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行土地制度不僅具有一定合理性，而且是中國保持經濟高速發展的制度優勢，也是中國能否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制度紅利。”12月29日，在天則經濟研究所舉行的土地論壇上，華中科技大學教授賀雪峰一亮出觀點即“遭到”諸多學者商榷。
另外的兩位對話嘉賓是美國三一學院經濟系終身教授文貫中和東南大學教授華生。在主辦方看來，三位學者的對話代表了當前關于土地制度爭論的三種不同觀點或學派。論壇由東方出版社和鳳凰財經主辦。
土地制度是與非
賀雪峰將中國現行農地制度界定為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模式。老年人種地有收入、年輕人外出務工，在熟人社會下，農民自給自足，生活成本低，而且生活水平較高，該模式生產出大量高素質的廉價勞動力，而廉價勞動又為中國經濟發展提供重要支持。
“我們的奇跡以犧牲很多人的利益為前提。中國城鄉差距非常大，巴西等國近年來的收入差距下降了很多，不要總把人家都想象成水深火熱，只有我們是奇跡。”文貫中針鋒相對。
天則經濟研究所所長盛洪補充道，“用中國的經濟奇跡反證中國土地制度是好的，這本身就存在問題。事實上，中國的土地制度已經發生巨大變化，在產權制度名義上沒有變化的情況下，合約的變化也可以帶來深刻的變化，這一點已經由張五常教授給出令人信服的證明。”
賀雪峰認為當前土地制度的另一個優勢是為進城失敗的農民提供了退路。“2008年經濟危機，很多人都恐懼，實踐證明，這種制度有助于緩解危機，不致引發大動蕩。將來一定還會出現經濟周期，如果不給農民留一條后路，后果是很可怕的。在農村雖不能致富，卻足以解決溫飽。”
文貫中追問，90后的農民愿意回去嗎?這順應城市化潮流嗎?城市化是必經的出路，中國會走人口集中的發展方式。
華生認為雙方的分歧并沒有看上去那么大，賀雪峰并沒有反對城市化，只是說在城市化過程中給農民留一點余地，到21世紀末，全球城市化率應該在80%左右，這一問題自然會迎刃而解。
華生歸納了雙方的觀點，他指出最大的分歧既不在于農村土地是否要市場化，因為確權辦證就是準私有，也不在于要不要城市化，關鍵是解決4億進城農民的安居和就業的方式和措施。華生主張學習日本等東亞國家過這道坎的經驗，名義上土地私有，實際政府在分配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中國名義上是公有制，但造就一大批地產富豪，同時也有億萬的窮人。”
但在場的多位學者并不認為政府應該主導土地的利益分配，建立統一自由的土地交易市場更為重要。
爭議小產權房
天則經濟研究所學術委員會主席張曙光主張小產權房合法化是最終的辦法，并與華生提出的小產權房合法化要慎重加以商榷。以深圳為例，大量農民工涌入，政府并沒有提供相應的保障房，而是城中村發揮了保障房的作用，“深圳的秘密就在于城中村，這是適合農民生活的地方。”
出于政策設計上的考慮，華生指出目前困境關鍵不在于現有小產權房，而是如何處置今后的小產權房。“如果合法化了，今后農民就可以蓋更多的小產權房，如何進行新老劃段，難在這里。”
“目前主張小產權房合法化的學者并沒有對此做出有效的解釋。你們說怎么辦?”華生再三追問。
“如果說有市場配置必然出現小產權房，有城中村、貧民窟，會帶來各種狀況，所以嚇的政府不敢搞市場改革。請問政府30年來幫助多少農民工蓋了廉租房?不蓋房，還要壟斷向農民工提供廉租房的權力。”文貫中針對小產權房發問，他也鮮明指出小產權房應該合法化。
而在賀雪峰看來，小產權房的發展，正在塑造著一個土地食利者階層，他們得益于城市化過程中的土地收益，與全國95%的農民利益不一致。如果小產權房合法化，政府通過土地出讓金獲得的財政收入就會減少，這等于食利者階層從納稅人口袋里掏錢。所以，他主張嚴禁小產權房合法化，“我們要保護的不能僅是5%的城郊農民，而應該是全部農民。”
文貫中回應，與其把“板子”打在農民身上，我們更應該反思，為何一邊是高樓大廈，一邊是大量的城中村和小產權房?為什么改革開放進行了三十年多，2億多農民工還得不到基本的居住保障?
資本下鄉
張曙光對賀雪峰的著作《城市化的中國道路》逐章點評，包括對“資本下鄉”的看法。“農業要現代化，不允許資本下鄉，靠農村資本能行嗎?”張曙光表示，企業可以到農村去，這是進步，沒有資本到農村，農村怎么開發?要改變一個觀點，只有農民才能務農，其他人不務農，這是傳統思維在作怪。
賀雪峰的憂慮來源于，資本下鄉可能會擠占農民回鄉的機會，大量的城市過剩資本，會想盡千種辦法把農民的地搞到手，紙幣不值錢，而土地又是不可再生的。
盛洪直言，將資本下鄉視作洪水猛獸，是很有問題的，資本有什么好可怕的呢?資本不是壟斷的，資本也沒有暴利，又壟斷又暴利的是政府。“我們不是指政府和資本結合起來的下鄉，而是自有的資本下鄉，這對農民是有好處的。”
另一方面，限制買者也就是意味著限制了價格，如果資本真能下鄉，互相競爭，農村的土地價格就會上漲，農村也會獲得更多收入，這反而是有利于農民自身利益的。“還有一點，你不能通過剝奪他的權利去保護他的利益。”
張曙光稱，資本下鄉如果侵害了農民，政府應該管，這是政府的責任，不是別人的責任，“我們不去指責政府的政策不到位，而是拒絕資本下鄉，那么我們都在干什么?”
賀雪峰多次強調，“今天不能把農民一點點返鄉的機會也給擠占了，這是底線。”
農民回鄉
“為何那么擔心農民回不去呢?如果土地可以自由買賣，為什么會回不去?你的攻擊方向應該是為什么農民不能進入城市，是什么制度導致他們沒有機會。”與賀雪峰不同，文貫中更傾向于從農民進城的角度加以展開。
文貫中接著說，“如果土地可以自由買賣，農民進城以后也可以回去，買不到土地就做佃農，照樣可以維持生活，繁衍后代，不需要為他們擔心。而且，大部分人是愿意留在城市的。”
與其他發展中國家出現的貧民窟相對照，賀雪峰將農村土地制度視為一種保護機制。“進城失敗的農民只要能夠回到農村，就算找到了一棵救命稻草，有一個退路很重要，可以找到新的社會關系，相對城市貧民窟，還是不錯的。”如果城市存在大量無退路的農民，可能會帶來一系列的經濟社會以及政治問題，在賀雪峰的三農分析框架背后，隱含了更多的社會與政治因素考量。
農民為什么愿意回鄉?中青政中文系教授梁鴻根據自己的調研發現，之所以不少農民愿意回鄉，是因為無法在城市中找到安全感，城市的結構并沒有容納他們的機制。而在城市化的大潮下，看到資本與權力相結合，很多農民也心存恐懼，更愿意守住自己的一畝三分地，“土地市場化本身可能沒有問題，但是，如果加入政府和資本‘掠奪’，的確很可怕。”
在盛洪看來，賀雪峰表面上像是以“呵護”的心態對待農民土地以及他們的權利，實際上是限制了他們的權益，農民是理性的，他們更知道自己需要什么。
梁鴻對盛洪的觀點加以補充，“在經濟領域，可能所有的人文都是軟弱，甚至虛偽的，但站在農民的視野看問題，也還是有一定道理的。剛才有學者提到，如果實行自由市場經濟，農民怎么可能沒地方去，可以去當佃農，可至少在現階段，農民內心是很恐慌的，不知道方向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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