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一凡：在氣候變化問題上，中國要以“我”為主

在氣候變化問題上，中國要以“我”為主

丁一凡 

2009年 《綠葉》 第3期

    摘要：美國常常占領一個冠冕堂皇的道德制高點，可是自己卻做得特別差。過去搞臺獨、搞藏獨，現在又搞氣候變化，實用主義美國所用的手段都是為了從中國換取自身的戰略利益。中國必須堅持凡事以“我”為主：對中國可持續發展有利的，就堅持去做；反之，就先放一放，不必事事都那么認真。

    最近一段時間以來，氣候變化突然成了一個國際問題。歐洲國家首先對此問題感興趣，不斷提出要在世界范圍內討論這個問題，并把它當作世界面臨的首要挑戰。在布什總統當政時，美國政府一直不在氣候變化問題上作任何承諾。奧巴馬當政后，美國政府卻把減緩氣候變化當作一項重要的外交政策目標。美國政府態度的變化意味著什么？中國應該如何來面對新的外交環境？我們只有把這些政策變化放在國際格局變化的大背景下去觀察，才能把握住事情變化的實質，才能制定出符合我們長遠利益的戰略與政策。

一、氣候變化是美國外交新杠桿

    對待氣候變化問題，奧巴馬的態度與小布什政府幾乎完全相反，不僅明確表示要積極應對氣候變化，而且在環保、新能源產業的發展上作出了一些規劃。奧巴馬的這一轉變，有改善美國形象的意圖，也有民主黨與共和黨觀點差異的原因。
    更為重要的是，美國政府這一轉向反映出美國經濟增長政策的趨向和變化。金融危機引起了整個美國經濟的衰退，不是把金融泡沫、房地產泡沫集中清理完了，美國的經濟就能恢復了。一個很大的問題是：美國經濟新的增長點在什么地方？20世紀90年代，靠信息技術帶動，美國在所謂“新經濟”的帶動下出現了一輪經濟增長高潮，但后來演化成了金融泡沫。2000年、2001年，信息技術泡沫破滅，接替它的是房地產泡沫。這同樣不可持續，累積到一定程度，最終在2008年集中爆發，給美國經濟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打擊。然而，美國經濟下一步的發展總要有一個新的起點。看樣子，奧巴馬的團隊是想把跟環保和新能源有關的產業作為新的增長點推出來的。
    在扶植新能源產業、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上，奧巴馬雖然提出了計劃，但到現在為止，還沒有什么具體的新東西出現，比如說標準化制度之類。歐盟國家的能源使用效率要比美國高40%，就是因為它的標準在不斷提高。以建筑業為例，歐盟國家在房屋密封性等方面的標準幾年就提高一次，同時改進取暖、制冷等技術；還有汽車尾氣排放標準，也在不斷提高。當然，要求奧巴馬政府拿出具體可行的制度，現在可能還為時過早。
    奧巴馬在應對氣候變化上作了承諾和規劃，這些努力值得肯定。但是他的計劃如何實現呢？可能所有的人都要打一個大問號。因為一個最重要、最現實的問題是：錢從哪里來？政府要有傾向性地進行資助，沒錢不行。奧巴馬的方案是要征富人的錢，但是金融危機后，股市跌了，房市跌了，資產縮水了，很多富人手里沒錢了。征富人的錢不太現實。另外，奧巴馬首先要救金融企業，政府要籌大量資金去扶植金融企業，還有許多工業企業也面臨著資金鏈斷裂的威脅。所以，有人認為，奧巴馬的計劃根本不可能實現。
    然而，不管奧巴馬究竟能不能夠兌現承諾，我們也不能忽視一個問題：美國是一個非常實際主義的國家，現在打出的這張氣候變化牌，與以前的人權牌、民主牌等一樣，都是它戰略上使用的一個杠桿。
    為了自己的利益和戰略目標，美國使用過各種對它有利的杠桿。它們有時打著道德的旗號，有時是純粹的利誘或威脅，但從來都不是真正原則性的。在進行實際利益交換的時候，原則很快就會“退居二線”。所以，很多民主派、人權派，原本指望美國來支持他們的“事業”，結果往往失望，因為美國從來只把自己的實際利益擺在第一位。一個近在眼前的例子：希拉里曾經以人權衛士著稱，前不久來中國的時候，大家就猜測她是不是要在中國的人權問題上大做文章，結果她說的都是金融危機之后希望中國能夠繼續購買美國債券等事情，而刻意弱化了人權問題。
    歷史上的經驗一再證明：任何事情，從來都不是美國先做好了、樹立榜樣了，再向別人施加壓力。它常常占領一個冠冕堂皇的道德制高點，對別人指手畫腳，可是自己卻做得特別差。比如說民權、人權，喊得山響，但美國的情況到底怎么樣呢？美國指責別人為失敗國家，到處批評別人管理得不好。若不是美國政府管理金融弄得一塌糊涂，會出現這樣嚴重的經濟危機嗎？犯攻打伊拉克那樣的錯誤，要不是美國的民主制度出了問題，能作出這種荒唐的決定嗎？然而美國從來不反省。在氣候變化問題上也是一樣，即使美國自己做不出來，它照樣可能以此挾制其他國家。 

二、中國可以接過氣候變化口號，搞自己的可持續發展 

    全球氣候變暖處于地球的什么時期？氣候變暖到底是不是人類活動所造成的？這些問題并沒有得到世界各國科學家的一致意見，特別是缺乏一些過硬的科學論據來支撐。
    根據中國的歷史紀錄，唐朝時期平均溫度比現在高得多。當時西安有大片的橘林，皇帝種橘子分給大臣吃；在黃河周圍，有大象出沒的痕跡。現在這都不可能了。有一個典故，說楊貴妃喜歡吃荔枝，讓信使快馬加鞭不遠萬里地送到長安。實際上，當時的湖南湖北都可以種荔枝，并不是我們今天所想像的從福建或廣東送過去。在宋朝的時候，出現了一個氣候突然變冷的過程，中國中部地區的物種因此有了很大的變化，慢慢演變成了后來的格局。為什么戰爭貫穿了整個宋朝的歷史，宋朝先跟契丹人打，后跟金人打，最后跟蒙古人打？也正是因為當時整個氣候回冷，北方越來越冷，游牧民族不得不拼命往南移。
    舉這些例子是想說明，我們把氣候變化說成完全是由溫室氣體排放造成的，這本身并不一定正確。但是，現在全世界已然形成了一種“共識”——氣候變化和二氧化碳排放有關，人類應該努力減少排放；而且這個問題上升到了國家利益的高度。  
    西方發達國家主導著全球應對氣候變化進程，并且在這個問題上不斷地向中國施壓。國外公布的數據，說中國已經成了二氧化碳第一排放大國。過去，發達國家立場不一致，作為頭號排放大國的美國沒有作出任何減排承諾，中國的壓力相對來說還小一點。但現在，美國表現出了轉向的勢頭。如果發達國家之間的立場變得比較一致了，今后就可能會給中國施加更大的壓力。
    既然全世界都拿氣候變化說事，我們也沒有必要去挑戰所謂“共識”，但更不能什么都跟著發達國家走。我們可以把氣候變化的口號接過來，在此之下，做對我們的可持續發展有利的事情。面對國際上具體的在環境、能源、節能減排等方面的談判、合作，我們一定要堅持自己的立場，以“我”為主。
    第一，在減排問題上，中國遭到很多發達國家的指責，這并不公平。發達國家將大部分高排放、高排污的工業轉移到發展中國家，只留下了生產鏈的最后一部分——污染最小、附加值最高的那部分，他們的排放量自然少。而中國是發達國家工業轉移的最大吸收國，承擔了很多重化工、重工業和初級產品制作，這些過程都是大量產生二氧化碳、產生污染的，所以中國的排放肯定就多。
    比如說歐洲現在還有鋼鐵業，但已經沒有焦炭業。煉鋼所需要的焦炭，歐洲主要是向發展中國家購買。中國是產煤大國，工廠受利益的驅使，就開始大量煉焦出口。小廠、私人投資一窩蜂上，煉焦的時候又不太講究方法，污染控制技術、設備都不到位，因而產生了很大的污染。中國政府曾經想辦法控制各種小焦炭廠的生產，加大對生產過程的管理。但中國出口少了，國際市場上焦炭一下緊缺了，歐盟還抱怨中國，甚至認為這是貿易保護主義。
    另外一點，中國雖然排放總量高，但人均排放并不太高。美國一直是排放大國，它的排放主要是家庭排放。美國長期以來能源價格低廉，不重視減排，家庭消費特別大：汽車絕大多數是大排量；為了把房屋造價降下來，房屋的密封標準、絕緣標準等都很低，冬天得拼命燒暖氣，夏天得拼命用空調。這與中國主要是工業排放根本不同。
    我們需要有理、有節地把這些客觀事實說出來，理直氣壯地談判。中國并不理虧。一方面，不是我們不愿意減排，我們其實很愿意改善，但這件事情不完全是我們自己造成的；況且正是因為中國承擔了這一部分生產，才能給全世界帶來這么多便宜的東西。另一方面，我們的所得和我們的損失并不成比例。中國為世界生產了產品，但中國國民并不是最大的受益者，而且高排放對我們自身的環境造成了嚴重的污染。利潤已經歸發達國家了，如果把排放都算在中國的頭上，把所有的責任都推給中國，非常沒道理！
    第二，我們也要自我反思。雖然責任不完全在我們，但中國確實是接受了發達國家的產業轉移。單個的行業、單個的地區、單個的部門可能考慮不到所有的問題，看到有投資，能促進就業、促進增長，就接受了；有的即使考慮到了，也不一定有能力解決。那么，我們現在是不是要開始進行國家層面的政策協調？只有綜合運用外交、經濟、政治等手段，全面考慮綜合效應，平衡相互之間的利益，才能作出對中國最有利、最有益的判斷和選擇。
    況且從長遠來說，不可再生的東西必然會被耗盡。中國要是把煤燒完了，焦炭都出口了，子孫后代用什么？如果我們不節制，在生態問題上寅食卯糧，這對后代、對人類未來的生存是不負責任的。美國之所以爆發金融危機，就是因為過度透支。生態也一樣，要是現在透支過多，未來某個時候就會爆發生態危機。所以，花大力氣減少排放，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是必須要去做的事，這本身是為了我們自己的可持續發展。 

三、應對氣候變化，國際合作與摩擦共存 

    在環境、氣候、能源問題上，中國和美國的矛盾、摩擦與合作都將同時存在。
    美國是霸權主義國家，從來都把控制世界的能源市場供給作為它保持霸權的一個戰略。對于中國來說，隨著工業的發展、制造加工能力的增強、能源消耗的增加，能源安全就成了重中之重。現在中國自己的能源供給不夠了，要從外面引進能源，來保持生產能力。在這方面，美國必然會把中國當成很大的威脅。
    但是，在減少能源使用、減少對化石能源的依賴方面，中美又有一定的共同點，存在著共同利益，而且也確實有很多合作。比如說在共同開發新能源上，中美政府間的協議以及企業間的合作非常多。對于美國來說，中國的市場給它提供了很大的利潤空間，它的一些能源公司（例如核能公司）通過向中國輸出技術獲得了巨大的利益；對于中國來說，經濟的發展也確實需要美國這些先進的技術。
    雙方的摩擦點和利益點同時存在，所以在氣候變化合作問題上，中國要采取靈活的態度。合作的口號我們也可以喊，而且可以在這個大口號底下做很多具體的、對雙方有利的事。但是，我們也要看到：美國過去搞臺獨、搞藏獨，現在又搞氣候變化，這些手段都是為了從中國這里換取它的實際利益。所以，我們必須堅持凡事以“我”為主：對我們的可持續發展有利的，我們就去做；跟我們的可持續發展沒什么關系的，就先放一放。歸根結底，一切要以中國自己的可持續發展為根本準則和目標。 

（責任編輯：齊澧*） 

● 丁一凡，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世界發展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 

* 本文據齊澧訪談錄音編輯而成，經作者審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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