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仰：哥本哈根之后中國的“低碳危局”

    哥本哈根氣候大會之后，世界輿論在低碳問題上呈現出一種新的傾向——指責中國。目前，這股傾向還在深入醞釀和持續發展中，聯合國計劃在今年還要召開全球性氣候談判。中國應該吸取在哥本哈根的教訓，對于下一次氣候談判到來時可能出現的局面，尤其是對于中國最危險的被動局面，必須有充分的心理準備，以及在其他各種技術上、理論上的準備。其核心就是，對西方不能抱有任何幻想，做好應對最壞局面的打算。
    中科院副院長丁仲禮院士近日在新華網的一次訪談中，說到了中國在低碳問題上可能遇到的巨大困難，也闡述了中國對此問題的立場和態度。丁院士指出：“排放權的多少同國家今后的發展程度、生活水平、人民福祉等是密切相關的，所以說排放權是發展權”。換句話說，如果中國應對不力，很可能使低碳問題成為束縛中國發展的繩索，西方在低碳問題上的話語霸權，很可能會給中國設置一個發展的上限，從而扼殺中國的未來，保證西方繼續占據現在的優勢。丁仲禮院士還說，“中國現在已經是眾矢之的”，“要改變被動的局面，只有主動出擊才行”。丁院士所稱的主動出擊在理論方面包含中國對于低碳的態度：“排放權方案必須要考慮歷史排放、人均排放和發展階段”。在技術方面，丁院士認為，“應對氣候變化需要回歸理性”。我認為，丁仲禮院士的這次訪談內容是非常冷靜的，我想對丁院士的談話內容再做點補充。
    西元1997年，《京都議定書》（全稱是《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的京都議定書》）成型，此后，在2005年強制生效，全世界共有183個國家簽署了這一國際條約，但是，二氧化碳排放最嚴重的美國始終沒有簽署這一條約。因此，從國際上看，自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全球變暖話題的升溫，美國的所作所為，使得它一直是被全世界批評的道德負面形象。然而，去年哥本哈根大會之后，發生了一個顯著的變化。哥本哈根大會雖然沒有達成有效的共同協議，但是，最大的受益者是美國。美國長期以來在低碳問題上的道德負面形象，突然發生了轉變。丁仲禮院士說“中國現在已經是眾矢之的”，其實就是說，全球變暖最大的道德負面形象，已經由原先的美國變成了中國。國際輿論的這個轉變對于中國非常不利。
    這個轉變的突然出現有各種原因，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來自西方的長期策劃運籌，還有一部分來自中國自身，那就是心底太善良，對西方太輕信，不相信花言巧語的西方會在中國發展的道路上挖一個巨大的陷阱，不相信西方發達國家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完全可以口蜜腹劍。我們在二氧化碳問題上，從理論到技術都相信西方是正確的，沿著他們的方向，不知不覺地走到了懸崖邊緣。換句話說，在低碳問題上，如果中國當前面臨的被動不迅速改變，中國很可能被西方套上枷鎖，失去強勁發展的勢頭，甚至止步不前、甚至倒退，無數中國人的命運將就此定型，再無改變的希望。這是危言聳聽嗎？也許。但我們不得不做最壞的打算，甚至還要做好面臨更大危機的準備。
    什么是更大的危機？對于西方的強盜話語權，中國如果不能有力地反駁，西方輿論很可能會進一步在低碳問題上徹底妖魔化中國，中國會被西方描述成“毀滅人類的罪魁禍首”，成為“全人類的公敵”。到那個時候，“中國威脅論”的著力點就不僅僅是中國的經濟發展和軍事力量的提升，而是中國的二氧化碳排放。中國即便放棄軍事力量的發展，就憑中國無法停止的GDP增長，中國也會被資方描述成“世界的敵人”。哥本哈根大會上，已經有一項極為煽情的眼淚表演，馬爾代夫等國哭訴自己的國家即將消失。未來，哭訴可能變成對中國最嚴厲的道德譴責，這不是不可能。而這一切的背后，無非是要求中國停止發展，不要威脅西方繼續過好日子。這種巨大的危機也許會由西方政府直接出面聲討中國，也許會由西方“言論自由”的媒體大肆炒作，挑起全世界對中國的仇恨，而西方政府則暗中操縱、配合，裝出順應民意的樣子，不斷打壓中國、絞殺中國。對此可能出現的嚴重危局，我們不能再對西方有任何天真的幻想。
    中國的應對之策，除了丁仲禮院士指出的在理論上的充分準備外，還需要將中國對于二氧化碳問題的理論闡述推廣到世界，在其他發展中國家尋找可靠的同盟軍。換句話說，我們長期以來在國際輿論中跟在西方后面的被動局面必須被改變，中國必須發出自己的聲音，并要讓其傳遍世界，必須挑戰西方的話語壟斷權，必須將揭露西方的虛偽作為我們最有力的反擊武器之一。如果聯合國是一個法院，中國這個“被告”再也不能用“原告”的那套話語和理論來說話，而且，由于沒有公正的法官，中國被告為自己辯護的聲音，不得不更多地借助全世界所有不發達國家的民主力量，要以不發達國家的民主，反抗發達國家的極權專制。
    在低碳問題的技術層面，中國也應加大力度。所謂技術層面，一個重要的領域就是氣候變暖的“科學研究”。長期以來，中國在這方面顯得非常不足，西方的“科學研究”成果，成為我們很多官員、學者和政策的基礎。丁仲禮院士指出，很多質疑氣候變暖“科學”結論的文章，長期以來都很難發表。這種狀況已經背離了科學的公正性和嚴肅性，而使科學成為政治的婢女、經濟的奴仆。這種情況在西方歷史上其實經常出現。美國前副總統戈爾曾經指出，美國以前由能源集團主導的政府指使科學家編造、篡改數據，反對氣候變暖的結論。哥本哈根大會前不久爆出的“氣候門”事件，也告訴人們，主張氣候變暖的“科學家”也在篡改、編造數據。我們必須看到，反對或支持氣候變暖的西方“科學家”背后都有利益集團的支撐。
    前不久，聯合國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被人指出，西元2007年該機構發表的第四次氣候評估報告，“存在重大失誤”，其結論嚴重違背事實。具體來說，某個“科學家”毫無根據地信口開河，說喜馬拉雅冰川將于西元2035年消失，成為了IPCC正式報告的正式結論。可悲的是，中國某些掌握媒體輿論話語權的人，還在為西方的“科學研究成果”辯護，說什么IPCC一個失誤不能否定全部。丁仲禮院士指出，符合科學的質疑聲音難以傳播，而我們的某些媒體面對西方根本沒有質疑精神，只有鸚鵡學舌的乖巧，只會把質疑針對中國。不知道他們究竟是天真還是另有玄機。除氣候問題外，在轉基因問題上，我們也在西方，尤其是美國的“科學理論”面前，出現一邊倒的膜拜，還有保護動物的西方觀念。我們常常意識不到，西方推廣的“科學”、“文化”、“學術”，背后都是利益集團龐大的賺錢計劃，這種情況還少嗎？從世界到中國，仔細想一想，西方哪一次成功地合法搶劫不是在各種科學和理論事先事后的緊密配合之下？
    面對可能出現的“低碳危局”，中國的學者、科學家、政府官員都應該對西方的每一個觀點抱有敏感的質疑，并要下功夫形成自己的理論和話語體系。我們不得不懷疑西方的動機和目的，不得不站在自己的立場，為了維護中國未來的發展而懷疑西方的整套說辭。我們不得不相信，西方的理論、文化、學術背后，都是強大的利益圖謀，我們不能再繼續天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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