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問施行官員財產申報制度的時機何時才能成熟？
郭春孚
如何判斷做某件事情的時機成熟與否呢？當然要根據具體情況來進行，主要條件具備了，則時機就成熟了，反之，則不成熟。
全國政協委員、四川省監察廳副廳長趙振銑對《新京報》記者說，目前推出官員財產申報制度的“時機還不成熟”。理由是，在反腐倡廉、社會監督等制度還沒建成的情況下，盲目推出官員財產申報制度，不僅難以達到初衷，而且將會對其結果難以處理、造成混亂。阿勒泰這樣的小城市市場經濟發展尚不充分，因而官員收入成分相對簡單；而沿海地區市場經濟發育程度較高，官員乃至每一個人的收入構成情況都非常復雜，這幾十年財產性的收入怎么甄別？我看把紀律監察的力量再增加10倍都沒辦法理清。
請問：施行官員財產申報制度的時機何時成熟？
一，在反腐倡廉制度建成后，施行官員財產申報制度的時機就成熟了？我認為，中國現在就有反腐倡廉制度，只是還不完善。這一制度的完善需要多長時間？一年兩年不行，三年五載行不行？如果真想反腐敗，設計制度用不了多長時間。所以說，建成反腐倡廉制度并不難，難的是想不想建——這是由領導層的主觀能動性決定的。
建國初期百廢待興，反腐倡廉制度與現在相比更不完善，但是腐敗問題卻比現在要輕得多。雖然有歷史背景不同的原因，但關鍵在于高層領導反腐敗的決心非常堅決。毛澤東親自批準將對革命有功的劉青山、張子善判處死刑，極大地震撼了各級領導干部，起到了殺一儆百、挽救更多的干部的作用。20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基本沒有腐敗現象。
歷史證明，所謂推出官員財產申報制度的“時機還不成熟”是找借口。難道說建國初期反腐倡廉的時機是成熟的，現在卻不成熟？
二，在社會監督制度建成后，施行官員財產申報制度的時機就成熟了？現在，社會監督制度的確比毛澤東時期要差得多，那個時候隔幾年就開展一次開門整風運動，人民群眾對干部有充分的監督權，也有充分行使民主權力的機會，黨委、政府的門隨時都可以進，而且都會受到熱情接待。改革開放以來，在許多方面都發生了顛覆性的變化，“社會監督”成為一句空話，不讓爭論，不讓上訪，不讓折騰，人民群眾失去了國家主人的地位，成為被領導者。過去是人民有權監督領導干部，現在是領導干部有權管理人民。一系列觀念的被顛覆，使憲法的許多內容成為擺設，黨和政府的政策成為虛設，領導者凌駕于憲法、法律和政策之上，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貪污受賄成風。
依靠自覺性維持廉政是不能長久的，因為人的覺悟有高低之別，而且日久天長一些人的覺悟會降低，在糖衣炮彈的不斷進攻下，就會抵擋不住，成為腐敗分子；依靠制度維持廉政是有效的，但重要的是對相關制度的落實，有好的制度不執行也是空的。失去監督的權力最終必將走向腐敗，這是被中外無數事例證明了的。
輿論監督是不是社會監督的一種？如果將輿論監督視為社會監督，那么現在比過去要強得多，因為建國初期報紙、雜志沒有現在多，沒有電視，也沒有網絡，人們主要是通過大喇叭、廣播等獲取信息，表達意見主要是依靠大字報。如何發揮媒體的輿論監督職能，特別是如何發揮網絡的職能，是擺在各級領導機構面前的重大課題。
應該說，施行官員財產申報制度的時機現在比過去更加成熟了。如果害怕群眾監督，那就說明你心中有鬼、屁股底下有屎。
還有一個必須回答的問題是：如何施行官員財產申報制度？
一，設立施行官員財產申報制度的“原點”是不科學的，要讓官員的全部財產暴露在陽光下。新加坡、中國香港等國家和地區的財產申報制度均設立了一個“原點”，就是在之前獲得的財產不再追究，之后的則嚴格登記。我認為，這種“原點”制是不科學的，不僅無法真實反映官員任職以來的收入情況和財產來源，而且對所有的官員來說是不公平的——有的當官已經幾十年，有的當官才幾年，這本身就是新的不公平，可能會出現大貪官平安無事、小貪官卻被抓住的現象。
更重要的原因是這種“原點”制不符合中國國情。憲法規定，中國是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人民是國家的主人，領導干部是人民的服務員。國家的性質決定了領導干部從始至終都要為人民服務，接受人民的監督。如果大貪官漏網，只抓了一些小貪官，不僅小貪官覺得委曲，人民群眾也不答應。所以，我們堅決反對施行“原點”制，要讓官員的全部財產暴露在陽光下。
國內的制度設計專家提出，官員財產申報制度可以考慮從新提拔的干部開始實行。趙振銑說：“如果真的實施肯定會引發輿論一片嘩然，難道老干部腐敗就是合法的？”
是的，從新提拔的干部開始實行很不合理，新干部腐敗不合法，老干部腐敗也不合法。
二，先從處級以上（含處級）領導干部開始施行官員財產申報制度，條件成熟后再推向科級。從哪一個級別的官員開始登記財產是制度設計的一個難點。趙振銑說：“到底從基層、還是高層干部開始登記？制度設計必須考慮實際效果，如果變成法不責眾，那就失去意義了。”我認為，官員財產申報制度可以考慮先從縣處級以上領導開始施行，過一個階段，有了經驗，再推向科級。
其實，無論是哪一個級別的官員，有機會貪污受賄的主要是“一把手”，所以無論職務高低，應該將“一把手”作為監督和管理重點。當然，對副職也要加強監督，不能放任自流。
總之，制度設計一定要符合實際，注重效果，具有可操作性，防止出現法不責眾、形同虛設的現象，更要防止流產。
三，施行官員財產申報制度有可能造成社會誠信和社會道德完全崩潰，但我們可以再造社會誠信和社會道德體系。趙振銑說，如果以新建立的全新登記標準判定的話，可能過去每一個人都有問題，那樣整個社會的誠信和道德就會完全崩潰。因此，對過去因為制度不健全產生的問題，要選擇一個具有可操作性的方法。
由此可見，官員腐敗是普遍的現象，一旦公諸于眾，必然使官員名譽掃地，“光輝形象”不屑一顧。擔心社會誠信和社會道德崩潰是好意，但不能成為施行官員財產申報制度“時機還不成熟”的理由。無論現在施行，還是將來施行，都會引起社會誠信和社會道德的動搖。如果社會誠信和社會道德完全崩潰了，那么我們就再造社會誠信，重塑社會道德。新中國不是將舊中國的社會誠信和社會道德推翻了重建的嗎？
改革開放以來，有一個時期制度很不健全，現在制度也有缺陷。請問：天下有完美無缺的制度嗎？我相信，在同一種制度下，有人大貪，有人小貪，也有人不貪，并不象趙振銑所說的“每一個人”都有問題。我也熟悉一些領導干部，有的沒有實權，想貪貪不上，想受賄無人送，只能比普通人多喝幾次酒；有的廉潔自律，一身正氣，兩袖清風，單位有車不坐，自己步行……他們至今都過著清貧的生活。當然，我們一定要加強制度建設，盡量消除制度缺陷。
總之，制度不健全也不能成為施行官員財產申報制度“時機還不成熟”的理由，對于鉆制度空子搞腐敗的官員決不能姑息遷就，要與其他腐敗分子一視同仁，堅決嚴懲不貸。
就我國目前的實際情況來看，施行官員財產申報制度的時機已經成熟了，高層反腐敗的決心很堅定，人民群眾對腐敗現象恨之入骨，腐敗分子暴露無遺，主要條件都具備了，早施行則主動，晚施行則被動，越早施行越主動，越晚施行越被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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