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幣陰謀：全球化背后的帝國陰謀與金融潛規則

《貨幣陰謀：全球化背后的帝國陰謀與金融潛規則》

（美）希亞特 主編

王少國、楊永恒 譯

當代中國出版社 2009年1月第1版

相關鏈接：

《貨幣陰謀》：金錢與權力控制之網無所不在 

《帝國金錢游戲》：一群經濟殺手的自白

主編簡介

史蒂文·希亞特，曾為蘋果公司、網景（Netscape）、進步資產管理（Progressive Asset Management）和斯坦福研究院的編輯和作家。他（與邁克·戴維斯）是《壁爐之火——美國各地的激進政治》的主筆。他還是合作出版專業機構Editcetera的主席。

內容簡介

本書由15位撰稿者共同完成。他們不畏強權，以過人的膽識，無畏地揭露著一個又一個發人深省的社會現實，以親身經歷證明金錢和權力流動路線圖中的每個環節：努力說服貸款給第三世界國家；通過隱秘的離岸銀行賬戶再將黑錢流回第一世界；推銷債務主導的發展模式，控制一國的經濟政策；確保得到資源，進行軍事干預。不同章節揭露出這個路線圖中的不同側面。他們一起道出了現實生活中這一體系的掠奪行動是如何運作的，同時還揭示了世界上其他國家和人民為此所付出的代價。

目  錄

（標紅部分已經連載，第1章附在本文后，其余的請訪問

帝國金錢游戲：經濟殺手們的新自白與新披露）

引  言 來自經濟殺手們的新自白與新揭露

經濟殺手服務于一小撮社會掌權者，無論誰贏得正式選舉，這些人的影響都是無所不在的。他們的目標是更多的利潤和權力，即帝國的維持和擴張。在《一個經濟殺手的自白》中，約翰·珀金斯講述了自己服務于帝國、壓迫和剝削第三世界人民的經歷。這里珀金斯將他的經歷同本書中其他經濟殺手講述的自白和揭露結合了起來，進一步揭露全球化的黑暗一面。

第1章 全球帝國：控制之網

第三世界國家一年償付的債務利息在3750億美元以上，是它們所收到國外援助數目的20倍。這個體系被稱為“逆向馬歇爾計劃”，即南方貧窮國家補貼北方富裕國家，盡管南方國家中占世界一半的人口每天生活費不足2美元。這樣一個不公平的體系是如何維持的呢？史蒂文·希亞特講述了在金融、政治和軍事方面維持了上述體系的控制之網，解釋了為什么第三世界國家逃離這張網是如此困難。

第2章 兜售金錢及其附屬物：故設的債務陷阱

石油價格上漲造成了國際銀行的石油美元存款供過于求，并急需年輕銀行家們把這筆錢變成對發展中國家的新貸款，用于資助那些可疑的項目。薩姆·格溫代表美國銀行的利益走遍了全球，幫助誘捕第三世界的債務國。

第3章 黑金：離岸銀行的隱秘世界

每年至少有5000億美元的臟錢經由西方銀行從貧困國家流向離岸區的賬戶，這還不算那些國家以對外援助方式接收的資金。這些資金來源于逃稅、回扣、資金外逃以及洗錢和毒品交易。約翰·克瑞斯滕森是一位離岸區銀行的職員，他發現自己正在管理著這些秘密賬戶。他揭示了這些離岸銀行體系是如何盡最大可能榨取那些國家的錢財的，并解釋了為何這種黑暗的經濟體會對國際公司精英們變得至關重要。

第4章 BCCI的兩面派手法：既依賴美國，又依賴圣戰

國際信貸商業銀行（BCCI）對很多位高權重的客戶來說，是很重要的工具。這些客戶包括從美國中央情報局、麥德林壟斷集團到基地組織的奧薩馬·本·拉登以及炙手可熱的共和黨和民主黨人。當BCCI最后被關停時，損失或被竊走的資金達150億美元之巨——世界上最大的銀行欺詐。露西·科米薩揭露了為何銀行業官員在那么長的時間內對此顧左右而言他以及BCCI在華盛頓為時已久的同盟者是如何阻撓任何有意義的調查的。

第5章 廉價手機的人力成本

在過去的10年里，剛果的內戰奪走了400萬人的生命，這皆由民兵和軍閥爭奪該國的資源而起。這些暴行至少間接地得到了西方國家的公司的資助。它們僅將剛果看作廉價的鈳鉭鐵礦的來源地——此礦石對生產半導體必不可少——還有其他一些礦產的來源地。凱瑟琳·克恩探究了剛果人民所遭受的災難與西方國家公民以低價購買手機和筆記本電腦之間的直接聯系。

第6章 非洲新掠奪前線上的雇傭兵

預計到2015年，美國30%的石油將會來自非洲，跨國公司越來越訴諸于利用私人軍隊來保護它們在非洲的運轉。尼日爾三角洲的各個集團都在盡可能地爭奪從它們腳底下抽出來的石油份額。2006年，奈杰爾·沃森-克拉克是石油開采網絡前線上的雇傭兵，他作為尼日利亞殼牌的保安人員，保護著海上石油鉆探設備。他在遭當地武裝襲擊之后被抓為人質，驚訝地發現自己被置于了尼日利亞石油沖突之中。

第7章 搶劫伊拉克的石油：經濟殺手在行動

當伊拉克人民為結束未來政治上的混亂和暴力而斗爭時，他們最寶貴的經濟資產——石油，卻正把他們拒之門外。強加在伊拉克身上的石油產品共享協定會造成該國上千億美元的收入損失，這還不算外國公司的巨額利潤。格列格?穆特揭示了一個鮮為人知的專門提供經濟殺手的西方基金會——國際稅收和投資中心（ITIC）。

第8章 世界銀行和1000億美元問題

世界銀行已為第三世界國家幾十年間的發展推出了債務為本的發展戰略。數百億貸款理應帶來進步，計劃也決不應該辜負對它們的承諾。恰恰相反，執政精英聚斂財富，而窮人肩負還貸的負擔。世界銀行前幕僚史蒂夫·貝爾克曼以內部調查人的身份說明了這些計劃是如何把發展中國家的錢財轉移到腐敗精英和他們在第一世界的伙伴口袋里的。

第9章 菲律賓，世界銀行，一場沖向盡頭的競賽

“發展”和“現代化”成了美國努力扶植馬科斯政權的口號，而世界銀行則成為了為馬科斯政權籌措資金的渠道。大約800份來自世界銀行的泄密文件告訴我們銀行如何負擔戒嚴經費以及如何基于跨國公司使菲律賓成為其出口導向發展戰略的試金石，這對民主和經濟發展都是災難性的后果。

第10章 出口災難

出口信用機構于不經意間變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金融機構，僅2004年就資助了7880億美元的貿易。由于缺乏透明措施和政府管制，出口信用機構唯一的使命是：促進本國跨國公司的海外銷售。在做到這一點的過程中，它們變成了經濟殺手游戲中最骯臟的玩家。它們資助過一些國家建設核電廠，而這些國家根本沒有能力管理這些電廠。它們還資助對飽受戰爭折磨的地區大規模出售武器。所有交易的獲利，幾乎都少不了進行賄賂，甚至高達數十億美元的賄賂。布魯斯·里奇仔細審視了出口信用機構的隱秘世界，并揭露了它們對全世界造成的危害。

第11章 債務減免的幻覺

G8（八國集團）的領導者們自豪地宣布，對拉美和非洲的高負債貧窮國家提供的400億美元的債務減免，這個數目不過是這些國家所欠3.2萬億美元債務的1%多一點，而真正實施的債務減免不過是這小小數目的一小部分，而且減免的附加條件使得這些減免幾乎毫無價值。這些附加條件帶來的結果有：醫院和學校的關閉，當地商業的破產，還有高失業率。詹姆斯·S.亨利對這些進行了分析，并列出了一些步驟，以推進一個對第三世界債務國家真正有效的減免運動。

第12章 全球正義運動：抵制之網

對這個全球剝削體系，你該如何與之斗爭，使其改變？安東尼婭·尤哈斯為我們指出如何爭取一個更好的世界以及在全球正義運動中創造這個世界所需要的力量。全球正義運動的活動指南指明了方向，賦予我們以力量，最重要的是給了我們希望，使我們也能夠將帝國的控制之網摧毀。

作者簡介

埃倫·奧古斯丁想要創造一個公正、和平和可持續發展世界的激情促使她競選美國國會議員，并發現了四個非營利的焦點：媒體暴力、輔導邊緣青少年、國民外交、環境心理恢復。她以一種樂觀的心態與埃倫·施瓦茨合著了《奪回我們的企業優勢時代》，確認我們時代的需要和為此展開自覺行動。現在她講的是“希望”的故事：概括描述那些通過環保功能、溝通關系和培養扶持我們的學校創建企業，獲取利益(www.storiesofhope.us)。她為大家共同的利益而呼吁——維持當前和未來人類居住的這個星球的平衡——2005年，她出現在許多廣播、電視節目和雜志如《Utne Reader》中。她曾任職于幾個非營利組織，其中包括全國婦女政治會議和“Sierra Club”。

由于在工業、技術教育等領域都曾任過職，史蒂夫·貝爾克曼在1983年加入了世界銀行的非洲地區分部。他的工作是對銀行的出資計劃提供建議和進行協助，他在21個國家工作過。經過幾年工作，他發現銀行對于促進經濟發展的方法是錯誤的，他試圖說明管理問題的嚴重程度,但無人理睬，直到1995年詹姆斯·沃爾芬森行長的上任。他本該在那一年退休，但1998～2002年期間，他又被銀行召回幫著建立反腐敗和詐騙研究機構，并成為一些案例的研究帶頭人。自從2002年以來,他幫助美國國會參議院外交關系委員會立法呼吁改革多邊開發銀行和幫助參議院審議聯合國反腐敗公約。目前，他正在整理一份世界銀行內部對于銀行管理、貸款業務以及被竊取了數十億美元的一攬子貸款的看法的文稿。現在，他居住在弗吉尼亞州的李斯堡。

英國著名小說家索瑪塞特·馬格哈姆把摩納哥這一地中海沿岸的避稅者天堂描述為“一個對于卑劣的人來說充滿陽光的地方”。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經濟學家約翰·克里斯滕森返回澤西,一個英吉利海峽的對于那些卑劣的人來說充滿陽光的地方,探討境外避稅是如何操作的。在金融管制盛行的那些年里，他曾經作為一個值得信任的公司管理者和島上的政府經濟顧問而工作。雖然忠實于公平交易和社會正義原則,他還是參與了全球化的離岸金融業,促進資本外流、逃稅和洗錢。1998年，他辭去在澤西的職位,舉家搬遷,并成為強調避稅如何造成貧困運動的創始人。他現在在指導國際秘書處稅收正義網(www.taxjustice.net)。

S·C.格溫是《德州月刊》（Texas Monchly）的執行編輯，以前曾是《時代周刊》的一名記者。在1977年拿到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碩士學位后，他在小說寫作方面得到了霍普金斯大學小說家約翰·巴斯的指導。但他的創作生涯與在中東、北非和亞洲管理國際貸款的五年經歷聯系在一起，先是在克利夫蘭信托，后來是在加州第一州際銀行香港辦事處。在20世紀80年代，格溫離開銀行成為一名自由撰稿人,他和許多媒體有合作關系,包括《Harper’s》、《紐約時報》、《洛杉磯時報》、《華盛頓月刊》和《加州雜志》。1985年他寫了第一本書《兜售金錢——一位年輕銀行家對巨大的國際借貸熱潮非凡起落的解釋》。1991年格溫尼和伙伴《時代雜志》通訊員喬納森·比蒂以BCCI時代丑聞為素材的《著名財務報告》贏得《時代雜志》杰洛德·羅布獎、杰克·安德森年度最佳調查記者獎。他們后來出版的書籍《非法銀行——追蹤BCCI的中心秘密》,被《商業周刊》評為當年的十大暢銷書之一。

詹姆斯·S.亨利是著名的調查記者、經濟學家、律師,撰寫了大量有關經濟問題、發展中國家、腐敗和洗錢的文章，他的新聞報道曾出現在《華爾街日報》、《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民族報》、《財富》、《巴西日報》、《板巖雜志》（Slate）、《金融家報》上。亨利的調查包括1992年取得了給巴拿馬的曼紐爾·諾列加定罪的書面證據；巴拉圭獨裁者斯特羅斯所偷竊資產的境外蹤跡；鑒定菲律賓中央銀行和外國貸款在馬科斯致富中所扮演的角色；記錄美國銀行在促進發展中國家資本外逃、洗錢和逃稅等方面的作用。他撰寫了幾本書,包括《經濟戰略規劃》(Lexington Books, 1986年)和《血淋淋的銀行家》(Avalon, 2003年),《鐐銬和奴役的貢獻者——菲律賓外債讀本》（TNI，1992）,主編為艾曼紐·S.德迪奧斯和喬爾·羅卡莫拉。他的新書《海盜銀行家》,由Avalon在2007年推出。他領導美國律師協會的稅收研究工作,并且多次在美國國會參議院作證。亨利目前是薩格哈博集團的總監，這是一家戰略顧問公司。他的新聞博客潛水市場 (www.submergingmarkets.com),有助于來自世界各地的記者了解發展中國家的發展軌跡和特點。他和兩個孩子現住在紐約市及紐約的薩格港。

史蒂文·希亞特是專業編輯和作家——但作為活動家,也有很長的經歷。1965年在美國德梅因，他是第一個對一個城市的同等房屋條例做實證分析的人。他編輯的地下報紙,活躍在反對越戰的運動中，后來他成為一所社區學院的教師和教師工會的組織者。后移居加州,在美國斯坦福研究院（SRI）工作了很多年，這是一個跨國企業與政府的智囊機構，為它們做顧問服務。該機構和柏克德、雪佛龍、美國銀行及EHM世界的其他公司緊密聯系在一起。他主編了一系列研究報告，分發給“全球財富”上的1000家公司，鼓吹新自由主義標準處方，例如公私伙伴關系。1987年離開SRI以后，他開始為新聞媒體及其他出版商撰稿。和他一起工作的作者還有亞歷山大·科伯恩、邁克·戴維斯、劉易斯·H.拉帕姆、克里斯丁·帕倫蒂和麗貝卡·索尼特。他和邁克·戴維斯是《爐中火——美國激進政治的位置》(Verso,1989年)的共同編輯。希亞特現生活在舊金山，現在是Editcetera的主席，這是一家非盈利的舊金山灣區專業出版人員組織。

安東尼婭·尤哈斯是華盛頓的一位政策研究學會的訪問學者和《布什議程——侵略世界，一個時代的經濟》的作者，這本書探討了布什政府在伊拉克和整個中東使用軍事手段推進企業全球化議程(www.TheBushAgenda.net)。尤哈斯以前曾擔任全球化國際論壇的計劃主管以及國會議員約翰·霍爾特和康明斯的法律顧問。作為一名獲獎作家，尤哈斯經常出現在《洛杉磯時報》的論壇版頁及許多其他報紙和刊物上。她是《替代經濟全球化——一個更好的世界是可能的》(Berrett-Koehler，2004)的叢集作者。她現住在舊金山。

凱瑟琳·克恩自從1993年就同基督教和平制造者團隊（CPT）一起工作。“當致命的沖突是一種現實或被公共政策所支持，CPT為以信仰為基礎的人們提供組織支持。”(見www.cpt.org)。然而，工作隊在海地、恰帕斯和其他地方發現，一旦致命暴力沖突的風險結束，而經濟暴力到位后將造成更可怕的后果。克恩曾在海地、巴勒斯坦、恰帕斯、南達科他州、哥倫比亞和剛果民主共和國任職。2005年秋天她隨代表團對剛果民主共和國東部地區做了調查，她在那里收集到的信息出現在這本書里。克恩說，她可能是一位很獨特的作者，因為她從來沒有學過經濟學或商業理論。所以她最近嫁給了一個擁有經濟學學位的人，這樣就有人能審核她的文章了。

露西·科米薩是一名以紐約為基地的隨行記者。在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她訪問了很多發展中國家，寫了很多有關她訪問的一些國家發起運動推翻暴君統治的報道。當她和諸如菲律賓、海地、扎伊爾的反對派談論時，他們總是這樣評價獨裁者：“他搶劫國家的一切，然后把它們全部放在瑞士的銀行里。”她發現，這是一個平行的由世界上最大銀行操縱的國際金融體系，使用秘密賬戶和空殼公司，在離岸天堂開曼群島和澤西掩蓋和轉移獨裁者、貪官、販毒者、人口販子、恐怖分子、商業詐騙者、股票操控者、企業和富人中的逃稅者的錢財以及阻止西方國家政府對這一系統采取抵制行動的政治力量。從1997年開始，她把工作重心轉向以離岸銀行業務為題材的報告文學。近10年來她已在www.thekomisarscoop.com發表很多文章，但從未在其他地方發表。根據自己的調查，她現正在寫一本書，書名為《拿走錢和經營離岸業務》。

詹姆斯·馬里奧特，藝術家、生態活動家、自然主義者，1983年以來成為“平臺”（PLATFORM）的共同理事(wwwplatformlondonorg)。作為“平臺”的一分子，他為社會和生態正義從事多種學科的創建工作。1996年以來，他的工作重點放在了石油和天然氣行業的全球影響上。他與安德魯·羅韋爾和羅恩·斯托克曼一起合著了《下一個海灣——倫敦、華盛頓和尼日利亞的石油沖突》(Constable，2005年)。

格列格·穆特是PLATFORM的研究員，這是一個以倫敦為基地的研究環境問題和社會正義的組織。他的專長是對跨國石油公司的人權、發展和環境等方面施加影響。2003年以來，他一直在監察并致力于揭露自1972年以來首次對西方公司開放伊拉克石油儲備的秘密計劃。穆特還研究和關注英國石油的巴庫-第比利斯-杰伊漢石油管道，包括與人合著的2002年出版的關于殼牌的薩哈林Ⅱ石油項目和俄羅斯遠東地區天然氣項目以及世界各地的其他一些石油工業活動的《共同關注》。

約翰·珀金斯，通常寫和教有關通過擴大個體意識和改造我們的體制來實現和平與繁榮的知識。他創辦的替代能源公司成功地改變了美國的公用事業。1971年到1981年，他在國際咨詢公司美因公司任職，他的職位是首席經濟學家兼經濟與區域規劃總經理——實際上是一個經濟殺手。此后他繼續保持他的這一角色，直到“9·11”事件發生。這使得他愿意揭露他人生中黑暗和隱秘的一面。因此,《一個經濟殺手的自白》(BerrettKoehler，2004)連續25周出現在《紐約時報》的暢銷書名單上，并在世界各地已售出了超過50萬冊。

布魯斯·里奇，是華盛頓的一位環保方面的資深律師。他致力于研究和提倡改革出口信貸機構，享受著意想不到的挑戰的樂趣，他承認這是一項比較來說看似要求不高的同那些假想敵斗爭的事業(見www.eca-watch.org)。他是《抵押地球》的作者(Beacon Press，波士頓；Earthscan，倫敦，1994年)，其關于環境問題的揭露和世界銀行的歷史描述引起了從《紐約時報》到外交界的廣泛贊譽。他還為眾多的國際組織擔任過顧問,已經多次在美國國會就美國參與國際金融機構問題作證,并獲得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全球環保成就500人大獎。他的最新著作是《支撐世界——全球化戰爭與古印度最偉大皇帝的倫理革命》（Penguin India，2007）。

安德魯·羅韋爾，一名已經在政治、環境和衛生出版方面工作了12年的調查記者，也是一位自由作家。其作品在《衛報》、《獨立》、《鄉村之聲》和《生態學家》等出版物上發表。羅韋爾也和吸煙與健康行動、地球資源研究、地球之友、國際愛護動物基金會、綠色和平組織、泛美衛生組織、地下工程、交通與環境研究團體、世界衛生組織、世界在行動和世界野生生物基金會等一道，承擔一些尖銳的調查工作與行動，他的著作《綠色反彈——環境保護運動的全球顛覆》，1996年出版。他和詹姆斯·馬里奧特、羅恩·斯托克曼合著了《下一個海灣——倫敦、華盛頓和尼日利亞的石油沖突》(Constable，2005年)。他還為《Al Khaleej》的雙月專欄寫作，這是一份在海灣地區銷量第二的報紙。他還是非盈利性公共利益調查公司的董事，該公司經營著“SpinWatch.org”和“NuclearSpin.org”兩個網站。一位煙草公司的公關人員把羅韋爾描述為他們的“頭號公敵”；而來自殼牌石油的人則會簡單地說：“哦，不，別再是他。”

附錄：希望之源

第1章 全球帝國：控制之網

史蒂文·希亞特

史蒂文·希亞特描述了一張維系今日全球帝國的控制之網，這張大網已經深入到了金融、政治和軍事等多個領域。

財富積累必須基于權利集聚之上。

　　——漢納

在宣稱"賦予伊拉克人民自由"的使命完成后，2003年6月，美國總統喬治·W·布什向歡欣的西點軍校學員宣布："美國沒有擴張領土的野心，我們不會成為一個帝國。"與此同時，像尼爾·弗格森、查爾斯·克勞海默等新保守派學者卻慫恿布什去建立一個真正的帝國：通過確認美國在世界事務中的主導角色，并接受"政治全球化不過是帝國主義的障眼法"這個事實，來完成美國由非正式到正式帝國的轉變。①這個二戰后伴隨著1989年柏林墻倒塌所逐漸形成的世界新秩序--難道會在轉了一圈后重新轉向帝國時代嗎？

　　由于《大西洋憲章》確定了民族自治權，這樣1945年盟軍的勝利似乎標志著世界殖民帝國的徹底覆滅。亞洲、非洲和中東的殖民地國家目睹了英國、法國和荷蘭軍隊1940～1941年的戰爭失敗，知道歐洲殖民主義國家無論在軍事上，還是在財政上，都再也沒有長期維持殖民統治的實力。另外，美國和蘇聯這兩個最強大的國家，似乎站在了反殖民主義的立場上。美國長期致力于推行"門戶開放"政策，支持發展中國家謀取獨立地位。蘇聯自1917年誕生之日起，就不停地譴責帝國主義，它所領導的共產主義運動也因此對許多殖民地國家產生了廣泛影響。

　　然而歐洲的殖民力量卻試圖盡可能長久地維持它們的殖民統治地位。英國確實于1947年最終承認了印度的獨立地位，但在肯尼亞、塞浦路斯和馬來半島，英國在承認它們獨立之前，都和當地義軍進行過戰斗。在印度支那和阿爾及利亞，法國為保留一點帝國的榮耀，打了一場失敗的分裂之戰。然而，明顯有利于獨立自主的歷史大潮還是波及了整個世界。西方國家的社會當權者所面臨的困境就是如何應對這個過程。新興第三世界的領導者們是否會自力更生，通過控制本國的資源來建立自己的國家工業？或者他們是否會和蘇聯社會主義陣營結盟？或者他們的民族主義運動是否會為共產黨執政鋪平道路？

　　對歐洲人來說，失去殖民地的資源和市場將是一個巨大打擊，那樣他們被二戰削弱的經濟只能緩慢地恢復，所以他們計劃強迫殖民地替他們支付經濟重建的成本。這時的美國也擔心殖民地國家的獨立會削弱其歐洲盟友，還可能導致蘇聯在歐洲的影響擴張，進而會損害美國的利益。另外，美國的商業領袖們也擔心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會在二戰后重現，所以積極保護其獲取資源的渠道和可能的新市場。

　　20世紀50年代發生在伊朗、危地馬拉和埃及的事件，標志著西方國家對"正日益顯現的第三世界"的政策出現了轉變。

　　1951年，伊朗總理穆罕默德·摩薩臺將石油工業收歸國有，這些工業之前是由盎格魯-伊朗石油公司（AIOC，此后更名為英國石油）控制的。作為一個民主選舉的國家主義者，毫不奇怪摩薩臺（《時代雜志》1951年的年度人物)會痛恨"伊朗石油利潤的92％被AIOC獲得"的這樣一個事實。這曾是一個為時已久的安排，反映了20世紀初期以來英國對波斯的主宰地位。在伊朗將石油工業收歸國有后不久，溫斯頓·丘吉爾就任首相的第二個任期，他決定在其附庸國過分自信的挑戰面前，重建英國的實力和威望。丘吉爾命令封鎖波斯灣，阻止伊朗向其他購買者出口石油，而且他還加入了由美國發起的抵制伊朗貿易的聯合行動，但沒能采取更激烈的行動，這是由于朝鮮戰爭吸引了英美的注意力；加之蘇聯對伊朗問題的干預也構成了威脅。所以英國需要采取更隱蔽的策略，由克米特·羅斯福領導的美國中央情報局為此計劃了"阿賈克斯行動"。行動的第一步是制造政治混亂來削弱支持摩薩臺的政治力量。中央情報局不停地傳播謠言，使伊朗堅定的民主黨人同伊斯蘭民主主義者決裂。最后，伊朗軍方在1953年8月發動政變，逮捕了摩薩臺，并任命了新一任總理。伊朗國王被重新賦予了權力，石油工業被解除國家化。但是美國的幫助不是免費的，英國石油公司不得不和幾家美國公司分享伊朗石油的開采權。美國軍方和對外政策領導人為計劃的成功而喝彩，該計劃以較低的代價從政治、軍事和財政上恢復了伊朗的原有狀況。

　　危地馬拉提供了西方國家維持帝國主義權利的隱蔽策略的又一個實例。1952年5月，危地馬拉總統哈科沃·阿本斯宣布了一項土地改革方案，該方案將把屬于地主但未被開發的土地收歸國有。該國最大的土地所有者--波士頓聯合水果公司所持有的土地被重點收歸國有。總統的靈感來自亞伯拉罕·林肯1862年的《宅基法》。他希望這個方案可以使農民成為獨立的小農場主。但很明顯，艾森豪威爾政府尤其是作為美國水果董事會成員的國務卿約翰·福斯特·杜勒斯和中央情報局（CIA）負責人艾倫·杜勒斯，覺得危地馬拉總統的林肯式行為太激進了。克米特·羅斯福對艾倫·杜勒斯聽取"節氣行動"匯報時的反應做了如下描述："他看上去異乎尋常的興奮，眼睛閃著光，眼珠像巨貓那樣咕嚕著。很明顯，他不僅在享受著所聽到的，我的直覺告訴我他也在進行著盤算。"②

　　后來，阿本斯在1954年6月的一場政變中被推翻，大約15000名支持他的農民被殺。

　　在以隱蔽策略成功地干預了伊朗和危地馬拉危機后，1956年的蘇伊士危機展示了老式直接軍事干預的危險。埃及總統加麥爾·阿卜杜勒·納賽爾于1956年7月宣布將蘇伊士運河收歸國有。這條運河是相當重要的國家資源，當時卻掌握在歐洲投資者手中。納賽爾希望利用運河的收益來完成其雄心勃勃的阿斯旺水壩工程。納賽爾的計劃使幾個"敵人"活躍起來：英國，前宗主國，此前一家英國公司經營著這條運河；法國，因為納賽爾支持阿爾及利亞的叛軍，而法國自1954年起一直在和叛軍作戰；以色列，正想和支持巴勒斯坦人的泛阿拉伯民主主義者算賬。以色列于1956年10月29日入侵埃及。盡管有埃及人民的抵抗，法國和英國仍迅速地占領了運河地區。這種直接軍事干預的行為向聯合國提出了挑戰。當時艾森豪威爾政府正處理蘇聯干預匈牙利、罷免改革者伊姆雷·納吉的事件，美國希望利用匈牙利的危機來削弱共產主義的吸引力。西方對蘇伊士危機的干預方式，與美國的立場發生了沖突，這次美國的反應是創造性的，結果是英國被迫撤軍，干預以失敗告終。這一事件表明舊殖民主義力量的削弱和非殖民化運動的加速，也使美國在第三世界的威信得到提高。

　　此后，由于數十個新獨立國家涌入聯合國，美國不得不和蘇聯競爭對第三世界的影響力。

非殖民化VS冷戰時期的控制

　　在很大程度上，亞洲和非洲的新獨立國家與拉美國家一樣，都是初級產品生產者，這些產品包括：糖、咖啡、橡膠、錫、銅、香蕉、可可粉、茶、黃麻、大米和棉花等。其中，許多農業初級產品是由第一世界的公司和當地地主耕種的種植園生產的，許多初級礦產品是由第一世界的公司提煉的。不論什么情況，產品都是在由歐美公司主導的市場出售，通常在紐約和倫敦交易，并在歐洲或北美的工廠進行加工。

　　當第三世界國家的領導人開始為國家發展而奮斗的時候，他們總是強調解決經濟落后問題的困難。他們采取了國家主導型的發展模式，這些模式受到歐美流行發展思想的影響。典型的例證就是前殖民地政府也曾廣泛采取了經濟計劃和管制手段，另外，第三世界的許多新領導者，如加納的恩克魯瑪、印度的尼赫魯和塞內加爾的列奧波爾德·桑戈爾，都曾在歐洲接受教育，受到了社會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的影響。此外，這些第三世界國家是在國內缺乏一個能夠領導經濟發展的企業家階層的情況下，開始其經濟生活的。

　　那么，毫不奇怪的是許多第三世界國家專注于大項目即樣板似的政府發展項目。這些項目有可能成為經濟變革的發動機，例如加納的沃爾特河治理工程項目，涉及20世紀60年代初期阿科松博大壩的建造和煉鋁熔爐的建立。建大壩是為了形成世界最大的人工湖；建熔爐則是為了利用本國豐富的礬土資源。而且大部分第三世界國家采取了進口替代戰略來發展本國的生產力，以替代來自歐美的昂貴進口產品。但是建設這些工業化項目需要大量貸款，這些貸款來自于銀行、出口信貸代理機構和諸如世界銀行這樣的國際發展組織。

　　西方世界的領導者們再一次遇到了難題：如何保住西方獲得第三世界資源和市場的渠道呢？殖民地的獨立為西方世界提供了一個機會，一方面擺脫了對殖民地的管理責任以及維護秩序和發展的直接負擔，另一方面又可以保留帝國的所有權益。但是獨立也帶來了挑戰：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國家有可能成為本國經濟的真正主人，最大限度地自主發展經濟；而且還有其他的可能選擇--古巴和越南就是最明顯的例子。畢竟，帝國的權力并不是簡單地從拉美進口石油和咖啡，或從非洲進口銅和可可粉，而是要以比西方更便宜的價格進口這些商品，這實際上是要殖民地的獨立國家向其前宗主國提供固定補貼。無論是基于直接統治還是間接影響，帝國權力本身不是為了控制，而是為了大都會或至少是它的統治階層的利益，而控制第三世界資源和剝削第三世界人民。

　　在某種程度上，其他選擇也會成為西方世界全球控制戰略的組成部分，正如《一個經濟殺手的自白》一書中所描述的，1971年克勞丁·馬丁向約翰·珀金斯所提供的選擇那樣，③美國及其盟友和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競爭世界霸權，向第三世界國家的發展項目提供了數不盡的貸款。那么，為什么不可以通過減免債務并使用貸款引誘這些國家進入西方世界的全球政治經濟控制之網呢？這些國家根據借款主導的經濟發展理論，被像約翰·珀金斯這樣的"經濟殺手"所誘惑，愿意借款興建宏大的項目，并認為這些項目將帶來繁榮和現代化。向這些國家提供大筆資金還有助于贏得新第三世界權貴們的效忠，因為這些權貴們處于需要為他們的政治追隨者、盟友以及他們的家庭帶來榮耀的壓力之下。這使腐敗的可能似乎是無限的。這種可能還提供了進一步的機會使第三世界的領導者們陷入與西方世界建立的關系中，難以自拔，從而實現對這些國家的控制。結果使這些第三世界領導者放棄依靠自己的力量，最終走上一條可能不僅是更嚴峻，而且是更危險的發展道路。

　　債務繁榮到破滅：對第三世界的侵蝕

　　1973年的贖罪日戰爭和隨后的阿拉伯石油禁運導致了1974～1976年的滯脹危機，并標志著二戰后繁榮的結束。其造成的后果之一就是第一世界的主要銀行中，充滿了歐佩克國家儲蓄的石油美元（Petrodollar）。如果這數以十億計的美元（1973～1981年間約有4500億美元）都堆積在銀行賬戶中，其結果將會是吸干全球資金的流動性，加劇石油價格暴漲所帶來的衰退效應。該怎么辦呢？國際貨幣體系面臨著20世紀30年代癱瘓以來的最

　　嚴重危機，而解決辦法就是將這些石油美元作為借款重新流回發展中國家。例如，巴西就借了1000億美元，用來建設鋼鐵廠、大壩、高速公路、鐵路線和核電站等一攬子項目。④

　　S·C·格溫在"兜售金錢及其附屬物"一文中寫到，大量借錢給第三世界的繁榮景象于1982年8月急轉直下。當時的情形是：首先是墨西哥，隨后其他第三世界國家紛紛宣布它們沒有能力償還到期債務。隨后則是一系列變相拖欠。為此，借貸雙方采取了債務重組、滾動貸款、追加借款、債務償還計劃等一系列措施。所有這些措施都宣稱其目的是幫助債務國站穩腳跟。然而，這些措施實施的結果卻與所宣稱的目標相反。第三世界的債務從1973年的1300億美元漲到了1982年的6120億美元，到2006年竟達到了32萬億美元。詹姆斯·S·亨利在"債務減免的幻覺"中對此進行了闡述。

　　20世紀70年代滯脹危機的另一個結果是政府不再相信正統的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理論（這種理論強調政府主導的經濟發展），而轉向采取自由放任政策，鼓勵企業競爭。北美之外，通常稱之為新自由主義政策。這一轉變的標準擁護者有美國的羅納德·里根和英國的撒切爾夫人。在國際上，世界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銀行積極推動新自由主義模式的實施。

　　目前，已有數十個國家按照IMF的結構調整計劃(SAP)運行，但是這些國家幾乎不能完成IMF所要求的改革，或許正因如此，它們尚未重獲金融健康和經濟獨立。

經濟殺手：隱藏于表面之下

那些為全球帝國霸權利益服務的人扮演著多種角色。正如約翰·珀金斯指出的，"我的職員中每人都有一個頭銜--金融分析師、社會學家、經濟學家等，但所有這些頭銜都不能表明他們的真正身份--一個經濟殺手。"倫敦銀行設立了一個離岸分支機構，其員工擁有名牌大學的學位，穿著打扮與你在城市中或華爾街見到的職員沒什么兩樣。但他們每天的工作卻是掩蓋被盜用的資金，清洗販毒的黑錢以及幫助跨國公司逃稅。他們是經濟殺手。國際貨幣組織的一個工作組來到某個非洲國家的首都，該工作組擁有增加必要貸款的權力，但非洲國家獲得這些貸款的條件是削減教育經費，開放本國經濟，允許北美和歐洲的出口商向本國傾銷商品。這種工作組也是經濟殺手。一個咨詢師在巴格達由美軍保護的"自由區"里開了一家店鋪，他重寫了開采伊拉克石油儲備的法律，他也是一個經濟殺手。

　　經濟殺手采用的手段有些是合法的，事實上有些行為就是由政府或其他官方機構執行的；有些則處于灰色區域中；還有些卻違反了各種各樣的法律。由于受惠者的權勢是如此之大，以致幾乎沒有人對這些行為提出質疑。一個植根于第一世界的資本主義精英分子集團，伙同第三世界的客戶們努力按他們的意愿安排世界。在這樣的世界中，唯一值得他們關注的是美元，人并不重要，地球上數十億的普通民眾就更不會引起他們的注意。

控制之網

現在，第三世界國家一年償還的債務要多于3750億美元，這是第三世界得到國外年援助金額的20倍。這樣的體系被稱為"逆向馬歇爾計劃"。盡管占世界一半的人口日生活費低于2美元，⑤南半球的國家仍要補貼富裕的北半球國家。

　　這樣一個失敗的體系是如何維持運行的呢？

　　簡單地說，第三世界國家在金融、政治和軍事上均陷入于第一世界的控制之網中，而且極難逃脫。自約翰·珀金斯第一次為美因顧問公司（Main）設計預測以來，控制之網已經變得愈加寬泛、復雜和無所不在了。上頁圖描述了控制之網中貨幣與權力的流動。資本通過貸款和其他金融方式流向不發達國家，但這種流動，正如約翰·珀金斯所指出的，是有代價的。這種代價就是債務束縛，使得第一世界的政府、機構和公司可以控制第三世界經濟。本章其余部分將概述自由貿易計劃、IMF和世界銀行所奉行的債務主導型經濟發展，闡明腐敗和剝削如何成為權力控制體系的中心，并探索第一世界可能采用的實施措施。

市場：富人的補貼與窮人的自由貿易

　　如果全球帝國有一個口號的話，那一定是自由貿易。作為援助的代價，IMF和世界銀行在它們的結構調整計劃中，堅持要負債的發展中國家放棄國家主導的發展政策，包括：關稅、出口補貼、外匯管制和出口替代項目。而它們贊同的發展模式集中于出口導向的經濟增長，使用貸款發展新的出口工業。例如，引導輕工業進行出口加工（像耐克這樣的公司是這些政策的主要受益者）。另外，作為世界貿易組織的成員，也被要求遵循自由貿易信條。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就像劍橋經濟學家張夏準（HaJoonChang）指出的，第一世界國家從傳統農業國向城市工業國的轉變過程中，采取了關稅、補貼和管制等貿易保護主義措施。英國僅僅在19世紀50年代才成為自由貿易的典范。在那之前，英國實行的是高度指令性的工業政策。此外，英國還從印度和西印度群島進行巧取豪奪。

　　美國經濟的發展是在全世界最高關稅壁壘下進行的。格蘭特總統在19世紀70年代談道："200年內，當美國不需要貿易保護時，我們所能做的，也將要做的，就是自由貿易。"美國關稅稅率直到二戰后才顯著降低。戰后，最成功的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當屬"東亞四虎"：日本、中國、韓國和中國臺灣。這些國家和地區確實專注于出口導向的發展，但從歷史來看，對于它們想扶植的產業，相關競爭產品的進口是被禁止的。例如，今天的一個世界銀行小組如果在1958年看到豐田汽車銷售的失敗，會建議它不要再生產了，因為它生產的汽車在國際市場明顯不具備競爭力，西歐的汽車生產商能夠以更低的價格生產更好的汽車。而政策處方將毫無疑問的是日本應該按照自己的比較優勢，生產玩具和服裝。豐田公司沒有這樣做，現在它已經成為世界上最成功的汽車生產商之一。總之，第一世界撤走了梯子，以阻止以后第三世界國家采用唯一被證實有效的經濟發展戰略。⑥

　　"自由貿易"一詞讓人們想起亞當·斯密所描述的市場景象。在那里，平等的市場主體相遇，就出售的商品討價還價，最終達成交易，滿足雙方的需要，增加社會總福利。但這些僅是幻象，而非事實，這種幻象只會給人錯誤的印象。第三世界和第一世界并不是市場上相遇的平等主體，它們交易的結果也不會是互利的交易。例如，IMF在2002年要求加納廢除食品進口關稅，結果使來自歐盟國家的進口食品瘋狂涌入加納，該國農民的生計被毀于一旦。IMF的經濟殺手們似乎忘記了讓歐盟取消其巨額的農業補貼，這些補貼使從歐盟進口的凍雞肉價格僅是當地生產商的三分之一。⑦

　　贊比亞的服裝進口關稅保護著大約140家企業的本土產業，卻因IMF的脅迫而被廢除。隨后，廉價的二手服裝潮水般涌入，導致140家企業中的132家破產。⑧即便贊比亞的服裝生產商強大到可以參與國際貿易，它們也將面對出口到歐盟和其他發達國家的保護性關稅。像贊比亞這樣的國家要致力于自由貿易，而第一世界的國家卻通過出口信貸來補貼出口者，而這通常會對第三世界的經濟和環境帶來災難性的后果，布魯斯·里奇在"出口災難"一文中對此做出了解釋。

　　上述行為還會產生其他的負面效果--保守主義者所樂于引用的一個著名的"意外結果"。20世紀90年代早期，IMF在秘魯的結構調整計劃要求大幅削減玉米關稅，結果美國的玉米蜂擁而至。美國對其農民的補貼一年大約400億美元。許多秘魯農民競爭不過進口玉米，只好改種可生產可卡因的古柯。⑨

　　同時，第三世界國家許多傳統的出口商品，從咖啡、可可粉到玉米、糖和棉花，其價格都在持續下跌，而且這些商品的相對價值跌得更多。例如，1975年一輛拖拉機等值于8噸非洲咖啡，但到1990年，這個數量變成了40噸。⑩但由于這些國家缺乏資本，市場狹小，缺乏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才，使得它們很難轉向去生產更復雜且附加值更高的商品。事實上，許多IMF的項目要求大幅削減健康和教育開支，這使得這些國家更難提高其勞動力的質量和能力。這些國家通常勞動力文化水平很低，幾乎不懂技術。在一些國家，如加納，由于IMF強制的預算削減，兒童入學率在不斷下降。

壟斷：不公平的競技場

盡管第一世界的精英們一再鼓吹自由市場的魅力，但為了主宰和操控市場，他們使用了非市場力量來確保控制力。他們堅持《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TRIPS)，這個協議是他們在1994年烏拉圭貿易回合談判時，不顧大多數人的反對堅持通過的。TRIPS允許專利和其他知識產權壟斷，這樣就將第三世界的生產商拒之于獲利市場之外（而使他們陷于商品生產的境地）。

　　為達到對知識產權的壟斷，美國堅持將基因物品，包括種子、人類細胞和微生物等，界定為可申請專利的物質成分，這樣它就可以通過申請專利來獲得這些物品的排他使用權。第一世界的公司利用TRIPS條款，通過開采南方國家的本地動植物基因資源，并申請專利，從而獲得生產與銷售的壟斷權。這種策略通常被稱為生物盜版。一個尤其無賴的事例是：美國德克薩斯州的RiceTec公司申請并獲得了一項一種印度的大米專利，聲稱其開發了新的大米基因種類，實際上這種大米是印度和巴基斯坦的農民經過幾個世紀精心培育出來的。

債務：向公司商店出售靈魂

債務使第三世界國家處于第一世界的控制之下，依賴援助、債務重組和債務滾動而生存，已經談不上真正的發展了。它們被迫重構經濟、重寫法律，以滿足IMF結構調整計劃和世界銀行制約條款所開出的條件。它們不可能像美國一樣控制世界儲備貨幣，也不能做到長時間的入不敷出還能避免金融危機。《后新經濟》的作者道格·亨伍德寫道：

　　如果美國只是一個普通的國家，它將會立即成為需要進行結構調整的主要國家。我們的支出遠遠超過收入；我們有巨大的外債，且還在持續增加；我們有巨大的貿易赤字以及根本不準備有所行動的政府。如果美國只是一個普通的國家，IMF將來到美國的門前，告訴我們要避免衰退，就要使貿易賬戶平衡，要少消費、多投資。但由于我們是美國，這類事情從未發生過。如果那些措施對我們而言不是一劑良藥，那為什么這些措施對其他國家就是如此好的良方呢？
　　腐敗、債務及其內幕

　　腐敗通常伴隨著權力，作為一種利益和控制機制，它能夠把人們的注意力從真正的權力源泉那兒吸引過來。腐敗的第三世界領導人如扎伊爾的蒙博托，他貪污了至少一半的對扎伊爾援助資金。他當然喜歡為那些不必要的、沒有完備計劃或嚴重超支的項目向國外舉債，以便自己獲得額外的收益，但這些債務是靠他國家的人民來償還的。同時IMF和世界銀行也樂于繼續貸款給扎伊爾，盡管它們自己的調查員警告說這些錢將會被貪污。也許在冷戰期間蒙博托支持美國實行的非洲政策對他能夠持續獲得貸款起到了一定作用，但這些貸款仍能夠穩定地回流到發達國家的銀行也是重要原因。史蒂夫·貝爾克曼在"世界銀行和1000億美元問題"中，向我們展示了內部調查者關于發展基金是如何轉移到貪污者的口袋里的說明。

　　這種"債務和資本的循環"已經引起了許多借貸委員會的廣泛興趣：SagHarbor集團估計"至少有一半被最大債務者借去的資金將原路返回，通常在同一年甚至是在同一個月這些貸款就會回來。"約翰·克里斯滕森在"黑金：離岸銀行的隱秘世界"中描述了那些秘密賬戶如何通過澤西島和開曼群島等一些沒有管制的離岸銀行業的避風港，幫助第三世界國家的領導者們藏匿他們貪污、盜用、拿回扣、受賄和毒品買賣等得來的錢。

　　同樣的，離岸機構能夠幫助第一世界的公司和權要們藏匿他們從逃稅中獲得的利潤，卻讓普通市民來承擔這些賬單。國際信貸商業銀行（BCCI）在盧森堡大公國的銀行保密法下，把離岸銀行業的投機推向了一個新的極端：在全球最大的一宗銀行詐騙案中，大約有3億美元被盜。露西·科米薩在"BCCI的兩面派手法：既依賴美國，又依賴圣戰"中解釋了為什么政府和監管機構看到了另一條路：BCCI調整銀行業需要一系列強有力的"球員"--從中央情報局和在國會中有影響力的民主黨與共和黨人士到麥德林販毒集團，甚至，如果可以的話，還包括奧薩馬·本·拉登的基地組織。

　　IMF推出的民營化項目為那些受賄者提供了發財機會。按照前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約瑟夫·斯蒂格利茨的說法："那些領導人出賣了自己國家的自來水公司和電力公司……急切地想拿到傭金存進瑞士銀行的賬戶……你可以看到他們的眼睛都變大了。"當他們意識到有這么好的機會擺在他們面前時，"所有反對變賣國有工業的聲音都沉默了。"

實施者：胡蘿卜加大棒

什么樣的領導者會追求一種民族主義的發展議程呢？他們的目標是控制國家資源，并從這些資源中獲利。如果他們對于貪污和第一世界的生活方式的誘惑沒有反應，經濟殺手們還有各種方法讓他們順從，而不管他們愿不愿意。

　　分而治之是一種對征服者和當地統治者都有益的古老策略。對于不聽話的領導者們，顛覆其政權是控制他們的有效辦法。美國和其他強權國家把其作為一個基點來與其他國家建立外交、軍事、商業、學術、外貿關系。在幾次沉默的會議并給不同的利益集團提供資金后，一個不太愿意合作的國家會明顯地感覺到政治壓力在增大。以前的政府支持者會反戈相向，而政治對立者討伐的聲音則更加尖銳，媒體也提升了警告調門。壓力的增大使經濟學家調高了對爆發商業危機的預期：資金從本國轉移到邁阿密、倫敦和蘇黎世，投資將下降，失業將增加。如果政府意識到這其中的信息，改變了態度，一切又都不一樣了：資金開始回流，不同集團之間的合作立刻變成可能。如果政府想安全渡過這場危機，最好這樣做，不然的話，更加激進的政策將會帶來更大的壓力：從暗殺領導人到軍事政變都會發生。

　　委內瑞拉的政變就是最近的一個例子。美國國家民主捐贈基金會（NED）在2002年提供了近100萬美元給幾個企業、媒體和勞工組織，資助它們發動反對總統查韋斯的軍事政變。例如，NED支付了55萬美元給萊昂納多控制的教育基金。如果政變領導者成功地幫助佩德羅·卡莫納(一個親美商人)掌握政權，萊昂納多將被任命為教育部長。

　　私人或半官方的軍事力量同樣有用。安德魯·羅韋爾和詹姆斯·馬里奧特認為西方國家和一些亞洲國家對尼日利亞的石油越來越有興趣。在"非洲新掠奪前線上的雇傭兵"一章中，他們揭示了一個獵豹計劃：那些石油的代理商們在使尼日爾河三角洲的石油利益遠離當地居民。

　　利用一個國家的民族問題或宗教分裂也是一種成功的策略。美國就在1979年支持穆斯林原教旨主義者反對阿富汗社會主義政府中嘗到了甜頭。按照穆斯林的觀點，政府推行婦女接受教育已經明顯越線。本·拉登是阿拉伯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他受聘于巴基斯坦的情報部門，在那里幫助領導中情局的活動。凱瑟琳·克恩在"廉價手機的人工成本"中描述了西方國家是怎樣利用盧旺達和剛果的種族分裂，搶占鈳礦和其他資源的。為此，這兩個國家付出了4萬條生命的代價。在尼加拉瓜，美國利用宗教和種族關系積極鼓動大西洋海岸的米斯基人民反對桑地諾政府。

　　恐怖活動雖然經常被公眾譴責，但也是很有效的手段。1981年11月，一架尼加拉瓜噴氣式飛機在墨西哥城機場的停機坪爆炸。由于乘客還沒有登機，所以他們幸運地逃過一劫。但在1976年10月，古巴的455航班在加勒比海上空發生爆炸，機上73名乘客和全部機組人員無一生還。古巴政府將路易斯·波薩達驅逐出境，原因是證實他在委內瑞拉策劃了這起爆炸事件。隨后他也承認他接受了美國政府專門為此類襲擊事件設立的基金中的20萬美元。

　　用各種手段除去不合作或有野心的第三世界領導人，也是為了警告那些有反抗情緒的總統和首相們。約翰·珀金斯為我們提供了那些反抗者的例子，如巴拿馬的陶立總統以及厄瓜多爾的杰米總統，他們在1981年都遭到了免職。很多著名的領導人也遭到了同樣的命運：1960年剛果的盧蒙巴、1969年莫桑比克的蒙德拉納、1973年幾內亞的卡布拉爾、1980年圣薩爾瓦多的羅梅羅、1983年菲律賓的貝貝尼奧·阿基諾以及1965年阿爾及利亞的邁赫迪·本·巴爾卡都死于暗殺。克雷格·威廉森，就職于南非安全部門，是這種定點清除活動的典型執行者。他被認為是實施一系列針對激進反種族隔離主義者的襲擊的元兇。他應該為南非國民大會黨激進主義者魯思·福斯特的死負責，1982年她死于一個炸彈包裹。

發動政變是除掉反西方領導人的典型策略。剪除他們在黨內的力量，抓捕激進主義者，對整個社會施加壓力來顛覆改革的成果。這類策略中最著名的也許要算皮諾切特將軍在1973年9月推翻智利政府，直接導致前總統薩爾瓦多和他幾千名追隨者的死亡。許多國家的政變都和美國等西方國家有關，如1953年中央情報局推翻了伊朗的穆罕默德政權，1964年巴西的古拉特政權被推翻，1971年伊迪將軍在烏干達推翻了米爾頓政權以及1965年蘇加諾在印尼被趕下臺，所有這些政變都曾受到中央情報局的支持。

　　如果暗殺失敗或者沒有可以收買的軍官，那么軍事干預就是另一種選擇。這種干預有時采取在內戰中尋找代理人的方式，通過恐怖活動和游擊戰相結合來推翻政府或者令人們漸感厭煩。這場折磨人的戰爭最終只能以選舉對手被打敗或談判結束。反對尼加拉瓜的桑地諾民族解放陣線的戰爭就是個典型的例證。另外，美國為了反對莫桑比克和安哥拉政府，在南非軍事力量的配合下采取許多行動，不但摧毀了兩個國家的經濟，而且造成成千上萬人喪生。

　　直接軍事干預是當形勢極度惡劣時采用的方式，這也是可能導致政權改變的方法。越戰的例子似乎拿這種最不引人注意的方法檢驗了大國的力量。現在由于蘇聯的解體和高科技武器的裝備又把這種方法推向了前臺。在后冷戰時期，美國軍事理論家充分利用了軍事革命所帶來的好處，包括無孔不入的監視技術、網絡中心指揮和軍事力量控制技術、精確的供給等，這些措施增強了美國外交政策的自信。正如貝洛克對大英帝國全盛時期對殖民地采取霸權政策的描述："我們有格林機關槍，而他們卻沒有。"

　　1992年，喬治·布什政府國防部的副部長，新保守主義者保羅·沃爾福威茨，陳述了布什主義的"防務規劃指南1994～1999"，這個政策計劃強調了三點：在新的世界秩序中美國的利益將是至高無上的；美國認為需要保護自己的利益時，有先發制人的權力；還有在中東地區，主要目標是保持"對該地區反抗力量的控制"，從而保證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能夠得到該地區的石油。

　　2003年美國入侵伊拉克正是這種言論的體現。切尼，現在是布什主義的擁護者，他在談到1991年海灣戰爭和倒薩的后果時，說道："我認為美國軍隊介入伊拉克戰爭就像進入泥潭一樣，我們絕不希望以這種方式陷進去。"時代已經變了，在一個未來面臨著石油短缺的世界中，伊拉克石油儲備有著巨大的誘惑。在這樣的一個世界中，控制中東作為權力支點、獲取有利的合約和讓步的前景，所有這些都使得美國進行長期干預，而且很難從中抽身，就像格列格·穆特在報告"搶劫伊拉克的石油：經濟殺手在行動"中講的那樣。安德魯·J·巴切維奇，一個保守的軍事理論家，也發現了這個問題："使地緣政治重要性左右搖擺的不是一個而是多個地區；除了自己，傲視其他政治經濟原則的合法性；宣布已經存在的秩序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宣稱在全球展開軍事布局不是為了自衛而是為了打擊別人，這是毋庸置疑的--這些都是一個帝國治理國家的行為。"

　　然而，在1776年，帝國被接受的條件是，它統治下的臣民認為他們可以獲得利益，并且把他們的渴望局限在統治者可接受的范圍之內。現在，第三世界的權要們有足夠的機會過上第一世界那種富裕生活，但是同時，還有20億人擁擠在城市的貧民窟中，高額負債又阻止了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在這種環境下，布什政府還叫囂著戰爭不會結束，除非帝國的控制之網得以順利運行。但是，就像安東尼婭在"全球正義運動：抵制之網"中指出的：世界各民族似乎正下定決心，要努力締造一個民主的世界，來取代全球化，而不是永遠生活在帝國的陰影之下。

【注釋】

　　①尼爾·弗格森，"歡迎新帝國主義"，《衛報》（Gudian），2001年10月31日。

　　②斯蒂芬·金澤，《伊朗國王的臣民--美國的妙計及中東恐怖行動的根源》，紐約：Wiley，2003年，第209頁。

　　③約翰·珀金斯，《一個經濟殺手的自白》（舊金山：Berrett-Koehler，2004），第14～15頁。

　　④納奧米·克萊恩，"貪婪之路"，《地球和郵件》（GlobeandMail）（多倫多），2003年9月20日。

　　⑤《2006世界數據表》，華盛頓人口統計局，2006。

　　⑥張夏準，《踢走梯子--資本主義的經濟和文明史是如何一再重寫，為新自由主義尋找借口的》（劍橋：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2年）。

　　⑦見wwwghanawebcom/GhanaHomePage/NewsArchive/printnewsphp?ID=79568。

　　⑧薩拉（贊比亞銀行）和杰克·瓊斯·祖魯，"贊比亞：債務的詛咒"，見wwwafricafocusorg/docs04/zam0406php。

　　⑨阿薩德·伊斯米，"打著借口搶劫：世界銀行"，《Z雜志》（ZMagazine），1998年2月，第10頁。

　　⑩克里斯廷·愛德，《貿易游戲--貿易如何運行》（牛津：牛津饑荒救濟委員會［Oxfam］，2003）。

　　阿薩德·伊斯米，《使陷入貧困--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非洲》（渥太華：哈利法克斯計劃聯盟［HalifaxInitiativeCoalition］，2004)，第13頁。

　　范達娜·席瓦，"知識產權中的南北沖突"，《合成/再生》（Synthesis/Regeneration）25（2001年夏）。

　　道格·亨伍德和埃倫·奧古斯丁的訪談，2006年1月21日。

　　約翰·奧謝，"向腐敗體制提供援助不會幫助窮人"，《愛爾蘭時報》（IrishTimes），2004年12月9日。

　　詹姆斯·S·亨利，"錢去了哪里"，《財富》（Fortune），2004年3/4月份，第45頁。

　　引自德里克·麥克維什，"水、土地和勞力--被迫私有化對脆弱社區的影響"（渥太華：哈利法克斯計劃聯盟，2004），第29頁。

　　邁克·愷撒，"美國稅收資金資助查韋斯政權，回顧發現"，《波士頓全球》（BostonGlobe），2002年8月18日。

　　塔里克·阿里，《正統派基督教的崩潰--宗教改革，圣戰和現代化》（倫敦：Verso，2002，第209～210頁）。又見史蒂夫·科爾，《幽靈之戰--中情局、阿富汗和本·拉登的秘密歷史，從蘇聯侵略到2001年9月10日》（紐約：Penguin，2004）。

　　見羅克珊·鄧巴-奧爾蒂斯《邊境上的鮮血--內戰的記憶》（波士頓：SouthEndPress，2005年）。

　　同上，第119～123頁。

　　安·路易斯·巴德挈和拉里·羅特，"古巴內戰呼吁流放者歸來"，《紐約時報》（NewYorkTimes），1998年7月12日；也見國家安全檔案網站的分類文件，wwwgwuedu/~nsarchiv/NSAEBB/NSAEBB153/indexhtm。

　　約翰·珀金斯，《一個經濟殺手的自白》，第153～161頁。

　　南非真理和調節委員會的決定，見wwwdojgovza/trc/decisions/1999/ac990292htm。

　　巴頓·吉爾曼，"保持美國第一--五角大樓將排除競爭性的超級大國"，《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Post），1992年3月11日。

　　安德魯·巴切維奇，《美利堅帝國--美國外交的實質和后果》（劍橋：HarvardUniversityPress，2002年），第243頁。

　　見邁克·戴維斯，《貧民窟的世界》（倫敦，Verso，2006年），審查第三世界沒有發展的增長和五角大樓對低收入世界可能戰爭的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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