氣候變化：中國頭頂上的又一柄利劍

氣候變化：中國頭頂上的又一柄利劍

——中國經濟安全系列之二十九

江 涌

原載《世界知識》2009年第21期

氣候變化、地球變暖一開始就充滿了爭議，2007年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第四次評估報告結論：“人類燃燒化石燃料是造成氣候變化的主要原因”，并聲稱該結論“可信度超過90%”。IPCC報告隨后即被當作最主流、最權威的論點而被世界廣泛引用，被發達國家廣泛宣傳。氣候變化本是自然科學問題，但是對氣候變化議題，政治家似乎比科學家更有熱情，氣候變化議題顯然在自然科學之上，打上了日益明顯的政治烙印，涂抹了更加濃厚的道德色彩——人類生存。自然科學的“高可信度”與政治化、道德化的高壓，使任何一個國家政府都不敢正面挑戰“人類行為導致氣候變化而且是變暖”的定論。在毫無疑問的前提下，西方大國高分貝吹響了集結號：“Let’s go!”

氣候變化成為國家安全的重要議題

“人類行為導致氣候變暖”無論是真是假，但是氣候變化議題業已成為國家安全的一個重要內容。道理很簡單，那就是歐洲與美國已經將氣候變化議題作為國家經濟戰略與安全戰略加以重視與應對。

在氣候變化問題上表現得最為積極的是歐盟。麥肯錫公司研究發現，在2030前，75%的溫室氣體減排可以通過現有技術和非技術措施實現，無需開發新的技術。但是，相關技術主要掌握在發達國家尤其是歐盟手中。如果發達國家讓渡這些技術，配備以適度資金援助或新的國際融資安排，氣候變化問題即使是真的，也是可以解決的。

但是，將氣候變化議題炒得熱火朝天的歐盟，在技術轉讓與資金援助方面的態度卻非常消極，它不斷以知識產權為借口，拒不履行向發展中國家提供資金和技術援助的承諾。國際媒體早就披露，歐盟有意通過全球變暖議題，積極推動氣候談判，目的是增加其環保、新能源產業的發展和對外出口。同時，在全球競爭日益激烈的今天，歐盟將自己現行的生態保護標準推廣到全球其他地區，將迫使其主要競爭對手提高類似的生態成本支出，借以遏制其經濟競爭力。要知道，標準是歐盟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與收益來源，幾個西歐發達國家80%以上的工作就是做國際標準化。

應對氣候變化，歐盟的解決方案依托的是市場，由企業按照市場行為來解決技術與資金問題。“人類行為導致氣候變暖”如果是真的，那也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嚴重的“市場失靈”，然而發達國家的解決思路是依靠市場，似乎不可思議。然而，這恰恰是發達國家尤其是歐盟積極倡導應對氣候變化的動機，那就是他們要用“氣候變化議題”來賺錢，而且是賺大錢。

在積極應對氣候變化方面，如果說歐盟主要是在算經濟賬，那么美國更側重政治利益。美國國會曾拒絕批準1997年克林頓總統簽訂的《京都議定書》，理由是如果美國企業減少排放，它們必將陷入財務困境，整個美國經濟因此將受影響。布什政府對氣候變化的態度一直消極，甚至認為“人類行為導致氣候變暖”是個偽命題。在民主黨掌控國會與政府后，美國在氣候變化議題上來了個180度大轉彎。美國是當今世界的無冕霸主，美國對氣候變化議題的高度重視，自然會對國際政治經濟產生重大影響。2009年7月，美國眾議院通過了《韋克斯曼－馬基法案》，即《美國清潔能源與安全法案》（ACESA），法案賦予政府對高能耗產品征收“碳關稅”。如此，“在氣候變化借口之下推進貿易保護主義”，為美國的經濟霸權提供了一個新工具、新武器，而這個新武器指向中國的意圖明顯。

發達國家借氣候變化來“拯救”人類共同家園這一道德高地，一開始就有令人質疑的動機。目前，歐洲聯盟與傘形國家（美國、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亞與新西蘭的地圖連線形似一把雨傘）正積極著手2012年以后（即“后京都協議”）的二階段碳排放的國際角力，但是在斗爭中不斷增進聯合，共同應對發展中大國的挑戰。與此同時，不斷努力分化瓦解發展中國家的聯合：給一般發展中國家不設定減排義務，對非洲國家提供財政援助與技術轉讓（實際對非洲的資助迄今僅達到目標的1/10），而且通過清潔發展機制（CDM）為窮國提供“賣碳”賺錢的好機會。而眾多小島與低洼國家也是由于擔心滅頂之災，極大的恐懼心理使他們無法認真理性應對氣候變化議題，積極跟隨與響應發達國家的倡議，向中國等發展中大國施加減排壓力。

西方大國掀起一股強大而持久的輿論攻勢，使發展中國家不得不跟風而動。如今，世界末日就在眼前，歐美振臂高呼：政策都有了，措施都有了，我們現在需要立即行動起來。

氣候變化議題觸及多個“安全經線”

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一個新興市場，在由發達國家主導的國際經濟秩序中總體處于被動地位。與諸多經濟議題一樣，西方大國設定與操縱氣候變化議題同樣成為中國經濟安全的重要內容，而且與以往諸如知識產權、金融開放等議題不同的是，氣候變化議題這一經濟安全“緯線”，涉及中國各類重要經濟安全“經線”，對中國經濟安全與社會發展將產生廣泛與持久的影響，氣候變化議題正在成為另一把懸掛在中國頭頂的“達摩克里斯之劍”。

中國經濟安全的“經線”主要體現在三大類產業中的主要行業。第一產業安全“經線”集中在糧食、水、礦產資源的生產、儲存、流轉與消費。由于自然資源的有限、稀缺與分布不均，所以相關國際競爭也日益激烈。中國雖然物地大物博，但是人口眾多，人均資源占有量普遍低于世界水準，而且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對糧食、水與礦產資源需求呈現加速增長態勢。自然資源的稀缺與分布不均，與中國日益增長的需求產生矛盾，因此其安全形勢相當嚴峻。

2007年1月，科技部、中國氣象局、中國科學院等六部門發布《氣候變化國家評估報告》指出，氣候變化將對中國自然生態系統和社會經濟系統產生重要影響，尤其是對農牧業生產、水資源供需等影響顯著，而且這些影響以負面為主，某些影響具有不可逆性。該報告默認的前提就是“人類行為導致氣候變暖”的命題為真。

氣候變化議題的設定，為跨國壟斷資本炒作糧食、資源提供了極大理論與政策支持。2007-2008年世界糧食危機，國際社會普遍認為是美國與歐盟的生物燃料計劃提供炒作背景，國際壟斷資本尤其是“四大糧商”惡意投機所引發，包括聯合國秘書長在內的諸多國際重量級人士都尖銳指出，美歐生物燃料計劃是不道德的，是反人類的。因此，美歐在生物燃料計劃上承受巨大的國際壓力。他們極力辯解，氣候變化才是糧食危機的主要原因。如今，氣候變化“在科學上”似乎已被證實，在國際社會已經被廣泛接受，因此未來美歐生物燃料計劃與國際壟斷資本的炒作可能會肆無忌憚。美國學者萊斯特·布朗（Lester Brown）《誰來養活中國》一書一度使國際糧食市場高度緊張，國際壟斷資本一直伺機炒作“中國因素”，氣候變化議題無疑為中國糧食安全增添新風險。

氣候變化議題直接導致一些河流下游國家對上游國家的不信任乃至敵視，為水而戰充斥國際輿論。亞洲80%以上主要河流的源頭在喜馬拉雅/青藏高原地區，中國水資源日趨緊張，自然會加快、加大對喜馬拉雅/青藏高原地區水資源的利用，由此很有可能增加與周邊國家之間的矛盾。近一段時間以來，印度在中印邊境調兵譴將，忙得不亦樂乎，就有媒體報道此舉旨在向中國施加領土與水要求的壓力。

氣候變化議題觸及第二產業安全“經線”集中在制造業的競爭力。對于諸多發展中國家而言，工業化與工業文明是一個無法逾越的階段，對中國這個發展中大國來說尤其如此，強大的民族、強大的國家與強大的國防依賴強大的制造。

依照人類現有的發展模式，除了工業化外，城鎮化與居民家庭生活現代化都是以“碳”為基礎的，釜底抽“碳”，發展中國家就無法發展。發達國家主導的清潔發展機制（CDM）貌似公正合理，但實際上可能妨礙窮國的發展。2008年6月，國際人權政策理事會（ICHRP）發表報告指出：“賣給其它國家的每一個碳信用額度，都代表著本國基于碳的發展的機會流失。”

煤炭資源豐富是中國能源也是中國經濟的比較優勢所在，以煤炭為主的能源結構為“中國制造”的價廉物美奠定了基礎。先進技術的嚴重缺乏與落后工藝技術的大量存在，使中國能源利用效率比國際先進水平約低10個百分點，高耗能產品單位能耗比國際先進水平高出40%。但是，中國的高碳產品并非都由中國自己消費，中國溫室氣體排放總量中約30%是“轉移排放”，實際上為許多發達國家承擔了排放壓力。中國正處于工業化、城鎮化、居民家庭生活現代化的鼎盛時期，中國的富強離不開“碳”。“低碳經濟”無比美妙，但是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中國在中短期內難以承受“低碳”之重。因此，氣候變化議題下的國際責任，很有可能成為延緩或掀翻中國這匹經濟快馬的“絆馬索”。

氣候變化議題觸及第三產業安全“經線”集中于交通運輸成本與金融發展機會。現代經濟中，資源控制權、價格決定權與利潤分配權對于一國的經濟發展與經濟安全至關重要，而商品流通與金融業則扮演著關鍵角色。綜觀世界經濟發展的歷史與國際經濟競爭的現實，商業資本驅使產業資本，而金融資本又統領商業資本與產業資本。在日益開放的當今世界，發達國家在商業資本尤其是在金融資本上具有絕對優勢。迄今，中國的商品零售、物流、評級會計咨詢等金融中介服務越來越多地為跨國壟斷資本控制，在脆弱性基礎上正在醞釀體系性風險。

自《京都議定書》生效以來，國際上出現了名目眾多的、專門從事碳交易的“碳基金”和公司。按現行規定，發展中國家企業不能直接將配額出售到西方市場，這些企業賣出的二氧化碳“減排權”主要由來自西方的“碳基金”和公司，或通過世界銀行等機構參與后才能進入國際市場，這使得投資于“減排權”轉讓的基金或公司可以從中賺取豐厚利潤，每項交易差價（毛利）往往比發展中國家出售的“減排權”還要高。

氣候變化及其議題直接有利于跨國壟斷資本的擴張與發展。氣候變化議題將世界引入一個充滿急流、旋渦與險灘的水域，在發展中國家的企業還無法有效應對經濟全球化、信息化、金融化的同時，又面臨產業低碳化、經濟綠化的重壓，這將顯著增加對保險、投資咨詢、相關金融衍生產品等廣泛金融需求。此外，各類金融中介服務及其標準都將面臨一場新的革命，而在金融服務領域西方大國遠遠領先于發展中國家，話語權幾乎完全掌握在他們手中。因此，氣候變化及其議題將為發達國家開辟極其廣闊的金融服務市場，卻顯著增加發展中國家生產、流通與服務成本。尤其是國際壟斷資本肯定會借助氣候變化議題中衍生出的各種子議題進行金融炒作，劫掠發展中國家的財富。中國金融發展嚴重滯后且對西方高度依賴，因此必將面臨更為不測的風險。

中國陷入兩難境地

氣候變化議題因為政治化與道德化，比氣候變化本身更加復雜。面對全球氣候變暖及其議題這一“疑難雜癥”，需要非常高明的“醫術”，需要綜合應對戰略，敷衍的策略正帶來明顯的“副作用”。就目前而言，氣候變化議題已經使中國陷入兩難境地，跟也不是，不跟也不是。

戰略高度不夠高。中國在求證“氣候變化”真偽這一科學問題上近乎沒有發言權，在“氣候變化議題”上對其復雜性認識不夠，從而使中國總體陷入被動。

1997年，在圍繞《京都議定書》重要規則形成過程中，以美國為代表的反對方和以歐盟為代表的支持方都曾通過承諾技術轉讓和經濟援助來積極爭取中國。尤其是美國為擺脫“孤立”而一直努力推銷《亞太清潔發展和氣候伙伴關系》來取代《京都議定書》。根據《京都議定書》的規定，中國不承擔減排義務，在“無責一身輕”的思想下，中國選擇了《京都議定書》支持方，給美國以重壓，當初這被視為打擊美國的一個很好的策略。然而，中國很快成為世界溫室氣體第一大排放國，美國由原來拒絕與反對轉向積極支持乃至主導氣候變化議題，美國極力要否決《京都議定書》給中國的“優惠安排”，美國反戈一擊使中國承受巨大的壓力，難以招架。2009年9月，中國在聯合國氣候變化峰會上表明了自己“三堅持”的原則立場，得到國際社會的贊譽。但是，有專家指出，中國對氣候變化議題國際博弈之復雜性認識依然不夠，中國的“積極進取”未來可能給自己增加被動。

社會廣度不夠廣。歐美等西方國家花大氣力應對氣候變化，主要是來自相關利益集團的壓力，以及在輿論導向下，形成的強大民意基礎。“人為導致氣候變暖”盡管可能是“莫須有”的，但是社會寧可信其有，因此政府順勢推動，勢如破竹。

在中國，應對氣候變化及其議題挑戰幾乎一直是政府而且還是中央政府的工作。絕大多數地方政府由于沉迷于GDP增長的政績，仍然一如既往引進各類形式外資，“科學發展”同樣只是嘴上哈哈，紙上畫畫，墻上掛掛。“氣候變化”往往只是少數領導偶爾用于點綴乏味報告、趕趕時髦而已，有高明者則把氣候變化當作一個筐，將發展布局失當、經濟決策失誤等引發的環境問題紛紛裝進“氣候變化”。

在西方對氣候變化最為敏感的當屬企業，它們在節能減排的壓力下，努力在低碳經濟的倡議中尋找商機。在中國各類企業中，惟有跨國企業最先感知“春江水暖”，對氣候變化議題以及相關的低碳經濟發展敏感度較高。諸多國企和民企都將氣候變化、低碳經濟當作政府的事、遙遠未來的事，坐等政府的優惠政策。

大眾深度不夠深。在西方，隨著生活水平富足，人們對自然安全的需求越來越高，環保意識越來越強，由工業文明迅速走向生態文明。在歐洲興起一種“共用汽車合作社”（car-sharing），人們將各自購置的汽車放在一個合作社里合用，合作社對成員的所有汽車統一維護與保養，成員按照需要提前預約，并可使用不同品質的汽車。這從某種程度上減緩了由于私家車過多造成社會交通負荷沉重和資源相對閑置的問題。荷蘭號稱歐洲的“自行車王國”，城市中絕大多數職工上下班不用私人汽車，而是騎自行車或乘公共交通。北歐國家瑞典地廣人稀，資源豐富，但是瑞典人十分注重生態文明，優先發展公共交通以及適當的住房消費。但是，人均資源短缺的中國，卻選擇了美國的發展模式——城市不斷擴張、私家車擁有量大增以及享用大房子乃至豪華別墅。因此，中國應當借助氣候變化議題與國際壓力，來提高社會“節能減排”意識。例如，能否考慮在國內也實行“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即對豪華汽車、極寬敞住房或別墅、奢侈品等消費征收碳稅，定向用于中西部鄉村的脫貧事業。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