贊農民領袖的老黃牛火車頭精神

贊農民領袖的老黃牛火車頭精神     ［注］
——我所理解的馬克思主義科學發展觀之十

農民以農為主（包括林、牧、副、漁），也要兼學軍事、政治、文化，在有條件的時候也要由集體辦些小工廠，也要批判資產階級。
——毛澤東

賀普霄
   
大家共同富，
頭領居首位。
既是老黃牛，
又是火車頭；
先當老黃牛，
再當火車頭；
當了火車頭，
還是老黃牛。
無私又無畏，
力量大無比。
農民問題一直是中國革命要解決的主要問題，只有這個問題解決好了，中國就會興旺發達，社會也就安定了。天下第一村華西村村，黑龍江興十四村（南有華西，北有興十四村），深圳特區里的共富村南嶺，河南的劉莊、京華實業公司、龍泉村、創建共產主義小社區的南街村、第二個南街村北徐莊，北京的韓村河，浙江的滕頭村，石家莊的周家莊人民公社……這些地方的農民其所以都能過上幼有所育、青有所學、壯有所用、老有所養、病有所醫、居有所住，路不拾遺、夜不閉戶，幸福祥和的農村都市生活。不僅多年來無刑事犯罪，而且環境也很優美。其所以如此，就在于他們分別在以吳仁寶、傅華廷、張偉基、史來賀、劉志華（女）、梁修昌、王宏斌、徐德全、田雄、傅嘉良、雷金河等立黨為公的農民領袖為首的黨組織的堅強領導下，堅定不移地走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一化三改”后指出的公有共富的社會主義道路的結果。這些農民領袖和以他（她）為首的領導集體，繼承和發揚了建黨建國以來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筆者將其歸納概括為：既是老黃牛，也是火車頭；先當老黃牛，再當火車頭；當了火車頭，還是老黃牛的身先士卒的老黃牛火車頭精神。從而真正做到了以人為本，執政為民，讓村民都過上安居樂業的幸福富裕生活。

三大作風和延安精神是執政為民之本
理論聯系實際，密切聯系群眾，以及批語和自我批評的三大作風；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團結、緊張、嚴肅、活潑的延安精神，是他們執政為民的根本。因為共產黨領導人民干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消滅私有，消滅剝削和壓迫，實現人人平等，走公有共富的社會主義道路，這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的開天辟地以來唯一正確的道路。只有走這條路，才能先建成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最終實現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共產主義。這個大目標就是他們入黨宣誓過的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和信念，并要為實現這個大目標而奮斗終生。要實現這個大目標必須說到做到，走群眾路線，把群眾團結起來，進行艱苦創業，克服前進道路上的各種艱難險阻，排除“左”的和右的干擾；接受群眾的監督，不斷總結經驗教訓，百折不撓，不斷前進。正如王宏斌同志所說：“共產黨就是要搞共產主義”，“按農民樸素的話來說，舉手宣誓時都說了這句誓言：‘為共產主義事業奮斗終生’，不能上邊說著，下邊蹴著，更不能嘴上說一套，實際做一套”。因而在搞隊辦企業無資金時，黨支部帶領黨員義務在火車站干裝卸，掙來幾萬元全部交集體；當承包后糧食減產、社員生活水平和黨支部的威信降低，大字報使王宏斌立即收回個人承包而恢復集體經濟，并總結出：我們認為個人承包是一種懶辦法，是一種沒辦法的辦法，是表現我們這一級黨組織無能的辦法。徐德全在大旱面前，因包產到戶使原來集體的水利設施被破壞而致兩千畝秋田基本絕收的慘狀面前，立即將自己的兩頭牛和磨面機賣了3000多元拿到村上，退伍軍人村長徐奎生把部隊發的安家費一分不留地拿到村上，參加過抗美援朝的老黨員徐明勛把自己準備蓋房的25000塊磚拉到要修復的機井臺，就這樣帶領社員集資，重整旗鼓恢復和發展集體經濟而成為全國聞名的共富村。傅華廷是由山東移民到黑龍江的興十四村的黨支部書記，用人拉犁開荒發展集體經濟走共同富裕道路，成為全國十大聞名村、聯合國國際農業示范基地。周家莊人民公社的老社長、“老堅決”、抗日英雄雷金河在“一刀切”地包產到戶壓力下，三次進京找老領導，并向省上立“軍令狀”，終于將中國最后一個人民公社保存下來，在世界經濟危機的2008年創造了一萬多社員除過吃糧、醫療、孩子上學等十多項人人都享受的福利外，男女老少社員人均分紅6000元的奇跡。史來賀寧當包產到戶的 “釘子戶”也不把集體分掉，就是為了集體富大家富走的才是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路，讓解放前的“長工村”村民，年產值十多個億，每戶住上一單元四層470多平方米……這都是繼承和發揚黨的三大作風和延安精神的優良傳統，走公有共富社會主義道路創造出的前無古人，今有來者的奇跡。

五七指示是農村綜合發展的陽關大道
毛主席在1966年的“五七”指示中指出：農民以農為主（包括林、牧、副、漁），也要兼學軍事、政治、文化，在有條件的時候也要由集體辦些小工廠，也要批判資產階級。這就為農民指出不能只搞單一的農業，而要搞林牧副漁、辦工廠等綜合發展的道路，為逐步縮小、消滅工農、城鄉、體腦之間三大差別奠定了基礎并指出方向。因而這些村在搞好農業的同時，發展林牧副漁、辦工廠走亦工亦農綜合發展的共同富裕的陽關大道。先由作坊式的手工操作逐步發展到現在每個村都有數個到數十個現代化企業的產加銷一條龍、農工貿一體化的集工、農、兵（民兵）學（村辦的從幼兒園到高中，甚至大專學校）、商為一體的農村基層組織。興十四村有3.3萬畝幅員，其中耕地1.6萬畝，林業1.13萬畝，4千畝草原發展畜牧業。漯河市有幾年夏季抗洪，南街村的民兵也積極加入到部隊的抗洪救災和搶險中，還參加中央電視臺文藝晚會《我們的后備軍在前進》民兵方隊；由南街村入伍的兩名新戰士，因在南街村東方紅廣場毛主席雕像前站過崗，受過嚴格的訓練，入伍后被首選到天安門前為國旗站崗。這些村的民兵組織比較正規，訓練有素，勞武結合，既是生產中的尖兵和社會治安的勇士，也為部隊輸送了好多合格的戰士。從幼兒園到高中一條龍的教育全由村上免費提供，有的連上大學、博士的費用都由村上承擔。這些共富村將原來的生產大隊和周邊村在“五七”指示的指引下發展成公有共富的農村都市，周家莊人民公社則將一個公社發展成我國獨一無二的在鄉政府外衣下的人民公社的共富鄉。通過這些村有目共睹的、實實在在的現實實踐了毛主席對中國農村如何發展的藍圖，從而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不僅為我國的廣大農村，而且還為朝鮮、蒙古、越南、古巴這些以農業為主的社會主義國家提供了可借鑒之路。然而仍未能引起我們的高層決策像重視小崗村一樣地重視這些村、公社。

大慶大寨是學習的榜樣
這些村原來都是比較窮的窮鄉僻壤之地，種糧人還靠國家供應返銷糧過活。在農業合作化后，特別是毛主席提出“農業學大寨”、“工業學大慶”的號召后，都在學大寨人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創業精神，戰天斗地搞農田基本建設；學大慶人的“三老”（對待革命事業要當老實人、說老實話、辦老實事）、“四嚴”（干革命工作要有嚴格的要求、嚴密的組織、嚴肅的態度、嚴明的紀律）、“四個一樣”（黑天和白天工作一個樣，壞天氣和好天氣工作一個樣，領導在和領導不在工作一個樣，沒人檢查和有人檢查工作一個樣）的完全自覺的認真負責的主人翁精神。周總理1964年12月21日在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對大寨精神做了高度概括：大寨大隊所堅持的政治掛帥，思想領先的原則；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精神；愛國家、愛集體的共產主義風格，都是值得大大提倡的。華西、王上就是當年學大寨的“江南兩大寨”的典型，上旺搞了包產到戶之后，與華西已成了兩股道上的車而產生出兩種結果；劉莊在學大寨運動中，結合自己大隊的實際，自力更生大搞農田水利建設，并發展畜牧業、辦工廠；南街村、龍泉村、小冀鎮東街五隊等學劉莊搞好農田建設的同時，走有工共富的道路。現在不僅這些精神不提了、不學了，不少人竟用學大寨中存在的一些問題來全面否定農業學大寨，甚至要通過否定大寨來否定農業合作化，進一步否定公有共富的社會主義道路。這是非常危險的。就說陳永貴吧，他還當了只拿大寨大隊工分不領工資的副總理，這在歷史上是獨一無二的。現在誰能辦到呢？恐怕大官車檔次低了、下去不搞警車開道、前呼后擁的轟轟烈烈的迎送都不行。因而，群眾就有“聽見警車響，人們在猜想，不是抓逃犯，就是來首長”來形容當今大官下來的威風。然而，古巴大官的車，群眾可以“招手停”搭便車辦事、反映情況，群眾有什么事情隨時可去政府部門找領導談，進政府門就像出入自己的家門一樣方便。這就是張心陽寫的古巴為何無人上訪的緣由。
鞍鋼憲法是辦好社會主義企業的法寶
1960年3月，毛主席在對鞍山市委關于鞍山鋼鐵公司報告的批示中提出辦社會主義企業的總方針。它的基本原則是：堅持政治掛帥，加強黨的領導，大搞群眾運動，實行兩參（干部參加集體勞動，工人參加企業管理）、一改（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三結合（工人、干部和技術人員三結合），開展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這就是中國工人階級當家作主后創造的辦好社會主義企業的鞍鋼憲法，也是黨的三大作風在辦社會主義企業中的具體應用和發展。這些農民領袖企業家創辦的村辦集體企業，就是按照鞍鋼憲法始終堅持企業姓社不姓資（堅持政治掛帥）的公有制性質，整天和職工在一起，充分發揮集體的智慧和創造力，才有今天數個到數十個廠（公司）的產加銷一條龍、農工貿一體化的現代化集團公司。劉莊的機械廠就是由“三個半”鐵木工將幾個報廢的汽車喇叭拆開后，將能用的零件裝到一起后成功的啟發中辦起來的。可惜呀，實在可惜，從現在暴露出來的很多問題可以看出，在我們的國企里工人不僅不是主人，甚至連在舊社會一些資本家的工廠都不如。有的國企成了領導的私企，對工人動不動就用下崗來威脅，甚至連上廁所的權利都沒有，只好尿褲；有的外企老板強迫工人喝尿，隨便就對工人進行搜身。但工人還不能造反，甚至還受“法律”保護。在處理這些問題時，往往是替工人說話，替領導和老板辦事。現在有幾個國企領導知道鞍鋼憲法，執行鞍鋼憲法？只知道他的工資比工人高數倍、數十倍、數百倍，甚至更高。更讓人不可思議甚至氣憤的是，1979年出版的《現代漢語詞典》經過幾次增訂到2002年版卻將“三老四嚴”、“鞍鋼憲法”、“人民公社”等也“增訂”掉了。不知其依據、目的、用意何在？難怪我們的國企一個接一個地被崽賣掉等多種“改革”手段化公為私、以權謀私而破產，導致工人下崗、失業，但其書記、廠長有幾個下崗、失業的？這就是法寶被否定，國企就變味、就倒閉的道理。原來很好的國企，在賣廠風、承包風的歪風邪氣風暴中，他當書記、廠長把國企辦不好，但將其賣給或承包給他及其親屬卻能辦好，這人還是共產黨嗎？這樣的人在黨內究竟有多少，值得深思。讓他掌權，究竟是為誰掌權，為誰執政，以誰為本，走的什么道路？這大概就是不姓社，不姓資，不議論的依據和歸宿吧？！現在的腐敗成災，不能說與此無關而歸到毛主席身上吧。

干部是決定因素
這些公有共富村其所以能過上讓世人羨慕向往的農村都市生活，其中最主要的一條，就是毛主席所教導的：政治路線確定之后，干部就是決定的因素。也就是在實現 “一化三改”后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基礎上，要先建成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必須有一心為公不謀私利、完全徹底為人民服務的干部隊伍——農民領袖帶領下才能實現。這已為這些共富村的創舉所證實。以這些農民領袖為首的黨組織，不僅他（她）自己，而且在選拔干部時就是按照黨的“三大作風”、“三要三不要”原則、接班人“五個件條”和“四化”等綜合考查、嚴格選拔、培養和任用。因為三大作風是我們黨長期革命實踐中形成的，是防止歷史興衰“周期率”的法寶。接班人五個條件和三要三不要是毛主席分別針對赫魯曉夫現代修正主義和林彪反黨集團提出來的（汪東興同志看了毛主席追悼會的悼詞稿后，針對“四人幫”將三要三不要加進去）。“四化”是改革開放中提出來的，這些村對其中“革命化”的核心是為“公”。如果離開了這個“核心”，將革命化提得再高，說得再多也是空的。在這些村，誰也不顧，個人先富的人不能入黨，也不能當干部，更不會出現去剝削他人的黨員資本家。這些村的劉莊、周家莊人民公社、滕頭村等已經平穩過渡到第二代。但這些在我們任命干部時很少明確地提出。當今出現建黨建國以來最嚴重的腐敗和反腐的實踐證明，黨內的腐敗分子特別是高官的腐敗都是不搞馬克思主義而搞修正主義；搞分裂而不搞團結；搞陰謀計劃而不光明正大。他們違背黨的三大作風，是披著共產黨員的外衣搞資本主義的走資派。
現在有人說，這些村是乘改革開放的東風，是靠剝削其他村人的廉價勞動力富起來的。我們說，改革開放的東風對所有的中國農村都是一樣的，然而借改革第一村包產到戶的東風者，走了兩極分化者為什么沒有共同富裕起來。讓農民把地賣掉（有的用公安強迫農民像黃世仁逼楊白勞賣身契一樣），他們再轉賣給外商和私企老板謀取暴利并從中受賂，再讓村民在法律的保護下給他們當雇工成為“新長工村”、受剝削，還克扣農民工資而不算剝削。而這些共富村善待農民工兄弟，比那些私企老板和洋老板甚至國企的承包者好得多，農民兄弟在那兒打工非常安全而受尊敬。他們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為集體共同富裕，錢沒有裝進個人口袋（沒有一個人是村上的首富戶，沒有一個人將自己的子女送到國外、把集體的錢弄到國外存在自己名下），并為集體、為社會辦福利，還對其他愿走公有共富道路的村大力支持和幫助（僅劉莊就幫助了幾十個村）卻被這些人將剝削的大帽子戴在這些村的頭上。看來作為領導干部和經濟專家持這種觀點，如果不是有意裝糊涂，就是有意中傷走公有共富道路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將公有共富的社會主義本質與少數人剝削多數人而大多數人受窮的資本主義混為一談，用其來抹煞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區別。要說剝削，那些年薪幾十萬、幾百萬、甚至幾千萬的國企老總、銀行行長，這個星那個星亮一次相就是多少萬的人，公車私用、公款吃喝、公款出國旅游等等才是真正的剝削。
[注] 本文摘自作者獻給中華人民共和國六十華誕的《共富村之路》書稿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