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的惆悵

改革的惆悵　　

  讀完孫立平先生的著作《轉型與斷裂——改革以來中國社會結構的變遷》中《90年代以來貧富差距的幾個新特征》一文，掩卷沉思，不禁感慨良多！雖然我沒有完整經歷過改革開放三十年這一“偉大歷程”，但是從90年代至今，特別是90年代晚期至今貧富差距不斷擴大的情況我還是有所目睹的。但真正關注這個問題并開始思考這個問題，也是最近兩年的事。孫立平先生在本文中通過大量的數據統計分析（包括官方和非官方），結合改革開放以來國內外形勢以及本國政府的政策實施等內容，進行了深入地分析和探討，從而得出了許多重要具有啟示性意義的結論。如：居民收入差距的進一步拉大已經不可避免；收入差距的擴大不僅僅表現在收入上，同時也反映在財富的占有上；在進入90年代之后，社會資源配置反轉過來，呈一種重新積聚的趨勢。其結果是，社會中的各種資源，越來越集中到少數地區、少數群體甚至少數人的手中等。　　

  孫立平先生的分析和論述，讓我腦海里本身關于貧富差距的一些零散想法突然之間找到了一個凝聚點。因此我將嘗試著把我腦海里的一些零散的看法把它歸納出來，對貧富差距這個問題作一個嘗試性的探索。　　

  改革開放三十年，毫無疑問使得中國迎來了一次歷史性的發展機遇，必須承認的是中國共產黨在這三十年來確實領導中國取得了巨大的進步和成就。至于例子，我在本文就不多說了（國內官方和媒體早已經有了一個“科學性”結論了）。但我們也必須承認的事實是，在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貧富差距不斷拉大這一狀況也以驚人的速度迅速發展。根據孫立平先生的說法，自90年代末期以來，基尼系數仍在以每年0.1個百分點的速度在提高。根據世界通常標準，基尼系數在0.3 以下為最佳的（Best）平均狀態，在0.3-0.4之間為正常狀態（Normal），但超過0.4 就算進入警戒狀態（Warn），達到0.6 則屬社會動亂隨時發生的危險狀態。而2008年中國的基尼系數竟然達到了0.65！依照世界標準，中國此階段已經屬于社會動亂隨時發生的危險狀態了！在國內鋪天蓋地宣傳的改革開放30年偉大成就之時，沒想到此刻的中國竟然處在“社會動亂隨時發生的危險狀態”。這可真是一個莫大的悲哀啊（或者說是諷刺）！社會主義的改革，竟然改成了貧富差距懸殊，我們確實需要好好地去反思一下！　　

早在1993年，鄧小平對改革開放進行反思之時就指出：“如果改革開放使得貧富差距越來越大，那我們的政策就算是失敗了”。根據鄧小平的這個指示，我們在今天似乎可以說，中國的改革開放實并不成功，至少沒有鄧小平預先想得那樣理想化。雖然中共早已經強調也采取措施試圖解決這個問題，但是卻并不成功。貧富懸殊依然巨大并不斷惡化，社會群體暴力事件不斷發生，例如：從事洗浴業的民女自衛殺色官；廣東政壇地震使三位副省級以上高官倒下；鄭州規劃局副局長用“替黨說話還是替老百姓說話”這句話把黨與民的對立公開化；石首因一位廚師的死亡導致數萬百姓與警方暴力對峙五天；“以及最近的暴力拆遷問題”，等等。對此，我很贊成孫立平先生的觀點：改革前那種幾乎是國家壟斷了所有重要資源的狀況，已經轉變為社會一半以上的財富由私人擁有了。這些財富并不是掌握在廣大老百姓手里，而更多地是掌握在高官，權貴，以及一些非法利益集團手里。對此，孫先生得出的結論是：貧富差距擴大問題的原因是收入和國民財富配分有關的制度安排處于混亂之中。　　

  沒錯，中國目前的問題確實跟國家的制度安排有著巨大的關聯，但是我認為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國主要的資源（包括政治和經濟等）目前是掌握在權貴資本主義的手里。因為各種制度歸根結底都是人制定出來的，而這些權貴階層在改革開放三十年的時間里早已經形成了龐大且錯綜復雜的利益集團，而這些利益集團在國家機器里又但當著重要的角色，一旦手中的權力和資本結合起來，這樣的利益集團難道還不能“只手遮天”？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知識分子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也不容忽視。按照孫立平先生的說法，自90年代以來，一個擁有了社會中大部分資本的強勢群體已經成形。構成這個強勢群體的，有三個基本組成部分，即經濟精英、政治精英和知識精英。而在改革開放前的知識分子就逐漸演變成了一個新的階層，即“知識精英階層”。當權貴資本主義掌握了大量的資本和權力后，許多知識分子就肯定會依附于這些利益集團。成為這些利益集團的重要部分，形成精英階層。這是因為中國知識分子的本質就是“毛”，中國知識分子自古以來就是學問與實踐互相分離的。（參見黎鳴：《中國人為什么這么愚蠢》）既然是毛，就必須依附在某張皮上，才會有意義和價值，這也是為什么中國歷來的知識分子都這么熱衷于做官的道理。因此，當精英階層和權貴階層結成聯盟的時候，就會具有相當大的社會能量。對此，孫先生在文中提到了三點：第一，對公共政策制定和執行過程的影響；第二，對社會公共輿論的影響和話語形成的能力；第三，形成了弱勢群體對強勢群體的依附型關系。縱觀當今中國社會，權貴階層和精英階層確實在這三個方面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甚至可以說是壟斷性的。而其中最可怕的是第三點，即弱勢群體對強勢群體的依附關系。一旦社會普遍形成了這種依附關系，那么弱勢群體就無可避免地會處于被剝削的地位，而弱勢群體的利益也將無從保障了，因此貧富差距不斷拉大也就是理所當然了，那就更別談什么民主和自由了（存在著依附關系，就不可能形成真正意義上的民主和自由，真正民主、自由的社會都必須是具有獨立人格和自由意志的個人組成的，并且是在個人利益充分得到保障的情況下才能形成的）。又因為精英階層掌握著輿論的話語權，這就導致弱勢群體更沒有相應地組織形式來去表達自己的聲音，引起媒體的關注了。所以，近年來“群眾性暴力事件”愈演愈烈的背后確實是有深層的原因的（什么“不明真相的群眾”被誤導之類的說法都是用來忽悠老百姓的）。　　

  其實，認真反思起來，改革開放三十年雖然取得巨大成就，但我認為也犯了很大的錯誤。而目前國內輿論普遍對改革開放高唱贊歌，這更多地是一種維穩的政治手段，而那些在改革開放過程崛起的權貴精英就更希望將改革開放置于神壇之中，從而能夠保證其利益得以繼續聚斂。有意思的是，孫立平先生在文中應用了這樣一個實例：有人在2000年的時候，在河南某縣城關鄉進行了一次調查，共發放問卷208份，全部收回，其中有效問卷200份。該縣城屬國家級文明縣城，所以調查對象的平均生活水平要高于一般農民的生活水平。調查部分結果顯示，認為改革開放以來自己實際生活水平提高很大的占11％；提高不大的占55％；沒有提高的占11.5％；不如原來的占22.5％。認為鼓勵一部分人富起來，然后讓先富起來的人幫助大家一起致富這種說法很有道理的占11.5%；認為富人不可能去幫助窮人，這項政策只能造成富人越來越富，窮人越來越窮的占85％；不好回答的占3.5%。通過這個例子或許我們可以從一定程度上看出，在老百姓眼里，改革開放政策并沒有對他們的生活幸福程度帶來跟官方說法般的益處。而在我看來，所謂的“先讓一部分人富起來，先富幫后富，共奔富裕路”的政策，很大程度上只能是一種美好的想法（更有學者認為這是一種糊弄言論）。我認為，鄧小平等第二代領導人并沒有認識到過早過快地推行集體制改革會給中國帶來巨大的社會問題。從而造成國有資產大量流失，企業工人大量下崗，農村田地大量荒棄，造成農民大量涌入城市，給中國的發展帶來一系列巨大的問題。這里，我不禁想起毛澤東早在60年代就認為搞家庭聯產承包制雖然能夠在短時間內調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但是幾千年來封建社會形成的小農經濟地位在我國的農民身上形成了根深蒂固的狹隘性，而這種狹隘性導致是制約著農村勞動力的發展。試想，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行，實際上是把生產資料分給了個人或者是家庭，集體被架空了，農民只能從事生產了，農村的建設，特別是想大規模的水利、造林等建設就沒法吊動起農民，所以說是把農村的建設停下了，也就是說把從事農村建設的勞動力從建設上剝離了，這么多的勞動力一下閑下來了，他們必定突破農村到城市謀發展，成為推動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強大動力，為資本主義的發展提供了大量的勞動力。一方面大量廉價的農民工勞動力為城市建起了一座座高樓大廈，而另一方面農民工卻遭受到了權貴的剝削（農民工討薪早已不是什么新鮮事了），農村經濟建設發展緩慢，因此進一步導致城鄉差距的擴大！回頭看看改革開放的偉大成就，其實在很大程度上是犧牲了許多底層工農的利益和用大量廉價的勞動力換來的。　　

  而這些，我們可以從鄧小平晚年的講話中看出他對改革開放以來的問題的反省和擔憂，“現在看，發展起來以后的問題不比不發展時少”“ 收入差距問題“發展下去總有一天會出問題”。可以說，改革開放存在的問題確實令這位“總設計師”惆悵！而我認為，目前國企私有化的趨勢必須要得到制止，越來越多的企業都在改革的名義下被私有化了，而在這種所謂“企改”過程中產生的腐敗也足以令人觸目驚心！（“通鋼事件”就體現了民眾對權貴資本剝削的憤怒）因此必須大力阻止資本進一步向官僚和權貴階層集中，一旦國家政權和資源都被權貴階層所壟斷，那么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也必將走向“邪路”。　　

改革值得贊揚，但改革也必須深刻反思，改革的惆悵或許只能在冷靜的分析和反思中才能找到解決的方法，而不是一味地“掩蓋和維穩”和高唱“自編的贊歌”去麻痹這種惆悵！　　

文章所用參考書目：孫立平《轉型與斷裂—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的變遷》　　

黎鳴《中國人為什么這么愚蠢》　　

汪暉《改制與中國工人階級的歷史命運》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