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說整個社會是一個更大的富士康？—新自由主義的危機

為什么說整個社會是一個更大的富士康？——新自由主義的危機

作者：evil-spirits（香港）

富士康N連跳（據我所查證的信息，N=13）之后，我本認為媒體和社會應該對這樣的社會問題作出更深的探討、分析，挖掘其根源問題。但我所看到的討論，仍然大多停留在員工心理問題的層面，稍有深入的，也僅僅是對點到中國制造業轉型為止。當然，也有說到政治制度問題的，我倒不認為這是政治制度能解決的問題。

也有人認為，富士康廠區自殺率低于全國平均水平，并非太大社會問題。這種觀點太想當然了。全國平均自殺率沒有太大參考價值，因為自殺率由于年齡、性別、地域、經濟狀況等多方面參數的變化而變化，全國平均自殺率是將所有變量混為一體而談的，可能A是80歲老人由于無法忍受病痛而自殺，B是20歲少女因情所困而自殺，C是40歲中年男子因破產而自殺，這些全部都算進平均自殺率。而此次集中于富士康深圳廠區，年齡段為18-24歲，收入較低的普通工人，連續跳樓自殺，是非常集中的自殺行為，社會應當對此有所反省。

有人說了，走出富士康，又進入了一個更大的富士康，這是為什么呢？在我看來，富士康與“更大的富士康”的共同性在于，它們都讓處于它們之中的人們對未來沒有太多的期望，人們看不到未來。社會的階層與階層之間，上升流動的空間和可能性太小。造成這中狀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財富分配、社會經濟政治制度等多方面的問題，而本文嘗試從新自由主義危機的角度，分析這一問題。

至于什么是新自由主義，自由主義的發展歷程，與凱恩斯理論的恩仇，與馬克思主義的瓜葛，情自行查閱wiki

統治者永遠都需要合理化他們特權的一套神話，一套可以從理論上替他們特權辯護的社會正統論。其中以個人能力（天賦異稟）做為區別彼此，正是這套統治者及其他人所接受之社會正統論的核心。 ——韋伯（Max Weber）

新自由主義，則是為資本市場作辯護的一種社會正統論。

新自由主義之所以盛行，是因為它營造了一個“自我實現神話”，這個神話主要由兩部分構成：1.人生而平等；2.功績主義。

生而平等

歷史上，資本主義的興起加上宗教的世俗化，打破了原本由皇家貴族和教會所控制的等級森嚴的社會制度。這種變革打破了舊的范式（norm），創造出很多個人神話，比如平民躍入上流社會，貴族落魄成街頭小丑。這仿佛在告訴我們，階級之間的鴻溝已不復存在，人通過自身的努力就一定可以實現在社會里的向上流動。這是個美麗的理想，源自于一種“人人生而平等”的精神，沒有一種明顯的階級分割的存在。但事實上，在資本市場的運作中，這種平等主義的理想，只停留在表面上，成了實質上的巨大不平等的掩蓋工具。

這種實質上的不平等，就是由于資本市場的經濟制度所造成的，是先天性的。在資本市場的運作當中，表面上看，是擁有勞動力一方(工人)，與擁有資本一方（資本家），簽署雙方自愿的合約，然后從事生產，生產創造的價值按照之前簽訂的合約進行分配。只要不拖欠工資，這看上去是一個比較公平正義的制度。但實際操作上，擁有資本一方，具有極大的權力優勢，這不完全是政治制度的問題，民主制度下可能對勞動力有更多保障，比如：罷工權，集體談判權，最低工資等等。但這也只是在現行制度上稍微有點提升，本質上資本權力遠大于勞動力權力的問題得不到解決。

為了說明資本權力優勢這一點，我舉個例子。我們假設有一個村子，這個村子里所有人都是勤勞善良的好人。但有一個問題，就是這個村子里面所有的土地，都是一個人的，這個人就是王二，其他的人都是佃農，只能靠租王二的地進行耕種。王二也是一個好人，他從不對土地進行主動的加租，并且自己也從事耕種勞動。這一年秋天，豐收了，大家收成都很好，除了自己夠吃和交地租外，還賣了很多錢。佃農A就想租更多的地，第二年就可以賺更多。但是王二家的地已經全部平均地租出去了，沒有荒地可以再租給A。A就找王二商量說，我比B出價高10%，你把B的地租給我。這時，B又不干了，B也想多租地，第二年賺更多，于是B就出價比A還高10%，要租A的地。就這樣，收成好的年份，租地價格水漲船高，導致的結果是，大家賺來的錢最終都跑到王二那里去了，于是大家永遠貧困，但是王二也很無辜，他從來沒有主動地進行加租。這就是資本權力優勢，這種優勢是資本市場的制度先天性決定的。

（或許有人說資本家擁有資本（王二擁有土地）的先天優勢，是靠個人祖祖輩輩努力得來的。這種想法有點天真，關于這一點的論述就要回到“初得正義”（justice in initial acquisition）的討論。政治哲學上的論述已經有很多。在此不多說，但可以肯定的是，沒有人能夠理所當然地擁有比別人多的資本，人的勞動本身并不能把某些資本正義地變為私有。）

因此，在現行資本市場運作的體制下，人人平等只是資本市場的一個神話，或者說是一個美好的愿景。但當生而平等的概念遇到現實中懸殊的不平等的時候，巨大的焦慮和壓力就出現了。在當今社會，一個人想要成為像比爾蓋茨一樣出名和富有的難度，和十七世紀的農夫想要進入皇室的困難程度沒有太大的區別。但當今社會與中世紀的區別在于，當今社會并不讓你感覺到這一點困難。各種媒體和宣傳工具在此扮演了極具殺傷力的角色，它們做出各種專題專訪欄目，告訴人們， 只要你有激情，對新興科技有創新的想法，再加上自家的車庫，你就能成為比爾蓋茨。

這種媒體的鼓吹，可以以各大書店為例。當你走進一間連鎖書店，比如商務印書館，首先擺在你面前的是一大堆成功學書籍。仔細研究這些成功學書籍，它們大致可以分為兩類：第一種是告訴你“你可以做到！你一定會成功！沒有不可能！”；第二種則是教導你如何處理一些被稱為“自我認知低落”（其實就是“自卑”）的問題。這兩種書之間存在一種互動性，它們讓讀這些書的人覺得，“我可以做到任何事，如果我認為我不能做到，是因為我自我認知低落的問題。”

平等主義是一個美好的愿景，但當今社會還遠遠不是一個平等社會。生而平等的神話掩蓋了現行勞資關系中的不平等，也屏蔽掉了人的出身，教育與機遇所帶來的變化，使得人們對自己的價值充滿的懷疑，而對現行制度卻缺乏反省和質疑。

功績主義

所謂功績主義，簡單地說，就是論功行賞，一個人的所得應該與他的功績（才能）所匹配。這本生也是一個美好的理想，一個人有天分有動力有技能，就會逐漸攀上社會的高層。功績主義的盛行，導致了嚴重的精英統治主義：比如新加坡在很早的階段就將人按等級劃分。

本來按照一個人的才能而給予他應有的位置和獎勵是一個看上去不錯的制度。但功績主義是一個神話，因為他忽視了人在出身，環境，受教育機會等方面的不平等。取得功績除了需要才能以外，更重要的是，要有展現才能的機會，一個普通新加坡人和李光耀的兒子比，顯然沒有什么展現的機會。其次，對于功績，我們也缺乏一個明確的判斷標準，以至于對于我們對于功績的判斷只能基于現行建制，而在現行建制之外，甚至背離現行建制的功績，無法得到認可。這兩點就導致了功績主義必然走向寡頭統治，絕大多數的“大眾”根本沒有機會進入到“精英”們的游戲里。
功績主義的另一個問題是，“精英”的篩選是看一個人過去的表現，而不是看一個人到一個新位置以后能夠帶來些什么。因此，在功績主義的神話下，會出現一種社會流動的馬太效應，強者越強，弱者越弱。“精英”們獲得功績，向上流動，再獲得功績，再向上流動，最后達到一個他們無法勝任的位置。

更糟糕的是，功績主義的盛行，將弱勢群體標簽化。當你真的相信一個社會之中，所有做出最大貢獻的人都爬到了最頂層的地位，那你也潛在地默認了那些處于我們社會底層的人，都是活該，并且丑陋地認為他們就是應該永遠處于社會的底層。也就是說，一個人人生中的獲得與遭遇，并不是偶然，而是因為他的功績或者他活該。

功績主義，讓那些不處于社會頂層的人被認為是不成功，那些處于社會底層的人被刻薄地稱為失敗者，并且使這種失敗的面目更加支離破碎。在功績主義大行其道之前，如果人們遇上一個行乞的窮人，人們通常稱之為“不幸的人”，潛在的意思是，財富沒有眷顧這個人，他沒有財富，是因為他很“不幸”；但是在今日，處于社會底層的人會被惡劣地稱為“失敗的人”，這就是源于功績主義造成的“自己必須對自己的人生負責”的人生信仰的變化。這一點，也可以從越強調個人主義的地區自殺率越高看出來。人們把發生在自己身上的遭遇，極端地完全歸咎于自己。

以上談到的兩點——“平等主義”和“功績主義”都是新自由主義營造出來的神話。這些神話讓當今社會的人們對自己短暫的生命有著前所未有的期待。而這種期待在現行資本市場里是不切實際的，而新自由主義神話又讓人們忽視了這種現行建制的問題，而極端地將這種期待的失敗歸咎于個人。從而導致了人們對于個人生命的過于焦慮但又沒有出路。

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

新自由主義在經濟學上的政策，將經濟和社會一分為二，過于追求經濟發展和穩定，而忽視了社會的需要和犧牲掉的社會成本。新自由主義借著一種狹隘又嚴格的理性，即個人理性，和一些純粹數學的抽象方法，披著理性科學的外衣，將福利國家建立過程中爭取到的社會權益逐漸蠶食。對自由市場的崇拜，使得國家角色在經濟事務中逐步退出，而使得資本一方的先天性優勢更加無法無天。（當然，中國不存在這點，中國沒有福利資本主義過。）

新自由主義在政治方面也造成對公共事務的漠不關心的危機。這正充分反映出人民對于國家作為公共利益負責人的絕望心態。當人們對國家和公共福利進入信心危機的時候，可以看到兩樣東西的盛行：在領導者那里，是貪污腐敗，這和對公共事務的漠視有關；在被統治者那里，則是個人的宗教狂，因為他們對于訴諸現世，已經不抱任何希望。

新自由主義在社會上也形成到處工作不穩定的現象。工作不穩定現象影響所及不僅是工作者的心理層面，更影響了社會與經濟層面。而且不只是在民企，在公共部門里也是，有越來越多臨時代理的工作。臨時工不具有全職合同工的福利與保障，這種臨時工的生產關系，把原來資本市場所擁有的“合同正義”也犧牲掉了。工作不穩定對勞動者影響巨大，未來變得不確定，使之無法做理性的預期，生存的結構性破壞，包括時間、空間結構的被剝奪。

這種不確定感會一直在那里，無時無刻的存在每個人腦海里。也存在于意識與無意識之中。因為有一大群文憑制造出來的后備軍，讓每個有工作的人強烈感覺到他個人的可替代性。他之所以能有工作，仿佛是被賦予的一種特權，一種脆弱而且受到威脅的特權。客觀的不安全感形成一種普遍化的主觀不安全感。這不只是影響到所有的工作者，甚至也可以影響到那些沒有（或還沒有）直接受到打擊的人。這種集體不安全感心態，是士氣低落及社會動員瓦解的根源，更是造成人們之間搶工作現象原因。這種比企業間的競爭更為野蠻的搶工作現象，其實是人與人之間相互斗爭的根源，使得團結互助的價值及人情味都破壞殆盡，成為一種赤裸裸的暴力。

工作的不穩定除了直接影響到當事人，間接地也影響及其他人，不只是因為它所引起的恐懼，而且還因為有系統地利用所謂的不穩定化（工作臨時化）策略來制造恐懼。例如所謂的彈性化措施（包括工時、工資等），就是利用塑造一種不安全感的狀態來從中獲利，而彈性化又同時強化這種不安全感。它壓低成本，而成本要壓低，這就要使工作者永遠處于一種會失去工作的危機中。

如此一來，工作的不穩定現象被納入一種新形式的宰制模式中。這種宰制模式，是建基在不安全感的普遍化及永久化之上，目的在使工作者變得順服，并且接受剝削。此即所謂的彈性剝削（flexploitation）概念。這個概念，提到不安全感的理性管理，特別是透過生產空間的操縱，在社會權益最多、工會最有組織的國家（這和一國之領土及國家歷史有關）的工作者，和社會權益上較落后國家之工作者之間，制造競爭。并且借著表面中立的機制（如政府中的勞動主管部門），擊破抵抗的力量，獲得屈服和順從。工作不穩定所造成的屈服態度，是成功剝削的條件，其所靠的基礎，是為數越來越多的不工作者，和為數越來越少的工作者（但其工作分量也越來越重）之間的劃分。

這種新興的優勝劣敗制度，在不安全感、受苦及緊張狀態之中，找到工作者對工作及企業臣服的原動力。其之所以能如此完美地運作，主要原因來自兩方面：一是因為有工作不安全感的慣習；其次，則是在各個工作階層（甚至包括最高階層的管理干部階層）中，都存在著有一大群被工作不穩定及長期失業威脅所馴化的后備勞動力。這兩者一起造成工作不穩定化的慣習。這個由新自由主義所倡導的經濟秩序（高舉個人自由主義，平等主義）的最終基礎，其實正是失業、工作不穩定及害怕解雇之威脅所構成的結構性暴力。職業階層，到越來越近的整個社會階層，似乎是建基在一種由能力或更糟糕的智力來決定的層級上（功績主義）。
　　
新自由主義思想所建立起的烏托邦，可見的效果是：經濟上高速增長的社會里，有越來越多的人飽受痛苦和不幸，貧富收入的差距越來越大，電影、出版品等自主的文化生產領域也因為越來越商業化而逐漸消逝。而能夠阻止這一惡性循環的集體機制（ 即“公共”概念的普遍價值的看護者——國家）也受到破壞。在國家里，在企業里，優勝劣敗的觀念大行其道，加上對贏家的崇拜，人與人之間無所不爭，無所不斗，犬儒盛行。

新自由主義作為“統治階級維護其特權的社會正統論”的支持力量非常強大，主要來自社會上的既得利益者，包括資本投資者、金融操作者、企業經營者、保守政治人物、財經高官、以及某些害怕承受任何風險的保守中產階級。他們所代表的這股政治經濟力量，傾向于擴大經濟及社會的分裂，藉此在現實社會中以建構維系其利益基礎的經濟理論。

因此，與新自由主義的斗爭是艱難的。我們應該怎么做呢？我們能夠怎么做呢？我們的選擇只能是“做一個傻x，或做一個亡命之徒”嗎？

2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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