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的“已知方向”和“精英”的賣國行動
田忠國
樊綱：作為經濟學家，談道德是“不務正業”
“2008年7月9日，由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主辦，中國民生銀行、北京世紀文景文化傳播有限公司協辦的“《中國改革30年》新書發布暨2008經濟問題點評會”在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隆重召開。”在本次點評會上， 樊鋼 先生以“中國的改革，是在向已知的方向轉變”為題，對中國的改革歷史過程進行了回顧，我們才知道，中國的改革并非是“摸著石頭過河”，而是方向明確的改革開放，而這個方向，簡單的說就是私有化。據 樊鋼 先生透露，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討論了大量為什么不能搞國有制，為什么國有企業的問題，為什么要民營化等等。90年代初又開始鼓吹發展民營經濟，產權規范化等等，在92年初期大家都談公有制改革的時候，覺得國有企業改革根本要走條路，當時改不動怎么辦？要創造條件，發展民營企業。后來事實也證明，中國民營經濟的發展為一系列改革創造了條件。通過 樊鋼 先生以上的話，我們可以明確的知道，精英明確的改革方向就是，通過私有化改革，挾迫政府朝著他們既定的方向改革，而精英們的既定方向，就是弗里德曼的政治經濟自由化。
有人可能以為，政治經濟自由化對中國有益無害，但是，如果深入了解一下政治經濟自由化的核心內容，其實不是別的，而是根據資本的多少分配社會成員的政治權利的權重的時候，人們將會發現，平民百姓在毫無資本可言的時候，你在政治經濟生活中是毫無民主權的，因為，資本擁有量是決定你權重的關鍵。至此，或許人們明白了一個道理：資本自由掠奪加剝奪平民百姓的基本政治經濟權利，就是“精英”們明確的改革方向。
或許，有人認為這個結論有點武斷，但回顧一下我們曾經剛剛經歷的現實，如，在美國的房利美和房地美兩家公司曝出，因危機面臨倒閉時，人們竟然發現，中國的外匯儲備竟然投到兩家公司近四千億美元，而中國人民銀行的一位副行長卻聲稱，中國的金融不存在安全問題。而 周其仁 先生的兩個重大論點，一是熱錢不是個金融陰謀，二是醫療改革人人享受醫療保險的目標是根本不可能實現的。加上 茅于軾 先生的富人富了窮人才能富論，我們可以清晰的看到,“精英”們不僅目標明確，而且還步驟精細，相互配合，但目的只有一個，通過經濟自由化、私有化和對主權經濟的出賣，挾迫政府最終只能選擇資本自由掠奪的資本民主社會。
當然，如果僅僅是私有化，僅僅把國有資產，轉移到國內的人士的手里，不論這種轉移公平不公平，合理不合理，但畢竟，這份資產、資本還在國內，還掌握在自己同胞手里，雖然這樣可能危及到平民百姓的生存條件，但是，當中國的主權經濟不在屬于中國的時候，按照馬克思的“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理論邏輯，我們將會發現，中國的政治也將不由中國人民當家了，不僅不由中國人民當家，而且那些賣國的“精英”也當不了家，只會成為西方強國的狗腿子，那時，人們不得不面臨這樣一個事實，中國成了由中國人管理的別國的國家。
這樣說有人可能以為，我這是危言聳聽，因為，一個國家要成為別國的國家，就必然由別國占領國土空間，但是事實上，如果別國并不由本國人占領，而是由被占領國家賣國勢力占領，不是比自己占領代價更小、效果更好、收益更大么！
也可能有人認為，我這是庸人自憂，再怎么說“精英”也是中國人，怎么也不會無恥到哪種地步，但是，近四千億美元的國家資本，白白送給了美國人，在香港政協委員的質疑下，不僅沒有個正確答復，而且還聲稱中國金融是安全的，又如何解釋呢？當然，“精英”們可能會說，美國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不僅是四千億美國，就是把整個國家交給美國，中國將會更加安全。因為，中國成為美國的資產后，不論是歐盟還是俄羅斯，連偷看一眼中國的膽量都不敢有，更不用說印度、日本了。也就是說，把中國無代價出讓給美國，中國就被送到保險柜里了。
由此可知，中國要想走出“精英”為中國設下的圈套，就必須率先打掉國內的賣國勢力，因為，不打掉國內的賣國勢力，就無法有效扼阻腐敗，也無法有效扼阻出賣主權經濟的大潮。
無法扼阻出賣主權經濟的大潮和腐敗大潮，就沒有中國人民的出路！
2008年7月21日 星期一
附文：
中國的改革，是在向已知的方向轉變
北京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 樊綱
July 10, 2008
2008年7月9日 ，由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主辦，中國民生銀行、北京世紀文景文化傳播有限公司協辦的“《中國改革30年》新書發布暨2008經濟問題點評會”在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隆重召開。以下為樊綱先生的演講。
主持人：接下來請樊綱先生有感而發了。
從整個全過程來講，人們知道要轉成一個什么東西，向一個已知的東西轉軌，這叫轉軌。向一個未知的東西過渡那叫制度的轉變、進化等等，這個不叫轉軌。這是轉軌經濟學的特點。
樊綱：謝謝，剛才張教授說79年的時候研究358，87年是三年、五年、八年，現在弄不好30年、50年、80年，也是358，中國如果能夠有80年的時間，經濟能夠不斷發展，體制不斷成熟，不斷發展，能夠有80年達到相對完整的健康運行的市場體制，以法治為基礎的市場體制，成為世界的強國，人均收入能夠成為發達國家的水平，也是不錯的前景，別看這80年，這也是別人走過200年走過的路，我們即使有80年，也是值得慶幸的一件事情，何況我們是落后國家，是發展中國家。
今天我想回顧一下這30年我都做了什么？都研究了哪些問題，這些問題跟我們現實的關系。從78年到88年，這十年我在上學，88年以后，開始工作，開始寫文章，開始研究，一開始的注意力是所有制問題，是產權關系問題，是國有企業應該民營化的問題，張教授提到公有制公關理論大綱，為什么把“公有制”這個詞放上去，當時把宏觀經濟的問題都歸結為計劃經濟，而我們那本書是把宏觀經濟問題歸結為公有制，是因為你搞了這個制度，必然會產生后面的一系列經濟現象。
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討論了大量為什么不能搞國有制，為什么國有企業的問題，為什么要民營化等等。90年代初又開始鼓吹發展民營經濟，產權規范化等等，在92年初期大家都談公有制改革的時候，覺得國有企業改革根本要走條路，當時改不動怎么辦？要創造條件，發展民營企業。后來事實也證明，中國民營經濟的發展為一系列改革創造了條件。后來也討論政府改革等等，但是沒有把產權改革、國有企業改革做下去，有人問我為什么沒有繼續再做更多的東西，后來發表一些東西都是以前發表的東西。這里沒有什么新東西，講講也講膩了，覺得國有企業必須改，民營化、私有化這些東西是理論上成熟的，被所有人論證過的東西，覺得談著沒意思了。
我們當時在想，中國的改革能對經濟理論有哪些貢獻？真正做點新的貢獻，不是老在那里談老問題，當然了老問題也需要談，因為老問題很多人不知道，經濟學家的任務是把已有的思想傳播開來，讓更多的人知道，讓決策者都能夠知道，也確實需要談。但是我們確實需要思考，中國經濟學者能對經濟學的發展做出哪些新的貢獻。在轉軌經濟學，在制度經濟學領域，我們身處其中，可能對改革，對經濟學理論將來有所貢獻，從92年開始發表第一篇有關改革的問題，當時叫論改革過程，討論改革當中的利益沖突，用政治經濟學的方法來分析改革當中的利益沖突，舊制度下既得利益集團的阻力等等一些開始，后來學術性的文章從那個時候多數在轉軌經濟學領域。
最近向大家報道，改革30年了，得寫一篇文章，還是在這個領域里做一些思考，比如說可以在制度經濟學和經濟學基本理論的發展問題上，可能能做出點貢獻的，比如說跟胡永泰一起發表的文章叫循序漸進和平行推薦的問題，還有在北大期刊上發表的過渡性雜種的東西，分析鄉鎮企業過渡進程的問題，想分析的問題是各個制度各個環節各個構件之間的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約的關系，研究一個制度下，推進改革，如何使制度的各個構件之間保持一定的平衡和保持互相依存的關系。這里大有文章可做，不僅是改革制度的思考和研究制度之間的相互關系的思考，具體到改革的問題上，你是不是出現瓶頸，在某一個階段，改革的重大瓶頸在什么地方，如何來消除這個瓶頸，可以使整個體系的制度，體系的效率得到改進，而且使整個改革得到推進，相反你一個瓶頸不動的話，會使各個領域的改革很難推動下去。
你要防止出現冒進的情況，其他領域改革都需要時間，這個時候某個領域改革出現過超前，也會出現混亂，會出現問題。比如最近越南也在鬧事了，一些發展中國家亞洲金融危機的時候一個重要結論就是當其他制度都沒有改的時候，冒進搞了資本市場的開放，結果導致大量金融混亂，你的體系承受不了這樣的風險。類似這樣的問題來反思中國的問題，大模型上推出一個結論，現在中國的瓶頸就是政府體制改革，讓我說現在的瓶頸確實是政府體制改革，計劃經濟的殘余，張教授說的權力的問題，這些不改，我們其他很多領域改不動。既是一個理論問題，又是一個實踐問題。
在寫這個東西的時候，我們每次在反思這些問題的時候，都有新的體會，在這個時候比較明朗起來的問題，究竟什么叫轉軌，究竟有沒有轉軌經濟學，有沒有特殊的問題叫轉軌，制度經濟學從來是研究制度變遷的，從中世紀的制度到現在市場經濟的制度，諾思都做了大量實證研究，歷史數據的研究，有沒有東西跟制度變遷不一樣，叫制度轉軌。仔細分析我們和中歐和蘇聯和東歐的情況，把它一般化，我們仔細想一想。轉軌在現實當中特指20世紀末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的過程，從理論上講它的特點在于人類第一次從一個已經存在的制度向另一個已知的已經存在的制度轉變，歷史上的制度變遷都不知道前面是什么，根據條件的變化捕捉新的機會，一點點往前走，這次的轉軌都知道，知道朝什么方向轉軌。當時東歐蘇聯講得非常清楚，就是要回到歐洲去，實行西方的市場經濟制度。我們這個問題一直爭論，一直覺得這個問題受意識形態的制約，從來不知道要往哪兒走，改革初期討論最激烈的是目標模式，討論半天都是反復修改，反正不是向市場經濟，一開始都是加點商品經濟要素諸如此類。
如果把改革整個改革串起來看，其實中國一樣，也是在向已知的東西轉變，這一開始比較模糊的已知的東西，后來是逐步逐步清晰的已知的東西。你就想想到后面每走一步，我們的學者，我們的決策者，一個基本的決策方式就是把各國的模式拿來看看，把其他市場經濟國家人家的法律，人家的規則拿來先看看，轉軌另一特征在舊制度既得利益關系約束下朝前改，后面一大堆利益約束著，走不太多，就變通一個說法，打一個折扣往前走，再往下走又把別人的東西拿來看看，再往下走。從整個全過程來講，人們知道要轉成一個什么東西，向一個已知的東西轉軌，這叫轉軌。向一個未知的東西過渡那叫制度的轉變、進化等等，這個不叫轉軌。這是轉軌經濟學的特點。
回過頭再想鄧小平那句話，摸著石頭過河，要過河是知道的，鄧小平大概知道要過一個東西，可能是一個模糊河的對岸，怎么過不知道，怎么過恰恰是轉軌經濟學需要研究的，我們不去論證為什么以前那個不好，為什么這個好，這說實話叫制度經濟學比較經濟學研究，轉軌經濟學是知道有一個彼岸，知道要走過去，研究這個過程當中的一些事情，這叫轉軌經濟學。
這30年都在研究這些事情，實踐當中都在逐步實踐這個轉軌，如果我們理論更清楚一點，理論把這些問題說得更清楚一點，不僅對現在的改革在概念上有所指導，我相信這些因素的發展，包括剛才說各個制度相互關系的發展，要建立一個心制度所經歷的復雜過程，所面對的利益沖突，這些東西也許會對現代經濟理論，再把制度要素帶進現代經濟理論分析的時候，可能會添加點新的東西，這不見得是我們能夠完成的，希望我們更多青年經濟學者能夠在這方面做更多的思考。在這里，我也是給大家傳遞這么一個想法，轉軌經濟學的研究仍然是有希望能夠做出點新問題。謝謝大家！（稿件未經作者本人審閱）
不能用“陰謀論”來看待國際熱錢
周其仁
July 10, 2008
2008年7月9日 ，由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主辦，中國民生銀行、北京世紀文景文化傳播有限公司協辦的“《中國改革30年》新書發布暨2008經濟問題點評會”在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隆重召開。www.ChinaEconomist.org 參與了報道。以下為周其仁教授答記者問。
人家來炒你，因為你里面有失衡給人家提供機會，這個事情，你可以閉起眼睛說陰謀，全世界都是陰謀，你把本事練強一點，就不怕陰謀，你沒本事，他好意也是陰謀，因為你受不了。
香港財經文摘記者：還有一個問題想請教一下周其仁教授。現在熱錢在國際上由于越南金融危機爆發，熱錢又引發了大家的注意，據相關數字顯示，是中國從2008年1月份到5月份，平均每月涌入中國熱錢的數量達到30億左右，但是現在在中國，中國股市被套牢，中國樓市又現在在降價，涌入中國大批的熱線現在到底錢漂在哪，不知道周其仁教授能不能解釋一下這個問題。
周其仁：熱錢是蠻細致的事，到底怎么定義，怎么計算，怎么估量，這是有困難的，因為現在大家都關心這個事，擔心量很大的錢進來，到時候要跑，如果大量流出，又會變成發展中國家的災難，大家關注這個問題，我相信是我們在開放條件下學習各種經驗教訓，防止中國出此類問題，但是要有一個比較科學的基礎，到底熱錢怎么定義，最高估計是17000億美元，差不多是外匯儲備的量，這個要專業分工，不同的機構要獨立估計，來開放、辯論討論，不能一下子變成大家就認為這就是事實了。
熱錢的困難是同一個行為，外國的錢進來，到底是短期炒一把就走還是一直就留下來，這在錢本身上看不出來，我的看法是像熱錢這個問題，我們把重點不是完全不要放在那個方向，重點不要放在那個方向，不要防熱錢，既不要讓它進來，也不要讓它出去。所有的活動都有其他派生的代價，因為你對要素的流動，錢流動不光是錢，有信息在流動，對資源配置有其他代價，我們不能看一個事情，因為經濟或者好多事情的利弊是互相連在一起的，還有執行成本的問題。
今天中國這么大的GDP，70%的進出口，無數涉外貿易公司，對所有的帳戶進行嚴格的監管，本身監管層要考慮，更重要的重點放在什么地方，把我們自己的宏觀環境搞得比較對，因為所有人家來炒你，因為你里面有失衡給人家提供機會，這個事情，你可以閉起眼睛說陰謀，全世界都是陰謀，你把本事練強一點，就不怕陰謀，你沒本事，他好意也是陰謀，因為你受不了。
所以發展中國家，在座很多學經濟，學金融，還是要把本事，第一，知識層面不能欠缺，第二，制度層面慢慢建起來，社會的輿論，公眾的心理慢慢適應，發展中起來沒有一條平路可走，中間一定有波，有浪，這個東西與其說人家太壞，不如把自己的本事練強，把自己的體制和宏觀環境搞得健康一點，這是我們可為的地方。坐下來想想他變好人是很難的，他沒陰謀，他什么時候沒陰謀，他沒陰謀可能是更大的陰謀。（本稿未經作者審閱，正式修訂版請關注個人網站 www.zhouqiren.com 將隨時更新）
５位經濟學家齊聚北大論改革
2008年07月17日 中國經濟時報
■本報記者 張鮮堂
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中國改革開放的各個時節，經濟學家的身影一直是最活躍的。在改革剛剛進入３０周年的本年初，一批被稱為大佬級的經濟學家就在北大光華新年論壇上對改革完成了一次初級洗禮。６個月后，成思危、厲以寧、吳敬璉、茅于軾、樊綱、林毅夫、周其仁、陳志武、錢穎一、張維迎１０位經濟學家的代表性觀點被北大光華管理學院院長張維迎匯編成了一本帶有思辨性的書。
２００８年７月９日，由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主辦的《中國改革３０年——１０位經濟學家的思考》新書發布暨２００８經濟問題點評會在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召開。茅于軾、樊綱、周其仁、陳志武、張維迎五位作者被邀在本次會議上就３０年的改革以及目前面臨的敏感問題進行了一次有價值的梳理和澄清。
茅于軾：改革開放就是個學西方的過程
半路出家進入經濟學領域的茅于軾先生在他的學術晚期早就不滿足于用經濟學的視角看問題了。談起改革，他說應該從一個更長遠的歷史階段來看這３０年。一個恰當的坐標是１８４０年鴉片戰爭，它標志著中國認識到落后，開始向外國學習，追求現代化。但要學哪一個國家？在清末明初的時候，中國的主要學習榜樣是日本。后來胡適之提倡向歐美學習，可是這段時間并不長。等到解放之后就學了蘇聯。可蘇聯垮臺了，我們學習誰？改革開放以后，慢慢地大家認為需要向西方學習。
回顧這一段歷史，我們會認識到向西方學習不是個很順利的過程，到今天也不能說完全解決問題。現在有很多人認為我們的改革積累的所有毛病都是向西方學來的，這個話也許有它的道理，但是我們把向西方學習的所得和所失進行比較，茅于軾認為所得大大超過了所失。我們的技術毫無疑問全都是學習西方的，在經濟上、在制度上，我們有不少也學的是西方。學習西方也有很多的毛病，但西方克服了的毛病我們沒有克服，我們比人家犯得更多，所以我們今天需要解決的是怎么在主流的思想方面發揚我們中國自己的優秀文化。
樊綱：計劃經濟殘余仍是改革的瓶頸
以研究宏觀經濟學、制度經濟學見長的樊綱，其創下的“中國市場化評估指數”在國內外反響很大。他一直在尋找各個制度構建之間的平衡點。他認為，具體到改革的問題上，就是在某一個階段，改革的重大“瓶頸”在什么地方。如何消除這些瓶頸使得整個體系的效率得到改進，并且使整個改革得到推進。要防止出現冒進的情況，因為其他領域的改革需要一定的時間，這時候某個領域如果改得過于超前的話，也會出現混亂。一些發展中國家在亞洲金融危機的時候，一個重大的失誤就是當其他制度都沒有改，冒進地搞了資本市場的開放，結果導致了金融混亂。依此反思中國的問題，現在的瓶頸就是政府體制改革。計劃經濟的這些殘余不改，其他領域里面的很多東西都改不動，這既是一個理論問題又是一個實踐問題。
談起轉軌問題，樊綱稱轉軌特指２０世紀末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過程，特點在于人類第一次從一個已經存在的制度向另一個已經知道的制度轉軌，知道我要朝什么方向轉軌。如果把改革的整個過程串起來看，其實中國也是在向一個已知的東西轉軌，也許一開始比較模糊，后來才逐步清晰。轉軌的另一個特征是在舊制度的既得利益關系約束下朝前改，后面一大堆利益約束著，于是就變通一個說法，打一個折扣。
回過頭來想鄧小平的那句話，“摸著石頭過河”，其實過河是知道的，怎么過不知道，這恰恰是轉軌經濟學要研究的。所以這３０年實際上我們都在研究這些事情，逐步實現這個轉軌。
周其仁：改革就是把能解決問題的辦法合法化
雖關注現實問題但一再聲稱只研究３年后才要解決的問題，周其仁注重的是“真實世界的經濟學”。什么叫改革？他的理解就是把“能解決問題的辦法合法化”。不是想出另外一套東西來指導中國人民往哪里走，中國人民是知道往哪里走的，問題是你不讓適合生產力發展的那種方式生存，因此你就阻礙了生產力。所以改革更多的還是改政府。如政策方向往哪里走？對基層做出來的對頭的事情是看得見還是看不見？看見以后是承認還是堅決打擊？這個就會決定一個國家的命運。包產到戶為什么３０年前開始得到承認，再以前就是不承認呢？這就是制度問題。一個制度要發生變化一定要使得原來維系那個體制的成本非常高，越來越轉不動，損失代價要被人感知到，感知到這種成本的這些人要有足夠的數量。當年所謂若干個１號文件，現在回過頭來看，１號文件根本不是教育農民的，農民早就知道包產到戶是行的，主要是教育那些國家干部的，說服他們這么做是對的。改革最難的就在這里。因為過去那條路會形成意識形態，形成一套思想上的計算方式，認為只有這么做才是對的，其他是不能碰的，所以這是３０年前中國發生變革的很重要的一個特點。
陳志武：把財富增值的權利還給百姓
美國耶魯大學金融經濟學終身教授陳志武，最感興趣的還是中國的社會轉型。他說，中國的經濟增長主要是投資驅動而不是消費驅動，出口驅動而不是內需驅動的，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講，其實這個道理很簡單。國有企業之所以要改革，主要是因為國有企業在效率上，尤其在資本的使用效率上和資源的使用效率上很低，能夠帶來的投資回報、創造的經濟機會很少。但是到今天，在中國工業投資所帶來的工業生產產能已經過剩的前提下，仍有近３／４的社會資源繼續掌握在國家手里，而只有１／４左右的資產型財富掌握在民間。與此同時，收入在民間和政府之間的配置越來越往政府的手里轉移。在中國的民間，消費預算里面基本上沒有太多的資產型財富增值的內容。由此第一產業、第二產業和服務業之間的配置關系，在需求結構上會非常偏重工業性產品。也就是說，當一個國家的資源和收入主要由政府來花費的時候，最后花費的對象只能是搞新的投資，尤其是大的工業項目和基礎設施方面的投資。雖然這些投資在過去３０年的貢獻很大，但是到今天在工業產能已經上升到這個高度的時候，再進一步由國家來掌握主要的消費決策和投資的權利，這樣的經濟對于工業化的投資需求肯定會更高，消費需求相對會更低。中國只能夠依靠出口市場來實現經濟增長。
要改變這種狀況，應該把財富增值還回到中國老百姓的消費預算里去，除了工資收入以外，也可以增加財富增值的內容。由此帶來的內需的增長可以從根本上讓中國的經濟在接下來這些年，更好地對付目前全球經濟出現衰退的苗頭。
張維迎： 不要動不動就限制市場
基礎能源不斷漲價，ＣＰＩ居高不下，眼下的中國又進入了一個價格調整的敏感期。作為中國最早提出并系統論證雙軌制價格改革思路的經濟學家，張維迎在本次點評會上談論最多的仍然是價格問題。他認為目前的狀況有點接近于１９８４年的那種狀態，當時他提出用雙軌制的方式來解決從計劃價格到市場價格的過渡。從整個的過程來看，這一步走了以后，通貨膨脹并沒有因為這個事情而出現劇烈增長。
張維迎說，盡管到目前價格改革大部分完成了，但要素市場還沒有真正完成。比如勞動力市場基本完成了，但是現在政府又開始走回頭路，對勞動力市場形成了好多的限制，如合同的限制，工資的限制，解雇的限制等等，這個實際上又走回頭路了，對未來的發展不太好。另外現在的石油和電力，這是兩個最重要的、而且是沒有放開的產業。這兩個領域還是應該逐步地實現市場化。市場化之后，通貨膨脹能不能控制住，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政府控制貨幣的力度。
現在有一種說法，認為出現通貨膨脹了，要求工資必須跟通貨膨脹一起漲，這個可能會導致工資和通貨膨脹的惡性循環。張維迎不贊成一些地方規定今年的工資要漲１２％以上。他說，如果ＧＤＰ沒有漲到１２％以上，好比只漲了５％，而工資要漲１２％以上，再加上其他社會福利增長的話，通貨膨脹也在７％以上，還叫什么控制通貨膨脹？西方上世紀７０年代的一個重要經驗是，要控制通貨膨脹，必須控制工資的增長，如果不能控制工資的增長，就甭想再去控制通貨膨脹。
任何東西，只要真正地放開它了，它的價格就不會那么一直漲。不要動不動把遇到的問題都歸結為市場導向，然后反過來又限制市場，這樣的結果只會使問題越來越嚴重。坦率地講，如果這一次國家再不調整成品油價格的話，那下一步的麻煩就更大了，早調比晚調好，采取更積極的步驟，可能是防范下一步經濟出現大的問題的一個重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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