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馬太效應”加劇了貧富分化

“馬太效應”加劇了貧富分化

    

    中國正大力構建和諧社會，《中國財富》正熱烈進行“貧富到底能不能和諧”的大討論，并力圖要做一份“為貧富和諧鼓與呼”的主題雜志。
    貧富到底能不能和諧呢？一個人在無意識中作出了強有力的回答，他就是國家審計署審計長李金華先生，前不久在為國家廣電總局作審計工作專題報告時，這位個性鮮明的高級官員表示，目前中國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著“馬太效應”，窮人愈窮，富人愈富。顯而易見，貧富和諧的清夢被其回答無情擊碎，富人與窮人越來越遠，一者飛升天堂，一者滑落地獄，怎么和諧？
    在總體的欣欣向榮中，中國的貧富差距“馬太效應”確實十分鮮明。2003年中，財政部科研所課題組曾發表一份關于收入差距的專題報告，各方面的數據不約而地表明“馬太效應”的嚴重存在：
    一是以基尼系數反映的居民收入總體性差距逐年拉大，已經超過國際公認的承受線。1991年為0.282，1998年為0.456，1999年為0.457，2000年為0.458，10年上升1.62倍。
    二是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擴大。1990年城鄉居民收入之比為1：2.2，1995年為1：2.71，2000年為1：2.79，2001年擴大到1：2.9。
    三是地區間差距擴大。2000年，東部地區人均收入是西部的2.26倍，最高的省與最低的省差距超過3倍。
    四是行業間的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80年代中期，行業間收入差距開始顯現，到90年代中期最高行業人均收入與最低行業之比為2.23：1，2000年又上升到2.63：1。
    五是不同經濟性質的單位職工收入差距越來越大。國有經濟性質單位職工工資與集體經濟性質單位職工工資相比，1985年的平均工資差距為1.25：1，2001年擴大到1.63：1，其他經濟性質單位職工工資與集體經濟性質單位職工工資相比，1985年的差距為1.49：1，2001年發展到1.77：1。
    六是城鎮內部各階層之間的收入差距擴大速度明顯加快。高收入戶的收入增長大大超過低收入戶的收入增長，2002年第一季度的統計表明，20%的高收入者的收入占總收入的46.2%，20%的低收入者的收入占總收入的6%，高低收入差距為7.66倍。
    該主題報告還披露：調查統計顯示，10%的富裕家庭占城市居民全部財產的45%。最低收入10%的家庭其財產總額占全部居民財產的1.4%，另外80%的家庭占有財產總額的53.6%。
    不是貧富差距的“馬太效應”已經嚴重存在，更嚴重的是，“馬太效應”具有疊加遞乘性，會愈演愈烈。眾所周知，“馬太效應”出自《新約.馬太福音》，強調的就是疊加遞乘或贏者通吃，最初的根源是這樣一句話：“凡有的，還要加給他，叫他有余；沒有的，連他所有的，也要奪過來?！焙髞肀幻绹茖W史研究者羅伯特.默頓總結為“馬太效應”。
    如果說其他方面的“馬太效應”還有所收斂的話，比方說能力，一個能力強的人其能力會愈來愈強，但也會存在一定的限度，不可能無限增強，特別是與能力弱的人之間的差距不可能無限拉大，能力弱的人能力增強應該會更大些。
    但貧富差距上的“馬太效應”就更具有一發不可收拾的性質，因為一旦產生貧富差距，特別是在現代社會，差距往往會越來越大。比方說張三能力差，月薪5000元；李四能力強，月薪50000元，不說他們之間的能力因素會繼續推動貧富差距加大，單是這45000元的差距，就會自動產生越來越大的差距，原因就在錢能生錢，利能滾利，資本差距會產生更大的資本差距。馬克思曾指出，資本的積累會導致兩極：一極是財富的積累，一極是貧困的積累。的確，在資本主導的社會，這是必然的。
    張三和李四能力上的差距，當然應該考慮進去，“馬太效應”無疑變本加厲。如果考慮其他一些因素，貧富差距上的“馬太效應”更可能長出翅膀。拜讀“貧富到底能不能和諧”前幾期的討論文章，多有在人性的角度談論貧富和諧的。事實上，貧富差距上的“馬太效應”就有著一對來自人性的翅膀，人性的弱點支持“馬太效應”的騰飛。
    簡單地說，這就是平常要說到的“錦上添花”與“雪中送炭”?！案辉谏钌接羞h親，貧居鬧市無人問”，人性的弱點決定了人更喜歡去錦上添花，而不是雪中送炭。媒體在錦上添花，多為富人說話；專家在錦上添花，多為富人發言；政客在錦上添花，多為富人插刀。如果再考慮到有意識的利益收買，對媒體、專家、政客乃至其他種種社會資源的收買，貧富差距上的“馬太效應”就更會騰云駕霧了。
    舉目四顧，誰在雪中送炭？誰會雪中送炭？拿貸款來說，應該說，貸款也是一種經濟人權，人人享有，特別是貧困地區和窮人，更需要貸款?？晌覀兊慕鹑跈C構都在干什么呢？1998年以來，由于市場化改革，國有銀行為了利潤的追逐，大規模撤并網點。據某國有商業銀行省分行的統計，近3年撤并的基層網點數占原有機構數的25%，其中撤并的鄉鎮網點占撤并機構的60%。
    不但從鄉村城鎮撤出，而且也從一些縣域城市撤出；不僅其他銀行大撤并，而且大名就叫“中國農業銀行”的也進行大撤并，直到2006年7月叫停。據銀監會主席劉明康透露，西部地區的金融機構空白率高達10%，這意味著四川這樣的地方有10%的鄉鎮沒有任何一家金融機構，青海更高達30%。與此相反，在一些大城市的街道，各大商業銀行網點肩并肩、背靠背，人稱“銀行比公廁多”。沒有誰愿意為窮人和貧困地區提供金融服務，他們的貸款權力何在？他們的富裕權力何有？
    在2007年博鰲亞洲論壇上，200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孟加拉鄉村銀行創始人、執行總裁穆罕默德•尤努斯一番話說得非常好：全世界總人口60%的人僅只有全世界總收入的6%，這是極端不平衡的。事情的出現并非偶然，這60%的人不是沒有主動性，沒有努力，錯誤不在他們，而在于整個體系和機制；貧窮并不是由窮人造成的，貧窮是由體制的失靈造成。
    尤努斯大力倡導“非贏利的商業”，可在一切都已經用利益來衡量的現代商業社會，誰來干非商業化的道德事情呢？當然，我們也高興地看到，世界各地都有像尤努斯這樣的“社會企業家”和孟加拉鄉村銀行這樣的“社會商業”在崛起，但總體上，貧富差距上的“馬太效應”正一發不可收拾，愈演愈烈，特別是在當前的中國。
    “馬太效應”不但打破了貧富和諧的清夢，也在一定程度上對“共同富裕”的設想提出了挑戰，因為“馬太效應”明顯就是支持富的更富而窮的愈窮的客觀規律。
    怎么辦？請允許筆者把這一問題拋給由國務院扶貧主管、中國扶貧基金會主辦并且志在“為貧富和諧鼓與呼”的《中國財富》吧！
    （《環球視野》摘自2007年第7期《中國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