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涌：中國已進入商業機密諜戰高發期

中國已進入商業機密諜戰高發期
2009年07月11日　21世紀經濟報道 記者 葉一劍

　　“這太司空見慣了，可以說類似的事國際上幾乎每天都在發生。”7月9日，談及力拓上海辦事處四員工被捕一事，江涌語氣平靜地對本報記者表示。

　　江涌是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中國經濟安全研究中心主任。該中心側重對涉及國內的重大經濟安全問題和突發事件進行深度分析與研究。
　　3年前，江涌的一篇關于警惕部門利益膨脹的調研報告曾轟動一時，引發外界諸多聯想，在該報告對境外利益集團通過在華機構和個人進行利益輸送、政策游說以及進行商業情報搜集的情況進行了專門研究。而關注一些包括商業信息戰在內的可能影響中國經濟安全的事件和情報，是江及其所在部門的一項常規工作。
　　“按常規來看，由國安部門參與調查的案件，如果明確表態稱‘涉嫌竊取中國國家機密’，就基本上代表了已經證據確鑿，否則不會公開表態。”江涌說。
　　江涌表示，一些在華外國企業商會通過舉辦研討會等活動，對國家有關部門的決策施加影響；有的大型跨國公司通過在中國的渠道尋找自己的利益代言人。國內有些公司的發展規劃剛剛做出，就已經擺在國外競爭對手的案頭。
　　江涌認為，商業間諜案已經進入高發期，是立法約束境外利益集團的時候了。

　　司空見慣的“間諜案”
　　《21世紀》：上海市國安局公開確認力拓上海四名員工因涉嫌竊取國家機密而被拘捕，你對這件事怎么看？
　　江涌：在經濟高度發展的現代社會，竊取重大商業情報以及國家機密的事情太平常了。對于我們做中國經濟安全研究的人來說，對這樣的事情已經習以為常。
　　《21世紀》：這個事件一出來，很多人不自覺地聯想起一些熱播的諜戰片。很多人感興趣的是，一些專業的和非專業的情報竊取者為什么會從事這種行當？
　　江涌：這要分幾種情況：首先，有些人員一方面是一些商業機構涉華業務的工作人員，同時本身又可能是所在國家的間諜機構的人員，獲取情報是其工作的一部分。
　　第二種是，這些出賣國家情報者并非專業諜報人員，只是通過工作便利竊取一些重大的國家機密，然后出賣給一些需要的境外部門和機構來謀利。
　　還有一些人可能是出于被敲詐勒索而被迫從事竊取重大的商業情報或國家機密。能夠使這些人員就范的敲詐無非就是一些“見不得陽光”的個人把柄被情報機構或相關人員掌握了，然后被脅迫，較多地表現為事關權、錢或色等方面的把柄。
　　我所接觸到的一些竊取重大商業機密甚至國家機密的案例表明，有的國家甚至給自己的國民從小就灌輸一種“全民皆諜”的意識，這樣從事間諜活動的動機就可能更加多元。

　　獲取機密途徑多元化
　　《21世紀》：你在3年前發表的《部門利益因素對重大決策的影響》的調研報告中，曾談到關于境外利益集團在華進行利益輸送、培養自己的利益代言人的情況。現在發生的這個事件，你是否認為自己當初的警告得到了印證？
　　江涌：這種情況長期以來就存在。3年前我在進行《部門利益因素對重大決策的影響》的專題調研時，國外的一些專家學者給我們提供了很多素材，這讓我們感到很驚訝，他們手里怎么會掌握這么多的中國國家部委的研究報告呢？
　　我們后來了解到，國外研究機構，甚至大企業和行業協會通過母國政府或政治游說，或收買利用高干子女、親屬，或聘請一些部門領導與職員做咨詢師，給咨詢費，或將相關課題給予各大部委研究機構與學者并配以豐厚的課題經費等途徑，來獲得大量有關我國國民經濟的數據和資料，甚至對我國相關部門決策與立法施加影響。這是我國大量政經信息外泄的一個渠道。
　　于是，我國一些立法計劃和規劃在尚未公開時，就被相關的國外利益集團獲悉，并通過直接或間接的渠道進行相關的公關和游說，結果一些醞釀中的立法不得不暫停。
　　一些在華外國企業商會通過舉辦各種活動和研討會，將國內重要的媒體、專家學者甚至部委官員“一網打盡”，從而對國家一些重大的立法和決策施加影響。某些大的跨國公司也會直接通過自己在中國的渠道進行相關的利益輸送和尋找利益代理人，這些機構行為，和一些在華個人竊取商業機密的行為不屬于同一性質，它對中國經濟安全的影響更為系統和深遠。

　　應對商業諜案高發期
　　《21世紀》：你是否認為，中國經濟和全球化發展到目前階段，針對商業秘密的間諜事件開始具有階段性頻發的特點？
　　江涌：隨著國家間和企業間的商業往來增多，商業秘密戰和信息戰勢必更加頻繁。中國已經進入針對商業機密的諜戰高發期。
　　但我認為我們現在的國民戒防意識，與目前商業諜戰高發期的形勢是不相適應的。經歷了長期的和平年代，間諜在更多人的意識中似乎只是小說或影視劇里的事，好像離日常生活很遙遠，同時信息開放的意識也深入人心。于是很多重要的機密就是這樣無意中給泄露了。
　　我就不止一次聽到這樣的事，比如中國一家資源公司在作出去投資非洲一個項目的決策后，自己的談判代表趕到非洲與自己的目標客戶見面，結果剛下飛機就發現自己的國際競爭對手已經捷足先登了，這時等待中方公司的談判條件已經變得極為苛刻，甚至連進入市場的機會都沒有了。
　　更為嚴重的是，一些事關我國公司長遠發展的戰略規劃，在剛制定出來的時候，就可能已經擺在競爭對手的案頭，這對中國公司的發展是很致命的事情。
　　還有一種更為讓人不能接受的情況是，長期以來，我們對西方金融服務機構盲目迷信與崇拜，對待這些西裝革履的金融家們畢恭畢敬得像個小學生，往往是“坐，請坐，請上坐；茶，敬茶，敬香茶”。很多中國公司都是主動拿錢請那些國外投行、會計師事務所與評級機構進行咨詢、審計、評級，這當中有很多核心數據與規劃等重要商業機密就這樣輕易拱手送給別人。

　　依法制約境外利益集團
　　《21世紀》：吸取以往的經驗教訓，你認為我們應當怎樣來重建我們對境外利益集團的戒防系統？
　　江涌：在西方國家，對境外利益集團的游說等活動是受到嚴格限制的。與發達國家比較，中國的境外利益集團無拘無束，如今該是依法進行有效制約的時候了。這方面國外有一些現成的經驗可以為我們所借鑒。
　　首先是法律制約。美國主要有三部法律對境外利益集團的活動進行直接管制——《外國代理人登記法》、《聯邦院外活動管理法》和《院外活動公開法》。主要涉及對“游說者”的法律地位進行明確界定；實施主動登記制度、定期報告制度與身份表明制度；以及對違法者實施民事與刑事處罰。其他還有比如《聯邦選舉法》禁止外國人和外國代理人對選舉進行捐款，《政府道德法案》禁止外國人和外國代理人向政府官員饋贈禮物。
　　但光靠法律對“外國代理人”的行為進行約束遠遠不夠，還需要鼓勵新聞媒體、社會大眾以及其他各類組織機構，對跨國公司、相關涉外團體與個人的行為進行監督。其中社會組織就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
　　第三就是鼓勵與境外利益集團相對立、相競爭的利益集團的發展，實現博弈的基本平衡。鼓勵競爭性行業商會和同業公會、行業協會以及社會公益團體的發展，形成對強勢集團的制衡。
　　同時，應當本著“管住政府，放開民間”原則，約束、規范各大部委研究機構與學者接受境內外企業、機構資助的課題研究，嚴格禁止涉外部門工作人員在外企或駐華商會等“變相任職”。鼓勵相關社會公益團體對那些充當“黑嘴”或境外利益集團代言人并造成嚴重不良社會影響的學者提起法律訴訟，以制約某些學者日益嚴重的道德風險問題。
　　考慮到充當掮客、游走于境外利益集團與國內各政府部門之間的有一些是領導干部子女親屬。因此，應該強化高級領導干部財產與子女親屬就業的申報、登記與公示制，敦促高級干部以身作則，身體力行，管教好自己的子女親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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