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前的鄉村，是“政社合一”體制，1985年后的鄉村是“政社分離”體系。1985—1993年，鄉村是“小政府+大公社”體制；1993年后，鄉村逐漸演變成了“大政府”體制，社被逐漸消滅了，社的功能逐漸被“社會化組織”“市場化組織”取而代之。
我在40多年的實踐探索和反復思考中逐漸形成了一個總體認知：縣以下適合“政社合一”體制。
第一，沒有了社，農民就一盤散沙了，基層社會就沒有了屬于農民的基本生產經營主體和基本自治主體。農民“政治貧民、社會流民、市場賤民”化的命運就是必然的，共同富裕幾乎是永遠都不可能實現的夢，“防止出現大規模返貧”永遠都是要堅守的底線和紅線！
第二，沒有了社，千千萬萬的小農就不是人民群眾，就只是烏合之眾。所謂人民群眾，是指組織起來占有生產資料，并自主生產經營的勞動者。鄉村社會沒有了社，就沒有人民群眾了，鄉鎮政府就不能叫人民政府，也不可能是人民政府。或者也可以這樣表述：鄉鎮政府的政治基礎不是人民群眾了，失去了人民群眾為政治基礎的鄉村治理，不能實現人民群眾當家做主的有效治理。
第三，沒有了社，鄉鎮政府及行政村就沒有了內生性的經濟基礎。一方面，村里連收垃圾的人都得靠財政供養，更別說農田水利道路等基礎設施建設及維護了；另一方面，社沒有了，社原有的服務職能和經營管理功能都會行政化，行政隊伍（官吏）必然爆炸式增長，官吏一年比一年多。全國數萬的鄉鎮政府、數十萬的行政村，基數太大了，財政養得起嗎？！
第四，鄉村社會如果沒有社、只有政，曾經文武雙全、政經雙全的鄉村干部隊伍就會慢慢變成只會“吃財政飯的寄生蟲”。對農民而言，鄉村“干部”最終只是一群吃著財政飯的，只對上面負責的“特殊鄉釘”，是一群與人民群眾形同陌路的“鄉釘”——“上頭千把錘、下面一顆釘”的釘。指望“鄉釘”帶領農民共同富裕或依靠人民群眾治理鄉村，就慢慢變成了“癡人說夢”。
第五，實踐證明，“小政大社”或“政社合一”才是先進的體制。1982年分田搞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是在人民公社“政社合一”體制下進行的，到1984年（人民公社）出現“賣糧難”和鄉鎮企業半壁江山。此外，鄉村兩級不僅不吃財政飯，還上繳公糧水費，還自己解決干部、老師、醫生及七站八所職工的工資，還自主農村基本建設。人民公社解體后，公仆和勤務員全變成了官吏，鄉村過去的優勢全變成了劣勢和問題，全變成了財政的負擔。如果是堅持周家莊鄉“政社合一”體制，鄉村根本不需要也不可能有這么龐大的吃財政飯的隊伍，即使是像陜西佛坪縣、山西大寧縣等幾萬人、十幾萬人的縣，幾百個干部（公務員）就夠了。幾萬人、十幾萬人的縣，吃財政飯的人就有近萬人或一萬多人，荒謬絕倫！是“大政府”體制的荒謬所至！
我們再看看和我國相似的小農國家，如日本和韓國，鄉村的體制都是“小政大社”，政府很小，社（農協）很強。他們的農村發展、建設和治理就比較有效，且是在財政投入遠比我們小、更不需要上級大量派駐村工作隊、大學生村官、第一書記，也不需要上級無休止的督查、考核、驗收、評比等的情況下有效。更難得的是，他們的基層“干部”也沒有“白+黑”、“五+二”，也沒有上訪或“上訪一票否決制”，因為基層治理有效。
最近二十幾年，鄉村兩級吃財政飯的人增長的特別迅猛，在中央財政對鄉村支出每年兩位數增長的情況下，鄉村兩級債務增長速度比縣市區債務增長速度更迅猛…到處都說忙呀，人手不夠用呀，問題越來越多呀，矛盾越來越復雜呀…錢越來越不夠花呀，工資不能按時發呀，負債越來越重呀，收人不夠支付債務利息呀……躺平的或想躺平的干部越來越多呀…
我們應該盡快做深層次反思了，再自我感覺良好，等土地財政潮水退去就會出丑了！
我覺得縣以下恢復“政社合一”體制勢在必行，非常緊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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