階層分化、富人治村與基層治理的重構——村莊社會關聯的視角

　　摘要：農村階層分化形塑出了極其復雜的村莊政治現象。通過對當前農村階層分化的狀況及社會確認機制的考察，可以從村莊社會關聯的角度，具體地呈現各階層之間的關系狀況和互動機制，并揭示當前以富裕階層為主導的村莊階層關系的特質及其后果：富裕階層憑借其強大的經濟資源和社會關系動員能力，主導了村莊選舉的邏輯，形成了以富人治村為核心的基層治理格局。在這種政治格局下，廣大的中下階層被排斥在村莊政治權力和利益分配之外，基層治理隱含著嚴重的階層沖突。

　　關鍵詞：階層分化;村莊社會關聯;富人治村;基層治理

　　一、問題的提出

　　階層分化是轉型期農村社會結構變遷的一個重要趨向。改革開放以來，農民在職業取向、經濟收入、社會關系和政治態度上日益分化成差異極大的不同階層。階層分化使得農村的利益主體和利益來源多元化、利益關系和利益矛盾復雜化，形成了極其復雜的村莊政治社會現象，對于基層治理構成了新的挑戰。

　　農村階層的既有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對農村階層的劃分標準和現狀的研究，如陸學藝、張厚義(1989)依據職業和生產資料的差異將改革開放以后的農民分為八個階層;毛丹、任強(2003)以社會資源作為分層標準將農民分為精英、代理人、普通村民和弱勢群體四個階層;二是對農村階層分化的誘因分析，如侯麟科(2010)分析了農村勞動力轉移對農村階層分化的影響;陳柏峰(2009)、王德福(2012)、劉銳(2013)等人則從土地流轉的角度，討論了土地流轉后農村階層結構的變化;三是對階層分化的社會后果及對基層治理的影響研究，如盧福營(2006)從階層博弈的視角考察了村莊權力結構的類型和博弈關系;林炳玉(2005)分析了農村階層分化給村黨組織建設帶來的新的問題和挑戰;賀雪峰(2011)、楊華(2012)等人考察了中農階層的興起以及中農階層對于整合農村的階層關系、穩定農村秩序的功能;袁松(2012)研究了富人階層的崛起及村莊權力結構寡頭化的政治后果。

　　上述研究展示了轉型期農村階層分化的多面性和復雜性，對于理解當前農村階層的現狀、成因、特點和后果等具有很大幫助。但這些研究多采用的是實體論視角，偏重于靜態的階層結構研究，忽視了對階層關系的動態考察，進而難以揭示農村階層分化的內在邏輯及重塑基層治理的內在機制。鑒于此，本文從村莊社會關聯的視角考察農村階層結構的關系狀態和互動機制，分析了以富裕階層為主導的村莊階層關系的特質及其后果，進而對基層治理的重構做出解釋。

　　二、農村階層分化及社會確認機制

　　本文的經驗材料來自于筆者及所在團隊2013年10月在浙北D鎮Z村20天的駐村調查[①]。D鎮位于浙江省北部，是著名的工業強鎮，村莊工業較為發達。Z村現有人口3474人，1265戶，水田3347畝。20世紀70年代開始，Z村開始發展鄉鎮企業，主要生產五金產品。1990年以后隨著村莊工業的發展，村莊中聚集了大量的外來務工人口。因此，村莊服務業也得到發展，主要是以個體工商戶為主，如小飯店、小商店等。市場經濟的充分展開，使得經濟關系成為村民的主要關聯形式，村莊的血緣關系網絡已經收縮至三代以內。

　　（一）村莊的階層分化狀況與特點

　　本文主要借鑒了毛丹的農村階層劃分標準，即以社會資源作為分層標準。根據農村的實際情況，本文將社會資源分解為經濟資源、社會關系資源和聲望資源，并分別操作化為經濟收入、社會關系網及其規模、身份和政治權力。據此，本文將村莊的農民劃分為四個階層：富裕階層、中等階層、中下階層和貧弱階層。

　表1 村莊各階層分化狀況

　　富裕階層以村莊中開辦工廠的老板為主構成，年收入在100萬以上。由于他們的工廠都是置辦在村莊中，這批先富階層并沒有脫離村莊社會、遷往城市的需求。雖然這個階層的人數比較少，但是積累的財富卻遠遠超過其他階層，因而高居村莊階層結構的頂端。富裕階層的社會關系網絡較廣，長期的經商也使得他們有著較強的建構和擴展社會關系的需求和能力。并且，由于經濟利益和社會關系都是存在于村莊之中，該階層還有著強烈的參與村莊政治的愿望和需求。2000年以后，村兩委會的主職干部都是由富裕階層的成員來擔任。

　　中等階層以村莊中的家庭作坊主為主構成，家庭年收入在20-40萬元之間。Z村目前共有100多個家庭作坊，占人口比例的10%。在家庭作坊經濟中，家庭成員也同樣作為主要勞動力參與生產勞動，主要以夫妻合作的形式，妻子負責記賬，丈夫負責生產和管理。中等階層對富裕階層的依賴性較大，如需要富裕階層提供貸款或貸款擔保等。中等階層的社會關系規模不大，主要是以親戚和業務上往來的朋友為主。由于經濟上對富裕階層的依賴，在村莊選舉中，中等階層通常會幫助富裕階層進行政治動員，為富裕階層提供政治和社會關系支持。

　　中下階層主要以打工家庭、個體工商戶和種田大戶為主，家庭年收入在5-10萬元之間。這個階層構成村莊人口的多數，占80%。打工者主要是在鎮和村莊中的工廠里打工，月工資在3000-5000元之間，家庭年收入維持在5-10萬元之間。個體工商戶主要包括村莊中的商店、小飯店、理發地、小攤販等，許多個體工商戶都是采取兼業的方式，如夫妻兩人中，一個開商店，一個打工。種田大戶指種田規模在20畝以上的家庭，村莊中共有18戶種田大戶。中下階層的社會關系網較小，主要包括夫妻雙方的直系親屬和少數朋友關系。中下階層忙于生計，很少有閑暇時間，既沒有建構社會關系的時間和經歷，也沒有擴展社會關系的需求和能力。在村莊政治上，中下階層并不關心村莊選舉，是富裕階層的政治動員對象。

　　貧弱階層主要包括村莊中喪失勞動力的老人以及困難戶，這部分人占村莊家庭戶比例的5%，他們幾乎沒有收入來源，生活僅能維持溫飽。困難戶主要因病或殘致使沒有勞動能力和勞動收入。村莊中多數70歲以上的老人則是由于子女不養，生活陷入困境淪為村莊的底層。除少數直系親戚外，貧弱階層就不再有其它的社會關系。貧弱階層是村莊社會的邊緣群體。

　　通過以上論述，可以概括出村莊階層分化的兩個特點：

　　1、各階層之間界限明確，并有固化的趨勢。階層界限的明確，既體現在各階層間的經濟差距上，也體現在不同的社會關系和權力地位上。富裕階層遙遙領先于其它階層，中等階層次之，中下階層和貧弱階層則被遠遠甩開。并且，階層之間形成了明確的“區隔”，這體現在消費、社會交往和村莊政治等多個層面。階層的“區隔”機制使得農民很容易將自己與其他農戶劃分在不同的階層，形成階層的自我確認。

　　2、階層之間呈現出高度分化狀態，階層關系呈現出權力與支配關系。富裕階層基于其強大的社會資源優勢而成為村莊的經濟和政治精英，中等階層依附于富裕階層。并且，由于村莊工業的特點，在富裕階層、中等階層與中下階層之間，形成了老板和打工者的身份區別。富裕階層成為村莊社會關系和權力結構的中心。

　　（二）消費：階層的社會確認機制

　　消費是體現人們所處的社會層次的一個重要因素，許多學者將消費作為社會分層的重要維度和劃分依據，如李培林、張翼(2000)以衡量消費水平的恩格爾系數為標準，將社會人群劃分為七個消費階層;李春玲(2007)依據家庭耐用品消費指數將社會人群劃分為五個消費階層。在村莊“場域”中，消費既是區分不同階層的社會符號，也是階層的社會再生產機制，即在消費過程中完成了階層的社會確認。筆者將農民的消費行為劃分為兩個層次：日常消費和社會性消費，并據此考察階層的社會確認過程。

　　日常消費：階層自我確認

　　日常消費是指農民日常生活中的基本消費，主要包括日常飲食、休閑和娛樂等。日常消費是農民的生活方式的體現。在傳統農村的日常生活中，所體現的是“過日子”的邏輯，在農業剩余有限的條件下，農民在日常生活中總是省吃儉用，以能順利把“日子”過下去。改革開放以來，農民的消費結構得到改善，但同時也呈現出了階層分化。

　　總體來看，不同階層之間在日常消費上的差異主要體現在休閑和娛樂上，主要有兩點：一是休閑時間，二是休閑方式。在休閑時間上，富裕階層和中等階層圈子有著大量可支配的閑暇時間，對于中下階層而言，受制于工廠制度和生存壓力的約束，幾乎沒有休閑娛樂的時間和精力。在休閑方式上，中下階層的閑暇時間多是用于看電視和打麻將。富裕階層和中等階層的老板們更加注重提升生活的品味，并自覺地同中下階層的生活拉開距離。聚餐、釣魚、喝茶以及到鎮里的休閑會所洗澡、泡腳等，這些構成了富人的日常消費方式，中等階層則經常性地參與到富裕階層的休閑活動之中。近些年，D鎮的各個村都興起了許多舞蹈隊，但這些舞蹈隊多是“老板娘”隊(富裕階層和中等階層的婦女)，并有一定的“身價”，只參加政府舉辦的大型文藝活動。生活方式的差異，使得村民自覺地區分出了自己所處的階層位置：

　　我們的生活方式不同，他們在工廠里打工的，每天早上五點鐘就要起來準備上班，晚上很早就要睡覺了。而晚上我們的生活才剛剛開始，我們晚上基本都是兩三點鐘才睡覺，晚上跟朋友們一起喝喝茶、打打牌。有錢的跟有錢的一個圈子，沒有錢的，跟不牢我們。我們出去玩，開銷也很大的，他們也吃不消。(同工廠老板朱阿東的訪談)

　　社會性消費：階層的社會確認

　　社會性消費是指農民在建構社會關系時所進行的消費活動，這類消費具有社會禮儀性質，最基本的形式就是紅白喜事上的人情消費。人情關系所體現的是最基本的互助關系，農民經常將人情往來稱為“人情債”，意思即在于人情是作為一種生活中的互助機制。在1980年代，Z村還保持有這種傳統的互助性的人情關系，辦紅白喜事時，親戚和四鄰都要過去幫忙(如：買菜、做飯、借桌椅板凳等)。1990年代以后，人情的互助性質發生了重大變化，鄰居之間的人情交往開始貨幣化，朋友關系開始成為人情關系的主要成份，人情消費呈現出階層差異。

　　富裕階層的人情消費規模最大、標準最高，這主要是基于富裕階層龐大的朋友關系網絡和強大的社會關系建構能力。如Z村的書記朱東強在兒子結婚時辦了約100桌酒席，其中，80%是朋友關系，20%是親戚和鄰居，并且，酒席的檔次很高，一桌酒席的成本已經超過了3000元。作為社會儀式的人情消費成為富裕階層彰顯其財富和社會關系的展示舞臺。中等階層人情消費的規模和標準都遠低于富裕階層，酒席規模一般在40桌左右，這顯然是受其經濟能力和社會關系網絡的限制。但是，中等階層的人情消費必須要維持在一個相對較高的規模和標準，以同中下階層拉開差距，不然的話，會“掉了面子，被人看不起”。中下階層的人情消費規模最小、標準最低，一般包括夫妻雙方的直系親屬和部分關系較好的朋友，酒席的規模不會超過20桌。由于富裕階層和中上階層不斷提高了人情標準，許多中下階層家庭都在不斷壓縮自己的人情圈，以減少人情負擔，如退出同鄰居、關系一般的朋友的人情關系，或結婚時不辦酒席等。

　　社會性消費不同于日常消費，日常消費是在農民的私人生活領域進行的，社會性消費則發生于村莊的公共生活領域，具有公共的禮儀規則屬性。因此，社會性消費內含有村莊社會評價和社會規范的意義。正如村民所說的“人情的規模越大，就越有面子，說明你這個人可以。”因此，人情是一種社會認可機制，人情消費的階層性所體現的是階層的社會確認，即村莊社會對其成員所處的階層結構位置的確認。

　　三、村莊社會關聯與階層關系分析

　　（一）村莊社會關聯

　　村莊社會關聯是指處于事件中的村民在應對事件時可以調用的村莊內部關系及建立在這種關系上的行動能力的總稱(賀雪峰、仝志輝，2002)。在結構層面，村莊社會關聯是指在村莊內部產生的地緣關系、血緣關系(宗親和姻親)、基于共同經歷(如同學、戰友、生意上的伙伴)和經濟生產中的不同地位(如雇主與雇工)所形成的契約關系和權威關系等村民之間聯系的總和。在功能上，社會關聯程度高的村莊，村民之間就會形成較強的一致行動能力，以幫助有需要的村民應對日常性和突發性事件，從而強化了村莊整合和村莊規范。對于村莊治理而言，較高的社會關聯度可以有效地抑制少數釘子戶的不合作行為，處理村莊的公共事務，抵制村莊精英和鄉鎮政府對村民利益的侵害(賀雪峰、仝志輝，2002)。因此，村莊社會關聯構成村莊秩序的基礎。

　　在傳統時期，農村的人口流動和職業分化較弱，村莊社會關聯主要基于血緣和地緣等傳統型關聯，并且，是以血緣關系為主導，地緣僅是血緣的“投影”。血緣上的親疏遠近構成傳統型關聯的聯系鏈條，農民以宗族或家族為單位產生一致行動，維護村莊的社會秩序。在人民公社時期，村莊的傳統型關聯被打破，強有力的基層黨政組織成為村莊社會關聯的主導形式，農民以生產隊、生產大隊乃至公社為單位產生一致行動，國家政權力量主導了村莊政治秩序。1980年代以后，國家權力逐步退出農村，村莊的傳統型關聯開始恢復。市場經濟的發展，使得農村內部產生了經濟分化，契約關系、雇傭關系等現代型社會關聯開始在村莊中出現，傳統型關聯和現代型關聯交織在一起，村莊社會關聯呈現出極為復雜的結構形式。

　　1990年代以后，隨著農村內部階層分化的加劇，村莊社會關聯呈現出階層化特征。最突出的表現是，農村中新興的富裕階層利用其在市場中取得的優勢資源(經濟資源和社會關系資源)重建社會關聯鏈條，組織村民展開對其有利的一致行動。如村莊內部的私營企業主借助自己在村莊中的雇工關系、借貸、提供商業信息等，統合村莊的地緣和血緣關系，確立自己在村莊中的權威、聲望和地位，并發揮對村莊政治的影響力。

　　（二）階層關系：階層的社會關聯分析

　　村莊社會關聯的階層化特征是階層關系在農村社會的一種獨特的呈現機制。農村的階層分化不同于城市，城市中的階層關系可以通過經濟資源的占有多少直觀地呈現出來。農村社會除了有分化的力量之外，還有階層整合的力量，如血緣和地緣關系(楊華，2013)。因此，經濟因素并不足以完全呈現農村的階層關系，村莊社會關聯則可以作為考察農村階層關系的一個重要的中間變量。

　　通過村莊社會關聯考察農村的階層關系可以稱之為“階層的社會關聯分析”。在結構上，階層的社會關聯分析可從兩個層面展開：一是同一階層內部的社會關聯，二是不同階層之間的社會關聯。在具體內容上，階層的社會關聯可以分解為如下指標：社會關聯的具體關系形態、互動方式、社會關聯鏈條長短、強度等。據此，我們可以展開對Z村的階層關系分析，如表2和表3所示：　　

表2  各階層內部社會關聯分析※

表3  各階層之間社會關聯分析

　　首先，在富裕階層中，基于經濟生產、經濟收入、消費水平和生活方式等同質性，形成了關系較為緊密的圈子。在富裕階層的圈子中，一個重要的功能就是進行經濟合作如生產業務的往來、信息的溝通、資金借貸和擔保等。經濟上的互助圈，同時也是富裕階層在日常生活中重要的交往圈和人情圈。在經濟互助和社會交往中所形成的緊密關系，拉長了富裕階層內部的社會關聯鏈條，強化了社會關聯強度。通過將各種朋友關系、血緣、趣緣和地緣關系等整合到自己的圈子中，以相互提供經濟支持、社會支持和政治支持，富裕階層內部能夠產生極強的一致行動能力。

　　其次，在富裕階層與中等階層之間，由于中等階層的家庭作坊經濟的限度，中等階層自身無力解決生產中的資金周轉問題，而需要富裕階層為其提供資金支持。依托于同富裕階層的地緣、血緣和朋友關系，中等階層能夠取得富裕階層的經濟幫助。為維持同富裕階層的經濟聯系，中等階層還必須不斷地同富裕階層建構社會關系，參與其人情往來，并為其提供政治支持。這樣，在富裕階層與中等階層之間形成了持續的、強有力的社會關聯。

　　第三，在富裕階層與中下階層之間，存在著兩種關系：親屬關系和雇傭關系。在富裕階層開辦的工廠中，工人的構成中既有自己的親屬也有本村莊的村民。親屬關系和雇傭關系的疊加，既存在著富裕階層出于血緣和地緣關系對中下階層的經濟照顧，也隱含著一種支配關系。此外，富裕階層還可基于其強大的經濟資源優勢誘導中下階層為其提供社會支持和政治支持。以此，在血緣和地緣關系的基礎上，通過利益俘獲，富裕階層同中下階層建立起了較高的社會關聯。

　　第四，對于中等階層和中下階層而言，無論是在其階層內部，還是在階層之間，村莊社會關聯度都呈現出較低的狀態。中等階層和中下階層的關系形態主要包括親屬關系、地緣關系和朋友關系，其中，中下階層的朋友關系遠少于中等階層，而中等階層和中下階層的關系形態和社會關聯鏈條又遠小于富裕階層。并且，這兩個階層內部及階層之間的互動方式極為松散，很難形成緊密的圈子。中等階層以家庭作坊主為主，除對富裕階層的經濟依賴之外，其經濟生產具有極強的自主性，小規模生產，直接面對村莊外部市場，并不存在階層內部相互合作的需求。中下階層則是以打工者和個體戶為主，日常生活中忙于經濟的壓力，很少有社會交往的時間和需求。因此，中等階層和中下階層之間呈現出低度關聯的原子化狀態。

　　總體來看，在村莊中的三個主要階層中，富裕階層的社會關聯度最高，中等階層和中下階層的社會關聯度都較低。因此，在經濟生活、社會交往和村莊政治中富裕階層可以產生極強的一致行動能力，而中等階層和中下階層則不具有一致行動能力。并且，在階層之間，富人階層依托其強大的經濟資源優勢，利用村莊中的血緣和地緣關系，同中等階層和中下階層建立起了較高的社會關聯度。這種階層之間的社會關聯是單向度的，是以富裕階層為核心和主導，中等階層和中下階層則處于依附和被支配地位。在中等階層和中下階層之間，則由于其經濟資源和社會關系的限度，很難形成一致行動能力。

　　通過階層的社會關聯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結論：在村莊的階層關系中，存在著“支配—被支配”關系，富裕階層處于支配地位，中等階層和中下階層處于被支配地位。這種階層關系的出現是富裕階層重建村莊社會關聯，獲取其在村莊中的權威、聲望和地位的產物。

　　四、村莊選舉與階層動員：階層關系的政治表達

　　在村民自治背景下，村莊選舉成為村莊政治的焦點。1998年“村民委員會組織法”頒布，全國大部分地區進行了村委會換屆選舉。村民自治的組織意圖是要實現民主化的村級治理，但是，生活在村莊中的農民并不是理性的、原子化的個體，而是生活在村莊中的各種血緣、地緣、契約等傳統的和現代的社會關聯中。因此，民主化的村級治理必須建立在特定的村莊社會關聯上(賀雪峰、仝志輝，2002)。在以傳統的血緣和地緣關聯為主導的村莊，村莊選舉以宗族、家族或自然村為單位展開，所體現的是不同宗族、家族或自然村的利益競爭(賀雪峰，2012)。而在以階層分化為主導的社會關聯的村莊，村莊選舉則呈現出階層動員的特征，并通常表現為村莊中的精英階層通過經濟資源和社會關系動員形成對村莊權力結構的壟斷(袁松，2012)。因此，在以階層關系為主導的村莊社會關聯下，村莊選舉成為農村階層關系的政治表達。

　　2000年前后，Z村的權力精英發生了更替。世紀之交興起的村民自治選舉，為富裕階層在村莊政治結構中的崛起提供了契機，老一代基于傳統的政治聲望的村干部退出了村莊政治舞臺，新興的富裕階層成員通過村莊選舉贏取了對村莊權力結構的領導。在村莊選舉中，新興的富裕階層依托于其強有力的村莊社會關聯，在村莊的各階層中進行了廣泛而持續的利益動員。

　　選舉的第一步是要成立一個選舉班子，班子的成員都是他們自己的圈子里的，一般都是那些經濟實力較強、家族較大、朋友較多的人。一個班子里有五個人，因為選舉要產生五個村干部。班子確定了之后，每個人的村干部職位也都有了著落，就相當于吃了顆定心丸。班子里的人都有自己穩定的親戚和朋友關系，這些關系就構成他們的“鐵票”。“鐵票”的意思就是自己的“鐵桿兒”的票，主要是以班子成員的四或五代以內的家族成員、關系較好的鄰居和朋友構成。“鐵票”能占到村莊全部選票的20%左右，剩下的80%的票就要靠拉票了。

　　關系密切的親戚和朋友是不需要拉票的。拉票的對象主要是跟他們關系比較一般的人。他們雇了一幫子人，有他們的親戚，有本村給他們打工的，幾十個，這些人是專門給他們跑腿拉票的，有好處拿的。拉票就是拉關系，找自己親戚的親戚，朋友的朋友，鄰居的鄰居，只要是能扯上關系的，他們都能動員起來。關系一般的話，鈔票就能起作用了，給的錢多自然就選你，需要拉關系的人，主要靠鈔票來解決。這幾年一張選票的價格都是幾百或一千元，不花個幾百萬是選不來村干部的。(根據與村委會老會計王林的訪談資料整理)

　　在村莊選舉中，富裕階層內部的社會關聯以精英聯盟的形式表現出來。“選舉班子”依托于富裕階層的圈子而形成，是富裕階層內部高度社會關聯的體現。而通過組建選舉班子，富裕階層內部形成關系相對穩定的聯盟，以互惠互利，因此，“選舉班子”又具有精英聯盟的性質。富裕階層的精英聯盟形成了極高的社會關聯度，這成為富裕階層進行階層動員的基礎。

　　在選舉過程中，富裕階層利用其在村莊階層關系中的支配地位，以利益俘獲的方式擴展了與中等階層和中下階層的社會關聯，進而實現了其村莊社會關聯的政治表達。因此，村莊選舉主要體現為由富裕階層所主導的階層動員過程。如前所述，富裕階層對中等階層的支配主要借助于中等階層的經濟依附而完成的，對中下階層的支配則主要體現在雇傭關系上，而階層間的支配關系往往又結合著血緣和地緣關系，因而呈現出隱性的支配關系。村莊選舉的展開，階層之間的隱性支配關系被富裕階層充分調動。為取得選舉的成功，富裕階層需要最大程度地擴展其村莊社會關聯，同富裕階層存在著直接支配關系的中等階層和中下階層成員，成為富裕階層擴展其社會關聯的重要節點。通過社會關系和經濟資源的充分調動，富裕階層主導了村莊選舉的邏輯，成為村莊政治權力結構的中心。

　　五、富人治村與分利秩序：基層治理的重構

　　在以富裕階層為主導的村莊選舉下，基層治理呈現出“富人治村”的治理格局(袁松，2012)。顯然，這是外生性村民自治制度與農村內部階層分化“鑲嵌”的結果。富人治村的出現，意味著村莊中政治權力的生產邏輯發生了根本變化，政治權力的產生不再是基于傳統的道德聲望或政治考核，而是基于經濟利益和社會關系動員展開。富人治村有兩個基本特點：一是村兩委干部均是由富裕階層的成員擔任，二是村莊中形成了以富裕階層為主導的利益分配格局。

　　2000年至2013年期間，Z村共有四位村民先后擔任過村支部書記和村委會主任的職務，分別是：王榮、朱為鋼、朱海軍和王根勇，這四位村民均是資產過千萬的企業老板，每次換屆選舉中用于賄賂選票的花費都在百萬元以上，其中，2011年換屆選舉時，朱根勇一擲千萬，最后如愿以償地當上了村主任。除村支部書記和村主任外，其它村干部也都是以企業老板為主。正如村民所說的“現在當村干部的都是有錢人，沒有錢當不了村干部，沒有錢的話你參加競選的資格都沒有，玩不起。”

　　許多學者都討論過富人治村的治理績效，如徐勇(1996)認為經濟能人治村能夠促進農村的經濟發展，實現農村向法治型治理模式的轉變;盧福營(2011)認為富人治村是鄉村政治的新模式，對于村莊公共權力的運作和基層社區管理都顯現了良好的治理績效;賀雪峰(2011)、袁松(2012)等人則注意到了富人治村的消極后果，如對普通村民的政治排斥、基層民主的萎縮、鄉村治理的內卷化等。從Z村富人治村的治理實踐來看，筆者更認同賀雪峰和袁松的觀點。以富裕階層的利益動員為主導的權力生產，必然要進行利益的再分配。在Z村的治理實踐中，形成了以富裕階層為主導的利益再分配格局，由此形塑的基層治理可以稱之為分利秩序(李祖佩，2013)。

　　分利秩序的特點在于，村莊利益的再分配以權力為中心，以富裕階層為主導，并形成了富裕階層對利益分配的壟斷。利益的來源主要有兩個方面：村莊內生資源和國家項目資源，Z村爭取的國家項目資源較少，村莊利益主要以內生資源為主。根據利益總量的大小又可分為核心利益和邊緣利益。核心利益是指一些重要的、影響和規模較大的利益項目，如重大的項目資源、村集體收入、集體土地和魚塘的承包、宅基地的分配等，這部分利益的分配主要在富裕階層圈子內部進行。邊緣利益是指一些影響和規模都較小的利益，如低保指標、道路清潔工作、集體設施維修工作等，這部分利益往往由村干部分配給自己中下階層的親戚、工人、鄰居等，以回饋他們在選舉中提供的幫助。　　

表4  村莊若干重大利益項目分配（2003～2012年）

　　由上表可知，近十年來，村莊發展中的一些重大的公共利益幾乎全部由新興的富裕階層所占有。在富裕階層強大的社會關聯度下，中等階層和中下階層被裹挾入富裕階層所主導的村莊政治格局中，很難進行獨立的、主動的政治參與，而處于政治的被支配地位。在村莊的權力格局中，富裕階層壟斷了權力的生產和運作機制，這集中地體現在村莊的利益再分配中。無論是村莊的核心利益，還是邊緣利益，中等階層和中下階層的絕大多數成員都被排斥在利益分配范圍之外。由富裕階層所主導的分利秩序，形成了階層間的政治排斥機制。

　　富人治村和分利秩序成為基層治理的新格局，這種治理格局的出現是農村階層分化的結果。階層分化改變了農村傳統的社會關聯，形成了以富裕階層為主導的村莊政治權力格局，重構了基層治理。但是，這種治理格局是一種不平等的政治格局，占村莊中的絕大多數的中下階層被排斥到了村莊政治參與和利益分配之外，因而，這種治理格局隱含著嚴重的階層利益沖突。

　　六、小結與討論

　　本文考察了當前農村階層分化的狀況及社會確認機制，在此基礎上，本文從村莊社會關聯的角度，分析了各階層之間的關系狀況和互動機制，揭示了以富裕階層為主導的村莊階層關系的特質及其政治后果：富裕階層憑借其強大的經濟資源和社會關系動員能力，主導了村莊選舉的邏輯，形成了以富人治村和分利秩序為核心的基層治理格局。在這種政治格局下，廣大的中下階層被排斥在村莊政治權力和利益分配之外，基層治理隱含著嚴重的階層沖突。

　　農村階層分化構成對基層民主制度和基層治理的嚴重挑戰。如何整合農村各階層利益，實現各階層的良性互動，事關維護農村社會穩定和協調發展的大局。黨和國家的農村政策應該側重于發展基層民主，制度設計上應該兼顧農村大多數階層的利益。階層分化背景下的基層民主建設，應以強化協商民主制度建設為主，更加強調決策中平等的協商、討論和參與，而非抽象的程序民主。基層政府對于富人治村模式應持謹慎態度，加強對基層選舉和權力運作的監管和規范，側重于扶持和培育能夠兼顧多數階層利益、協調階層關系、穩定農村秩序的鄉村干部作為治理主體。

       原載于《長白學刊》201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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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感謝一起調查的譚林麗、王海娟、印子三位博士，本文中所涉及的地名和人名均為化名。

　　※貧弱階層由于經濟貧困，已經基本退出村莊中的人情關系和社會交往，并且，其數量較少，對村莊社會關系和政治生活幾乎不能產生任何影響。因此，不作為本節的分析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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