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高管層是怎樣暴富起來的--兼評管理層的頻繁分紅

企業高管層是怎樣先富起來的

——兼評對皖藥集團管理層的頻繁分紅

企業管理層是當今中國社會的先富群體之一。它們究竟是怎樣先富起來的，這里面的道道又是什么？　　

企業管理層的先富，歸根結底都導源于中國的市場化改革和鄧小平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這種改革在收入分配領域的一個最大突破，就是架構了這種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允許資本、管理等要素參與企業內部的自主分配。鄧小平的這種做法雖是比較務實的，但卻是對馬克思主義的一種最致命的“修正”。這種修正，為中國的權貴階層及其子女通過下海經商辦實體以及遮遮掩掩的官倒、官商合營而率先致富起來，掃清了體制上的各種障礙。　　

作為生產中的要素之一，允許資本、管理等也參與企業內部的自主分配，在社會主義國家政權的監督下似乎也沒有什么不對的，畢竟它們在這種生產要素的協作生產中，也都出了力、貢了獻，分享點受益也是應該的。對于它們的參與分配，我們也不必要恐慌。鄧小平對此是持理解和支持態度的。在1992年的南巡講話中鄧小平說道：“多搞點三資企業，不要怕。只要我們頭腦清醒，就不怕。我們有優勢，有國營大中型企業，更重要的是政權在我們手里。……我國現階段的三資企業，按照現行的法規政策，外商總要賺一些錢。但是，國家還要拿回稅收，工人還要拿回工資，我們還可以學習技術和管理，還可以得到信息、打開市場。”（《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373頁）正是這種支持，使資本、管理等要素參與并主導企業內部自主分配的腰桿逐漸硬朗起來，而為其率先致富起來打開了分配之門。　　

問題是中國的這種市場化改革在企業內部的自主分配中忘記了對資本貪欲的有效節制，而是在企業經營承包權和自主權的下放中，也把這種內部分配上的主導權不加節制地都移交給了這些資本、管理要素的所有者手里。工人對企業經營的管理權和監督權，都在這種廠長經營承包負責制中被剝奪的一干二凈。這種內部分配上的主導權，讓企業管理層在自己的先富上占盡了先機和優勢。　　

首先，在企業的國有民營中，它們通過管理層的持股經營和對國有產權的低價位購買，而把整個企業的大部分股份都盡收在自己的囊中。有了這些企業的股份，他們就可以在這種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中合法地以分紅的的形式而坐收自己的資本收益。工人只能干瞪著眼看著它們大把大把地以資本分紅的形式，而整個企業經營的大部分利潤都私吞到自己的囊中。　　

其次，企業的股份制改造和經營自主權的下放，更讓管理層獨占了這種內部自主分配的主導權，分多分少，一切皆由管理層里的董事會自己說了算。對于工人的勞動報酬，它們則借助市場供求力量的作用，或者工人內部的自我競爭壓而又壓，讓工人的身心、就業等壓力層層疊加、倍受煎熬。近來、深圳富士康員工的九連跳自殺悲劇，就是這種資本、管理等要素殘酷盤剝勞工階層的一種血腥寫照。而對于自己的經營報酬，這些管理層則通過董事會的自定薪酬而一再地沖高，通過這種天價般的經營報酬鯨吞企業經營利潤。比如，平安集團——董事長、總經理、副總經理之類高管層，其自定的年薪都達到了幾百萬乃至上千萬元量級的年薪。這樣的自定年薪，這樣的主導分配，又怎能不讓它們暴富起來呢！　　

再次，政府的宏觀調控對市場邊界的堅守，也讓這種管理層的自定薪酬更加通行無阻起來。政府與企業在市場經濟中各有著自己的活動范圍和職守邊界。在西方市場經濟的自由放任傳統中，政府的干預或宏觀調控是不能介入到企業的微觀經濟活動之中的。但在西方工人運動的逼迫下，這種政府與企業、市場的分工邊界也在不斷地被突破起來。現在，西方企業內部的自主分配，也不全是資本、管理等強勢要素說了算，作為資本與勞工利益的平衡者，政府不僅架構了一種分權機制而支持工會或工會代表直接參與到自己所在企業的內部分配之中，而且也還越來越多地通過勞動監察的形式對這種企業內部的自主分配進行外在的干預和監督。然而，中國的市場化改革卻恰恰把這一最值得引進和借鑒的東西給舍棄了，至今還在傻乎乎地信奉和堅守著這種政府與企業、與市場的傳統分工邊界，而卻全然不知西方的市場經濟現已歷史性地演進到了政府可按照公平、正義的原則，適時介入到企業內部自主分配的新階段。比如在德國，如果一個雇主沒有按照政府規定的最低工資標準支付自己的工人工資，那么即使這些工人自愿接受這種薪酬的工資，政府的勞動監察也不會就此善罷甘休，它會像蒼蠅那樣死死地盯著你的違規用工。而在中國，像這種違規用工，可謂比比皆是。比如試用期的無償用工等。對這種違規用工，政府的勞動監察大都裝聾作啞起來，民不告、官不究。政府的這種被動和不作為，實際上就是在暗中助長管理層把整個企業的經營成果最大化地攫取到自己的私囊之中。　　

最后，為了把整個企業的經營成果都最大化地攫取到自己的私囊中，這些企業的管理層往往都會在自己的財務、資產報表中作出一些手腳，其中的一個伎倆就是通過管理層的自定薪酬和資本的投資分紅，把整個企業的經營利潤極隱蔽地轉移到企業的生產成本之中，使自己財務報表中的經營績效處于某種微利乃至虧損經營的形態。這樣一則可以阻止工人的增薪要求，二則可以少繳點資本所得稅。如果我們把一個企業內部的自主分配認真地核查一下，就可以發現高管們的薪酬和資本的分紅將占到一個極大的份額。正是這樣的占有，讓它們都集體地先富起來。　　

下面的一個案例可以佐證筆者文中的主要論點。皖北藥業集團是宿州市當地的一個較大規模的國有民營企業。經過92年初的股改，它的大部分股份都被自己的管理層收購了起來，工人幾乎沒有什么股份。按照當時的賣價計算，它們的一個車間主任級別的中層干部所投進去的股本，也就是在3～5萬元左右。而如今，這些人都集體地先富起來了。據內部人透露，它們的車間主任一個月的管理報酬與一個工人的月工資報酬之比，大約是4﹕1左右。這樣的分配差距似乎還能勉強地接受著。更令人難以忍受的這個企業內部的資本分紅。這樣的資本分紅，把企業的營運成果都鯨吞到自己的囊中。它們基本上是每一季度分紅一次。按照馬克思的“等量的資本分到等量的紅利。一個股本在3至5萬元左右的車間主任每季度分紅就大約有60之70多萬元。而其董事長和其他高管的每次資本分紅則大約有500多萬元左右。照這樣計算，它們持這樣的股本通過資本的自主分紅也已經有八、九年了，其資產已是什么樣的量級，也就不言自明了。　　

總之，管理層的先富依靠它們的持股經營；二靠它們的自定薪酬和自主分紅；三靠政府對市場、企業邊界的信奉和不識時務的錯誤堅守。歸根結底，也還是企業內部自主分配的主導權和政府對這種分配的不介入、不作為連拉帶推地幫助它們先富起來。如果我們繼續聽任管理層在這種企業內部自主分配中一直主導下去，中國現階段的貧富差距也還會進一步地加劇起來。　　

在這種企業內部的自主分配中，增加一線工人的勞動報酬，以讓它們體面地勞動、體面地活著，是一種很強烈的呼聲。現在，這樣的訴求也已傳達到中共的高層。在五一節前后，胡錦濤總書記又一次地在自己的講話中重申了這一“增加一線勞動報酬“的呼吁。這樣的呼吁再次傳達出了中共高層對基層民生的關切和牽掛，其親民的情懷更讓不少的國人感動不已。如果僅僅是說一些這種”增加勞動報酬，讓其更加體面勞動、體面生活之類的好聽話，這最多只能讓自己的國民獲得一些“口惠”而已。一線工人真正想要的是增加勞動報酬這樣的實惠。如果這樣的話，執政的中共就必須盡快出手干預這種企業管理層的自定薪酬和自主分紅了。這種干預的辦法之一就是參照馬克思的剩余價值理論，直接給企業內部的自主分配量化出一個具體的分配比率，管理層拿多少份額，工人拿多少份額，都作出具體的規定，讓它們參照執行。如果一線工人的勞動報酬拿不到這種量化的分配比率或分配份額，任何資本都不能一年幾次地獲取自己的投資紅利。　　

對于管理層的這種自定薪酬和自主分紅，執政的中共是不是也該動真格地管一管了。如果繼續下去，這些管理層的先富就會讓自己的工人更加望塵莫及了。　　

　2010年5月10日　初稿于論道書齋   胡顯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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