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麒元：政府的死亡底線

政府的死亡底線
 盧麒元

 
    建議中國的管理層閱讀前俄羅斯代總理E﹒T﹒蓋達爾先生的著作《帝國的消亡》。建議領導人2009年的集體學習，邀請E﹒T﹒蓋達爾先生，并請他講解前蘇聯解體的歷史過程。談到反思改革開放，前蘇聯人是有發言權的。在那些充滿血與淚的歷史巨變中，有我們尚未參透的歷史教訓。
    E﹒T﹒蓋達爾先生用寬闊的歷史視野、嚴謹的邏輯分析、翔實的數據資料向我們展示了前蘇聯解體的歷史過程。作為曾經的社會主義盟友，中國不能不對蘇聯解體進行深刻反思。在《帝國的消亡》一書中，有太多似曾相識的情節。《帝國的消亡》實在可以作為當代國人的一面鏡子。
    非常遺憾，E﹒T﹒蓋達爾先生不是優秀的財政專家，更不是優秀的金融專家。他為我們提供了豐富的素材，卻沒有能力提供令人信服的結論。筆者借助E﹒T﹒蓋達爾先生提供的資料，用財政學的研究方法進行了重新梳理，試圖挖掘帝國消亡的深層原因。
    筆者驚訝的發現，前蘇聯問題并沒有多少新東西。問題的焦點依然在財政。而且再次驗證了筆者研究明史得出的結論：傷于財政，毀于金融（可參閱筆者文章《傷于財政毀于金融》）。
    筆者認為，財政收入，分為廣義財政收入和狹義財政收入。
    首先，廣義財政收入包括了稅法和預算法確定的名義財政收入，以及名義財政收入之外的，用于公共開支補償的一切收入。例如，政府官員的貪污腐敗收入、公共機構的預算外非稅收入、國有企業的不合理成本攤銷和利潤留成等等，都屬于廣義財政收入。當廣義財政收入遠遠大于名義財政收入時，意味著國家正在形成食利者階層，并逐漸開始失去效率。當廣義財政收入超過國民生產總值50%的時候，國民經濟已經進入危險期；當廣義財政收入超過國民生產總值75%的時候，國民經濟已經進入崩潰的邊緣。
    其次，狹義財政收入是指名義財政收入中直接用于國民福利開支的部分。狹義財政收入如果在國民生產總值中比例過低，意味著政府行政管理權限的喪失，政府將失去對于國民經濟的控制權。當狹義財政收入低于國民生產總值5%的時候，政府已經陷入管治危機；當狹義財政收入低于國民生產總值2.5%的時候，政府將面臨徹底崩潰。需要注意的是，任何形式的經濟危機都會直接導致狹義財政收入的減少，政府很容易觸碰到底線。政府為了挽救危局，通常會采取舉債或濫發貨幣來填補狹義財政收入的不足。這就必然引發金融危機。
    筆者將廣義財政收入占國民生產總值高于75%和狹義財政收入占國民生產總值低于2.5%這兩項指標稱為政府的死亡底線。
    前蘇聯正是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后期同時跨越了這兩條死亡底線。腐朽的精英階層經歷長期蛻化之后，成為不折不扣的食利者階層。他們的愚蠢、淺薄和瘋狂令人發指。他們對于財富的無止境占有，導致廣義財政收入和狹義財政收入最終失控。他們終于將國家競爭力消耗殆盡，他們終于將政府管治能力消耗殆盡。當可憐的狹義財政收入再也無法滿足民眾最低福利需求的時候，政府除了大規模舉債，就只能印刷盧布。財政危機最終轉化為金融危機。劇烈的通貨膨脹使經濟危機演繹為全面的社會危機。最終，導致一個強大的帝國，在一夜間消亡。
    戈爾巴喬夫是蘇聯精英階層送上蘇聯歷史舞臺的政治小丑。他當然不會與精英階層對抗。他當然也不會和西方對抗。他能夠帶給蘇聯國民的，就只剩下美麗的謊言。那些謊言經過美國新自由主義者精心包裝，成為了耀眼的改革新思維。任何政治承諾都必然需要付出經濟成本。戈爾巴喬夫將成本來源寄望于西方的經濟施舍。然而，輕易付出政治貞操的戈爾巴喬夫被廉價出賣了。一個偉大帝國的信用被他徹底糟蹋光了。出賣伊拉克，他僅僅獲得科威特2億美元貸款；出賣朝鮮，他僅僅獲得南韓5億美元貸款。而這些可憐而骯臟的貸款根本無法彌補狹義財政收入的巨大缺口。戈爾巴喬夫開始瘋狂地濫發盧布。通貨膨脹開始失去控制。盧布形同廢紙。國家資不抵債，政府入不敷出，諾大的帝國竟然即刻破產。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新思維留給他的將是永遠的恥辱。他的祖國，分崩離析；他的人民，饑寒交迫。前蘇聯地區的生活水平退回到十月革命前的悲慘境地。
    中國人需要警覺的是，二十年前蘇聯的教育、學術、傳媒狀況頗似今日之中國。美國經濟學家和金融專家與蘇聯學者、專家以及管理層合流，制造了一整套輝煌的“發展計劃”（其實是死亡規劃）。貌似“高人”的蘇聯“趙括們”，頗似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家和機構的學者、專家。他們對于財政金融的真實感悟近乎白癡。但是，他們了解西方的語言范式，他們熟悉領導人心理需求，他們利用了民眾求變的急迫心態，他們獲得了特殊利益集團的有力扶持，他們終于有機會規劃和決定一個大國的未來。遺憾的是，比趙括更可怕的是，他們坑殺的是一個空前強大的帝國。今天，中國的“才子們”搞出來的刺激經濟計劃，頗似二十年前蘇聯刺激經濟方案。他們的焦點，依舊是無限放大廣義財政收入；依舊是要徹底壓縮狹義財政收入。他們要用公共開支和鋼筋水泥耗盡政府最后的財力，他們要枯竭一切用于國民福利的來源，迫使政府繳械投降并實際破產。
    西方學術和輿論始終在曲解蘇聯解體的真實原因。他們總是繞開財政問題，刻意導入政治體制因素。筆者擁有一些經濟史知識，歷史告訴我們，無論你是奴隸主義、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只要你敢于跨越這條政府死亡底線，就必然消亡。這是鐵律。這與社會制度沒有必然聯系。如果，一定要討論社會制度的話，那就是用人治還是法治守住這條死亡底線。如果，既沒有有效的制度，又沒有優秀的政治家，那結果就非常值得憂慮了。
    在蘇聯解體的同時，另一個新的國家誕生了。那就是蘇聯的老對手德國。歷史開了一個大玩笑。在蘇聯開始分裂的時候，分裂的德國卻完成了統一。德國的再度崛起絕非偶然，它有著極其深厚的思想基礎。德國的成功源于佛萊堡學派的偉大社會實踐。路德維希•艾哈德等偉大的思想家們，用一種嶄新的社會主義實踐成全了他們的祖國（可參閱筆者文章《掠過佛萊堡》）。不僅如此，在德國統一之后，他們又制造了另一個帝國的雛形 ——歐盟。德國人的道路深深地吸引著一位年輕的蘇聯人。這個德國總理艾哈德的隔代粉絲后來成為了俄羅斯的總統。他的名字叫普京。
    中國經歷了三十年的改革開放，在取得卓越成就的同時，也積累了嚴重的問題。尤其在財政問題上，我們已經進入了危險期，并逐漸在逼近危險的死亡底線。中國廣義財政收入已經進入瘋狂增長的狀態，它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已經迅速突破警戒線。與此同時，中國狹義財政收入迅速被蠶食，中國狹義財政收入也在迅速接近警戒線，中國已經開始采取危險的金融手段處理財政問題了。真正的危機不是危機本身，而是對于危機的無知和無覺。我們這個民族缺少必要的自信，我們這個民族缺少獨立思考的精神，我們這個民族對于獨立的思考者缺少必要的尊重。在瓦缶雷鳴之中，危機被系統地遮蔽和淡化了。尤為嚴重的是，華麗的瓦缶竟然真的能使黃鐘毀棄。中國真正的思想家們被邊緣化了。小丑們堂而皇之地登上了歷史的舞臺。在冗長的邏輯和斑斕的廢話之中，又一個偉大的國家再次陷入滑稽的夢魘之中。
    2009年將是中國人艱辛而危險的歲月。內部和外部的矛盾集中并交織在一起了。我們將怎樣面對復雜的局面？歷史當然不會簡單重復。但是，歷史常常驚人的相似。
    希望國人重視E﹒T﹒蓋達爾先生和他的《帝國的消亡》。希望中國將來沒有機會產生中國版E﹒T﹒蓋達爾以及中國版的《帝國的消亡》。甚至未來中國也不需要普京這樣的領導者。我們不能再走俄國人的路！
    我們需要中國的“佛萊堡學派”，以及像路德維希•艾哈德那樣的思考者和實踐者。我們永遠追求國家的統一，而不是分裂。我們永遠追求自由，但是絕對不會放棄主體性。我們需要市場，但是絕對不會放棄社會主義分配原則。要知道，號稱資本主義的德國，數十年堅定不移地在堅持社會主義的分配原則。德國人的“社會市場經濟”可以成為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鏡鑒。當然，中國人也不會走德國人的路。但是，至少，我們可以像德國人那樣獨立思考；至少，我們可以尊敬我國獨立的思考者；至少，我們應該允許獨立的思考來測試主流邏輯的正確性。
    筆者十分認同胡錦濤總書記“不動搖、不懈怠、不折騰”三項重要原則。其中，不折騰本質上就是財政原則。通過財政制度與政策的變革，治理窮與不公，天下必無人折騰。中國只要能夠持續降低廣義財政收入在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中國只要能夠持續提高狹義財政收入在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中國政府只要遠離死亡的底線，就能從容應對來自內部和外部的任何危機。
    筆者認為，中國無需懼怕來自內部和來自外部的任何危機。最嚴重的危機早已經被毛澤東解決了。中國人現實的危機是來自于靈魂深處的。你愛這個國家嗎？你愛這里的人民嗎？如果你的愛是真的，你為什麼會允許你的政府去沖擊死亡底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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