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二家毒奶廠商一齊陷入“囚徒困境”
所有這些廠家的相關責任人員肯定要負刑事責任，這是毫無疑問的。但是，題目不是說那個意思。
個把兩個公司出現丑聞，也就算了，如此多的知名廠家一齊上，實在是匪夷所思。是暗中的聯合行動嗎？不會，畢竟直接關系到消費者的健康和生命，CEO們有幾個腦袋夠砍的？標題中的“一齊” 是指這么多的廠家在不約而同地做同一件事，即往嬰兒奶粉里添加有毒物質三聚氰胺。我沒有證據證明它們是聯合行動，是陰謀論，但可以肯定的一點，是市場經濟那只“看不見的手”發出一齊行動的暗號，催生出了這些漠視嬰幼兒健康和生命的犯罪行為。接著又一個讓人匪夷所思，就是在一夜之間，這些壁壘森嚴的曾經的寵兒們全被端了出來、成了萬眾痛罵的對象。一方面這顯示了國家的進步，另一方面呢，是否暗示了其中的什么規律或玄機？
“囚徒的困境”。
這是博弈論上的一個悖論，非常耐人尋味。它描述了個體理性與群體理性的沖突：在市場經濟下，一個行業中的各競爭對手構成了一個多方決策的集合體；在這個集合體中，每個行為個體都遵循著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原則在決策和行動；如果所有的個體都不約而同地（獨立地）去做一件事，一件通過損人來利己的事情，他們是否能如愿？“囚徒困境”指出，這是不可能的。在一個利益共同體中，如果人人都想通過損人來賺錢，則最后必然誰都賺不到錢，不僅賺不到，還可能把老本搭進去，這就是悖論所說的規律、或玄機。
“囚徒困境”說的是兩個囚犯的故事。
兩個囚徒一起做下了壞事，被警察逮著了，分別關起來進行隔離審訊。警察并沒有什么確鑿的證據。這種狀況下，囚犯只能有兩種選擇：要么供出他的同伙，要么采取不合作的態度保持沉默。兩個囚犯都知道，倘若兩人都保持沉默的話，結果就是無罪開釋，因為警方無法定罪。警方也明白這一點。為了獲得口供，警方會給囚犯一個利誘：只要告發同伙，不僅可以無罪開釋、還能得到一筆獎金。而警方對于被告發者，將課以最重的刑罰并課以罰款作為支付給告發者的獎金。警察的這個策略，最后的結局可能是兩囚互相告發對方，到這一步，這案子也就水落石出了。
兩個囚犯（A和B）該怎么辦？是選擇告發、還是選擇沉默？邏輯上講，他們最好的選擇是誰都保持沉默從而獲得對他們來說最好的結果：自由。但他們處于隔離著狀態無法相互串通，便不得不去猜測對方可能的選擇。
A犯意識到B犯不是傻子，為了保全自己，他很可能向警方提供對自己不利的證言，然后帶著一筆獎金揚長而去，撇下自己一個人坐牢。A犯又想，B犯會不會也用同樣的邏輯來設想自己呢？這樣的話，B犯就更沒有理由保持沉默了。A犯于是認為，他唯一的理性（對自己有利而不管對對方如何）的選擇，就是向警方告發B：與其大家一起坐牢，不如僥幸地期待B犯會選擇保持沉默，那樣的話，帶著一筆獎金揚長而去的就是自己了。B犯呢，他和A犯想的邏輯完全相同，也做出了決定要向警察告發A。這樣，兩人在經過仔細琢磨之后，不約而同作出的選擇都是告發對方。結果不用說了，他們獲得了最糟糕的報應：一起坐牢。
“聰明反被聰明誤”。
“囚徒困境”所深刻揭示的，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個人理性與集合理性的沖突以及后果的問題；一個行為個體在做決策的時候，會考慮競爭對手可能的思路，他會領悟：“我如果不做壞事，不能保證別人不做，別人也做，對我肯定沒好處”、于是乎大家不約而同地一齊做壞事并一起倒塌，是這樣的問題。這是諾貝爾經濟學獎的三位獲獎者面對市場經濟下暴露出如此多的、光怪陸離的、甚至是駭人聽聞的違法行為和商業丑聞，從博弈論角度所提供的解釋。
這次，這么多的奶制品廠家竟然不約而同地往嬰兒奶粉中添加三聚氰胺，雖暴利于一時，但終究逃脫不了“囚徒困境”揭示的規律 —— 聰明反被聰明誤。其結果，必然是這些廠家就如同囚徒困境中的A和B那樣，遭到最糟糕的報應：相關人員一起坐牢，并且，多年資本積累頃刻間將化為烏有！
經濟問題是這樣，在其它領域，許多的現象也能用“囚徒困境”來加以解釋。例如人口問題。人們一般相信多子多福對家庭個體來說是有好處的，但如果家家如此的話，必定帶來人口的爆炸，最終從社會整體來看，肯定會給每個家庭帶來不利的影響。此外，還有軍備競賽、資源的競爭和濫用等好多的例子。
因此，就經濟學而論，囚徒困境對市場經濟所謂個人利益最大化的說教提出了尖銳的挑戰。而三鹿毒奶粉事件及其連帶事件，為這個悖論提供了有力的、也是最鮮活的例證。
我們從中吸取什么呢？
首先，打開潘多拉魔盒的，無疑是市場經濟的那只追逐私利的“看不見的手”。在經濟學家的筆下，對這只“看不見的手”有著觸目驚心的描述：市場經濟，就是產生形形色色的違法行為和商業丑聞的溫床，而這些違法行為和丑聞，就是“從市場經濟制度這個毒瘤中滋生出來的一個個癌細胞”（竹內靖雄著：《市場的經濟思想》，創文社，1991，pp. 62－71）。
三鹿事件后，有人痛罵這是“行業的膿包”。豈止是膿包，這其實就是“癌細胞”。 竹內教授“癌細胞”的提法，用來表現市場經濟中的企業不法行為和經濟丑聞，可謂一語中的。在缺少健康和成熟的社會環境中，對癌細胞的擴散并沒有絕招，屢禁不止，且花樣繁多和逐年增多著。（奧村宏《為何公司的丑聞事件會反復不斷：檢證 戰后公司史》，NTT出版社，2004，p.265）馬克思早就指出，市場經濟是以“資本積累”為前提進行的擴大再生產，而“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
今天，人們看到了太多的“癌細胞”在擴散、在“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 人們對過去盲目贊許的東西開始產生懷疑。主流社會長期以來對人的私欲和市場經濟的優越性進行了不切實際的和盲目的歌頌，對其巨大的危害性及為此付出的巨大成本裝作沒看見，是否應該反省？是否應該在今后的宣傳中多一些客觀與節制呢？
不這樣，只能誤國害民。
其次，應該看到，國際上使用“囚徒困境”的理論來解釋公司的行為、來分析公司以贏利目的進行違法活動的成因并進行數理解析，正成為主流，研究也在深入。而在我國，卻看不到有深度的研究成果，至于政府官員似乎就更鮮關注了。
根據博弈論，22家奶制品廠商無疑只有一個目的，那就是在行業內部搶占市場份額，像三鹿就是采用低價傾銷的方式來擴大地盤。不排除在其它行業，類似的無序和無法的競爭也無時無刻不在發生著，也不排除各種水面下的聯合行動的存在性，只是尚未得到揭露而已。這些行為的背后，暴露出了企業家們的冒險心理，即認為中國正在建設和諧社會，不會動用多厲害的殺手锏（社會懲治成本）去懲治商業不法行為。事實上，人們也看到了很多事，并表示了強烈的不滿，包括對于貪污數個億的罪犯竟然不處以極刑！這必然會助長企業家們鋌而走險的勇氣。
由此來看，黨、政府和法律界對于企業不法行為和商業丑聞的危害性的認識，是否應該提高？防止再發，是否應該提高社會懲治成本？低了是不管用的，過高則可能給民族經濟帶來副作用。究竟應如何設定，應該有怎樣的應對機制并使之制度化和法制化，都需要認真地加以研究，拿出切實的成果來讓全國人民都看得到。
但不論如何預防，在市場經濟環境下，西方經濟學定義的所謂“冒險愛好者”就不會消失，由此帶來的企業不法行為和經濟丑聞就不可能根除，對此真的很無奈。
最后，黨和政府的作用。已經是市場經濟了，只好死馬當作活馬醫。前面說過，市場經濟是一個毒瘤，但毒瘤也有良性和惡性之分。為了建立健康些的市場經濟體制，必須盡快想出好辦法來，包括應對經濟丑聞，也包括相關機制的制度化和法制化建設，所有相關課題的研究、政策的修改與制定，黨和政府應盡快承擔起來，成立專業的研究隊伍提出方案。昨天聽一餐飲師傅都能說出問題的癥結：在中國，法是一回事、漏洞是一回事，而執法又是另一回事；群眾只有冷眼旁觀的份，不可能解決任何問題，白費成本而已。話說得很尖銳。執政黨和政府并非只是提供公共服務了事，需要抓住社會環境和思潮的重大變化、及時把病態的社會引導到健康高尚的、可持續發展的方向來，在一些重大問題上正本清源。“凡是論”和“不爭論”已經沒有了任何的感召力和說服力。
鈴蘭臺
2008/0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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