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國金融資本大舉進入我國引發的沖擊與應對措施

外國金融資本大舉進入我國引發的沖擊與應對措施※

李炳炎[①]  王小剛[②]

（1.中共江蘇省委黨校 江蘇，南京 210004；2.江蘇科技大學 江蘇，鎮江 212003）

【內容提要】近年來，外資開始大量迅速進入我國金融業。由于我國金融市場毫不設防的過度開放、提速開放，為外國金融資本進入提供了可趁之機。外資銀行輕而易舉地控股我國商業銀行，必將釀成一系列嚴重后果。本文認為，在經濟全球化的時代，民族經濟的概念并不過時，所以必須對我國的銀行業進行保護。由于我國金融業自身存在諸多問題，在外資大規模進入的情況下，我國的銀行業和金融安全受到嚴重挑戰。因此，銀行業開放必須謹慎，并抓緊準備好相應對策。

關鍵詞：銀行業； 外資銀行；  沖擊；  改革；  對策

2005年，中國的國有商業銀行進行股改，紛紛吸引戰略投資者，赴海外上市。2006 年，我國遵守WTO協議中的《服務貿易總協議》的規定，對外開放國內金融市場，取消對外資金融機構經營人民幣業務的限制，保證國內外金融機構的平等競爭等。2007年，外資銀行大舉進入我國，搶灘市場。據了解，目前僅南京已有渣打、恒生、東亞、摩根士丹利、比利時聯合及瑞穗實業等6家外資銀行。其中前三家紛紛從原來的“藏在深閨”轉變為設立“臨街店鋪”，除了繼續開展對公業務外，也和內資銀行一同面向南京市民及在寧外籍人士全面開拓對私銀行業務，只是門檻和經營項目有所不同。2008年剛開頭，南京銀行業已是熱鬧非凡，先是東亞銀行南京分行搶占新街口黃金地段，接下來是郵儲銀行江蘇分行掛牌。筆者從江蘇省銀監局了解到，2007年是銀行業全面對外開放的第一年，全年共設立外資銀行分行3家，設立外資銀行支行4家。根據統計，到目前，南京的中外金融機構數量已突破20家。中國金融業的對外開放在迅速推進，這促進了國內金融業的競爭。但是，在我國金融業自身存在諸多問題、競爭力低下、金融監管能力薄弱的情況下，這種開放將會帶來巨大沖擊，我國的金融安全和經濟安全會受到嚴重挑戰。這樣的開放能否帶來好的結果，不免令人懷疑。我們應當怎樣開放金融？長期以來，理論界在以開放促改革的喧囂中回避這種討論，但這是我們不得不要加以研究和解決的重大問題。

一、         民族經濟的概念是否過時

現在有些學者認為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民族國家的界限消失了，因此保護民族企業、民族品牌已經是一個過時的概念了，不存在所謂保護的問題了。是否這種討論真的多余，仔細想一想，這種說法似是而非。

首先，民族國家的概念依然存在，我們都不是世界公民。雖然有一個聯合國，但聯合國只是為各國解決其爭端提供一個對話場所，其決議對各成員國并沒有很強的約束力。而且聯合國基本上也不允許干預一國的內政。所以聯合國還遠遠不是世界政府。作為各國公民，只向本國政府納稅，也只能在本國擁有公民權力。比如作為中國人，我們不能對美國的總統選舉投票。另一方面，不同國家的公民并不能自由遷徙。許多發達國家對移民都有嚴格的限制。所以發展中國家的人民顯然享受不到發達國家那些不可貿易的物品與服務。比如作為中國人，我們不可能享受到美國發達的基礎設施、美國政府提供的各種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優良的生態環境等等。不同的國家有著差異極大的生活水平，隨著經濟全球化的展開，這種差異還在擴大。所以，民族國家的概念在長期內還將存在。

既然如此，民族經濟也將長期存在，顯然這也是客觀存在的事實。比如說微軟、英特爾是哪個國家的品牌，不會有人認為它是中國的品牌，毫無疑問它們是美國的品牌，而且它們是美國高科技產業中代表企業的品牌。經常有人援引波音飛機六十多個國家聯合生產，中國也參與其尾翼制造的例子來說明民族經濟概念的過時，但是會有人認為波音是中國的品牌而不是美國的品牌嗎？確實，經濟全球化使得民族經濟的概念出現了一定的模糊性，但也還是明確定義的。我們認為，一個企業如果它的控股權、核心技術、品牌和技術標準都是由某一國籍的人所掌握，那它完全就是該國純粹的民族經濟。否則，就意味著民族經濟不同程度的削弱。[③]

國際經濟合作的發展，并未削弱國家之間的競爭，反而因國際經濟交往的增多而使競爭更加激烈、廣泛。表現在國際投資領域，即各經濟主體為爭奪自己的利益而抑制他人的利益，在既定的市場容量里，力爭擴大自己的市場占有率而抑制競爭對手的占有率，最終目的就是為了獲得經濟支配權。而各國民族工業能否興旺發達，與取得本國市場上的經濟支配權關系極大。但我國主流經濟學家及某些經濟部門的決策者，迷信“全球化時代民族產業過時論”的謬論，對于經營和推動民族產業、民族品牌的成長無動于衷，以至于在諸如“娃哈哈—達能事件”當中采取作壁上觀甚至為外資說項的態度，主管部門甚至荒唐地宣布“局部中立”。這一現實，表明了我國某些決策當事人在經濟上戰略思維能力的低下，及其受新自由主義毒害之深。對那種借全球化為名，斷送我國民族經濟主權的言行應當堅決加以駁斥和抵制。

二、         外資進入我國銀行業的歷史與現狀

1、              外資進入我國銀行業的歷史概述

到目前為止，中國銀行業對外開放已經走過了27個年頭，整個歷程大體上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1980～1993年。當時的考慮是，通過引進外資銀行，引進外匯資金并改善對外資企業的金融服務，創造更好的投資環境。開放地域逐步從經濟特區擴展到沿海城市和中心城市，經過13年的發展，到1993年底，外資銀行在中國13個城市設立了76家營業性機構，資產總額達到89億美元。

第二階段是1994—2001年。1994年頒布了銀行業對外開放方面的第一部法規——《外資金融機構管理條例》，規定了外資銀行在華經營的市場準入條件和監管標準，開放地域從沿海城市和中心城市擴展到全國范圍，外資銀行可以在中國所有城市設立機構。1996年開始又允許外資銀行在上海浦東經營人民幣業務，這些利好的政策都加速了外資銀行在中國的發展。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后，外資銀行在亞洲地區的發展趨于謹慎，在華機構布局和業務拓展也明顯放緩。

第三階段為2002年至今。這一階段，隨著中國WTO 談判的完成，外資銀行加快進入。由于大型國有銀行的財務狀況很糟糕，外國投資者對潛在盈利能力最強的地區更感興趣，其進入開始僅局限于股份制商業銀行和大城市的城市商業銀行。2004年之后，隨著大型國有銀行改革加速和政府開始允許提高外資比例，外國戰略投資者進入我國五家最大國有商業銀行中的四家。中國銀行業股改進入高峰期，國有銀行的股權出售一浪高過一浪。[④]

2、外資銀行在我國的發展現狀

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發布的數據顯示，截至2007年6月末，在華外資銀行總資產已達1330億美元。其中，在上海的外資銀行總資產782.19億美元，占在華外資銀行總資產的58.8%。外資銀行在中國設立的分支機構增長迅速。截至2007年6月底，在華外資銀行總分支機構達364家。與此同時，外資銀行的經營范圍越來越廣。如匯豐銀行在去年8月籌建成立“湖北隨州曾都匯豐村鎮銀行有限責任公司”，成為首家獲準進入中國農村地區的外資銀行。

到2006年底，有29家中資商業銀行引進境外機構投資者，截至2007年6月底已有33家外資金融機構擁有24家中資銀行股份。三家國有大型商業銀行都引進了戰略投資者：美國銀行進入中國建設銀行；蘇格蘭皇家銀行為首的投資團隊進入中國銀行；高盛領導的投資團隊進入中國工商銀行。外國投資者在這三家最大的國有商業銀行中的投資超過140 億美元。[⑤]

最近，中國銀監會發文取消了對外資控股中國銀行的比例限制。據《每日經濟新聞》2008年4月7日報道，3月27日，中國銀監會在其網站發布了《銀行控股股東監管辦法（征求意見稿）》。在這份意見稿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取消了對外資控股中資銀行的比例限制，境外金融機構或可取得境內中資銀行控制權。意見出臺后，在網上掀起軒然大波，超過7成的網民表示堅決反對，對外資控股中國銀行表示擔憂。中央民族大學教授、證券研究所主任張宏良在《瞭望》新聞周刊發文認為，“中國將成為有史以來國有銀行任憑外資控股的唯一國家，成為世界一體化過程中國民喪失經濟和金融控制權的第一個國家。該決定將成為中國現代化史上具有重大歷史分期意義的里程碑式文件，是中國將由此開始喪失經濟和金融主導權的歷史性標志。”他的理由是：現代銀行不僅壟斷了社會所有經濟資源，同時還壟斷了社會所有的信息資源，以及社會政治、軍事、安全、教育、文化等各個領域中所有單位和個人的全部資訊?？毓摄y行實際上就是控制了整個國家經濟。[⑥]去年12月在北京舉行的中美第三次戰略經濟對話，美國設定的目標，就是要求中國取消對外資在銀行、保險及證券公司持股的限制。根據中國銀監會關于持股比例達到25%即屬于控股的規定，我國全部銀行資產約50萬億人民幣，只需900多億美元便可被控股。而目前美國任何一家大銀行的自有資本都超過900億美元，都有能力躍躍欲試控股整個中國銀行資產。我們不能不設防。

三、         外資大舉進入我國銀行業引發的問題

1、              客戶、人才與中間業務的流失

隨著外資銀行在我國設立營業性分支機構的地域限制和客戶服務限制的逐步取消，并開放外資銀行對中資企業人民幣業務，今后在本外幣業務方面，中外資銀行都將展開激烈的競爭。在存款業務方面，中資銀行大量不良貸款的存在，會導致部分優質客戶對其失去信心，轉而將資金存入實力更雄厚的外資銀行，將會造成中資銀行的流動性風險和盈利能力的降低。在貸款業務方面，外資銀行為了避免高風險，會選擇一批資信優良、業績較好的優質企業發放貨款，尤其是對大型跨國公司業務市場份額的爭奪。

人才本土化是外資銀行經營本土化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為更快地熟悉市場、占領市場，外資銀行進入我國后不僅在國內招聘一般員工，而且還積極聘用國內高級金融管理專才。而外資銀行優厚的工資福利待遇、優越的工作環境會吸引中資銀行的一部分優秀骨干人才。這些人既了解國際金融市場又熟悉國內金融市場，更為重要的是他們往往在國內擁有充足的客戶資源。伴隨著人才外流又會造成一批優秀客戶隨之外流至外資銀行，直接影響國有商業銀行的競爭力，加大經營風險。最近幾年，中資銀行尤其是國有商業銀行的人才流失數量逐年上升，特別是在外資銀行大量涌入中國后這種情況愈發嚴重。人才是銀行進行各種創新的基礎，人才的流失又將惡化我國金融部門的相對競爭地位。

中間業務主要包括結算性中間業務、代辦性中間業務、擔保性中間業務、融資性中間業務、交易類中間業務、投資銀行類中間業務等，相對于表內業務而言，具有成本低、利潤高的特點，是商業銀行的重要業務類型。以英國花旗銀行為例，其存貸業務帶來的利潤僅占總利潤的20%，而中間業務卻為其帶來了80% 的利潤。對中資銀行來說，中間業務是其薄弱環節，在戰略上仍將其視為副業，投入不足；品種也相對較少。主要業務仍是傳統的結算、承兌、銀行卡等一般性服務。與此相反，多數進入中國市場的外資銀行非常重視中間業務，視其為主要的利潤增長點。目前外資銀行在其已開展的一些中間業務如國際結算方面等方面顯露出強勁的競爭力，其占有國際結算業務的市場份額已達到40%左右。以外資銀行較為集中的上海為例，目前上海市外資銀行的進出口結算業務量占上海市進出口總額的比重已經達到35%—40%。不僅如此，外資銀行還在大力開拓其具有優勢的投資財務咨詢與管理、證券發行與交易等業務，而中資銀行則顯得行動遲緩。[⑦]

2、中資銀行股份被賤賣，導致國家重大經濟利益損失

2005年中國銀行業股改進入高潮，國有銀行的股權出售一浪高過一浪。在四大國有商業銀行中，建設銀行約用15%左右的股權換來了40億美元左右的資金，中國銀行則將用10%的股權換來30億美元左右的資金，工行用10%左右的股權換來30億美元左右的資金。這種廉價出賣中國銀行業股權的行為在當時即受到廣泛質疑。耶魯大學教授陳志武認為，銀行的價值主要在于網絡、品牌和信用度。在中國，由于監管當局對銀行業的準入進行管制，銀行特許權本身也有很大的價值，而這些都遠未體現在股權溢價之上。德邦證券總裁余云輝則認為：“國內金融企業在境外像甩賣溫州鞋子一樣競相甩賣金融股權。”這些義正詞嚴的批評意見，在當時反而受到許多銀行界主管官員以及許多所謂主流經濟學家的駁斥，并被扣上了“反對改革開放”的大帽子。然而事實越來越證明他們批評的正確性。

世界銀行2007年5月30日發布的最新《中國經濟季報》指出，中國企業新股發行定價嚴重偏低則導致國家損失近百億元。世界銀行援引Dealogic（一個投資者信息服務機構）的資料稱，2007年頭兩個月，新股的“上市當日價格”平均比發行價格高70%。中信銀行上市首日的價格幾乎翻了一翻。我國企業新股發行定價嚴重偏低意味著國家利益的損失。如果2007年我國企業所有新股的發行價格和上市當日價格一樣的話，我國將增加95億元人民幣的收入。這比中央財政全年用于免除農村義務教育學雜費的總支出還多。配售到原始股的投資者是較低發行價的受益者，但大多數原始股都被機構投資者和其他大的投資者持有。此外，我國上市公司的管理層也會從中獲益。很多上市公司管理層的薪酬與股價的漲幅相關聯，因此他們可以從低價發行帶來的上漲潛力中大大獲益。例如，分別在香港和上海上市的中國銀行，對于高管有一個“股票增值權計劃”，高管可以獲得與股票上市后股價上漲金額等同的收入。

雖然次級貸風波對美國銀行業影響很大，但美國銀行在中國銀行中的投資獲利卻足以彌補這一損失。美國銀行（原美洲銀行）首席財務官普萊斯最近表示，2005年6月美國銀行投入30億美元成為我國建設銀行的戰略投資者，現在這些股權按市場價格計算已經上升到190億美元，從賬面價值來看，增加了160億美元；另外按照當初的協議，美國銀行還可以選擇將在建行持有的8.5%的股權上升為19.9%，這個選擇若兌現可折合約160億美元。兩者相加，美國銀行在建設銀行的潛在獲利共約為320億美元。這個數據與2年前的30億美元相比，已足足超過10倍，足以抵消其因美國次級貸造成的近40億美元損失。美國銀行投資我國建行回報率如此之高，顯然和當初建行資產“賤賣”有關。這就是2007年9月美國國會通過決議，要求中國政府取消對外資控股中國銀行的限制，洞開金融市場的目的。這就是要通過控股中國的銀行來彌補次貸危機的損失。

3、金融監管難度增大，危及金融安全

外資銀行的大量進入勢必會增加金融監管的難度。首先，金融市場開放程度不斷擴大導致國際金融市場的波動極易向國內市場傳導，使金融市場面臨的外部風險日益上升。其次，外資銀行進入后結合國內客戶需求開展金融創新，新的金融產品給金融體系的監管帶來新的風險。最后，外資銀行的增加，經營領域的擴大，國際市場供求變化和價格波動以及國際金融風波都直接影響到貨幣、資本市場的均衡，從而對中國貨幣政策的協調提出了更大的挑戰。

目前我國金融市場的監管體系和管理機制還很不完善，抵抗外來金融風險的能力還很弱。在這種情況下，在金融領域大躍進式地招商引資，容易造成中國經濟控制權的喪失，危及國家金融安全。倘若我國的金融業主權一旦掌控在外資之手，外資會利用金融資本滲透、控制國內產業資本，相互融合，形成壟斷一切的金融資本。屆時，國內企業的一舉一動都處在國際競爭對手的監控之下；而且外資機構還會將其全球金融市場上的金融風險通過關聯交易和衍生工具轉嫁到其控股的中國企業之中，從而轉移風險，收獲利潤，控制我國的經濟命脈，逼使我國成為其附庸。[⑧]

鄧小平同志曾經說過，“金融很重要，是現代經濟的核心。”[⑨]此話言簡意賅，因為金融控制一個社會的貨幣供給和流向，通過配置貨幣引導各種生產要素，可以重塑整個社會的經濟格局。在國際分工已十分發達的現代世界，許多需求都可以通過交換或貿易得以滿足，但惟有金融和國防是花錢也買不來的。正因為金融的重要，外國政府總是千方百計地對他國金融資本進入設置重要障礙。比如中國建設銀行在紐約和倫敦已設了十多年的代表處了，至今還不能升格為分行。

《貨幣戰爭》[⑩]一書的作者宋鴻兵先生認為：金融對外資開放，做個不恰當比喻，其風險甚至可能大于讓美國的所有航母編隊開到中國臨近海域。因為軍事攻擊最多摧毀建筑設施消滅人體，以中國的疆域之廣，常規戰爭幾乎不可能造成中國經濟的徹底損傷。而一旦我國整個國家的經濟秩序遭到外資金融戰爭的嚴重打擊，會迅即造成國內局勢動蕩，由“外患”引發全面“內亂”。過去300年的世界歷史，很大程度上就是國際銀行家通過建立私有的中央銀行來控制一個國家的貨幣發行，并逐漸控制了民選政府、司法體系、新聞媒體、教育文化、武裝力量的歷史。國際銀行家已經踹開了中國的大門，他們將重演歷史上的種種伎倆。中國人民即將看到的不再是船堅炮利與明火執仗的西方列強，而是西裝革履和溫文爾雅銀行家們。這次他們帶來的不再是“割地賠款”和“開放通商口岸”的條約書，他們的公文包塞滿的將是，“金融開放”和“世界政府與世界單一貨幣”的彩票。金融開放，事關中國未來的百年國運和億萬人民的財富安全，它決不同于到目前為止中國所有已開放的領域。

四、         我國銀行業所應采取的應對措施

面對外資進入潮流，我們必須積極參與進去，抓緊采取種種防范措施，維護金融安全。

1、謹慎開放金融市場

資本項目可自由兌換的限制，往往是國內金融體系抵御國際資本攻擊的最后一道防線。東南亞金融危機的一個重要教訓是，這些國家在條件尚不具備的情況下，過早地取消了對資本項目可自由兌換的管制。而我國之所以能安然渡過危機，保持人民幣不貶值，除了有良好的宏觀經濟基本面，還在于當時我們對資本項目沒有放開。“金融深化”理論的提出者麥金農對發展中國家的金融開放步驟作了研究。他認為：第一步是平衡中央政府的財政，穩定宏觀經濟；第二步，開放國內資本市場，放松利率管制，直到金融條件得到穩定；第三步是匯率的自由化，而經常項目的自由兌換應大大早于資本項目的自由兌換；最后的步驟才是允許國際資本的自由流動。所以，我們只有在國內銀行自由經營、利率由市場決定，通貨膨脹得到控制的條件下，有限制地開放金融市場才是有利的。否則，會導致徹底喪失我國的國家經濟主權。[11]

2、深入了解客戶需求，重點發展中間業務

我國銀行要堅持“一切為了客戶、為了客戶的一切”的原則，調整自身的經營管理理念、工作程序和業務流程，建立一套高效、優質、規范、安全和操作性強的、為客戶服務的機制和內控體系。外資銀行的主要客戶對象為三資企業，特別是外資企業，上海、深圳外資銀行的發展已經清楚地表明：優質大客戶將是中、外資銀行爭奪的焦點。外資銀行由于短期內在機構網點、資產規模及相關資源（如網絡資源、人力資源）等方面無法與國內銀行相抗衡，因此外資銀行必然會考慮將有限的資源用于對優質大客戶的爭奪，國內銀行對此應引起高度重視。

中間業務的開展必須要在戰略上重視，摒棄傳統的以存貸業務立足的陳舊觀念，要對存貨與中間業務給予同樣的重視。同時要全面深入地進行市場調查，了解客戶的需求，并從本國國情出發，循序漸進地開展。中國銀行業目前已經開發了260 多種中間業務產品，但是品種單一，僅限于結算、代理收費等勞動密集型產品，而基本上沒有開展技術含量高的投行、資信調查、資產評估等業務。今后應重點開展信息咨詢業務、個人理財、租賃等目前易開展的業務，并要重視市場營梢，加大公關和宣傳力度。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完善以及自身經驗的豐富，再結合自身眾多的經營網點以及豐富的客戶資源，開展衍生工具的交易。

3、加快行政體制改革，推進國有商業銀行改革

當前，應當按照十七大精神，應推進金融體制改革，發展各類金融市場，形成多種所有制和多種經營形式、結構合理、功能完善、高效安全的現代金融體系。提高銀行業、證券業、保險業競爭力。優化資本市場結構，多渠道提高直接融資比重。加強和改進金融監管，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國有商業銀行的改革必須堅持兩個基本原則，一是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二是保證國有銀行的控制力，使得國有銀行在銀行業中起主導作用。[12]

早在1986年，鄧小平就談到：“改革，應包括政治體制的改革，而且政治體制改革應作為改革的一個標志。我們要精兵簡政，真正把權力下放，擴大社會主義民主，把人民群眾和基層組織的積極性調動起來?，F在機構不是減少了，而是增加了。你這邊往下放權，他那邊往上收權，增加了許多公司，實際是官辦機構。機構多，人多，就找事情干，下邊搞不活。”[13]他還深刻指出：“我們所有的改革最終能不能成功，還是取決于政治體制的改革，因為事情要由人來做，你提倡放權，他那里收權，你有什么辦法？還有其他方面的問題。政治體制改革和經濟體制改革應該相互依賴相互配合。只搞經濟體制改革，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也搞不通，因為首先遇到人的障礙?！?A title="" style="mso-footnote-id: ftn15" name=_ftnref15>[14]

    我國上世紀90年代以來的國企改革，就背離了鄧小平同志的上述指導思想。國企改制過程中貪污腐敗嚴重，變成了少數權貴資本瓜分國有資產的盛宴，與此同時大批國有職工下崗。而經歷如此震蕩之后，企業經營機制并沒有改變。所以，我們國有銀行的改革要吸取前一階段國企改制的經驗教訓，必須首先進行行政體制改革，才能實現政企分開，才能保證改革整個過程能夠協調多方面的利益關系，公平有序地進行。只有在此基礎上，才能在國有銀行建立現代產權制度，轉換經營機制，煥發活力。否則，即使改革的初衷是好的，但實際執行過程中也難免被扭曲。

4、              加快銀行業對內開放步伐

在我國銀行業對外開放十分迅速的同時，對內開放卻十分遲緩，至今沒有獲得突破性進展。目前出現的四大銀行之外的銀行，雖有民營股份，但并非真正意義上的民營銀行?；蛘呤菄锌毓?，或者行長的任命還是官方行為。直到2004年才出現了具有較多民營色彩的浙商銀行，但就其經營機制來看，卻遠非純粹意義上的“民營銀行”。2005年央行主導在山西平遙開始小額信貸機構的試點，但這些機構卻因難以獲得金融機構“正式身份”而舉步維艱。

因此，在我國金融改革中，要正確處理好國有商業銀行與民營銀行的合作關系。[15]一是要正確認識國有商業銀行的主體地位和作用。國有商業銀行是金融體系的主體，是社會主義國家經濟增長､結構調整､社會穩定､人民富裕的基本條件和關鍵樞紐，更是國家宏觀調控､彌補市場失靈的重要保證。二是國有商業銀行要適應我國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必須提高經營管理水平，完善公司治理結構和運行效率的內控機制，優化配置金融資源，提高金融資產質量，建立中國特色的､與國際慣例接軌､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現代商業銀行制度。三是要堅持建立以國有商業銀行為主體，股份制商業銀行為依托､其余金融機構為補充的金融體系。在金融改革中，我們主張不能改變國有商業銀行的性質，但對其他金融機構允許民營化經營，做到穩步發展多種所有制的中小金融企業，形成理性競爭環境。

有人擔心，讓民間資本進入銀行業，會出現民營老板卷款而逃，或者大量給自己的企業辦貸款的金融風險，但這些問題并非民營銀行的特有弊端，國有銀行此種違規現象也存在類似問題。這些都需要通過規范金融運行和健全監管體系來解決。

應該說，銀行業的對內開放，已經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目前需要的是轉變觀念、盡快推動的決心。而外資銀行的全面進入，使得國內發展民營銀行的問題變得更加刻不容緩，啟動越晚，民營銀行就會在制度約束之外，面臨更多的市場環境約束，從而更難獲得改革成效。

5、加強金融監管，規范金融秩序

首先要完善立法，有法可依。雖然改革開放以來，金融領域的立法工作取得了長足的進展，但隨著實踐的發展，仍然有一些重要金融領域尚未納入法律規范。目前迫切需要出臺《信托法》、《期貨法》和《外匯法》等急需的專門法律，以便規范各種金融業務的運作，并與《中國人民銀行法》一起構筑金融監管的法規體系主干。其次，要強化金融執法。從維護金融安全的重要性出發，要賦予央行及證監會與其職責真正相稱的權力。培養和引進一批熟悉國際金融業務、通曉國際慣例，會外語、懂審計的高級金融監管人才。金融監管當局也要強化金融執法力度，嚴格執行市場準入、市場交易和市場退出相關法規，建設良好的金融運行秩序。最后，要建立風險預警和危機處理機制。比如建立一套金融風險預警指標體系，以便及時防范；建立存貸款保險制度，維護金融體系的穩定；設立專門的金融危機防范機構，在危機發生時及時處理問題；完善援助性措施，對遇到臨時清償困難的金融機構提供緊急援助等等。

6、建立健全社會信用體系

金融的實質就是一種信用關系，是連接儲蓄與投資之間的媒介，其中包含著兩個環節的信任：一是金融專家（銀行）對企業家能力和信譽的信任；二是存戶對銀行專業知識及職業道德的信任。前者判斷失當會造成壞帳或虧損，后者判斷失當可以引發銀行擠兌風潮。在現代社會，應當由第三方的監督來建立和維持這兩種信任關系。發達國家，主要是通過健全的社會信用體系來實現的，中國由于缺乏這樣的信用體系，這種第三方的監督主要是依靠政府來實現的，這里隱藏著巨大的風險?！〉谌鹑谖C模型就是道德風險的危機模型，它揭示了由于發展中國家存在著政府對銀行的顯性或隱性擔保，使得銀行背離審慎性原則，為追逐高額利潤而將貸款投向高風險項目，并超出一定限度。結果，要么銀行成功，獲得巨額收益；要么銀行失敗甚至破產，從而形成巨大的社會成本，但這種成本只能由政府（實際上是納稅人）來負擔?？唆敻衤J為，東南亞金融危機的根本原因就是道德風險。所以，要避免這樣的風險，就必須要建立健全社會信用體系。

五、我國金融過度開放的警示

中國改革開放已經30年了，取得了巨大成就，社會面貌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有些變化是喜人的，比如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普遍提高，國民經濟實力大為充實，人民社會政治生活的自由度增大，整個社會的民主法制觀念有所增強等。但是，有些變化是令人痛心的，比如貧富差距迅速擴大，生態環境破壞日益嚴重，貪污腐敗屢禁不止，等等。當然，改革開放，不可能沒有負面影響，但是出現如此之多的嚴重問題，不能不引起我們的反思。

開放是大勢所趨，綜觀中國歷史，閉關鎖國、夜郎自大所導致的落后是非常深刻的歷史教訓。更何況，只要我們現實地承認西方文明是比中國傳統文明更為先進的一種文明時，我們就更沒有必要阻擋這種趨勢。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在《歷史研究》中以文明的“挑戰—應戰”模式來解釋歷史，那么面對西方文明的挑戰，我們應該有怎樣的應對措施？顯然我們不能抗拒西方的影響，相反我們要積極地向西方學習，問題在于怎樣學習。我們總是幻想以開放促改革，以市場換技術，結果是賠了夫人又折兵。就像有人所說的，日本人學什么像什么，中國人學什么不像什么，只好說中國特色。看看今天，日本早已經是世界上最先進最發達的國家之一，而我們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

我國經濟過度依賴外資，反過來有可能被外國壟斷資本利用。《瞭望》新聞周刊第16期刊登張洪清的文章說，據報道，2007年夏季在美國爆發的次貸危機對全球經濟造成了影響，但近日德國公布的一系列經濟數據可謂驚喜不斷：德國的生產、消費、工業訂單、就業率等指標逆勢上揚，消費者信心指數再次意外上升。這與美國頻見經濟降溫跡象形成鮮明對比。次貸危機緣何沒有對德國經濟產生大的影響？其中一條重要的經驗是“德國的企業很少依賴外部資金”。近年來，我國房價暴漲，盡管有多種原因，但外資的“大舉入侵”，更給房價的暴漲火上澆油。據商務部的數據顯示，2月份實際利用外資猛增38%，而其中有一大部分作為熱錢流入到了房地產領域。進入2008年以來，一線城市和部分二線城市的房價出現回調，外資進入抄底的情況明顯。我們要“利用外資”，可千萬不能“被外資利用”，謹防外資擠垮我們的經濟，危及國家經濟安全。[16]

現在的問題，是已經出現了外資對我國進行金融侵略的種種跡象?，F在，已經到了警惕金融侵略，捍衛國家經濟主權的時候了。一是要警惕重蹈前蘇聯的覆轍。上世紀80年代，作為金融戰爭專家的萬塔直接受命于里根總統，從事旨在顛覆蘇聯盧布的秘密金融戰。結果導致蘇聯人民用70年積累的巨額財富27.5萬億美元，被悄悄地轉移到美國。正是金融戰爭搞垮了蘇聯經濟。二是要警惕中國的“美國鸚鵡”。21世紀美國對外政策的重點，是從軍事打擊為主，轉向以培養對方國家的學術政治精英為主，以此作為內部的策應者。中國已出現了“美國鸚鵡”的叫聲。三是要及時采取有力措施制止銀監會的錯誤決策。它正在為外資入侵我國銀行開路。四是要警惕一些金融巨頭和國際炒家可能借機轉嫁危機，大發橫財。其通常做法是以各種方式向某個國家或地區輸入大量資金，人為制造或做大經濟泡沫。在泡沫行將破裂的關鍵時刻迅速撤資，獲取豐厚的回報。等到該國或地區經濟危機爆發之后，再回過頭來大舉廉價收購那里的資產，再一次獲得巨額財富。

金融如同一國經濟的血液循環系統，其對外開放必須慎而又慎，要在監管能力相當強的情況下才能進行。如果國內市場還是畸形的，那金融對外開放只能是亂上添亂。我國銀行業當前面臨的主要問題是對內開放和改革，更重要的是行政體制改革。如果聽憑喪失主權的金融過度開放繼續發展下去，不久的將來，中國很有可能成為一個依附性的殖民地經濟。這是我們應當警惕的和堅決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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