暫時無派：“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新三座大山”的后面，是舊的三座大山

“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新三座大山”的后面，是舊的三座大山

（此文是本人前兩天所發《從指鹿為馬到“指驢為鹿”》的續篇）

暫時無派

在今天的中國，人們將看病、上學、住房這三個高價的生活必需品稱為“新三座大山”。之所以用“新三座大山”來形容它們，大概一是因為新中國成立以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曾被比喻為“三座大山”；二是因為它們的價格之高已經到了普通百姓無法承受的程度；三是因為它們是改革后出現的“新生事物”。其實，大多數中國人的生活壓力，絕不僅限于這三個方面。對于千千萬萬下崗工人和一億多四處飄泊的農民工來說，這所謂的“新三座大山”甚至只是奢望。保證最低的衣食需要，才是他們眼前急需解決的問題。

這 “新三座大山”和其它大大小小的“山”，雖然在字面上帶有強烈的貶義，卻實實在在地是改革開放的“成果”，而不是什么改革中出現的暫時現象。我這樣說，并不是想刻意去摸黑改革開放，而是認真地陳述一個事實。這些壓在多數人頭上“大山”，難道不正是少數人腳下的貨真價實的金山和銀山嗎？讓這些人富起來，正是改革開放的目的；“代表先進生產力發展的要求”，也就是代表他們發財的要求；“以人為本”的“人”，恰恰就是這些人。

于是，中國這個“有特色的社會主義”社會，就很自然地以“山”為界，被隔成了由命運截然不同的人組成的兩個部分。山頂上的那群，大概不到中國人口的百分之五，是改革的堅定擁護派；山底下的那群，大概占中國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其中的許多人對改革怒氣沖天，而另外一些則已經被大山壓得麻木不仁了。在這兩者之外，還有一批人。他們的日子不象山頂上的人那么極意，也不象山底下的人那么痛苦，他們或多或少地都在改革的過程中改善了自己的生活。他們有自己的住房，有病也還治得起，倘若子女考上了大學，手頭稍微緊點，也能供下來。這批人對改革的看法是最復雜的。那么，這批人是否就是中國的“中產階級”呢？不是的。中國社會的現狀告訴我們，這個所謂的“有特色的社會主義”，其實既不是社會主義，也不是資本主義，而是一個頗具神形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見前文）。“新三座大山”的后面，是舊的三座大山。而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是不可能產生真正的中產階級的。

也許有人不這樣看，他們覺得中國有可能變成一個真正的資本主義社會。應該承認，這并不是一個不合理的想法。當今世界比較發達和先進的國家，都是資本主義國家。我們既然談到要振興中華，就沒有理由將資本主義道路排除在中國發展方向的選擇以外。但是，非常遺憾，這個愿望即使是良好的，也只是空想，中國不存在成為資本主義國家的可能。

建立一個資產階級的共和國，并不是今天部分中國人的夢想，這個夢在辛亥革命的時候就開始了。中國社會經歷了漫長的封建社會，到鴉片戰爭前，已經有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萌芽。如果沒有外國資本主義的影響，它將緩慢地進入資本主義社會。帝國主義的入侵，改變了中國歷史的自然進程，中國由此變成了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國家。孫中山先生等革命先驅，是第一批試圖實現資產階級共和國夢想的人。但是他們領導的辛亥革命不僅沒有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統治，反而催生了一個“有中國特色”的資產階級----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從此，中國人民的頭上除了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這兩座大山，又增加了官僚資本主義這第三座大山。這三種勢力互相勾結，不僅殘酷地剝削壓榨工農階級，而且嚴重地阻礙了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在世界資本主義迅速發展，并經過兩次世界大戰完成對世界的勢力劃分以后，中國的民族資本主義痛失了發展的機會。

一九四九年，中國革命勝利了，中國人民趕走了帝國主義，打垮了封建主義，也沒收了官僚資本主義的財產。這個勝利，為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掃清了障礙和提供了新的機遇。因此，在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國共產黨并沒有試圖超越歷史的發展階段，他們領導建設的也并不是他們為之奮斗的長遠目標——社會主義，而是新民主主義，也就是資本主義。但是，國內外情況的變化，使這個階段比預想早得多地結束了，中國提前進入了社會主義建設階段。新中國成立的第二年，朝鮮戰爭爆發了。中國人民為了保家衛國，不得不在新中國百業待興的時候，與世界頭號資本主義強國打一場極不對稱的戰爭。朝鮮戰爭結束后，世界資本主義國家對中國實行了長期的經濟封鎖。這種封鎖，并不是因為中國是一個共產黨領導的國家，而是因為它已經變成為一個獨立自主、擺脫殖民統治的國家。一個具有與老牌資本主義國家競爭潛能的新興國家，不管它是資本主義的還是社會主義的，都是不能見容于進入帝國主義時代的資本主義世界的。在國內，城市發展工業的資金極度匱乏，農村在土改后又出現了新的富農階層。這樣，資本主義的發展尚在艱難起步，封建主義的勢力已經開始抬頭。而此時舊政權的殘余內外勢力，又向新生的人民政權發起了猖狂的反撲。如果此時繼續緩慢地發展民族資本主義，共產黨就會失去政治和經濟的基礎、失去人民群眾的支持，腐敗的舊政權勢力就會卷土重來，中國就會退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人民就要再次回到三座大山下面。因此，“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絕不是一個主觀的臆斷，而是一個符合客觀實際的科學的結論。

正是社會主義這條道路，使中國在不到三十年的時間迅速地發展起來，建立了門類齊全的工業體系和遍布全國的農業水利系統，具備了打破核訛詐的戰略能力。可以說，沒有當年的社會主義，中國今天可能早以四分五裂，經濟發展可能連一般的第三世界國家都不如，更別說有條件搞什么改革了。那么，在這樣的基礎上，是不是有可能通過改革，使中國發展為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呢？回答仍然是否定的。之所以如此說，既有國際的原因，也有國內的原因。

盡管世界政治經濟格局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但時代并沒有變，世界的基本矛盾也沒有變。今天的時代，仍然是帝國主義和社會主義革命時代。列寧的“帝國主義就是戰爭”的結論也沒有過時。但是，帝國主義并不僅僅是戰爭，戰爭是手段，霸權才是目的。美國，這個當今世界的頭號霸權，比以往任何帝國主義國家都更加充分地表現出它的腐朽性和寄生性。這個有兩億多人口的最富裕的國家，幾乎停掉了所有與民生相關的制造業。它的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就業機會在第三產業，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收入是金融收入。換句話說，這是一個基本上靠別人養活的寄生蟲國家。那么，它是靠什么來獲得自己消費品的呢？靠一種稱為“美元”的綠紙（在今天，是一串電腦里的數字符號）。每當需要東西時，它就印一批這樣的紙（或在電腦上敲出一串數字）去換。那些收到綠紙的國家拿它們能換回什么呢？基本上什么都不能。這些紙雖然是綠色的，卻在功能上等同于中國一些地方的“白條”。它憑什么可以打“白條”？憑的是手里的武器和由這些武器決定的世界產品的定價權，尤其是石油和糧食的定價權。可以想象，這樣一個強大的寄生蟲國家，是不會允許有十三億人口的中國也成為資本主義強國，去同它分享這個世界的產品的。相反，它一定會千方百計地將中國變為它的生產基地和它的廢物堆積場。

在國內，改革開放是自上而下進行的，它的目的從一開始就不是什么共同富裕，也不是通過發展民族資本主義去培育一個占人口多數的中產階級，而是利用手里掌握的行政權力和公有財產，去制造出少數“富可敵國”的大富翁。是的，這三十年，民間的資本主義是有發展，但哪一個通過剩余價值緩慢積累的私營企業，有能力與一夜之間將價值億萬的國有企業據為己有的官僚集團競爭？哪一個利潤只有百分之幾的皮鞋生產廠家，敢和一年利潤幾百倍的房地產大亨比富？在這樣的體制下，想通過所謂的“政治體制改革”讓他們放棄已經到手的利益，等于與虎謀皮。

最近，國內外不少的華人經濟學家發現了中國經濟的嚴重問題 ，例如郎咸平揭示的“二元經濟”現象和“1+6”產業鏈的問題，宋鴻兵向人們發出的金融入侵的警告，左大培對國企賤賣的質問，張宏良針對外匯儲備和股市危機的呼吁等等。這些聲音清晰無誤地從不同的角度上切中了中國經濟的要害。但是，我們看到有關部門對此的回應了嗎？我們看到針對這些問題采取的對策了嗎？沒有。不僅沒有，許多問題還繼續沿著原來的錯誤方向發展。如果單純從經濟上考慮，這種現象的確令人困惑。但是，經濟問題從來就不是單純的經濟問題。如果我們跳出經濟圈子，從政治的角度去觀察，就不難發現：這些經濟現象的背后，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的政治陰影。

帝國主義對其它國家的掠奪，除了直接的軍事侵略，主要是通過經濟手段。這些經濟手段包括早期的商品輸出，后來的資本輸出和今天的金融輸出。這些經濟手段的實施，是在一個被稱為“經濟一體化”，或者“全球經濟”的框架下進行的。這個框架很象中國成語“請君入甕”的“甕”。霸權主義國家通過它們的“游戲規則”制定權或曰定價權，可以輕松宰殺入翁的國家。為什么中國進口什么什么貴，中國出口什么什么便宜？其原因就在這里。問題是：既然知道這是個“甕”？為什么還要入？既然知道按照這樣的“游戲規則”，中國一定會吃虧，為什么還要熱心地按照什么“國際慣例“辦事呢？這個秘密就是：中國的政治和經濟是控制在官僚資本主義的利益集團手里的，他們是明知而為。

這樣說來，他們不是太有國際主義思想、太“大公無私”了嗎？那么多的財富，就是不分給普通百姓，不留點給民營企業，自己留著也好啊，為什么要讓外人占便宜呢？理由很簡單：官僚資本主義的”利潤“不是經營來的，而是搶劫來的、賣國換來的。這種赤裸裸的掠奪式的剝削必須要有一種外來的保護力量，否則，人民要造他們的反、算他們的賬。而要得到這種保護，必須要交保護費。因此，凡是官僚資本主義一定是買辦，也一定賣國。

知道了官僚資本主義，我們就不難理解制造業冷、房地產熱“二元經濟”的根源了；知道了殖民地經濟，我們就不難理解中國企業只能拿到產業鏈“1+6”的“1”而拿不到其它的“6”的原因了；知道賣國主義，我們就不難理解外資低價收購國企和在中國股市上只賺不賠的秘密了。

當前，世界各國的經濟都處在衰退的階段，尤其是美國。房地產泡沫破裂后，在“次貸危機”和“兩房危機”的影響下，美國經濟出現了較大的動蕩。有的人說：現在就看中國和美國誰能抗，中國要是抗住了，美國就得從世界老大的位置上讓出去，中國就會“大國崛起”。我很欣賞這樣的“革命樂觀主義”，但我還是勸有這樣想法的人謹慎樂觀的好。如果這事發生在二十年前，我也許會樂觀，但是今天我卻很恐慌，因為，雖然帝國主義早晚要滅亡，它卻一定不會在殖民地消失前滅亡。有中國官僚資本主義集團的“照應”，美國會先垮嗎？

有了帝國主義，有了官僚資本主義，封建主義在哪里呢？封建主義包括它的經濟基礎和它的上層建筑。今天的中國還沒有大地主，因此，封建主義的統治，主要表現在封建式的管理體制上。但是，越吹越勁的“土地私有化”的風，預示著封建主義經濟基礎的回歸已經不是遙遠的將來了。

現在回到本文的開始。

中國不存在資本主義的道路，當改革走向私有化的那一刻，中國就注定會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方向走去。因為這個原因，中國也就不可能產生一個真正的中產階級。今天處于“新三座大山”以外的群體，也許連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未來。我相信，隨著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的最后成型，這個群體中的一小部分也許會爬上“山頂”，但絕大多數將墜入山底，成為真正的無產階級。他們躲過了“新三座大山”，卻很難躲過舊的三座大山。

許多年以前，有個叫黃炎培的老先生說，中國歷史有個由盛至衰的周期率。看來老先生的話要在我們這一代應驗了。難道中國人民這么難擺脫苦難嗎？難道我們就真的只有一條路可走嗎？不，還有一條路，但要靠千千萬萬的人一起走。這條路，我將在本系列的最后一篇《“歷史周期率”的原因，黃炎培說清楚了嗎？》里談出我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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