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資救贖金融機構之路行得通嗎？

外資救贖金融機構之路行得通嗎？

葉檀

2007-09-28  《中國企業家》

    通過廣發花旗案，政府和企業應該學會權衡引進外資的成本與收益，這才是金融機構市場化最大的收獲

    始于2004年的又一輪銀行大規模注資之后，引進戰略投資者上市成為銀行改革的主要路徑，目的是左右借力，以產權多元化背景下的外資戰略投資者的先進技術與理念，佐之以資本市場巨大的資金力量，打造具有世界競爭力的金融企業。在中國牛市未啟動前，主要是境外上市，而在中國牛市秀出群倫之后，在A股市場上市成為金融機構的主要選擇。

    廣發行成為典型案例，圍繞花旗財團入主廣發行有太多的爭論，在花旗入主十個月后，原廣發行副行長、現代廣發行行長辦公室高級顧問郭小平表示出對花旗入主廣發行的不滿。如果說花旗入主以前的討論主要集中在國資是否賤賣以及財團之間的激烈爭奪，在入主之后的爭議則集中在花旗的改期步驟是否符合廣發行的利益，反對者懷疑，花旗在廣發行與花旗的利益取向上發生了偏差，他們在改期過程中更看重花旗的利益。郭小平聲稱對花旗重組帶領廣發和走出困境經歷了“充滿信心”、“逐漸喪失信心”到“完全沒有信心”三個心理歷程。

    郭小平的指責也許是出于個人的不滿，但也肯定不是他一個人的不滿。郭代表的是花旗入主后利益受損的一群人、與花旗風格、文化格格不入的一群人，甚至可能代表了對花旗緩慢的重組過程錯失中國牛市利益的其他戰略投資者。這些目標取向不一致的群體因為有了花旗這一個共同的對手暫時走到一起。

    花旗廣發之爭再起波瀾，使外資的中國市場經濟救贖者形象更加模糊。已經有越來越多的人認同如下觀點，外資是高明的逐利者而不是中國市場經濟的救贖者。

    對外資角色的質疑并不僅僅局限于民間，已經體現在政策層面上。據報道，近期證監會以窗口指導的形式，暫停了A股市場戰略投資者。這一政策從從南京銀行、寧波銀行上市就已采用，建行的招股意向書上也沒有出現戰略投資者的身影，而9月底上市的北京銀行同樣沒有戰略投資者參與配售。這說明，有關部門已經意識到，戰略投資者未必是穩定器與市場化的督促者，更多的是在資本市場上尋租的溫床。那些主張引進外資戰略投資者的人無法回答如下疑問，如果這些戰略投資者僅僅持股20%，他們有什么動力竭盡全力改造參股企業？并且，如果中國內生的市場化資源如此不堪一擊，受到計劃體制的重重圍困，那除了將經濟控制權拱手讓給外資之外，有什么更好的辦法將成熟市場體制嫁接到計劃與行政之樹上？

    對外資的認識應該全面，引資反應的是內資的薄弱。很多時候引進外資在表面改革的帷幕之下，掩蓋的是原有企業虛弱不堪甚至一團爛帳的事實，甚至借引資之名組織合資公司將股權歸入自己人囊中。

    廣發行就是一家虛弱不堪的企業。按照有關報表，到2003年底.廣發行五級分類口徑下的不良貸款為357億元，不良貸款比率18.53%，撥備率不足3%，資本充足率則只有3.87%。其中可疑與損失類兩項合計超過200億。標準普爾2005年的評級是CCCpi，居國內銀行業倒數第一。理由是資產質量差、貸款集中度過高、利潤率低，以及資本不足。廣發行除了接省內金融機構的政策性包袱，負擔危機重重的中銀信托投資公司，除了幾家分行保持贏利外，大多數分支行均告虧損。廣發行承接包袱換來的是央行批準其在全國六大省會城市設立一級分行，成為一家擁有全國牌照的銀行。實際上，在廣發行與財團的談判中成為最重的砝碼。

    外資在有競爭力的內資眼中絕非神仙。到目前為止，被認為中國最具有市場潛質的銀行招商銀行明確拒絕引進外資戰略投資者，而上市不久的寧波銀行只是從中國香港、新加坡等地聘請了九位中層管理人員，分管信用卡、財富管理等業務籌備及市場開拓。這些銀行都是行業內的佼佼者，他們按自己的市場之路而行，無需國際先進理念在部分參股的幌子下三心二意地指手劃腳。

    雖然拉上為廣發行這一民族金融機構著想的虎皮，此次廣發行之爭其實不過是利益之爭。那些失意于新團隊的中高層管理者與老員工自不必說，對于花旗財團中的其他投資者恐怕也難免憤懣。廣發行急欲補充資本金，在當地政府的幫助下廣發行剝離不良資產為了就是上市謀求大發展，股改之后的深發展的股價一飛沖天也許讓他們深受刺激，但花旗把上市計劃排在五年計劃里的2009年，上帝才知道，2009年的中國資本市場能否重現2007年之輝煌。眼看他人錢財節節高，自己卻充當看客，這是付出真金白銀的投資者無法容忍的。

    現有的股東持股結構中，花旗集團20%，中國人壽20%，國家電網20%，中信信托20%、IBM信貸持有4.74%，粵財控股0.8488%。另外的14.4112%由廣發行原分散的一些股東持有。由于當初在簽訂重組協議時，幾大股東已將管理權協議全部轉讓給花旗，一無行使時間限制，二是協議規定上述管理權變更需股東大會79.9%比例以上通過，這事實上導致廣發行管理權被牢牢控制在花旗手里，無從變更。在這樣的情況下，訴諸于政府、媒體等外力，以形成對花旗的箝制成為最優選擇，為了名正言順，其抱怨的最大理由當然是為了廣發行。

    利益沖突的背后還有文化與理念的沖突，花旗認為自己如此行事是為了更穩妥的發展，其潛臺詞顯然是，從長遠看，廣發行將比那些搭上資本市場快車的銀行更有競爭力，但其他投資者顯然并不那么看，他們是為了獲利，而不是成為一流銀行家，事實上由于缺少控制權，他們也成不了銀行家。而花旗除了口頭聲明之外，他們確實難免瓜田李下的尷尬，既然按照WTO規則外資行可以從事人民幣業務，那么，誰能保證花旗將按照廣發行利益最大化而不是花旗利益最大化的方案做出經營方針的選擇？從源頭開始，這就是無法重疊的目標組合，如果以這一要求而論，當初引進必然在中國開拓業務的花旗就是個錯誤。

    大風起于青萍之末，花旗團隊與各方的矛盾將越來越尖銳。廣發行作為一個外資試點的樣板工程，無法半途退卻導致前功盡棄，應該允許花旗繼續試驗下去。花旗給廣發行帶來了什么？是中國董事的東風壓倒了西風，還是花旗挑選的西方董事壓倒了東風，廣發行的改革成效如何，所有這些到時不得不說明白的結論，將決定中國政府今后在大量的城商行改革中是否延續花旗廣發之路。

    這不是一場意識形態化的外資與民族資本之戰，而是利益與理念之爭。通過此案例，我們應該學會權衡引進外資的成本與收益，對政府也罷，企業也罷，這才是市場化最重要的一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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