也會在一定的情況下改變自己的產品報價。這樣的企業改變其產品索價，通常都發生在企業的產品成本函數或企業對自己產品需求函數概率分布的信念發生改變時。一般說來，產品成本函數的改變如果使給定產量上的產品成本上升，企業會提高對自己產品的索價、降低其產量；而產品成本函數的改變如果使給定產量上的產品成本下降，企業會降低對自己產品的索價、增加其產量。在通常情況下，企業如果確信對自己產品的不確定的需求增大了，它不僅會增加其產品產量，而且會提高其跨多期不變的產品索價；而企業如果確信對自己產品的不確定的需求減少了，它通常就不僅會減少其產品產量，而且會降低其跨多期不變的產品索價。
問題在于，對自己產品的需求的不確定性的看法即企業對自己產品需求函數概率分布的信念，并不總是會恰好等于現實中真正的產品需求函數的概率分布。而企業只能根據過去的經驗觀察來形成對自己的產品需求函數的概率分布的信念；如果這個信念不合乎實際的產品需求函數的概率分布，企業也只能根據新觀察到的事實來修正自己對這個概率分布的信念，使之與實際的產品需求函數的概率分布相一致。在企業的信念已經與實際的產品需求函數的概率分布相一致的情況下，如果這個實際的產品需求函數的概率分布本身發生了變化，企業通常也只會在觀察到了足夠多的事實后才會相信，實際的產品需求函數的概率分布已經發生了變化，它才會采取行動適應這種變化而改變對自己產品的索價和產量。
企業在適應產品需求函數概率分布的變化方面的這種滯后性，導致了產品價格調整的滯后性，這種滯后性又導致宏觀經濟形勢發生劇變時出現產品嚴重過剩或短缺的異常現象。
在美國，這種異常已經在2008年的金融危機期間出現過一次。2007年以前，美國以CPI衡量的通脹率已經在3%左右波動了多年，可以認為，2007年和2008年美國大眾有關通貨膨脹的預期是每年的物價上漲在3%上下。2007年美國以CPI衡量的通脹率仍為2.82%，因此可以將那年的4.6%的失業率視為就是美國當年的“非加速通貨膨脹的失業率”。2007年美國的GDP增長率為2.2%，也接近多數經濟學家認為的正常情況下美國潛在產量的增長率。因此，可以認為2007年美國的實際GDP大致等于其潛在產量。但是，同樣根據那個美國的潛在產量每年增長約2.5%的觀點，2008年美國的潛在產量應當比其2007年的實際GDP高2.5%，而如果美國2008年實際GDP比2007年高了2.5%，美國在2008年的失業率就應當正好等于那一年的“非加速通貨膨脹的失業率”，美國2008年以CPI衡量的通脹率會接近2007年的2.82%。
而實際的情況是，美國2008年以CPI衡量的通脹率是3.82%，確實與2007年的2.82%相差不大；但是，由于2007年開始的“次貸危機”在2008年演變成了金融危機的大爆發，宏觀總需求的急劇下降卻使2008年的實際GDP增長率遠非與“非加速通貨膨脹的失業率”相對應的正的2.5%，卻變成了負的0.34%，2008年的失業率也上升到5.8%。
這就使美國2008年的宏觀經濟指標成了標準的宏觀經濟分析中的一大怪異：在認定美國2007年處于“非加速通貨膨脹的失業率”的基礎上，由于2008年的通脹率比2007年的通脹率高一個百分點，2008年的失業率應當低于2007年的“非加速通貨膨脹的失業率”，總產出和經濟增長率也應當有相應的顯著增加。但是實際上，通貨膨脹的正的加速度并沒有換來失業率的下降和經濟增長的加速，相反地，伴隨著通貨膨脹的正的加速度的是，美國2008年失業率比2007年增高了一個百分點，經濟落入了負增長。
眾所周知，美國2008年失業率的升高和經濟陷入負增長，是由于那一年爆發的金融危機使宏觀經濟的總需求急劇下降。問題在于這樣的失業增加和產出下降為什么沒有使物價同時下降，甚至沒有放慢通貨膨脹的速度。其原因就在于企業在適應產品需求函數概率分布的變化方面的滯后性，由此造成了價格調整的滯后性。
宏觀總需求的急劇下降必定會使大多數企業的具有不確定性的產品需求減少，使給定價格下產品需求小于特定產品數量的概率增大。但是，企業在觀察到足夠多的銷售數據之前，無法判斷自己的產品需求函數的概率分布是否已經發生了萎縮性的變化。在宏觀總需求的萎縮已經使企業產品的需求變得較小時，最初它往往還會保持對產品需求函數概率分布的原有判斷，仍然適應著原有的通貨膨脹預期提高員工的薪資并相應地提高自己的產品索價，而把在這樣的索價下出現的比較小的產品需求看作按原來較大的產品需求函數概率分布本來就可能發生的事，并僅僅據此減少自己的產量，而并不因此調低自己產品的索價。這就是2008年美國發生的事。
直到2009年，美國宏觀總需求的萎縮已經延續了一年，企業普遍看到的是對自己產品的低需求已經變為常態，甚至對不少企業產品的需求已經罕見地或意料之外地少，這時候美國的多數企業才會確信，自己的產品需求函數的概率分布已經發生了萎縮性的變化，自己的具有不確定性的產品需求已經顯著減少。只是在這種情況下，美國企業才不僅大大減少了自己產品的產量，而且還根據自己的產品需求函數概率分布的萎縮性變化來趨于向下地調整產品價格。我們這里說“趨于向下地調整產品價格”，是因為那一年美國的CPI只有很輕微的下降（只下降了0.32%），企業產品索價的下降趨勢主要體現在，多數企業沒有根據上年的通脹率，適應著由此決定的通貨膨脹預期來提高員工的薪資并相應地提高自己的產品索價，因而美國以CPI衡量的通脹率在2009年顯著地低于2008年，大約低了4個百分點。
類似的價格調整的滯后也發生在2020年新冠疫情沖擊之后，但是2020年的情況又與2008年有很大不同。
前邊已經指出，新冠疫情的爆發既沖擊了總需求，也沖擊了總供給。疫情本身和防疫措施導致的對產品需求減少、特別是對服務業的需求減少，使美國的失業率迅速地從2019年的3.7%上升到8.3%。但是在許多企業看來，這樣較小的產品需求并沒有超出自己原來相信的產品需求函數概率分布允許的范圍，這只是實現了自己原來料到的不確定的產品需求中可能出現的低需求，而產品需求函數的概率分布本身卻并沒有改變。這樣的企業將會根據減少的需求減少其產量，但并不改變其對產品的索價。
但是也正如本文前邊所強調的，新冠疫情對產品供給的打擊其實更為嚴重，而這種對產品供給的打擊主要來自對勞動供給的打擊，來自新冠疫情造成的大批勞動力不能上班工作造成的崗位空缺。不過，這樣突發的勞動力缺乏造成的是企業當期產量的下降，一般的企業通常會把這看作是突然發生的意外，不會在產量下降的當時就提高對自己產品的索價，而會指望疫情很快過去，自己的產品產量會因此回到在舊有的產品需求函數的概率分布下的正常狀態。
這兩方面的因素，都使得2020年美國以CPI衡量的通脹率與2019年相比幾乎沒有什么變化，美國的多數企業還是根據上年的通脹率，適應著由此決定的通貨膨脹預期來提高員工的薪資并相應地提高自己的產品索價，新冠疫情對需求的沖擊和對供給的沖擊都沒改變這種定價行為。新冠疫情的沖擊只是造成了失業率和企業崗位空缺的急劇增加和產出大幅降低。
在這樣的企業對新冠疫情沖擊的反應下，產品市場上的供求關系最初發生的是復雜的結構性變化：對那些新冠疫情主要減少了其產品需求的企業，新冠疫情的沖擊增加的是其產品或產能過剩的概率和過剩的程度；而對那些新冠疫情主要減少了其勞動供給的企業，新冠疫情的沖擊增加的是其產品短缺的概率和短缺的程度。這后一種情況就是前兩年在西方被不厭其煩地講到的“供應鏈斷裂”。當然還可能有第三種企業：新冠疫情既減少了其產品需求，又減少了其勞動力的供給，這兩種減少甚至有可能使該企業產品的供求在一個遠遠低于過去的水平上恢復平衡！但是不管企業遇到的是哪種情況，新冠疫情的沖擊都隨即顯著地減少了企業的產量。這就是2020年美國出現負的3.5%的GDP增長率的真正原因。
上邊所說的新冠疫情沖擊影響市場供求的三種情況，并沒有涉及官方應對疫情的宏觀經濟政策的影響。現在看來，像美聯儲那樣的貨幣當局專門實行力度極大的擴張性貨幣政策，是應對新冠疫情沖擊的最壞的行動，甚至可以說，這種行動是放大疫情對宏觀經濟的不利影響的行動。
在正常情況下，擴張性的貨幣信貸政策能夠顯著增加對產品的需求，刺激企業增加產量，減少失業。但是擴張性貨幣信貸政策能夠起到這種作用的前提是，企業有過剩的產能甚至過剩的產品賣不出去，這些產品缺少購買者的原因是產品的買方缺乏確實有流動性的資金和購買力。而新冠疫情的沖擊即便是顯著減少了某些產品特別是服務的需求，也不是因為產品的買方沒有購買的資金，而是因為新冠疫情本身或人們自己采取的防疫措施及官方的防疫限制性措施使人們不去購買這些產品。不用說因新冠肺炎而死亡的人，也不用說因感染新冠病毒而發病的人的消費需求會受到疫情影響，就是沒有因感染發病的人，也可能因為害怕感染而不去飯館吃飯、不去公共場所娛樂、不乘用公共交通工具、不外出旅游。為防止疫情擴散，官方也可能下令限制甚至制止這些類型的消費。這些方面的消費需求減少，不是由于消費者沒有錢或為了省錢而不進行這些方面的消費，而僅僅是因為新冠疫情的傷害或為了防止疫情擴散感染自己。只要新冠疫情消失了，人們對病毒感染的恐懼就會消失，官方再取消為防疫情擴散而采取的各種限制措施，新冠疫情造成的這些消費需求的減少自己就會消失，不需要采取什么專門的增加需求的政府政策。
我曾經在疫情爆發后不久寫的一篇文章中提出，新冠疫情除了會在當下造成前邊說到的那些消費需求減少，還可能減少以后長期中的消費總需求。這是因為新冠疫情在當下造成的那些消費需求減少會增加失業，減少失業者等許多人的收入，而這些收入減少的人可能會在未來疫情消失后仍然減少其消費需求。為防止出現這樣的消費需求減少，我當時曾支持政府向廣大群眾提供貨幣補貼等轉移支付。現在看來，我當時也把新冠疫情對總需求的沖擊估計得太嚴重。為了防止新冠疫情增加的失業停產在以后造成總需求的減少，政府只需為受新冠疫情沖擊而失業的人提供救濟和補貼即可。
而用擴張性的貨幣政策來緩解新冠疫情造成的需求減少，其結果是有弊無利。前邊的分析已經足以說明，新冠疫情造成的需求減少不是源于缺乏貨幣購買力和購買的意愿，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增加貨幣購買力，只能是要么根本就起不到擴展需求的作用，要么起到的是破壞應有的防疫措施、加劇疫情的作用。
前一種情況出現在人民大眾和政府都不為流動性增加所動、堅持不去公共場所進行聚集性消費的情況下，在這種情況下，增加流動性的擴張性貨幣政策就連增加總需求的作用也起不到。后一種情況則是，原來為防感染病毒而不去公共場所進行聚集性消費的人，真的受到流動性增加和低利率的引誘而增加人群聚集性消費支出，為此甚至不惜違反政府的各種目的在于防疫的限制性規定。這后一種情況下消費需求的擴大，靠得是破壞政府甚至個人的防止病毒傳染疫情擴散的措施和作為。美國防止病毒傳染疫情擴散的努力少而無力，新冠疫情的傷害最為嚴重，其禍根之一就是這種急劇增加流動性的擴張性的貨幣政策。當然，美國普通群眾和政府拒絕采取嚴厲的管控措施以防止病毒傳染疫情擴散，歸根結底是由于美國人根深蒂固的個人主義人生態度、美國人最重視保證個人的自由。在這樣一種連政府下令人人要戴口罩都遭到群起反對的社會氛圍下，美聯儲急劇增加流動性的擴張性貨幣政策肯定會嚴重地破壞各種防止疫情擴散的努力，加劇美國的新冠疫情。
由于新冠疫情還有減少勞動供給并由此減少產品供給的作用，就必須搞清貨幣信貸的擴張在勞動供給減少導致產品供給減少時所起的作用。本文前邊已經指出，新冠疫情對經濟的影響，更主要地是通過直接減少勞動和產品的供給而發生作用。因此，說明貨幣信貸的擴張在勞動供給減少導致產品供給減少時起了什么作用，就更為重要。
大幅度擴張貨幣信貸的政策必定會使大多數企業的具有不確定性的產品需求增大，使給定價格下產品需求大于特定產品數量的概率增大。但是，企業在觀察到足夠多的銷售數據之前，無法判斷自己的產品需求函數的概率分布是否已經發生了擴張性的變化。在宏觀總需求的增大已經使企業產品的需求變得較大時，企業最初往往還保持著對產品需求函數概率分布的原有判斷，仍然適應著原有的通貨膨脹預期提高員工的薪資并相應地提高自己的產品索價，而把在這樣的索價下出現的比較大的產品需求看作按原來較小的產品需求函數概率分布本來就可能發生的事，并僅僅據此增大自己的產量，而并不因此調高自己的產品索價。2020年美聯儲在新冠疫情沖擊美國后急劇擴大貨幣供給時在美國發生的，應當就是這種情況。
不過，2020年美國的大多數企業想適應自己產品需求的擴大而增大產量時，卻碰上了一件它們自己也沒有預料到的事，這就是我們反復說過的：新冠疫情明顯地減少勞動供給，使大多數企業不僅不能按自己的意愿增加產出，相反地卻不得不減少產出并由此減少產品供給。更糟糕的是，在新冠疫情爆發的初期，疫情造成的勞動力缺乏雖然使企業當期的產量下降，一般的企業卻會把這看作是突然發生的意外，不想在因為突發的勞動力缺乏迫使自己降低產量的當時就提高對自己產品的索價，而會指望疫情很快過去，自己的產品產量會因此回到在舊有的產品需求函數的概率分布下的正常狀態。
這樣，新冠疫情本身造成的勞動力和產品供給的減少，與美聯儲隨即采取的急劇擴張名義總需求的貨幣信貸政策，在新冠疫情爆發初期企業多半還沒有打算相應地調高產品價格的情況下形成了一種特殊的合力，它一方面減少了產品的供給，另一方面卻急劇擴大了對產品的需求，這就極大地增大了各行業出現產品供不應求的短缺的可能性，很快就造成了產品短缺現象大面積地出現。這種大面積出現的產品短缺，就是2020年和2021年美國人到處都在談論的大規模的產品“供應鏈斷裂”。
不過，在政府不對物價實行強制性的管制的自由企業市場經濟中，產品供不應求的短缺不可能大面積地長期持續下去。那些可以自由規定自己的產品索價的企業一旦認識到現行的價格下必定會有產品供不應求，它們就會毫不猶豫地將自己的產品索價抬高到絕不會有短缺的程度，因為這樣肯定會增加企業自身的利潤。而如果整個經濟中的多數企業都這樣作，就會出現明顯的通貨膨脹。
造成2020年美國產品短缺的一大原因是新冠疫情本身減少了勞動力和產品的供給。我們剛剛說過，在新冠疫情爆發的初期，疫情造成的勞動力缺乏雖然使企業當期的產量下降，一般的企業卻會把這看作是突然發生的意外，不想在因為突發的勞動力缺乏迫使自己降低產量的當時就提高對自己產品的索價，而會指望疫情很快過去，自己的產品產量會因此回到在舊有的產品需求函數的概率分布下的正常狀態。但是，美國的新冠疫情并沒有很快消失，而是一直延續到2021年仍在肆虐。長期肆虐的新冠疫情會長期持續地減少勞動供給，迫使企業長期持續地減少其產品產量。而企業一旦認識到它因為缺工而被迫減產的情況會持續下去，特別是一旦認識到在產品市場上與它競爭的其它企業也在因為缺工而被迫減產，它就會在經常出現產品短缺的情況下毫不猶豫地提高自己的產品索價，使市場上的產品短缺變成物價上漲。這是使2020年美國普遍出現的供應鏈斷裂變成2021年及此后的急劇通貨膨脹的一個重要原因。
2020年美國普遍出現的供應鏈斷裂變成2021年及此后的急劇通貨膨脹的另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美聯儲錯誤地實行的激進地擴張的貨幣信貸政策。我們前邊已經指出，大幅度擴張貨幣信貸的政策必定會使大多數企業的具有不確定性的產品需求增大，使給定價格下產品需求大于特定產品數量的概率增大。但是，企業在觀察到足夠多的銷售數據之前，無法判斷自己的產品需求函數的概率分布是否已經發生了擴張性的變化，它們最初往往還保持著對產品需求函數概率分布的原有判斷，仍然適應著原有的通貨膨脹預期提高員工的薪資并相應地提高自己的產品索價，而把在這樣的索價下出現的比較大的產品需求看作按原來較小的產品需求函數概率分布本來就可能發生的事，而并不因此調高自己產品的索價。但是，如果急劇擴張性的貨幣信貸政策一直持續下去，企業就或遲或早總會認識到，自己的產品需求函數的概率分布已經發生了擴張性的變化，自己的具有不確定性的產品需求已經增大。一旦確信了這一點，企業就會按照已經增大了的具有不確定性的產品需求提高對自己產品的索價。在同時發生的新冠疫情持續地造成勞動力缺乏而迫使企業降低自己的產量的情況下，企業尤其會斷然地大幅度提高自己產品的價格。這就使2020年美國普遍出現的供應鏈斷裂變成了2021年及此后的急劇通貨膨脹。
綜合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到，一方面是新冠疫情本身明顯地減少了勞動力和產品的供給，另一方面是美聯儲為應對疫情沖擊而錯誤地實行了狂熱地擴張性的貨幣信貸政策，這兩方面因素的合力，在美國先是造成了罕見的供應鏈大規模斷裂，接著就造成了急劇的通貨膨脹。
2020年美國按消費價格指數計算的通貨膨脹率為1.28%，但是這樣的年平均數字掩蓋了通貨膨脹率在2020年底就開始急速上升。2020年12月美國經季節調整后的CPI同比上升已達5.4%，標志著這一輪高通脹已經開始。可是就在這樣的時刻，在美國普遍出現了供應鏈斷裂的現象且通貨膨脹率開始上升時，現任美國財政部長耶倫卻在2021年公開斷言，美國的通脹上行不會造成持續性問題，理由竟是當時美國頻繁出現的供應鏈斷裂只不過是新冠疫情造成的暫時現象，很快就會消失。
以后的事實很快就說明耶倫的這個判斷是錯誤的，以致她不得不在一年后美國已經確定無疑地陷入高通脹時公開承認了錯誤。
耶倫的錯誤首先在于，她低估了新冠疫情沖擊宏觀總供給的長期性和嚴重性。在耶倫2021年發表其判斷后的一年中，美國的新冠疫情不僅沒有結束，反而一度加重，這通過病害減少了正在工作的勞動者和勞動的供給，直接減少了產品供給。正像本文前邊所說明的，勞動供給減少并迫使企業減少產量的情況這樣一直持續下去，終將誘使企業大幅度地提高其產品索價。
耶倫有關通脹上行不會持續的論斷的另一個更為重大的問題是，她閉口不談美國當時的供應鏈斷裂和通脹上行有一個更為重要的原因，那就是美聯儲錯誤地實行的狂熱擴張性的貨幣信貸政策。這樣狂熱擴張性的貨幣信貸政策必定會急劇增大宏觀的名義總需求，增加出現產品短缺和通貨膨脹的危險，這應當是一個盡人皆知的常識。耶倫竟然在2021年還對這種常識都能說清的問題不聞不問，這確實會讓每一個夠格的經濟學家都難以理解。連經濟學者出身的堂堂財政部長都采取這種態度，這就難怪美聯儲在又過了近一年后的2022年才轉而采取緊縮性的貨幣信貸政策。2022年3月16日美聯儲宣布上調聯邦基金利率目標區間，這是美聯儲自2018年12月以來首次加息。而到這時為止，美國通脹率的迅速上升已經持續了約一年半，2021年12月CPI的同比上升已經達到了7.0%！
2020年以來新冠疫情的全球性擴散給世界各國的經濟特別是歐美國家的經濟造成了巨大的危害。疫情造成的傷害，在擁有現代的貨幣金融體系的當代世界中是空前的。現代財政貨幣金融的掌控者們的確缺乏應對這樣廣泛傳播的呼吸系統傳染病的經驗，很難避免會出現應對政策上的重大失誤。但是，本文中的詳細分析還是能夠說明，本來就不應當采取急劇擴張型的貨幣信貸政策來應對新冠疫情這樣的呼吸系統傳染病沖擊，這樣的經濟對策是完全錯誤的。
總結有關應對新冠疫情沖擊的政策的經驗教訓，是為了給應對未來還可能出現的呼吸系統傳染病的政策指明努力的方向：在出現傳播力極強的新冠疫情這樣的呼吸系統傳染病時，主管應對政策的當局所應當做的，是盡力醫治病人并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阻止疫情擴散，由此來盡量減少受疫病傳染而患病的人數以盡量減少對勞動供給和產出供給的沖擊。不應當為應對疫情而采取擴張性的貨幣信貸政策，尤其不應當采取急劇增加名義總需求的擴張性貨幣信貸政策，而應將重點放在盡量防止疫情擴散上。歐美國家個人至上的自由主義傳統已經根深蒂固，許多行之有效地防止疫情擴散的封控措施因此而無法實行。但是越是在這樣的情況下，越不應當實行擴張性的貨幣信貸政策，因為正如本文前邊所述，這會鼓勵人們去破壞防疫的措施，加重疫情及其帶來的對勞動力的傷害，從而反過來加重疫情對經濟的損害。政府應當做的增加需求的唯一事情，是給因疫情和防疫失去工作和收入的人以財政補償，以增加合乎抗疫要求的消費需求。
回顧美國和西歐國家自新冠疫情爆發以來的各種應對性政策，無論涉及的是應對疫情的政策還是經濟政策，幾乎都沒有什么經驗可談，有的只是教訓。可笑的是，就是在應對疫情的政策上，有些人還是以敬仰的口吻言必稱西方發達國家如何如何。如果真像他們主張的那樣在各項政策上都向西方看齊，那就真不知會在中國造成多大的禍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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