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淡水暖
打破計劃經濟管理體制之后，發改委似乎成了“萬能的神仙”，所管理的事物包羅萬象，從宏觀規劃到微觀價格，從宏觀預測到微觀調節，無所不能。草民觀察，幾乎包含了原先的國家計委，各專業部委的所有職能。草民以為，發改委的責任太重大，工作內容太繁雜，這活兒要干好，真不容易。這不，發改委要開管“收入分配調節”了，又是一神仙活兒。
如果不是兩則新聞：“收入分配改革方案被國務院退回修改 短期難出臺”（《華夏時報》）、“消息人士否認收入分配改革方案被打回修改”（《第一財經日報》）故意吸引人的眼球，一唱一和地大談《收入分配改革方案》，草民還真不知道有這么一個《方案》在含苞欲放，或將艷若桃李。
但是，立馬就會有一個疑問產生，發改委手上有什么籌碼，能夠把收入分配的天平向最廣大人民群眾、特別是底層第一線勞動者傾斜呢，遍讀相關報道，苦訴“困難”頗多，但涉及“調控”手段基本是老調子還未唱完。
報道說，專家學者們不滿意的地方包括，新收入方案強調要提高初次分配中勞動收入的比重，但卻未設定任何定量的指標，也未設立基尼系數的具體目標。在衡量貧富差距的基尼系數上，按照世界銀行的測算，中國已經上升到目前的0.47，大大超過了國際上0.40的警戒線。（《華夏時報》）
其實，專家學者們也不必“不滿意”，因為這本來就是一地雞毛的事兒，在專家學者內部，特別是大腕兒級別的專家學者們的眼里、嘴里，所謂“基尼系數”就是不值得一提的。
比如，中國經濟學泰斗厲以寧先生就說過：我認為，按中國現階段城鄉二元經濟的情況來分析，可以先算出兩個基尼系數：一個是城市的基尼系數，另一個是農村的基尼系數。然后再用加權平均方法算出一個基尼基數。據測算，我國城市和農村兩個基尼系數在0.32－0.35之間，加權平均之后，也大致在這個水平上。（《光明日報》）
比如，也是同樣有名的全國政協常委、全國政協社會與法制委員會副主任、北大教授蕭灼基就說：我認為，目前我國的基尼系數雖然比較高，應該十分重視，但是也不要感到有多么嚴重、可怕。從我國的具體情況來說，這種基尼系數引起社會動亂的可能性不大。（《人民日報海外版》）
厲以寧大師通過“二元算法”就把基尼系數從公認會引發社會動蕩的0.47“抹平”到非常“安全”的0.32－0.35，蕭灼基大師則胸有成竹地掐算出：從我國的具體情況來說，這種基尼系數引起社會動亂的可能性不大。
既然“二元算法”已經把基尼系數“降到”應該是人人感到幸福無比、“公平”有加的0.32－0.35，既然是即便基尼系數到了0.47也不會引起什么麻煩，發改委還調節收入分配干什么？
還有，按照掛著一大堆與“改革”有關的重磅頭銜的樊綱先生的說法：收入差距拉大這一趨勢將會持續很長時間，至少在將來5-10年內不會逆轉。…在一定意義上說，收入差距拉大不可避免，這是改革和發展必經的階段。改革的主要目標之一就是要改掉過去的絕對平均主義，其結果必然是收入差距拉大。…即使把貪污腐敗都消除了，中國的個人收入拉開差距在我們的這個發展與改革階段也是不可避免的。（《人民日報海外版）
那么，對一個“至少在將來5-10年內不會逆轉”，而且，改革的“結果必然是收入差距拉大”，而且“即使把貪污腐敗都消除了，中國的個人收入拉開差距在我們的這個發展與改革階段也是不可避免的。”，頗有“歷史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的宏偉氣勢，發改委不“順勢而為”，反而要逆勢而“調節”，豈不是像神仙一樣坐而論道？
但是，畢竟現實是殘酷的，按照郎咸平教授的說法：2009年消費只占了GDP的29%，想拉動消費很難。很多學者說中國是儲蓄大國，實際上現在人均儲蓄2萬，再把1%的有錢人扣除，人均儲蓄不到1萬…（《揚子晚報》）。
從消費低迷就可以看出，雖然中國已經是全球第二的奢侈品消費大國，雖然春節赴美的一個“中產階級以上人士”旅游團在紐約人均消費1萬美元，但是，13億中國人的整體消費水平還是極低的，靠富人的窮奢極欲，根本拉不動內需，這就是收入差距巨大的現實體驗，雖然如蕭灼基教授所言：“這種基尼系數引起社會動亂的可能性不大”，但內需的長期不振，管經濟的發改委還是值得著急一下。
然而，著急起來喊一聲“調節”容易，但是，拿什么調節、調節誰，還是一地雞毛，在相關報道中，又聽到兩句老詞兒：在發改委內部，具體操刀新方案的就業和收入分配司司長張東生，曾在2009年明確指出，新的國民收入分配方案，將堅持“初次分配注重效率，二次分配注重公平”的原則。（《華夏時報》）
如果屬實，那么由發改委“操刀”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用一句民間俗語講，叫做“脫褲子放□，多此一舉”。因為，目前的這種巨大的收入差距現實，還有樊綱先生的收入差距拉大“至少在將來5-10年內不會逆轉”的預言的前提，就是所謂“初次分配注重效率，二次分配注重公平”。死抱住這個理念不變，對于調節收入分配差距來說，再多的許愿，都是水中月，鏡中花。
所謂“初次分配注重效率”，說白了就是按資分配，資本要素在分配中占主導地位，勞動 “要素”在分配中沒有話語權，在所謂“效率”中，誰的“效率”高，老百姓很形象地說，“人找錢難，錢找錢容易”，還有那個文縐縐的什么“馬太效應”，都決定了“初次分配注重效率，二次分配注重公平”必然帶來收入差距的繼續拉大。這種思維，連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都不認同，在“中國高層發展論壇”上，鄭先生表示“中國的收入分配問題，過去一直強調‘一次分配講效率，二次分配講公平’。這一觀念實際是有偏差，如果一次分配解決不好，二次分配再努力也無濟于事。”（《第一財經日報》）
但是，鄭先生又提出來一個似是而非的思路“目前中國要解決的首要問題，就是壟斷行業收入的合理分配。”，說白了，就是如一些市場拜物教和新自由主義人士、媒體鼓吹的收入差距取決與壟斷國企的論調，但這一個論調也已經老掉牙了。
根據人民網的報道,北京國企普通職工的人均年收入為3萬6千元左右，月收入3千多，以北京的房價和物價，月入3千多是一個比較低的水平。換一個思路，是把國企大多數職工的工資拉低到與私有企業職工的工資一樣多，還是把更大多數的私有企業普通職工的平均工資提高到國有企業普通職工的現有工資水平，怎樣更能夠減小收入差距又帶來社會整體富裕呢，一目了然。
根據《2005年中國私營企業調查報告》，2003年私企雇工全年平均工資加獎金加部分分紅，總數是8033元。資本千萬元級的私營企業雇工平均工資(6817元)反而比小私營企業工資(8118元)低…
那么，如果要私有企業大幅提升勞動者薪酬，對于本來就是靠賺取廉價勞動力血汗錢發達的大多數私營中小企業甚至大型企業來說，無異于是要他們的命，恨不能從雞腿上刮油都來不及，哪里有再多拿出去之理。
按資分配碰不得，也碰不起，把所有的現有國企職工的收入大幅拉低甚至完全私有化，恐怕收入差距會更大。不知道發改委的“調節能力”如何兌現，只有神仙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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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he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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