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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光明:死亡工廠與最新“三點指示”

史光明 · 2010-06-08 · 來源:烏有之鄉
富士康暴露資本真相 收藏( 評論() 字體: / /
富士康之類“血汗工廠”、“死亡工廠”的黑幕并沒有揭露出來,哀苦無告的勞工工作和生活狀況并沒有絲毫改變,和諧社會難以和諧。

死亡工廠與最新“三點指示”

史光明

胡錦濤總書記“工人偉大”的莊嚴宣告言猶在耳,“改革開放排頭兵”就搞出了“十三跳”。20多歲美好年華,剛剛邁上人生之路,就走到了路的盡頭。富士康立志“扎根中國”,卻讓工人們“扎根天堂”,到“天堂”里“偉大”去了。這使人們真正領略了什么是深圳“創新理論”。正是從“血汗工廠”、“深圳速度”,到“死亡工廠”、“深圳精神”,造就了深圳“創新理論”。在深圳,野蠻資本主義一步一步的,“特色社會主義”一套一套的。這個“一步一步”加上“一套一套”,混合起來,就叫做深圳“創新理論”?;旌现髁x,是深圳“創新理論”的集中表現,而殖民化私有制,則是深圳“創新理論”的核心和實質。

走到“死亡工廠”這一步,深圳“創新理論”出了“新三論”,即“個體心理脆弱論”、“企業疊加效應論”、“社會關愛不夠論”。這個理論,似乎放之四海而皆準,今后無論哪里死了人,按此理論一番,就可以得勝回朝了。

這次“創新理論”,是以“三點指示”的形式出現的。據媒體報道,深圳市政府秘書長指示說:富士康墜樓事件,“是加快工業化、城市化、現代化轉型出現的特殊問題”,“從個體看,這些年輕員工思想觀念不成熟,心理比較脆弱、壓力調解能力不夠;從企業看,企業管理、文化建設等問題容易使問題和情緒產生疊加效應;從社會層面看,社會服務、關愛、支持、援助不夠”。

這個“三點指示”很難懂,需要“翻譯”過來。“工業化”就是在中國加工組裝化,“城市化”就是農村破產化,“現代化”就是美國化。“轉型”就是“制度變遷”,就是跟社會主義對著干,就是轉變到資本主義社會。“轉型”是綱,“三個化”是目。那么什么是“加快”呢?“加快”就是“不要慢騰騰的”、“時間不等人”、“要一年一個樣”。為什么要“加快”呢?不“加快”,等到人們明白過來就晚了,就什么事情都做不成了。做到綱目結合,再加上“畢其‘攻’于一役”的“加快”,資本主義便一勞永逸地確立了。綱和目不是抽象的,是具體的。具體到富士康,就是深圳市政府秘書長近日表述的作為“三點指示”的“新三論”。

好一個“個體心理脆弱論”!

這個理論說, 80后、90后的父母一輩,“很能吃苦,很能忍耐”,“勤勞奉事”,現在80后、90后,“思想觀念不成熟,心理比較脆弱、壓力調解能力不夠”。這分明是告誡“窮二代”不能怨天尤人,必須從自身找原因,這分明是把致死的責任推給“自殺”者自己。貓吃老鼠,老鼠都是要叫的,可富士康的員工脆弱得臨死都不敢叫一聲。“軍事化管理”造就的是資本的馴服工具。馴服到什么程度?馴服到至死都不叫一聲了。

人是按階級劃分的,不是按生理年齡段劃分的。所謂80后、90后總是分為階級的,有“窮二代”、“富二代”。一次在深圳酒店,看見幾個80后、90后男女在訓斥服務員,沒完沒了地大罵菜上慢了。服務員低頭著,眼含淚水。他們把吃魚翅說成“喝粥”,把喝茅臺酒說成“喝水”,而服務員們伺候人的時候,是不許喝水的,開飯了,吃的是剩飯煮成的粥。真乃此水非彼水,此粥非彼粥也。都是80后、90后,一邊是仗勢欺人,驕橫恣意,富得發愁而懶得買千金一笑;一邊是苦貧交加,痛不欲生,仰望蒼天而看不到出路。嗚呼!青天白日之下,盛世鼓瑟聲中,“窮二代”、“富二代”的命運竟如此殊異。

近日,富士康稱要搞“三網”,其中“一網”就是三樓以上安裝鐵絲網。依照科斯大師的“成本分析”理論,跳樓成本最小,如果采用喝農藥或買刀自盡辦法,還要花錢,成本就加大了。成本大了,恐怕今后“窮二代”活不起,也死不起了。

“企業疊加效應論”確實有創新。創新之處在于,提出“疊加效應”術語,令國人耳目一新,認為“問題和情緒產生疊加效應”,追究企業的責任和死因是大可不必的,是因為“問題”死了人、“情緒”死了人,“問題”和“情緒”疊加死了人,如若產生了“疊加效應”,就可以一個接一個的死起來沒完沒了了,不是“血汗制度”害死的,不是被頭人或什么人整死的、逼死的、累死的,這有什么法子呢。解決“疊加效應”,法子就是加強企業“文化建設”?,F在什么不是文化?馬關條約、四一二政變是文化,曾國藩、蔣介石、劉文采是文化,連屙屎放屁都是文化了。不過,什么弄成文化,什么不弄成文化,他們心里是有極明白的算計的。建議這位秘書長主編一本《富士康自殺文化概論》,其結構為:緒論——富士康自殺文化史、第一章富士康自殺文化的概念、第二章富士康自殺文化的特征、第三章富士康自殺文化的分類、第四章富士康自殺文化的社會學價值,這樣寫成十三章。“企業疊加效應論”這一創新,具有重大的理論價值和實踐指導意義,完全打破了中國“事不過三”的箴言,打破了一二百年來資本主義國家對“血汗工廠”否定的鐵律。

對于這樣的創新,富士康是不滿意的。富士康們明確地告訴官員們:“跳樓事件與員工個性和情緒有關,企業管理并無問題”,“要從大陸整體來比較相關數字”,“富士康員工的死亡率在正常線以下”,我們一貫“尊重、關心、教育員工”,我們不是“血汗工廠”。富士康鞠躬致歉,可死者家屬卻舉著牌子喊冤,哭泣著叨念“絕不會自殺”、“絕不會自殺”……這不是給“企業疊加效應論”一記響亮的耳光嗎?!

富士康的企業管理,決不是“并無問題”,而是大有問題,決不是一般問題,而是涉嫌違法犯罪問題。隨著揭發檢舉的深入,真相會逐漸浮出水面。“死亡率”是人口統計上采用的術語。企業“員工的死亡率”是全世界都沒有出現過的新詞兒。在企業那里,只存在安全生產事故中的致傷、致殘、致死的比率??磥?,我們的專家不懂得死亡分為自然死亡、意外死亡、他殺和自殺四種形式。“要從大陸整體來比較相關數字”的提法是荒唐的。民諺說冤有頭,債有主,各有各的賬,都是要清算的?,F在問的是富士康。一個強盜被捉住了,他抗議警察說,還有那么多強盜你們不抓,為什么抓我,警察說,我們抓的就是你,可群眾說,活該!誰讓你倒霉呢。事情就是這樣,飯要一口一口地吃,十個指頭按跳蚤,是一個都按不到的。“尊重、關心、教育員工”到什么程度了?到“自殺”程度了。夫妻二人好到什么程度了?好到離婚程度了。幫人拉小套賣力到什么程度了?賣力到繩子拉彎了程度了。先前輿論說富士康是“血汗工廠”,不過是個因襲的比喻,可富士康立即跳起來,用訛詐記者3000萬的辦法打官司。何止是“血汗工廠”,兩三個月的時間里“十三連跳”(第13跳未經核實,有報道說是割脈),難道不是“死亡工廠”嗎?富士康保安隊群毆員工的錄像如果為真,那么富士康是不是當代“集中營”?

什么“社會關愛不夠論”?廠區“嚴防死守”,門口立著“本廠區經政府批準合法設立,未經許可不得入內,違者送警法辦!”的大牌子,外人和媒體一律不得進入。這個警告牌本身就是違法的。企業是經登記管理機構登記設立的,任何政府不可能批準設立企業的廠區;未經許可入內“送警”,是違法侵權行為,法律上的“扭送公安機關”,是指公檢法職務人員之外的群眾對于現行違法犯罪人所采取的緊急措施;“法辦”是指國家執法機關依法懲處。富士康用把“企業”改為“廠區”,把“登記管理機構”改為“政府”的辦法來嚇唬人,只是因為未經富士康門衛許可,便限制人身自由“送警”,富士康說“法辦”,就指令公安機關“法辦”。如此無法無天,請問,你富士康是企業,還是歌樂山的“中美合作所”?

媒體剛剛要說一點實話,富士康便大罵媒體是“血汗媒體”。如此這般,社會如何關愛?現在只剩下政府了。富士康從1988年起,兜揣幾千塊錢,夫妻二人一口大鍋支個攤兒,在大陸折騰,如今折騰到“代工王”這步,顯然政府“關愛”有加。政府謙卑地說“關愛不夠”,不是說政府監管的法定職責沒有履行好,而是說今后要進一步做到“心靈溝通”,做到“同舟共濟”。

為了保住富士康,拉富士康兄弟一把,又能防止多米諾骨牌效應,平息眾怒,或出現深圳政府和富士康“心靈溝通”、“同舟共濟”的“聯合行動”。這些行動可分五類:

第一類,大不義而施小惠。富士康一方面對大陸工奴殘酷地壓榨,恨不得從他們身上剝下兩張皮來,這是不變的大不義,另一方面,施小恩小惠,譬如,流水線的速度稍稍慢一點兒,讓作業員喘上一口半口氣兒;少長一點兒工資,克扣的花樣少一點兒;食堂的飯菜改善一下,別忘了告訴大師傅往大鍋菜里放一點兒浮油。

第二類,千方百計想辦法使員工笑起來。是不是馬上把各路“笑”星請進廠子,一周演一回,連演13周。開展“心理診所”、“愛心大本營”、“‘何以解憂,唯有富士康’詩歌朗誦會”、“臺南大秧歌比賽”、“富士康快樂365天”活動等等。

都1948年光景了,快垮臺了,蔣介石為鼓舞士氣,還動員“軍官同戰士們打打籃球”哩。

第三類,進行“富士康法”結構調整。“棍棒紀律”法、“饑餓紀律”法修改一下,立即著手制定什么《企業人性化管理基本標準》、《企業文化建設十三條規定》、《老板愛工人公約》、《保安隊文明執法補充規定》、《自殺防范操作規程》、《疊加效應的預警機制及防范》等等。

第四類,開動宣傳機器,宣傳富士康的“慈善”行動、宣傳“自查總結”、宣傳防止自殺的重大成效,等等。要上電視、上廣播,要安排大牌教授講解,安排大牌記者采訪。

第五類,局面扭轉后,全面總結富士康在中國的成功經驗,全面總結引進外資的巨大成就,全面總結深圳“創新理論”的偉大光輝。

如若有人問再跳樓怎么辦,上邊肯定會出面回答說,這是發展中的問題,改革中的問題要用深化改革的辦法來解決。你富士康把心放到肚子里吧。

美國人寫一本書,叫做《美國商人在中國的理想與背叛》,寫了美資企業權力尋租的林林總總。這是未經核實的故事。時至今日,富士康懷感恩之心,沒有講政府官員一句壞話。是“權力尋租”了,還是不愧為“守法專業戶”?

這幾天深圳黨政領導到富士康去了,不知是工作隊還是慰問團。一切結論應當產生于調查的結束而不是開始。拿這個“三點意見”去指導工作,富士康的問題不僅不能揭露出來,反而被掩蓋起來。事情剛剛開始,就用這個“三點意見”定調子、捂蓋子。問題的嚴重性正在這里。

富士康的問題是嚴重的,很具有典型性,要解剖這只“麻雀”。這里應當明確指出,在行政上、政治上不想或不能解決的情況下,只能依靠法律解決。況且從根本上說,富士康的問題是法律問題,是有法不依、違法不究的問題。

搞調查,首先要查明富士康是否涉嫌違法犯罪問題。

作為第一步,查明13例死亡案例的真正死因,要一個一個地查。特別查明制造自殺假象的他殺、自愿他殺。制造自殺假象的他殺的手段形形色色,如擊破內臟致死、使用高科技手段致死、精神崩潰致死、外力猝死、恐懼妄想致死等等。網上披露說,墜樓者面部和肢體有傷,經目測就認定為自殺。依此而論,如頭部釘釘子致死后,制造墜樓自殺假象,誘騙上窗臺后推下,制造墜樓自殺假象等,經目測,便可認定為自殺,那叫辦案嗎?網上還披露說,有目擊者看見跳樓了,有人聽見人摔下來的聲響了。這些能作為認定自殺的證據嗎?死亡案件關鍵在于認定。兩個人在游船上,甲把乙推下去了,如何致死的,這就涉及認定問題。認定屬于有權機關認定。警察到了現場,說是失足落水,就不立案了。如果警察說是甲推下去的,叫做他殺,就按故意殺人罪立案?,F在有個破案率問題。如果立案未破,則關乎政績、獎金,所以誰都不會輕易立案的。富士康的死亡認定問題,或另當別論,這里有眾所周知的“更深層的原因”。

富士康涉嫌哪些違法犯罪行為,下面提出幾個方面:

第一,必須追究刑事責任的犯罪行為。包括:

(1)偷稅罪、單位偷稅罪。

(2)侵犯公民人身權利、民主權利罪。包括故意殺人罪、過失致人死亡罪、故意傷害罪、強迫勞動罪、侮辱罪、侵犯通信自由罪、報復陷害罪、非法剝奪人身自由罪、非法搜查罪等。

(3)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包括組織、領導、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罪、入境發展黑社會組織罪、包庇縱容黑社會性質組織罪、傳授犯罪方法罪等。

(4)行賄罪、介紹賄賂罪、單位行賄罪。

對于上述犯罪,特別要查明強迫勞動罪、報復陷害罪、非法剝奪人身自由罪、非法搜查罪。

第二,必須追究民事責任的違法行為。包括:

(1)企業規章制度違反法律規定,對職工造成損害。

(2)拒絕或無理阻撓監督檢查。

(3)打擊報復舉報人。

(4)同工不同酬。

(5)剝奪職工參與民主管理。

(6)不執行國家規定的休息、休假、帶薪休假制度。

(7)巧立名目延長勞動時間。

(8)強制加班。

(9)規避法律,違反國家用工規定。

(10)勞動安全防護。

(11)對職工生命健康的損害。

(12)工作環境污染、中毒。

其中,需對職工反映比較突出的“同工不同酬”、“夜班”、“加班”、“勞務派遣工”、“臺干”“中干”問題等嚴加審查。

查明富士康的同一工種、職位,薪酬相差多少倍;夜班為何實行“兩班倒”而不實行“三班倒”,這種“兩班倒”違法違在哪里;工頭代簽“加班單”和不簽“加班單”就挨罵、懲罰,是否是強制加班;“勞務派遣工”這種“短、平、快”的剝削形式為何違法;在“臺干”和“中干”(富士康把臺灣來的干部稱“臺干”、大陸的干部稱“中干”。在企業的干部名稱上搞“一中一臺”)之間的身份歧視,是否違法,等等。

富士康的反偵查能力強,或違法行為又具“富士康特色”,審查時有一定難度,特別是在富士康公開打出制定“有富士康特色的勞動合同法”旗號的情況下。富士康要立法,還要立“有富士康特色的”。全世界沒有一個企業敢于這么干的,富士康就敢。富士康法網密集,要對“富士康法”逐一審查。

現在,外資企業、私人企業的在職職工不敢講話,離開了這些企業的職工也不敢講話,是因為他們怕。怕什么呢?怕加罪加害、怕黑社會。從入廠第一天起,他們的家庭地址、家庭成員、社會關系等個人隱私,統統被記錄在案了。你跑掉了,你的家庭成員、社會關系能跑掉么?你開口講話了,會有人在你老家門上畫記號,或門前扔小死貓、小死狗。這是警告你閉嘴,不然你的家人就是小死貓、小死狗的下場。富士康能否也這么干,不得而知。

這次不能用“三點指示”收場,不能用“扔小死貓、小死狗”的辦法收場,也不能像上次那樣收場。

讓我們回憶一下上次是怎樣收場的。

2006年9月4日,國內媒體競相報道,富士康宣布撤訴,并與第一財經日報社發表《聯合聲明》,“互致歉意”,并表示雙方“攜手合作,創建和諧社會”。昨天還是劍拔弩張,又是修改訴訟請求,又是追加被告,必置第一財經日報于死地而后快,一夜光景,就突然相安無事了。不知得教于哪路神仙,以“突然”“和諧”收場。有了富士康的撤訴和《聯合聲明》,富士康的罪惡化為云煙,民眾的憤怒,不過是經歷了“發泄療法”的一次療程。

事情起于6月15日,第一財經日報刊登的《員工揭富士康血汗工廠黑幕:機器罰你站12小時》的記者調查。調查既出,“富士康正在受到輿論幾乎一致的口誅筆伐”,“一場一邊倒的大批判占領了網絡和媒體”。于是,富士康決定起訴第一財經日報和記者。英國《星期日郵報》早就發表了調查文章,指稱富士康深圳龍華工廠工作條件惡劣,工人月收入約合人民幣387元,每天工作時間15個小時。那么,富士康為什么不去狀告英國人,而偏偏選擇在中國這塊地方告中國人呢?

此案“私了”了,但作為外資企業在華挑起的重大事件,是絕不能私了的,任何人都無權私了。

第一,事件是對中國司法制度的莫大嘲弄。

富士康“在中國這塊地方告中國人”,得心應手。“富士康案”說立就立,說封就封,說改就改,說撤就撤,司法如此“公平”“正義”、“高效”,為世界所僅見。然而,此案怪異頗多:一是,被告不適格,不符合立案條件。記者報導屬于職務行為,其采訪、撰稿、發表是經過報社層層審查、層層批準的,其作品的著作權已由記者轉移于所屬報社。本案以記者為被告,不符合民事訴訟法第108條關于起訴條件的規定。二是,對該記者裁定財產保全和采取財產保全措施,不符合民事訴訟法第98條規定的條件。富士康的3000萬索賠,對于一位剛出校門的記者,“被申請人有履行能力”嗎?作為申請人的臺灣首富,“不先予執行將嚴重影響申請人的生活或者生產經營”嗎?明明是違法訛詐,法院卻聽之任之。三是,根據民事訴訟法第140條規定,準許或者不準許撤訴,須經法院“裁定”,未經裁定、未經制作裁定書或口頭裁定的未記入筆錄,則撤訴無效。由富士康自行宣告撤訴,通過媒體向國內外通告,置民事訴訟法和訴訟程序于何地?置國家司法機關于何地?

第二,事件是對中國新聞界的莫大嘲弄。

實行新聞監督,是新聞工作者的應盡職責和神圣使命。新聞記者去“富士康”采訪,報道了一些涉及違紀、違規、違法的小事情,其目的無非是提醒企業尊重勞動者的合法權益,善待勞動者??蛇@就不得了,老虎屁股摸不得,非把記者搞垮不可。小小記者到哪里去討3000萬元人民幣呢?就是到爺爺的爺爺棺材里把鑲的金牙敲下來,也湊不成3000萬呀!富士康的目的,是殺一儆百,讓國內所有的新聞媒體“閉口”。

國內報紙也真的嚇壞了。9月1日,某報以通欄彩體大標題,對所謂富士康是“社會公敵”的民眾言論提出質疑。說什么富士康“是國內連續多年的出口額第一名”,“僅在位于深圳龍華的工廠就雇傭了20萬員工”,“富士康不能算做血汗工廠”,為之評功擺好,極盡獻媚之能事。同時,又將矛頭指向廣大民眾。說什么“當被情緒所左右的時候,人的判斷力就會下降到可笑的地步”,說什么“讓它關門也不是什么難事。只是到了那個時候,從‘血汗工廠’的黑幕中被解救出來的‘兄弟姐妹’會對那些‘鐵肩擔義道’的人們說些什么呢?”富士康一瞪眼,我們共產黨辦的報紙便驚嚇成這個樣子,竟然使用“二鬼子”式的語言,搖尾乞憐。新聞界的職責、尊嚴那里去了?

第三,事件是對中國廣大民眾的莫大嘲弄。

富士康是勞動密集型的“代工”企業,以“大規模、低成本、高效率”為宗旨,95%以上員工是生產線上的作業員,招收的大多是中專生和職高生,實行大進大出、快進快出的所謂“靈活用工制”。富士康的“血汗制度”正隱藏在里面。一位從富士康跑到國外的員工在網上說:“大學畢業12年來,國內外我一共換過10多家雇主。唯有富士康這段經歷最苦!也最累!也最非人道!”近年來,血汗工廠的黑幕,已經引起國人的極大關注。有關部門設專題調研私營企業、外資企業等企業的血汗工廠、血汗制度,并予某些披露。雖然后來中斷了,但人們對黑幕的追究并未停息。富士康的黑幕剛剛披露,可隨著富士康與第一財經日報突然“和解”,‘血汗工廠’卻在主流媒體上消失得無影無蹤了。廣大民眾的民主和公民權利何在?。

第四,事件是對“和諧社會”理論的莫大嘲弄。

胡錦濤總書記在中央黨校講話中,提出了“和諧社會”理論。他在講話稿里所講的“和諧社會”,絕不是維持“血汗工廠”老這樣子的“和諧社會”。他是在講到古人的“和諧社會”、孔孟、莊老的“和諧社會”和康有為的“和諧社會”之后,講的什么是中國特色的“和諧社會”。我們的“社會主義社會和諧”理論,具有鮮明的黨性原則和社會主義價值取向。在富士康事件問題上,豈能容忍用歷代剝削階級、壓迫階級及其御用文人們的“和諧社會”取代中國共產黨人的“社會主義社會和諧”,誤導國人?

 以上是我對上次事件處理結果的初步結論。

 上次事件“被和諧”下來了,這次事件還容許“被和諧”下來嗎?“富士康事件”只是千千萬萬外資企業、私營企業之血汗工廠、血汗制度的一例?,F在到全面解決全國性問題的時候了。

各級政府應當依法對外資企業進行有效監管,應當對富士康進行深入調查,并將調查結果公布于眾。如果地方黨政“不作為”,則對其主要負責人和責任人依法追究責任;如果國務院有關部門“不作為”,則國務院必須令其承擔相應責任;如果國務院“不作為”,要由中央和國務院總理親自出面追究責任。

這樣做,是我國法律、法規的必然要求。國家機關的行政權限,是一種特定的權力,一種特定的職責和義務,是必須依法行使的。不行使、怠于行使或不正確行使,則應當追究法律責任。公民權利可以轉移和放棄,但國家行政權限不容許轉移或放棄。全國范圍的、長期的、大規模的違法犯罪活動,造成了國民經濟的嚴重破壞,國家的經濟發展、經濟安全、經濟主權受到最危險的侵害。究其責任,國家機關的“不作為”難逃其責。

“富士康事件”,是兩起在國內外造成惡劣影響的重大事件。“血汗工廠”事件,不因戲劇性的富士康撤訴和當事人《聯合聲明》而完結,“死亡工廠”事件,也不因深圳市政府秘書長的“三點指示”而完結。富士康之類“血汗工廠”、“死亡工廠”的黑幕并沒有揭露出來,哀苦無告的勞工的工作和生活狀況并沒有絲毫改變。

富士康已經“十三跳”了!如果按“三點指示”收場,維持全國“血汗工廠”、“死亡工廠”老樣子,恐怕人民是不會答應的。就是人民暫時沉默了,歷史也是不會長久沉默的,因為“不怕你現在鬧得歡,就怕將來拉清單”。“鬧得歡——拉清單”,是歷史規律,誰也改變不了。

2010年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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