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文章：金融再引高層關注

《瞭望》文章：金融再引高層關注

來源：瞭望新聞周刊

　　如何在全球金融變動中穩健應對金融競爭與安全挑戰，對于快速發展中的中國至關重要

　　文/《瞭望》新聞周刊記者王健君

　　8月28日，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主持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十三次集體學習。
 
 
 
　　這次集體學習安排的內容是世界金融形勢和深化我國金融體制改革，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巴曙松研究員、中國銀監會李伏安高級經濟師進行了講解。這是繼年初全國金融工作會議之后，高層將視角再次聚焦于金融領域。

　　胡錦濤在主持學習時強調，要充分認識做好金融工作的重要性和緊迫性，深入研究金融領域的新情況新問題，加快推進金融改革，切實保障金融安全，全面做好金融工作，增強金融業綜合實力、競爭力和抗風險能力，推動金融業持續健康發展。

　　對于這個判斷，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經濟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在接受《瞭望》新聞周刊采訪時深有感觸：“當前，中國經濟改革、對外開放與社會轉型已進入關鍵期，國內經濟社會矛盾也聚焦于金融領域。雖然我國金融體制改革取得了不俗的成績，但在國際金融環境日趨復雜、我國金融機構競爭力仍然不強的現實下，中國金融業依然是制約中國經濟增長、社會和諧、國家崛起的主要風險因素，依然是中國經濟安全的薄弱環節。”

　　因此，在這個背景下，中央領導集體學習和關注世界金融形勢與深化我國金融體制改革，表明決策層已經清醒認識到：金融已越來越成為一國經濟發展與經濟安全的重大問題。

　　劇變中的全球金融形勢

　　在這個時間點，高層之所以關注金融安全和我國金融體制改革，在于國際金融形勢正在發生明顯而深刻的變化，我國金融體系面臨的風險環境前所未有。

　　目前，全球經濟和金融市場總體發展狀態良好，但這不能掩蓋國際金融體系依然存在諸多風險因素，國際金融安全新挑戰眾多。

　　特別是近期爆發的美國次級貸危機對全球金融市場形成了巨大沖擊。盡管通過歐美央行巨額注資等操作，當前的情況也只是恢復到一種微妙的“尚不穩定的平靜狀態”，下一步走勢還需觀察。

　　對于目前的全球金融形勢，《瞭望》新聞周刊從權威人士處了解到，有四大新變化：

　　首先，金融全球化繼續深入。一方面，無論是對發達國家還是新興市場國家，金融全球化帶來了機遇，提高了市場效率，促進了世界經濟和貿易發展；另一方面金融全球化帶來的大規模投機資本頻繁快速跨境流動，削弱了一些經濟體宏觀經濟政策執行的有效性和對宏觀經濟的控制力，并容易誘發系統性金融風險。

　　其次，在金融機構風險管理日趨復雜和多樣化的發展趨勢下，防范由此帶來的系統性風險成為新難題。

　　比如，原本作為有效管理和分散風險的次級按揭貸款證券化手段，因為一些國際知名大型金融機構沒能有效評估和控制此類證券在系統性波動下的風險，反而成為此次全球金融動蕩的源頭。

　　其三，總體流動性過剩和突然性流動性緊縮成為國際金融市場安全的主要威脅，使得流動性風險管理的難度加大。流動性過剩一直是目前國內外金融界關注的熱點話題。在其推動下，包括大宗商品、房地產、有價證券等資產的價格在全球呈現顯著的上漲趨勢。

　　但流動性過剩是一個時刻在變化的非定量概念。正如前世界銀行東亞地區首席經濟學家霍米卡拉思接受《望》新聞周刊采訪時所言，“流動性就如杯中之水，盡管可能四處溢出，但如果不小心碰倒杯子，一剎那就會消失得一干二凈。”

　　事實上，最近的次級貸危機就是流動性過剩和金融機構過于樂觀的產物。當次級貸出現大量違約，進而通過其衍生金融產品放大，動搖市場信心，并迅速蔓延到全球金融市場，無可避免使得資金面收緊，形成了突然性的流動性緊縮現象。可見，突然性流動性緊縮已經成為總體流動性過剩的伴生物，而市場信心就是導火索。

　　其四，一個國家經濟和綜合國力的重要體現是金融創新能力和市場主導能力。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許多國家已經充分認識到，建立有效的本土金融市場來促進本土金融資源配置效率的改進、金融競爭力的提高和系統性金融風險的降低，以及參與國際金融規則制定和利用國際金融市場能力，對一個國家的核心競爭力以及應對金融波動沖擊的能力有著巨大影響。

　　新變化挑戰各國金融安全

　　中國銀行研究員王元龍是國家社科基金項目“金融全球化與我國金融安全問題研究”的負責人之一，采訪中他給出的判斷是，這種新變化同時也意味著全球金融安全體系面臨著深刻的挑戰。

　　全球經濟失衡正在成為全球金融安全的隱患。目前的失衡主要表現在發達國家的逆差和新興市場國家的盈余，在經常收支項目上呈現兩極分化。而且這種失衡的集中度大幅提高，全球經濟命脈越來越維系于美國、西班牙、英國、澳大利亞和法國為主的少數國家身上。

　　如果這些國家經濟發生重大波動和轉向，造成需求減緩，使得國際生產鏈條斷裂，對投資其中的全球金融市場來說將是沉重打擊。因此，全球經濟結構性失衡能否實現有序調整，成為影響當前全球經濟和金融平穩運行的關鍵因素。

　　流動性過剩和突然性緊縮的陰影下，新興市場國家需要在積極開放和控制風險之間找到平衡。新興市場國家在總體流動性過剩和突然性流動性緊縮并存的國際環境下，既要防范流動性過剩帶來的資產泡沫，也要防范突然性流動性緊縮導致的資本大規模撤出的沖擊；既要積極利用國際資本，提高對國際金融資源的動員配置能力，又要控制投機資本的大進大出。這些工作的把握極具挑戰性。

　　美元主導的世界貨幣體系的穩定性存在相當程度的風險。當前特別需要關注以美元為主導的世界貨幣體系的穩定性，提高對可能出現的美元匯率大幅波動的應對能力。當今世界貨幣體系的穩定很大程度依賴于美元幣值的穩定，而美元的負債能力以及全球投資者對美元信心是美元幣值穩定的關鍵。

　　如何爭取穩定的國際金融環境，是新興市場國家逐步融入全球化過程中的新挑戰。

　　金融監管的國家協調和合作機制尚待加強。在國際金融市場上，包括市場準入、信息披露和監督政策等方面，都還沒有以協調一致的方式進行，國際監管環境存在眾多漏洞。而且，國際組織和各國監管機構缺乏在區域范圍內對金融危機的事先預警機制，事后快速反應能力也有待提高，聯合采取措施阻止危機擴散和蔓延的機制有待完善。

　　國內金融業存在體制性弊端

　　“中央高度關注世界金融發展的趨勢和特征，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我國金融業發展的現狀，和伴隨的問題。”江涌告訴本刊記者。權威判斷指出，目前我國金融業抗風險能力有了明顯提高，金融體系不存在明顯的系統性風險，在當前較高外匯儲備和人民幣升值市場環境下，我國發生債務危機和貨幣危機的可能性不大。但是，經濟運行中的深層次問題和體制性、結構性矛盾，以及金融機構自身控制風險能力不足，公司治理機制建設不到位，企業和社會整體信用水平低，始終是我國金融安全運行的長期隱患。

　　江涌認為，銀行風險依舊是金融安全的重心。其一，實際不良貸款仍然需要警惕。據銀監會公布，目前國有商業銀行五級分類不良貸款率已降到約8%。但是，若剔除財務重組和政策性剝離等因素，同期實際不良貸款余額與比率難以樂觀。而且，不良貸款比率的降低主要通過“擴大分母”（即多貸款）所致，且多半為中長期貸款，其中一些風險（如千億計的高校擴張貸款）正在顯形化。

　　其二，操作風險突出。近年來，國有銀行大要案此起彼伏，上到總行行長下到電腦操作員，涉案金額動輒數百萬乃至數億，暴露出因金融違規、金融腐敗、監管滯后而導致操作風險的防控存在嚴重缺陷。

　　其三，金融市場與社會風險不斷向銀行風險轉化。新一輪股市與房地產形成的許多資產泡沫與銀行資金關系密切。一旦股市與房地產泡沫持續遭遇重挫，銀行不良貸款將迅速增加，極有可能形成與上世紀90年代日本一樣的銀行危機。

　　同時，復合性金融風險不同程度地積聚。一是“外在風險內部化”。比如，國際游資為投機人民幣升值，通過多種渠道入境，加劇股市與房地產市場泡沫，這不僅增加銀行壞賬與匯率等風險，而且直接威脅金融體系的穩定。二是“內在風險外部化”。一些“走出去”的中資企業由于鞭長莫及與內控不力，原先潛伏的金融風險迅速暴露。比如“中航油”事件。

　　而且，金融“道德風險”突出。

　　在江涌看來，最為嚴重的“道德風險”是一些政府部門對國家信用的濫用。銀行壞賬沖消、金融集團倒閉、證券公司破產、中央與地方政府債務、社會保障基金、股市泡沫消除等等最后都集中到國家。

　　為此，他強調，“國有銀行沒有發生系統性危機的根本原因在于國家信用，即儲戶對國有銀行國家所有的信任。但是，國家信用是有限的。政府部門大包統攬，無限‘兜底’，這容易造成嚴重的‘道德風險’，還可能導致國家信用資源加速流失。長此以往，很難避免信任危機。”

　　高度關注當前國內三大問題

　　面對國內金融業現狀，在高層專家看來，當前，影響我國金融安全需要高度關注的問題主要集中在三方面：

　　流動性過剩帶來的影響。一是對房地產市場的影響。近年來，城市化進程的加快，過剩的資金為投資獲利大量進入房地產，加速價格上漲。特別是外資也大量進入，甚至在部分熱點城市成為推動房價上漲的主因之一。

　　二是對股市的沖擊。上證綜指從2005年年底的1000點左右已經漲到目前的5100點以上，而過剩的資金流動性加大了股市的估值泡沫。其中境外資金在A股市場的投機，已經形成了現實威脅。

　　三是對貨幣政策有效性的影響。專家指出，我國目前資本項下的資金流入已經大于貿易項下的流入。由于熱錢并不通過金融銀行體系循環，而是更多直接進入資產領域，不在貨幣政策直接調控范圍之內。

　　金融機構自身在體制上還存在不少缺陷。比如公司治理仍然薄弱。董事會“一言堂”等問題仍存在，股東大會、董事會、監事會和管理層間尚未形成有效監督制衡機制，高管人員重大失職未能嚴格問責。

　　同時，產生不良資產的機制尚未根除。盡管目前不良資產率較低，但商業銀行防止新增不良資產的機制還沒有完全建立起來。而且，我國金融企業經營模式雷同，同質化、低水平競爭普遍，缺少新利潤增長點，同時資產規模不斷擴大，抗風險能力下降。一旦經濟增長有所放緩，就會形成新一輪不良資產。

　　再者，風險控制和金融創新能力較弱。一些金融機構改制還存在改上不改下的問題，分支機構改革明顯滯后于總部，使得基層機構違法違規現象嚴重。同時，風險管理信息系統不健全，還不能實現全程監控和及時暴露、報告和控制各類風險。

　　而用人機制還不能適應激烈的市場競爭。“官本位”思想依然存在，經營責任不清，尚未建立擇優任用、優勝劣汰等用人制度。

　　金融運行環境對金融安全還存在較大制約。其一，部分行業產能過剩，粗放經營以及稅收政策對金融運行環境帶來的影響。一些部門和地方政府科學發展觀落實不到位，導致部門和地方有擴大投資沖動，大量低水平、技術落后的投資和重復建設又會形成新的風險。

　　其二，金融機構退出及維護金融穩定的相關法規欠缺。在金融安全保障機制建設方面，銀證保都存在著重要法律基礎缺失問題。越來越多的中外資機構入股或控制我國金融機構，引發壟斷和利益沖突等問題，卻沒有針對性的法規加以規范，目前一事一議的處理方式不能整體上保障金融安全問題。外匯管理方面在控制熱錢和其他資本流入方面，不能發揮有效作用。

　　其三，監管有效性和綜合監管能力不足。目前我國對跨行業、跨市場的風險，監管政策和監管實踐都缺乏充分協調，對問題機構還不能實施有效的聯合監管和檢查，缺乏總體的金融風險處理制度。特別是針對外資金融機構進來和中資機構出去的跨境監管，力度不足難以有效防范金融風險跨境轉移。

　　加快深化金融體制改革

　　權威人士指出，中國是一個大國，一旦發生大的市場波動或金融危機，很難指望國際組織提供及時有效援助。能否獨立自主地有效應對和妥當處理危機將是對我國金融業自身實力和監管機構實際管控能力的真正考驗。因此，加快深化金融體制改革，建立主動的金融安全戰略觀是目前解決問題的關鍵。

　　加快建設協調高效的金融安全評估、危機管理和應急處理機制。面對挑戰，任何單一部門和單一政策都難以發揮整體作用。此次美次級貸危機顯示，發生危機時，市場出現非理性惶恐，必然需要政府干預。因此，國家需要打破部門利益的顧慮和行政權力的約束，形成戰略優化、目標清晰、操作性強的政策“組合拳”。目前，特別要防止股票市場在非理性上漲后隨時可能出現的非理性暴跌和大幅異常波動。

　　積極實施和推進金融創新戰略。創新是我國金融業生存發展的迫切需要，是維護我國屹立于世界金融之林和持續發展的重要保障。有關部門需要以創新為思維，制定以我為主的金融創新戰略和整體操作方案，解決經濟社會運行中的現實問題；各類金融機構也要結合我國實際，以客戶為中心，以市場為導向，采用新方法、開辟新市場。構建新組織，開發新產品。

　　加強對資本流動的監控。加大力度防止違法違規資金流入股市房市，密切監測境外資金通過非法途徑進入這兩個市場，特別是要加強人民幣資金的反洗錢檢查。督促銀行把好資金關，控制股市風險向銀行體系傳導。嚴密監控國際資本流動，降低對我國金融穩定的負面影響。把好匯率和資本賬戶的關口，穩步推進匯率制度改革和資本賬戶開放。

　　提高金融機構綜合競爭能力和抗風險能力。加快對高風險金融機構的風險處置，和市場退出機制建設。建立健全公司治理機制，提高風險控制能力，在風險可控的基礎上激發金融機構創新精神。

　　正確把握金融對外開放。金融業對外開放政策的核心是，“以我為主、循序漸進、安全可控、競爭合作、互利共贏。”在堅持開放的同時，也要注意到開放不當、管控不好可能對我國金融安全的威脅。國際經驗顯示，曾經影響金融安全的主要問題大都來自于資本項下過早過快的開放。因此，必須堅持我國政府一貫持之的審慎開放政策。

　　繼續加強監管能力。在目前分業監管前提下，健全銀證保監管的協調機制，特別是對交叉業務、創新業務和跨行業風險的監管，防止出現風險的系統轉移和監管真空。加強金融法制建設，使法律法規覆蓋到金融監管各個方面。建立有效的風險預警機制和應急預案，和針對中低收入者的保護及救助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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