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視野下的群眾路線與鄉村振興”圓桌討論綜述

批傳 I “全球視野下的群眾路線與鄉村振興”圓桌討論綜述

　　趙月枝等 批判傳播學 今天

　　北京時間2021年3月5日上午8點半左右，加拿大西門菲莎大學傳播學院博士研究生拜倫·豪克(Byron Hauck)在Zoom會議室開始了其博士論文答辯。從2015年夏天第一次來到浙江省麗水市縉云縣到2021年的初春的這場答辯，其間他歷經了四年零六個月的田野調查和寫作與修改，最終寫就題為 Comrades Share Time: A Study of Participation in a Chinese Village(同志們共享時間：一個中國村莊中的社會參與研究)的博士論文。

　　(拜倫·豪克介紹自己的博士論文截圖)

　　在這篇博士論文中，拜倫·豪克通過自己對浙江山區縉云縣河陽村的個案研究探索了數字媒介、鄉村生活與集體參與之間的關系，并試圖回答“中國的鄉村如何體現社會主義的社會關系?”這一問題。在對當地的媒介發展及其鄉村賦能進行了歷史性回顧和對當地動態的文化生活作了細致地考察后，豪克借用芭芭拉·亞當(Barbara Adam)的時空觀念，嘗試勾勒出信息技術是如何被用于保持時間之間的相互聯系，從而為特定形式的政治歸屬感的培養與維護創造可能。他指出，雖然在改革開放時代的中國，關于個人素質的論述占主導地位，但社會主義的同志價值觀仍然存在。這種同志關系在老年人使用手機，并通過每小時的廣播報時來核準時間這一點上表現得尤為明顯。這讓他想起了中國共產黨的群眾路線。作為一種集體性的大眾傳播方式，有線廣播為中國鄉村提供了一種獨特的時間性體驗。這種時間性體驗使干部與群眾聚在一起共享時間，從而影響相互變革的經驗，并將集體團結起來，實現以維持基本福祉為前提的共同政治目標。他認為，“共享時間”可以被理解成一種社會主義的時間性。更重要的是，當下這種時間性仍然存在，可以用來指導新時代的鄉村振興行動。

　　這場論文答辯持續了兩個半小時，共吸引從資深教授到博士生在內的85位中外各層次學者在線“圍觀”，并創下西門菲莎大學傳播學院博士論文答辯史上“公眾參與”數量的記錄。緊隨答辯會的是主題為“全球視野下的群眾路線與鄉村振興”的圓桌討論。圓桌討論由加拿大皇家學會院士、西門菲沙大學傳播學院趙月枝教授主持，討論嘉賓依次為西門菲沙大學傳播學院副教授Katherine Reilly，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研究員王維佳、中國傳媒大學教授、人類命運共同體研究院副院長姬德強、中國傳媒大學新聞學院副教授張志華。剛剛通過論文答辯的拜倫·豪克也參與了討論。

　　正如趙月枝教授在圓桌討論伊始所說的那樣，拜倫·豪克這篇博士論文所包含的群眾路線、參與以及鄉村振興等議題不僅是國內當下的前沿問題，也因涉及“參與”、“發展”等議題具備了國際維度。因此，這次的圓桌討論也圍繞這些議題展開。

　　一、群眾路線與鄉村振興：國際觀察與歷史回望

　　談及發展問題，拉丁美洲作為依附理論的發源地之一、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失敗案例、深受美國“門羅主義”與“新門羅主義”鉗制的受害者，有太多的話要說。盡管中國與拉美國家在語言、文化、政治等方面有著諸多的差異，但他們都有著一個共同的目標，那就是擺脫帝國主義的控制，擺脫貧困，尋求獨立自主的發展道路。與20世紀以來中國的仁人志士一樣，拉丁美洲的許多思想家與知識分子也在為實現這一目標而上下求索，其間蘊含著諸多對話的可能和未來合作的潛力。群眾路線是毛澤東思想的三個基本方面之一，也是中國與拉美經驗對話繞不開的議題。

　　(凱瑟琳·賴利副教授發言截圖)

　　西門菲沙大學傳播學院拉美傳播與發展問題專家凱瑟琳·賴利(Katherine Reilly)便是從這一角度開始她的分享的。她重點關注的是在拉美左派運動歷史上，毛澤東思想，特別是群眾路線是如何在拉美傳播并產生影響的。賴利首先分享了她閱讀阿根廷符號學家沃爾特·米尼諾洛 (Walter D. Mignolo) 著作《拉丁美洲的概念》(The Idea of Latin America)的收獲。在這本書中，米尼諾洛希望讀者能夠和他一起思考拉丁美洲概念的由來及其背后的所指。拉丁美洲的概念起源于18世紀的地緣政治計劃。在其被殖民的歷史過程中，拉丁美洲發展出了一套階級等級制度，它包括白人這一最高階級以及土著這一最低階級。盡管在拉美國家內部這套制度有所差異，但是重要的是，隨著19世紀以來，拉丁美洲國家逐漸從西班牙和葡萄牙獲得獨立，這套制度依舊被保存了下來。在米尼諾洛看來，獨立后的拉丁美洲國家的歷史，既是地方精英擁抱或拒絕現代化的歷史，也是土著等低等級人群被邊緣化的歷史。賴利認為這是一場悲劇，當地的精英在慶祝其獲得了現代性的同時，也越來越深地陷入到殖民主義的陷阱中。因此，在這一時期，拉美的斗爭本質上是法國與盎格魯撒克遜人為控制美洲實質利益而進行的斗爭。

　　賴利繼續引述米尼諾洛的觀點道，在拉美這片殖民地上，西班牙血統的精英們吸收了歐洲的巴洛克現代主義風氣，并將其轉化為拉丁美洲克里奧爾人的風氣(Latin American Creole Ethos)。這種風氣一方面具有向往成為歐洲人的傾向，另一方面，它也包含著憤怒與批判的一面，后者并不被認為是歐洲(人)的。因此，對于那些有歐洲血統的拉美國家人來說，盡管他們努力走向現代化，努力成為歐洲的一部分，但事實上他們并不是。他們成為克里奧爾裔拉丁美洲人已經有三百年歷史了。與此同時，他們也正遭受著殖民歷史的影響。他們否認自己的真實身份。這就形成了當地土著文化或殖民文化的雙重性質，同時也產生了一種不斷融入全球循環，并尋求全球存在方式的愿望。賴利認為，這種矛盾的巴洛克現代主義風氣，是我們了解拉丁美洲后續歷史的重要坐標。拉丁美洲人既追求現代性，卻以自己的方式生活在其中，同時又拒絕現代性，追求自己真實的自我。

　　其次，賴利簡要回顧了拉丁美洲的馬克思主義思想發展與傳播的歷史。她認為這是建立群眾路線與拉丁美洲對話的關鍵。她特別介紹了拉丁美洲接觸馬克思主義的過程，以及本地精英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從一些特征來看，這些人往往來自城市，是知識分子，大都是男性。他們參與了民主進程。在整個戰爭年代，他們都是馬克思主義在拉丁美洲傳播的主要力量。

　　此外，賴利還提到了天主教會在拉丁美洲變遷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到了20世紀60年代的拉丁美洲，人們開始質疑天主教堂和寡頭家庭之間的階級關系，以及天主教堂及其教義被用來維持該地區不平等經濟關系的方式。與此同時，人們也發現，先鋒黨和列寧主義政黨及其在該地區的發展，未能真正產生社會變革，因而逐漸對其許諾產生懷疑。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毛澤東思想及其觀點開始在拉丁美洲傳播。

　　當然，賴利也指出，毛澤東思想在拉美的傳播可能更早，拉美地區的人民也可以通過新聞報道或者其他類似渠道了解到中國的革命，但是直到1950年古巴革命的爆發以及中國與古巴建立外交關系，毛澤東思想才在拉美地區有著一定規模的傳播。賴利還特別提到，拉美地區的一些大學和學生爭取學校獨立自主的斗爭和獨立大學的建立，這一運動的成功也為毛澤東思想在內的各種思想的傳播與討論創造了有利條件。

　　賴利表示如今在拉美地區提及毛澤東及其思想時，人們通常會想到的是槍桿子出政權，是暴力的。她提到了秘魯的“光輝道路”游擊革命，這場革命結合了毛澤東式的游擊斗爭和對鄉村群眾的動員，但結果卻造成了大量土著居民的死亡。因此，在當地人看來，這是無法接受的，這也在客觀上對包括群眾路線在內的毛澤東思想的傳播帶來了極大的困難。當然，這也不是說群眾路線在拉美地區完全無法傳播。事實上，一些知識分子也在積極重返毛澤東思想等左翼觀點的其他方面，企圖找到變革社會的良策。拉美地區也有著與群眾路線類似的概念和實踐，比如“無產階級的人民政治路線”(the popular political line of the proletariat)以及阿根廷先鋒黨等的作為。但由于上述的刻板印象的存在，毛澤東思想的傳播變得越來越困難。如果說，20世紀70至80年代，毛澤東思想等左翼觀點還與右翼觀點之間就如何實現拉丁美洲等民主化而相互競爭，那么，到了90年代，隨著蘇聯的解體和新自由主義在該地區的崛起，共產主義政黨的思想在拉美的傳播就隨之崩潰了。

　　分享的最后，賴利表示想要回答“今天的拉丁美洲，毛主義在哪里？”這樣的問題，我們需要回到她之前提到的米尼諾洛的觀點，重新開始思考。如果拉丁美洲要找到它真正的自我和它真正解放的基礎，那么它就需要找到一種方法來超越它的殖民歷史和巴洛克風格，并擺脫它的自我殖民。個人而言，賴利認為，毛澤東思想等對于實現上述目標是有益的，但是相對于應用毛澤東思想去引領和指導民眾干什么，她更認可用毛澤東思想給拉美人民帶來思考與啟發這類的做法。

　　趙月枝教授曾事先就賴利發言的內容與她進行了充分溝通。她評論道，賴利的分享不僅具有把群眾路線放到全球語境進行討論的對話性，同時也非常落地。她還從葡萄牙社會學家鮑溫圖拉·德·蘇撒·桑托斯(Boaventura de Sousa Santos)及其“南方認識論”和“全球認知正義”等概念出發，談到全球南方知識體系和革命理論的傳播與本地化問題：就像中國革命經歷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必由之路一樣，拉美各國的進步社會運動也必然要在實踐中經歷革命理論的本土化過程。

　　在這之后，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研究員王維佳從中國革命的歷史出發定義群眾路線進而與賴利所理解的群眾路線進行對話，并且以群眾路線為基礎重新理解傳播研究的使命與知識分子的使命。

　　(王維佳研究員會議截圖)

　　王維佳認為，在當前全球民粹主義崛起的大環境下去談論群眾路線和參與式民主是非常有挑戰性但同時也是非常及時的。在某種程度上說，這不是一個群眾路線的時代，而是一個底層造反的時代，特別是結合最近幾年西方國家的發展態勢看，這一點是十分明顯的。西方知識精英與基層大眾之間在文化與政治等層面的隔閡越來越大。從這個角度看，他認為，群眾路線具有很大的理論與現實意義。在中國革命的語境中，這個概念本身就是處理如何破除知識精英與基層大眾之間傳播障礙的，而不僅僅是加強民眾參與這么簡單。但是令人失望的是，歐洲和北美的許多傳播學研究在處理民粹主義問題時關注的主要是諸如后真相、網絡謠言等策略性問題，而不是社會精英與草根之間的隔閡以及由新自由主義帶來的社會差距的擴大等更為核心的層面。在他看來，在當代社會，傳播研究最主要的貢獻就在于解決如何將不同的人聚合在一起，讓不同階級、不同宗教、不同意識形態的群體產生交融（當然這種交融可能是在劃分了敵友之后的交融，是有明確邊界的交融）。也是在這個意義上，群眾路線的概念能夠給傳播研究帶來很大的啟發。

　　王維佳指出，20世紀以來，中國以及許多其他發展中國家在革命與建設的過程中遭遇到了一系列的傳播問題，但與此同時也積累了寶貴的經驗，而中國共產黨的群眾路線觀念就是在處理城市革命者與鄉村大眾關系方面最具代表性的一個。他特別強調，西方的許多知識分子在理解中國革命問題時容易兩極化，要么是妖魔化中國革命，要么是浪漫化、道德化中國革命。這就要求我們回歸中國革命的歷史，重新去定位群眾路線產生與演化的具體語境。

　　王維佳認為，中國共產黨群眾工作的兩句箴言體現了其群眾路線的辯證內涵。其一是“群眾才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往往是幼稚可笑的”;其二是“不要做人民群眾的‘尾巴’”。首先，無論你社會職位和知識水平有多高，作為一個共產黨員，你必須收起你的高傲，真正地去尊重人民、向人民學習以及問計于民。但與此同時，你也要學會如何去領導和動員群眾，而不是逢迎群眾。因為著眼實際，后者其實往往是保守的、父權的和傳統的，是需要注入現代化思維和催生出現代化行動力量的。王維佳認為參與式民主與群眾路線真正的不同在于前者主要關注的是如何賦予群眾參與機會，而后者主要基于整體性的計劃與先鋒隊的領導權。如果說前者存在于道德化西方市民社會的想象中，那么后者就存在于整個20世紀第三世界革命和現代化的艱難探索中。

　　中國共產黨一路走來步履維艱。十月革命的一聲炮響雖然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但中國共產黨的孕育與成長不僅僅止于此，他們也從民族主義先輩那里學到了很多經驗教訓。王維佳指出，現代中國民族主義知識分子于19世紀中期逐步登上歷史舞臺，在他們求索的過程中，他們主要關注的是城市地區，特別是沿海城市，而廣大的農村地區被他們拋諸腦后了。對于他們而言，中國的未來一方面需要依賴外國的殖民者的幫助與同情，另一方面則需要依靠上層王公貴族的改良。沒有龐大的群眾基礎和社會動能，注定了這些早期民族主義革命方案的失敗。從“五四”前后開始，知識分子才將目光投向農村地區，但是最初，他們主要將農村與農民視為改造的對象，在他們眼中，農村是落后的，農民是“愚、弱、病、私”的。在王維佳看來，這些知識分子依舊沒有找到中國的力量之源，隨著20世紀20年代全球性經濟危機的爆發，他們的各種鄉村建設運動最終也失敗了。中國共產黨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登上歷史舞臺的。中國共產黨意識到要想革命成功，必須依靠和動員廣大人民群眾，只有重新塑造這種內生的驅動力，中國社會才能夠真正被改變。

　　王維佳指出，也是基于這樣的原因，中國共產黨意識到一個重要的任務是打破城市知識分子與農民之間的隔閡，讓他們互相成就。因此，在中國共產黨的群眾工作中，一些優秀的年輕人被送到了草根群眾中，而不是放到層層向上的官僚體系中去培養。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共產黨還不得不向中國的一些老傳統做一些讓步，并從中吸收其中一些有用的元素，例如中醫等。王維佳認為，這不是說中國共產黨要返回祖制或者建構某種文化身份認同，而是因為這些傳統要素對于群眾工作來講往往是低成本的潤滑劑，能夠幫助黨組織更高效地推進其現代化方案。

　　在對群眾路線的歷史語境作了簡要的歷史回顧之后，王維佳認為，群眾路線不是一個簡單的理想化、浪漫化概念，而是從現代化使命與草根實踐相結合的過程中誕生的政治智慧。除此之外，他還提到了葛蘭西的“有機知識分子”的概念以及羅馬天主教會在粘合社會方面所作出的努力。王維佳認為，在民粹主義盛行的年代，這些政治智慧是值得相互借鑒的。

　　聽完王維佳研究員的分享，趙月枝教授認為：一方面剛剛的分享正好與賴利的分享形成了一種對話性，另一方面也在告訴我們群眾路線不是什么理論教條，而是來自于中國革命的實際需要。賴利教授表示，王維佳研究員的分享讓她想到了那些非歐洲國家不僅從歐洲學習了一定的思想，也在積極地本土化這些思想。這是非常有意思的。趙月枝教授則補充道，我們還需要看到諸如中國、拉丁美洲的差異性、共同性以及中國革命的特殊性。

　　(會議現場截圖)

　　二、群眾路線與媒體融合：重新發現被遮蔽的歷史邏輯

　　中國傳媒大學教授、人類命運共同體研究院副院長姬德強則從當前中國的媒體轉型背后的政治與文化意涵分享了他關于群眾路線的看法。

　　(姬德強教授發言截圖)

　　他首先指出群眾路線一方面是一種規范或標準，同時也正如王維佳研究員所說，它是中國共產黨保持與人民協商與溝通的實踐策略。他認為，在中國的語境中，群眾路線非常重要，它是中國共產黨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組織原則，其重要性并沒有隨著時間流逝而改變。姬德強教授表示，正如拜倫·豪克博士論文中涉及到的，群眾路線可以是一種文化研究的概念，一個斗爭的場所，但對于一個政黨來說，更是一種實踐經驗和源自實踐的理念結晶。縱觀建黨百年史，始終如一地踐行群眾路線并不容易。盡管如此，在他看來，不管是作為一種規范還是實踐策略，群眾路線從未被我們丟棄。

　　接著，姬德強教授重點探討了中國的媒體轉型與群眾路線之間的關系。他指出，在過去的近七年內，中國的媒體經歷了一個由上而下的系統性轉變。從習近平總書記有關媒體融合的系列重要講話到相關的中央文件以及各個部委、各級地方政府的相應政策，媒體融合似乎成為定義中國媒體改革的唯一關鍵詞。而當前的重要任務是創建一個打通新舊媒體技術、市場和治理邊界的融合的媒體環境，從而為更穩定的信息秩序的達成，為夯實中國共產黨在公眾輿論中的領導地位和組織能力創造條件。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姬德強教授認為，我們需要重新將群眾路線放到一個融合的媒體環境中來思考。

　　這里之所以使用“重新”，一方面是因為，在他看來，在中國媒體的數字化轉型或媒體融合之前，群眾路線就已經存在于媒體行業了，例如新聞教育和實踐中告誡記者不要脫離群眾，踐行走基層等觀念;另一方面，隨著媒體的市場化和數字化，相當多的群眾的注意力已經從傳統的媒體平臺轉移到了新的數字平臺上，這些商業平臺在走“用戶路線”上非常成功，也使得傳統媒體對群眾路線的貫徹落實變得越來越具有挑戰性。姬德強教授認為，這也是為什么從2014年以來，以傳統媒體為主體的媒體融合成為媒體政策制定的重中之重的原因。換句話說，也就是如何用“群眾路線”替換“用戶路線”，重新激發新聞輿論工作的有效性和活力問題。他提到，2020年黨中央、國務院發布的有關媒體深度融合的文件，清晰地提出了“走好全媒體時代的群眾路線”的論斷，這也是群眾路線在媒體融合政策中的最重要體現。

　　因此，他認為，想要更好地將群眾路線融入到媒體融合的改革進程中，我們需要超越單純的技術和市場的視角，看到媒體融合在中國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建構與維持方面的重要意義。他還特別提到了自己與學生之前在對一個縣級融媒體中心進行調研時的一個發現。在那里，媒體融合不僅僅是技術上的投資或者媒體在生產、傳播等環節的數字化轉型，還包括依托廣電對基層通訊網絡的重建，讓記者與村莊重建聯系，讓村莊里的通訊員成為重要的信息節點，從而及時獲得不同村莊最新的信息，搭建實時的信息溝通網絡。最后，姬德強教授強調，無論是讓傳統媒體重新充滿生機，還是在網絡空間中踐行群眾路線策略，這取決于我們如何如定位媒體及其發展方向。理論和實踐一直都在，問題的關鍵在于我們如何去理解，以及如何從一個決策者的角度將上述的有益實踐給突出出來。

　　(趙月枝教授發言截圖)

　　趙月枝教授表示姬德強教授的分享讓她想起了自己的博士論文以及自己2008年出版的英文專著《Communication in China: Political Economy, Power, and Conflict》(注：中譯本《中國傳播政治經濟學》已由中國臺灣唐山出版社出版)中的一些思考。從1990年代開始，縣級黨報和電視成為以市場為導向的媒體治理的對象，許多縣級黨報被關停。在她看來，這些縣級媒體可是中國共產黨傳播體系中的“毛細血管”，不應該按市場邏輯來整頓。更何況，從傳統中國治理智慧“郡縣治，天下安”出發，這些媒體也應該在縣域這一中國社會治理的重要層面發揮積極作用，不能因為不符合市場的盈利邏輯或在廣告市場與中央電視臺或省市級媒體形成競爭態勢，就被淘汰。

　　趙月枝教授結合自己在家鄉的觀察，也談到近幾年中國媒體改革出現的可喜改變，比如“縣級融媒體”模式的建立與推廣以及對新聞工作者的“走、轉、改”要求，都體現著中國共產黨意識到了基層媒體的重要性以及其在粘合社會與服務人民方面的作用。

　　除此之外，她特別引述了王維佳研究員一個學生的親身體會。在中國基層，一些老百姓并不認同新聞機構因為他們提供了新聞線索就支付他們報酬。在這些人看來，提供新聞線索正是他們作為黨群關系或群眾路線中“群眾”的一員的責任與義務。如果付酬，那么這里的關系就從黨與人民的關系轉變成了一種商品化的關系了。這也在一程度上提醒我們群眾路線依舊有其現實基礎與可能。趙月枝教授還提到，正如姬德強教授所說，理論和現實資源就擺在那里，只是它們被埋藏或邊緣化了。中國的一些傳播學者對此視而不見，或許是因為他們太癡迷于某種想象的、簡化的、本質化的西方的新聞專業主義模式了。這些問題也都是中國傳播學者需要去反思的。

　　(會議現場截圖)

　　三、中國與拉美經驗的對話：來自河陽與委內瑞拉的案例

　　中國傳媒大學新聞學院副教授張志華結合今天圓桌主題從一個問題——“我們是否可以說群眾路線是修補當前資本主義現代性問題的鑰匙？”出發，開始了他的分享。近年來，他一直致力于拉美地區的傳播與社會發展研究，并擔任中國傳媒大學拉美傳播研究中心負責人。

　　(張志華副教授會議截圖)

　　他表示，賴利教授的發言，特別是對拉美左翼思想的引介讓他聯想起了兩年前他在委內瑞拉做的調研。他當時調研了委內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一家規模較大的貧民社區媒體，在那里他看到一面墻上貼著寫有“帝國主義都是紙老虎”的海報。這家社區媒體是加拉加斯貧困社區居民自發形成的媒體，在查韋斯當選委內瑞拉總統之前就已經存在，但當時處于地下狀態，并一直在為自身生存、發聲而抗爭。直到查韋斯上任，才賦予社區媒體在委內瑞拉的合法地位。左翼的執政黨與有公平正義訴求的社會底層的這種上下互動是良性的。但是，他指出，我們要看到結構性的制約。盡管那家加拉加斯的社區媒體得到政府的支持，但是這種互動關系受到政黨政治邏輯的嚴重影響。90年代末查韋斯領導的“第五共和國運動”黨與其他左翼政黨聯合組成競選聯盟并推舉他為總統候選人，查韋斯高票當選。查韋斯的當選內含著政黨政治的邏輯，并在執政后受到這一邏輯的規定，以至于那些對人民有利的政策因反對勢力的阻止而無法出臺，在委內瑞拉，反對力量既來自國內的反對派，也來在國境之外，尤其是美國。這與中國的情況有著很大的不同。在傳播層面，傳播資源的民主化程度在這兩個地方存在巨大差異。在拉美情境下，國家倡導并踐行群眾路線這樣的作法是難以想象的。

　　回應賴利教授提及的拉美左翼運動，張志華教授認為，不能簡單以勝敗來評判，而是要看到不同時空、不同條件下，不同地方的進步力量及其盟友與反動力量之間的動態對比關系。

　　回到Byron Hauck博士論文所關注的河陽的案例，張志華教授認為一方面我們可以從上述拉美和中國不同的歷史脈絡去思考和分析，另一方面，他認為河陽的案例及其背后體現出的中國經驗和教訓有助于解決委內瑞拉傳播場域和媒體所面臨的困局。在簡要回顧了建黨百年以來，中國共產黨幾代人在平衡城鄉關系等方面作出的努力后，張志華教授認為群眾路線等中國共產黨積累的政治智慧能夠給拉美地區國家的發展和改革提供某種啟發。但經驗并不能照搬，否則會陷入本本主義和教條主義的窠臼，中國共產黨自身歷史上也并非沒有這樣的教訓。

　　談及河陽的案例，趙月枝教授表示，雖然河陽作為一個古村落在研究鄉土中國方面有一定的代表性，但河陽不是、或者至少現在不是我們探索群眾路線在今天的實踐的最好案例。不過，河陽這個古村落在鄉村振興中所反映出的一些深層問題，也是非常值得我們從群眾路線是否得到貫徹和如何能更好得到貫徹的角度去研究。回到本次圓桌的主題，趙月枝教認為王維佳研究員在分享時提出的“民粹主義可能不是群眾路線，而是群眾反叛”論斷十分重要，因此邀請王維佳研究員進一步闡述。

　　王維佳研究員表示想要更加準確地闡述這個論斷，我們需要對不同地區的知識分子的階級背景進行一番考察。在他看來，當前西方國家的許多知識分子，他們是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政治的一部分，是全球精英。無論其是否為大公司服務，他們本身已經成為了全球化的一部分。然而回到20世紀的中國，那個時候的中國共產黨人他們大都來自較低的階級。這樣的知識分子在歐洲或北美越來越少了，這也是西方社會或知識界所面臨的一個很大的問題。

　　圓桌的最后，生長于西方卻剛剛通過了基于河陽村研究的博士論文答辯的拜倫·豪克開始了他的分享。他表示很開心看到今天的討論很豐富，大家都在用不同的角度討論群眾路線與社會參與問題，這也是他博士論文的一個重要內容。在他的博士論文中，他嘗試引用Jodi Dean等人的概念闡述自己在中國的發現。那么，正如趙月枝教授所提出的那樣，如果沒有這些西方學者的概念，豪克是否能夠做他的博士論文呢?

　　(拜倫·豪克博士會議截圖)

　　豪克表示，這對他來說有些困難，特別是考慮到在西方的語境下。他回憶了自己在撰寫論文過程與趙月枝教授的討論細節，以及自己最終選擇博士選題的學術路徑。他早年在閱讀國際傳播領域的研究時了解到了現代化范式，其中提到了“參與”的概念，他當時就想探索中國的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是否存在，進展的如何以及是否可持續的問題。在之后的一次討論共產主義的概念的學術會議上，趙月枝教授提醒他，盡管與會者都是批判學者，但那些學者雖然討論共產主義，卻沒人提及中國共產主義的經驗，所有這些，再加對林春、Jodi Dean和Susan Buck-Morss等人的學術研究的閱讀，推動他自己去進去做上述的選題，并使用她們的概念解釋自己的發現。

　　除此之外，他還提及自己在讀博和準備畢業論文過程中碰到的一些事情與概念對他的影響，比如“后社會主義”。他認為這個概念依舊是在談社會主義是什么以及社會主義如何與世界體系是如何關聯等問題。中國是如何回答這個問題的呢?他認為中國不是單純的毛主義，而是一種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主義，是在地化或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問題的核心不在于中國是否擺脫了列寧主義或者其他，而是如何再應用這些思想。在豪克看來，群眾路線做到了。這也推動他進一步追問群眾路線是什么以及群眾路線是如何與鄉村結合的問題。最后，豪克還分享了自己成長過程中受到的冷戰意識形態的影響，以及自己如何擺脫其影響，并進而反思自身和思考學術何為的過程。

　　(會議現場截圖)

　　這是一個節奏緊湊，內容豐富，充滿對話性的圓桌論壇。整個圓桌從全球視野出發，圍繞著看似有些久遠卻對當下及未來具有重要啟發性的概念——群眾路線展開討論，不僅有對拉美地區的經驗介紹，也有對中國革命歷史和中國共產黨成長過程中一些重要經驗的梳理，更有對媒體融合與社會治理等當前學術前沿問題的思考與回應。2021年，新冠疫情席卷全球，國際局勢變得更加波云詭譎，然而，越紛亂的時代，越需要我們回望歷史，從土生土長的政治智慧中汲取營養。這次圓桌就是這樣的一個有益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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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綜述由西門菲莎大學傳播學院博士研究生杜學志初步翻譯整理，經趙月枝老師、王維佳老師、姬德強老師、張志華老師審閱和修訂完成。

　　·本綜述由批判傳播學公眾號首發，轉載請注明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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