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前全球經濟減速中為數眾多的實際或可能的受害者中，其中麻煩最大的一個可能就是中國的經濟改革開放進程了。西方金融機構的動蕩和信貸緊縮，正在令許多中國人質疑全盤引入類似的資本主義模式是否明智。與此同時，全球衰退對中國外向型經濟的影響也在政治上制約著北京，可能降低對大刀闊斧推進改革的興趣。現在從很多方面來說，中國都處在何去何從的重要關頭。

　　迄今為止，中國一直是推行市場經濟改革的成功范例。改革讓中國前所未有地保持了30年9%以上的實際年GDP增長率，人均收入增長了10倍，3億人脫貧。中國改革前后的歷史為自由市場經濟體制在釋放創業熱情和創造財富的潛力方面提供了生動鮮活的案例。不過最近的一些事件也暴露出這一過程中的一些漏隙。經濟依然高度依賴于出口，而不是國內消費，歐美經濟的放緩導致數千家工廠關閉，令成千上萬的工人失去了工作。

　　危險之處在于，北京正在從近期國內外的事件中吸取錯誤的經驗教訓。近年來改革派贏得了很多次戰役，但在學術領域的戰斗卻未必如此。現在越來越多的決策者似乎不愿進一步推行經濟改革。當前的全球金融危機讓反對自由市場的調門越來越高。中國的一些學者開心地宣稱，美國為首的自由市場資本主義已經開始陷入衰落。這些批評者將全球金融危機歸因于自由放任理念的失敗，也注意到了西方政府對知名金融機構的國有化。

　　這樣的爭論可能帶來嚴重的政策后果。許多人以目前海外的金融動蕩為由，認為應該進一步收緊國家的控制和對經濟的監管。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的情緒滲透到了國家決策過程中，從而對吸引海外直接投資，尤其外資收購中國企業產生了越來越大的抵觸情緒。中國企業還面臨著國內對投資海外進一步限制，就算不是直接禁止的話，北京起碼也是“不鼓勵” 對西方金融機構的股權投資。進一步實行市場自由化的新舉措已經完全停滯了。

　　對改革開放思想的重新評價來得非常不是時候。盡管中國在這幾十年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它仍沒有完成向自由市場經濟的過渡。法律法規以及對包括農民在內的公民私有財產的保護仍做得不夠。國內經濟的大部分領域仍主要為國家直接掌控。政府嚴厲甚至獨斷專行的干預導致經濟發生了明顯的扭曲，對電價和油價的控制就是最明顯的例子。中國的金融市場仍然不夠發達，效率低下。資本項目的封閉和人民幣靈活性不足導致了越來越大的貿易失衡，以犧牲國內消費為代價促進了出口。建立涵蓋退休金、失業保險和醫療保險的全國社會保障體系的失敗，給中國的社會結構造成了越來越大的壓力。

　　所有這些改革對中國經濟的長期持續增長都絕對是至關重要的。不過，目前的全球金融危機動搖了中國對西方自由市場體系的信心。值得贊賞的是，中國針對全球危機迅速出臺了刺激措施，以解決當前的經濟問題。但自危機以來，中國領導層對30年來大獲成功的經濟改革開放道路的懷疑似乎增加了。

　　如果中國對當前的危機反應過度，全面停止必要的改革，則可能是最不幸的事。盡管自由市場體系可能會定期發生金融危機，但中國自身的經驗已經顯示，即便這樣，各國仍能從市場化改革和融入全球市場體系中獲益。一次金融危機，即使是像目前這樣嚴重的危機，也不會損害自由市場經濟體制在創造長期繁榮和人類進步方面的功績。

　　中國自己在面對不利外部因素時推行此類改革的歷史也證明了這點。當鄧小平1978年啟動經濟改革時，西方經濟體仍陷入滯脹中難以自拔。中國領導層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時并未動搖，仍堅定地執行改革開放的進程。在2000年互聯網泡沫破裂和2001年美國陷入衰退后，中國再次選擇了加快改革開放，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使這個進程達到了頂峰。

　　因此，中國應該避免誤讀目前全球金融危機帶來的教訓。讓時鐘倒轉不論是對世界還是對中國自身而言都是一個悲劇性的錯誤。中國自然希望能夠在全球經濟和金融體系中發揮越來越大的領導作用。但作為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如果中國顯示出對自由市場經濟體系的信心，并繼續致力于市場自由化，中國則可以憑借自身的經歷更有效地發揮領導作用。

　　（編者按：胡祖六(Fred Hu)為高盛集團(Goldman Sachs)大中華區主席，清華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聯執主任,是買辦經濟學家之一。）

Of the many actual and possible victims of the current global slowdown, one of the most troubling could turn out to be China 's process of economic opening and reform. Turmoil at Western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the credit crunch are causing many in China to question the wisdom of importing wholesale a similar capitalist model. Meantime, the effects of a global recession on China 's export-dependent economy are straining Beijing politically and might diminish interest in tough reforms. Now is a critical moment for China in more ways than one.

Up to now, China has been the poster child for market-oriented economic reform success. Reform has led to an unbroken 30-year record of 9% or greater annual real GDP growth, a 10-fold increase in average per capita income, and the lifting of 300 million people out of abject poverty. China 's pre-reform and post-reform history offers a vivid and compelling case study in the capacity of the free-market economic system to unleash entrepreneurial energy and the potential for wealth creation. Yet recent events are exposing some of the cracks in this effort. The economy remains highly dependent on exports instead of domestic consumption, and a slowdown in the U.S. and Europe has caused thousands of factories to close, putting thousands of workers out of jobs.

The danger is that Beijing is extracting the wrong lesson from recent events at home and abroad. Reformers have won many battles in recent years, but not quite the in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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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祖六發言沾上利益色彩 反對銀行賤賣事出有因

http://www.ehongyuan.com 2005-12-08 11:16:06
　　在國有銀行引進外資方面，胡祖六不僅有實際行動，更發表長篇大論大力襄助。但因為其利益歸屬受到質疑，并因為指名道姓對國資賤賣論的領軍人物提出反質疑，有陷入意氣之爭的危險。
　　從表面看，這一爭論的核心是中資銀行是否被賤賣，而其實質則是由誰來分享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成果。
　　作為高盛亞太公司董事總經理，在國際資本市場擁有一定話語權、并對中國宏觀經濟決策有建言權的人???身兼某些中國高層宏觀政策咨詢專家、中國華融資產管理公司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央企工委160家特大型企業老總的講師等身份???胡祖六不應輕言，而應言必有因。
　　在12月5日國務院新聞辦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銀監會主席劉明康甚至花了一大半的時間，論述中資銀行并未被賤賣、外資入股無礙金融業安全。將此意見昭示天下，這代表了與世界資本市場交往較多、主導中國金融業改革的政府部門意見。有意思的是，就民間觀點而言，視引入外資為中國銀行業改革前提的，大多是有國外學術或從業背景的人士，如胡祖六、陳志武；而對中國經濟命脈被外資掌控憂心忡忡的大多為本土學者或企業人士，如安邦咨詢公司總裁陳功等人。
　　作為中國電信、中石油、中國銀行、百度等中國標志性企業在境外IPO的主承銷商，高盛大發利市。如高盛和摩根士丹利分別以3500萬美元投資平安保險，11年共獲得了9.7億美元的回報。而中石油、中石化的戰略投資者BP相繼拋售兩家公司的股票，通過售出其持有的中石化H股2.1%的股份狂賺近28億港元。今年高盛預留110億美元作為本年的薪金及花紅，分發給全球的2.2萬名員工，最出色的銀行家可獲得高達4000萬美元(約3.1億港元)的薪酬，《紐約雜志》引述消息人士指，就算是最初級的新入職分析員，也可得到7.5萬美元(約58.5萬港元)的花紅。因此，不難理解高盛為何將戰略中心之一轉向中國，并在保險、證券、銀行、基金等各個行業全面出擊。
　　在這種情況下，胡祖六的發言不可避免地沾上利益色彩，成為外資投行獲利“計謀”的一部分。這一論調有跡可循，2001年胡祖六唱衰中國股市，被認為是國外投行到內地股市漁利差價的輿論攻勢；謝國忠對于內地房地產市場泡沫的擔憂，也因為其摩根士丹利的背景，而被認為是打壓中國房市以便國際基金就勢取利。作為百度的主承銷商，高盛獲得承銷傭金和股價差之后，轉而唱衰百度，陰謀論達到高峰。胡祖六以“身在曹營心在漢”作為回應。這一回應很無力。
　　2001年的爭論因為股市的一路動蕩而自動終結。此次國有銀行賤賣論之所以能引起這么多人的共鳴，無非因內外資對中國經濟增長分享的比例相差懸殊所致。由上所述，作為資本市場的頂端掠食者，以高盛為代表的境外強勢投資機構，毫無疑問以其專業性與對市場的控制力，奪得了中國溢價最豐腴的部分。反觀國內，大多數投資者卻在資本市場苦苦掙扎，兩相對比。不免令國內投資者始則黯然，繼而憤怒。目前這一反彈僅局限在金融圈內，但很難說會不會隨著改革的進展，蔓延到其他人群。
　　胡祖六們的金融控制權之爭，直接延伸到利益之爭。筆者支持政府部門一以貫之地堅持改革開放的大方向，但在面臨利益分配時，則應充分考慮到各方的平衡，以公平的經濟政策減少社會摩擦，這也是調控的題中應有之義。

葉檀

洋腐敗催生新買辦

2006-10-13
 有篇文章叫《洋腐敗催生新買辦》，其中有這樣一段：行賄成跨國公司潛規則，調查顯示跨國企業在華行賄的事件近十年來一直上升，中國在10年內至少調查了50萬起腐敗案件，其中64%%與國際貿易和外商有關(9月20日中新社)。  
    讓人感到不安的是，到目前為止，我們對“洋腐敗”可能造成的危害的分析，還僅僅停留在經濟層面，而對“洋腐敗”可能會催生新的社會階層―――買辦階層，卻缺乏足夠的警惕。買辦無祖國。買辦的主要性格特征是依附性，他們在經濟上依附于外國資本……

    據人考證，“買辦”一詞在我國明代已出現，專指對宮廷供應用品的商人，尚無近代“買辦”的含義。鴉片戰爭前，在通商口岸出現了專為外商服務的居間人，這些人也被稱為買辦。他們一般是指外國商館的內部經濟和事務，諸如總管、帳房、銀庫保管以及照管外商貿易、生活事務的辦事人員。這些“買辦”是中國“公行”的雇員，受封建政府委托，管理和監督外商。鴉片戰爭后，公行制度被廢除，買辦不受公行控制而由外國商人自由選擇，被外國侵略者所控制。憑借在洋商和華商之間不可缺少的中介人和代理人地位，買辦一時成了經濟上的暴發戶和政治上的特權者。

    星轉斗移。當今，一大批供職于“洋行”的海歸被社會稱作了精英，“買辦”一詞似乎銷聲匿跡了，然而其歷史存遺的“買辦”痕跡并未完全被抹去，甚至在某方面更加發揚光大。買辦有無祖國，暫且不去議論，但祖國始終把“買辦”當作游子卻是不爭的事實。

    前不久，就職于摩根士丹利的亞太區經濟學家謝國忠辭職，就引來了國內許多“惋惜”和“憤懣”。據介紹，謝國忠擁有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博士學位，1997年加入摩根士丹利，此前曾在新加坡的麥格理銀行企業財務部工作了兩年，在世界銀行工作過5年時間。謝國忠辭職，本來也沒什么大不了，一個在洋人那兒打工的，怎能用在國內也被淘汰的“終身制”來套呢？由于洋人給了謝國忠一頂“摩根士丹利亞太區經濟學家”光環，所以謝國忠每每發言總會招徠“聚光燈”。話說：吃人的嘴軟。作為所謂亞洲排名前位分析師的謝國忠，其聲音既是本人的，更是摩根士丹利的，不然報道為何要說“離職與電郵內容外泄有關”？

    簡歷顯示，謝國忠1960年出生于上海，1983年畢業于上海同濟大學路橋系，1987年獲麻省理工學院土木工程學碩士，1990年獲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博士。同年加入世界銀行，擔任經濟分析員。從學業和職業上來看，謝國忠只能算半路出家，對中國經濟不太可能有深入了解，按道理在對中國經濟的評論上不應該有那樣大發言權或影響力。那么，這些“權力”是誰給的呢？摩根士丹利！摩根士丹利造就了“謝國忠”品牌。

    話說，在做學問上，適合當謝國忠老師傅的，許小年(許小年新聞,許小年說吧)無疑是最佳人選。從簡歷看，許小年1953年出生，1981年畢業于中國人民大學，獲工業經濟學碩士學位；1981年-1985年，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1991年畢業于加州大學，獲經濟學博士學位；1991年-1995年，在美國馬薩諸塞州Amherst學院擔任助理教授；1996年，任世界銀行咨詢師；1997年-1998年，任美林證券亞太區高級經濟學家；1999年加盟中國國際金融公司，被聘為研究部董事總經理；2004年2月，被中歐國際工商學院聘為全職教授。在中金公司期間，許小年曾經發表“中國股市推倒重來論”，引發證券市場震蕩。

    據悉，2003年11月中，中國國際金融公司內召開了一個小型會議，主持者為中金公司的掌舵者朱云來(朱云來新聞)。平時鮮少出現在員工面前的朱此次目的無他――向研究部員工驗證一條懸疑已有時日的傳聞：研究部總經理許小年于2003年年末離開中金。此前，早有消息稱許有意離開――一說為他與中金高層交惡，一說他在中金兩大股東建行與摩根士丹利的公司政治中“站錯隊”而被迫出局――均為不歡而散。在中金內部，對于許小年的評價也分成兩種。喜歡他的人認為他有書生氣，堅持個人主見，而不喜歡他的人則認為他性格固執、脾氣暴躁。據說這正是他去職的關鍵原因。評論者認為――無論如何，進入摩根士丹利后，許小年需要盡快調低自己的姿態。摩根士丹利已經擁有一位在業內廣有名望的亞洲首席經濟學家謝國忠，雖然在職務上兩人不會有直接沖突，但一旦對某一觀點各執己見，向來高聲發言的許小年將只能保持安靜。

    許小年離開之際，人們最關注的是小年去處，倒沒什么情緒宣泄，這或許與小年供職單位的中資“含量”有關，否則打報不平也許不會少，發泄一回“中國式”憤懣，就如同謝國忠被炒后情形一樣。其實，不過是一場“書生氣”罷了。

    記得年初，為了一個話題曾與張五常先生斗過氣。最終，五常先生以“盲拳打死老師傅”收場，筆者則用“誰又能說張五常不可愛”擱筆。話說，對小年和國忠來說，盲拳打死老師傅的大有人在，胡祖六(胡祖六新聞,胡祖六說吧)便是其中佼佼者。胡祖六生于1963年，為清華大學工學碩士，美國哈佛大學經濟學博士，現任美國高盛投資銀行經濟研究執行董事。曾任瑞士日內瓦-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首席經濟學家與研究部主管。1991年至1996年間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官員，先后供職于亞太局、財政事務局和研究局。

    據說，胡祖六在各種場合積極呼吁，國內相關機構應消除外資進入金融業的“非理性恐懼感”，他的論據之一是：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一個國家的銀行不良資產率與該國金融開放度呈顯著的負相關關系。他還認為認為,關注金融安全問題是完全有必要的。分析指出，作為高盛亞洲董事總經理，胡也切身實踐著他的理論。2005年股權交易和并購事件發生頻仍，高盛參與了中國網通集團和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的收購案，及平安保險公司10億美元的股權出售案。高盛在亞洲的業務收入與去年同期相比上升了近1/2，其中收入的50%來自于中國,超過了日本。據說，胡往往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相對其“老師傅”來說，胡祖六高明之處在于“輕聲說重話”――你幾乎意識不到他是高盛資本的代言人，更像是中國經濟全球化的推動者。

    常言道：言多必失，事多必誤。對于常在河邊走的胡祖六來講，終究會有哪有不濕腳或失蹄的時候。信不信，等著瞧！到時候，可千萬不要再去大驚小怪，否則誰都要說你“不可愛”了。(阿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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