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過去了，鄧小平路線極大改變了中國。在取得巨大成績和進步的同時，其負面效應也在堆積、凸顯，從而遭致左右兩方的批評。左派批評“改革”以效率為核心，忽視公平；右派批評改革“跛足”，只改經濟，政治滯后。實際上這兩種指責從改革一開始就存在，一直伴隨著改革前行。只不過近期凸顯的負面性，似乎印證了批評者的觀點，使這些批評獲得了強大的經驗支撐，以至于執政者再也難以“不爭論”的禁令將其輕易卸在一邊，而不得不作出一些針對性回應。
在后權威時代的今天，對這些確有著事實經驗支撐的批評，硬壓是不行的，必須有所妥協和安撫。在意識形態和價值層面進行妥協，這對于實用主義政權來說，是最容易的：因為它無所堅持，所以可以根據不同需要擺出不同姿態，戴上不同面具。難度僅僅在于：上述兩種批評分別來自不同陣營，在方向上相互抵觸，如何能夠同時安撫雙方，表示親近之意呢？
這就是胡、溫必須分工合作的原因。二人各負責一個方向，結果正如人們所見，在意識形態上，胡“向左轉”，溫“向右轉”。一時間，“胡、溫有別”的傳言不斷，其實他們只是在合作雙簧。胡通過系列的口號和姿態，表示對傳統社會主義價值的某種程度回歸；溫不斷發表講話，甚至發表署名文章，盛贊自由民主理念。雖然兩人都是姿態大于行動，但畢竟表示了對問題的承認和修正的意向，同時給予左右雙方以期待——歷經轉折后，大多數人已傾向于認同：中國的事難辦，在中國難辦事，只能慢慢來，有心就好。
這種左右兩面示好的巔峰之作是十七大報告，報告即宣布了“倒退沒有出路”，又強調改革的目的是“發展社會主義，發展馬克思主義”，使左右雙方都看到希望，受到極大鼓舞，一些人甚至因此興奮不已。實際上，雖然左右主張在理念上不難找到某種共通點，在淺層操作上也可以并行，但一旦進入深度操作，在今日中國這塊土地上，必然相互抵觸；左右逢源只能游刃于語言和姿態的層面。
當然，胡左溫右的選擇也并非隨意。胡代表原則性，溫代表靈活性。作為最高領導人，胡當然要站在相對安全的位置上；而溫的位置既易于搏取聲望，也易于被犧牲。這種分工是由兩人的位置決定的。
這樣再來看最近汪洋和施芝鴻提出的“思想解放”，即可知他們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施的意思不過是強調胡的理論突破，宣講胡的“科學發展觀”內涵；汪可能是銜命而為，但其意圖也并不神秘，無非是欲在行動上有所突破，率先擺脫“經濟中心論”束縛，在踐行“科學發展觀”上為諸侯作出表率。這種行為的效率取決于其傳播性，所以聲勢造得越大越好，也因此汪表現出罕見的高調。
“科學發展觀”的落實之所以遇到阻力，與其它“政令不出中南海”一樣，表面看是條條塊塊各守其利，在閹割和扭曲中央指令，實際上一個巴掌拍不響。如果中央真正意志堅決，條條塊塊的騰挪空間是有限的。所謂“政令不暢”，可以歸結為一個簡單原因：因為沒有人因此而下臺。當下官場的政治生態最認示范，只要公認違令者因此下臺了，其他人必然聞風而動。
不能以“貫徹不力”而撤換官員，其因有三：或者中央此政令本身就具有忽悠性質，不需要如此認真；或者中央還受制于其它與此有抵觸的目標，中央本身也只能半心半意；或者因為權力不夠集中，上面各立山頭，下面各有靠山，人事變動成為極其復雜之事，難于協調。此次派汪洋異動于南方，與當年鄧南巡有異曲同工之妙，因此最可能的情形是第三種：胡還沒能擁有生殺果決的絕對權力，于是采用不激化矛盾的迂回方式。這種方式見效慢，但阻力小，既體現了胡的個人風格，或許也將成為后權威時代通行的權力整合與目標調整的方式。
“思想解放”是相對“思想束縛”而言的，實用主義本身就不存在價值堅持，所以也不能束縛什么思想。所謂“思想解放”，如果較起真來，其實只是無的放矢的偽問題。不說今日民間思想早就與官方保持足夠距離，不可能受其束縛；官方本身提出的所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其實也只是一個毫無定色的大籮筐，馬列毛鄧江胡，什么都可以往里裝。以后的執政者還可以根據形勢變化和實際需要，隨時增減，與時俱進。這個大籮筐內的東西表面看是只增不減，其實每次在做加法的同時也在做減法，為原來的存貨重新噴灑一道顏色。
因此，在實用主義時代需要“解放”的其實不是思想，而僅僅是話語。被束縛的不是思想而是話語，公開表述的話語受到束縛，一方面是因為執政者為減小改革阻力而下令“不爭論”；另一方面是因為在全球化的語境下，開放話語必然指向特定話題，對政權的合法性形成挑戰。
因此，所謂“話語解放”，亦即通常所說的“言論自由”，在今日中國的相當長時間內，還將是一道無法跨越的欄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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