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城鎮化進程中的村莊發展

　　內容提要：在史無前例的城鎮化、工業化進程中，中國的村莊發展正在發生多元演進：處于發達地區城郊和工商業及旅游發達地區的村莊，機遇大于挑戰;處于中西部地區城郊的大多數村莊，挑戰大于機遇;處于遠離城鎮、遠離工商業發達地區的傳統農業地區的村莊，挑戰與機遇交織。在城鄉一體化發展的時代背景下，必須把握村莊的特色與優勢，合理確定村莊的功能和發展方向。在新一輪改革中，必須破解當前阻礙城鄉資源要素有效流通的行政管理體制，建立逐步擺脫城鄉二元體制的資源配置新模式，促進人才、資本、技術、信息等現代要素與村莊的傳統要素進行優化配置。

　　關鍵詞：城鎮化 村莊 發展

　　在史無前例的城鎮化、工業化進程中，“鄉村中國”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朝著“城市中國”[1]狂飆突進，中國村莊在這滾滾而來的時代大潮沖擊中發生著史無前例的歷史變遷。民政部的統計數據顯示，2002年至2012年，中國自然村由360萬個銳減至270萬個，10年間減少了90萬個[2]，這無疑會給中國的未來發展帶來難以預料的歷史性影響。如何保護村莊與建設村莊，如何把握村莊的發展方向，是迫切需要整個社會全方位予以應對的時代課題。

　　一、在城鎮化進程中審視村莊的戰略地位

　　正如馮驥才(2012)大聲呼吁的那樣，傳統村莊是農耕文明留給人類的最大遺產，中華文明最遙遠綿長的根就在村莊，大量重要的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都跟村莊緊密相連。因此，傳統村莊作為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載體和象征，其價值絕不亞于萬里長城。同時，在全球化背景下，國家和地區之間競爭的本質就是以文化為核心的軟實力競爭。與美國、英國等發達國家相比，中國的工業文明、城市文明并無多大的差別。而我們之所以是中國人，而不是美國人或英國人，其本質是因為植根于鄉村文化的民族傳統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的不同，尤其是每個人成長過程中受到熏陶的區域文化和地方文化的不同。如果說只有民族的文化才是世界的文化，那么，也可以說，只有建立在村莊文化基礎上的區域文化、地方文化才是民族的文化。而建立在村莊文化基礎上的地方文化之間的差異性，恰恰是各個地方獨具競爭力的自身特色和天然優勢。

　　城鎮化的大趨勢不可阻擋，但中國是個農業大國，絕大部分國土在村莊，很大一部分人口無法生活在城市而必然生存于村莊。中國鄉村不僅要承擔人口大國糧食安全的戰略任務，還要在資源和環境的雙重約束下為中國城鎮化的快速發展提供戰略空間。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中國工業化和城鎮化不斷需要的勞動力資源、土地資源、生態資源、市場購買力等等都必須要有鄉村的持續保障，尤其是全社會的農產品供給要依賴于鄉村的有力保障。隨著現代化和城鎮化水平的不斷提高，從長遠來看，鄉村必然會成為現代社會具有最美好人居環境的地方。回歸鄉村、回歸自然是人類的天然本性，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因此，鄉村的發展是城市持續繁榮的前途和希望，是中國未來發展不可缺少的寶貴資源。

　　二、在不同區位觀察村莊的多元演進

　　回顧中國城鎮化的實踐，不少地方通過大規模的舊村整體拆遷以推進所謂的“城鎮化”，提出了諸如“農村變城市”，“農民變市民”、“村莊變社區”等口號(楊萍、朱建芬，2004)，認為“城鎮化的過程就是農村生活方式向城市生活方式轉變、農民向市民轉變的過程”(鄧建華，2011)。這些實踐做法和理論觀點已成為當前社會爭論的話題，對此，不能簡單地給出定論，而要根據處于不同區位的不同村莊的實際情況進行分析。

　　處于發達地區城郊和工商業及旅游發達地區的村莊，周邊的城市發展競爭激烈，很多生產要素急于尋找發展機會和發展空間;而村莊很多資源有待進行開發，發展活力迫切需要激發出來。因此，發達地區的村莊在工業化、城鎮化進程中的機遇大于挑戰。這些地區村莊的發展是所在區域中心城市發展的組成部分，是所在區域城鄉一體化發展的重要內容。但在村莊城鎮化進程中，鄉村文化流失嚴重，特別是江蘇省、浙江省的一些鄉村。以筆者參觀的常熟市支塘鎮蔣巷村為例[3]，該村已成為一個實現了工業化、城鎮化的社區，而不再是一個鄉村社會。在大拆大建之后，鄉村的傳統文化和村莊風貌只能在商業化的陳列館里和景區復制的建筑物上看得到了，村民的房屋建筑和生活方式基本上與城市沒有差別。這可能是中國城鎮化的方向，但決不是中國村莊的發展方向。2013年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明確指出，新型城鎮化要“記得住鄉愁”。因為，“記得住鄉愁”的鄉村記憶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最后防線，沒有“鄉愁”，就沒有民族的精神家園[4]。在現實中，浙江省、江蘇省等發達地區過去將古老的村莊拆掉，建成像城市一樣的所謂“新農村”，后來又花費數億元來復制一個個所謂的“古村落”，希望恢復鄉村原來的風貌與獨一無二的特色。就在最近，山東省啟動了“鄉村記憶工程”，明確要在城鎮化中搶救“鄉愁”[5]。這些做法，值得反思和總結。

　　處于中西部地區城郊的大多數村莊，資源要素無論是勞動力還是資金，特別是作為稀缺資源的土地，迫切需要為所在區域工業化和城鎮化的原始資本積累“輸血”。而不斷消滅村莊、消滅鄉村(高遠至，2013)，其實質就是在傳統的城鄉二元體制慣性下繼續犧牲農村、犧牲農業、犧牲農民。所以，村莊的資源要素都是流出的多、流入的少，而城市的資源要素都是流出的少、流入的多。因此，處于中西部地區城郊的大多數村莊在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中的挑戰大于機遇。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城鎮化最重要的稀缺資源就是農村的土地，而農村土地在城鎮化中的核心問題是其溢價的分配。當前農村的資源配置是由政府主導的，市場和農民均缺乏話語權，這造成大部分土地溢價歸政府所有。雖然取消農業稅改變了地方政府財政對農業稅賦的依賴，但目前的情況仍然是以農養政，只是在形式上由農業稅賦養政轉變為農村土地養政。這無疑激化了社會矛盾，使農村社會問題的焦點由農民負擔轉變為征地拆遷。這樣的所謂“城鎮化”，在農民看來，就是由政府統一開發房地產。其實質是城鎮化大躍進，是缺乏現實需求的造城運動。筆者在對河南省新農村建設的調研中了解到，新鄉市由縣鄉政府財政統一向當地的農業發展銀行貸款，再集中大規模建房，其中輝縣的這一貸款額在2.7億元以上，農民不愿搬高樓就采用免水電費政策(“超國民待遇”——財政部官員當時說)[6]。這明顯是地方政府在借新農村建設之名，快速推進房地產式的城鎮化運動。由于沒有根據不同地方的自然稟賦、歷史文化所體現的區域差異性和形態多樣性來設計，對村莊進行簡單的“推倒重來”以復制城鎮使農村沒有了“歷史記憶、文化脈絡、地域風貌、民族特點”(趙暢，2014)，結果是“走過一城又一城，城城像農村;走過一村又一村，村村像城市”(王敏，2011)，城市不像城市、農村不像農村;造成“千城一面”、“萬鎮一面”甚至是“萬村一面”(劉效仁，2014)的中國城鎮化發展怪現狀。因此，像河南省這些作為民族歷史文化源頭的地方，必須盡快摒棄拆房遷墳的發展模式，因為這些舊建筑、舊墳墓是過去時代的記憶，有記憶才會有歷史，才會有民族的魂。

　　處于遠離城鎮、遠離工商業發達地區的傳統農業地區的村莊，除少數地區已初步發展旅游業外，絕大多數地區仍以從事傳統農業生產為主，是城鎮化、工業化輻射力和影響力難以達到的地區或很弱的地區，是城鎮化、工業化的空白地帶。在這些地區，勞動力是一個快速流出村莊的變量，而土地資源是一個穩定的、無法升值的常量。農村土地資源的城鄉二元配置導致了要素市場的扭曲，使這些地區的土地成為廉價的資源，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無法成為村莊發展最具活力的要素。這樣一來，人力資源和科技、資金等資源均缺乏流入村莊的積極性，土地拋荒與村莊空心化成為這些地區一個日益嚴重的現象，多數村莊基本上處于自生自滅的狀態。但這些村莊并非就沒有生機和活力。以筆者實地調研的湖南省懷化市溆浦縣思蒙鄉蝦溪村為例[7]，這里除了特別讓人感受到貧困、感覺到勞動力在不斷流出外，良好的生態環境、優美的自然景色、特色的民族風情、古色古香的民居、鮮美的綠色食品同樣讓人感受至深，其最典型的特征是傳統、生態，其最大優勢就是青山綠水。在資源環境約束日趨強化的背景下，未被污染的生態資源是最寶貴的稀缺資源。工業化、城鎮化不斷加快的過程，也是這些村莊不斷增值的過程。因此，處于自然發展階段的這些村莊，在工業化、城鎮化中的挑戰與機遇交織。發展嚴重不足是這些村莊面臨的現實挑戰，未受商業文化侵襲的原生態自然環境和鄉土文化是這些村莊未來發展的重要資本。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些村莊不發展就是發展。像湖南省的鳳凰古城，如果大拆遷，建設上海那樣的現代化建筑群，就什么特色都沒有了，肯定也不會有今天這樣的繁榮。不過，在城鎮化的進程中，這些村莊能守身如玉、守得住貧困與寂寞嗎?

　　三、在規劃設計中突出村莊的自身特色

　　傳統村莊是自然發展和演化過來的，在自然演化過程中形成了一系列純自然的特色(亞文化)。現代人類活動已不容許這種自然發展和演化，所以有了規劃。因此，只有超越自然發展和演化，規避自然發展和演化的不足，規劃才有意義，這也更是村莊規劃的本質。

　　村莊規劃是立體規劃而非平面規劃。現在很多村莊規劃明顯已經落后于時代的要求，只有經濟發展規劃、建筑發展規劃，沒有生態發展規劃、環境系統設計規劃，嚴重制約了村莊的可持續發展。因此，村莊規劃要立足于城鄉一體化的時代背景，特別是城鎮化、工業化、信息化、全球化的大背景。很多人向往鄉村的自然環境，卻不愿意去鄉村居住。其原因是什么?除了村莊的交通、教育、醫療衛生、文化娛樂等公共設施落后外，網絡信息化服務、現代物流等現代服務業滯后也是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村莊公共設施建設必須建立在城鎮公共設施向鄉村延伸的基礎上，如果將村莊與城鎮的交通等公共設施、信息化服務等現代服務體系對接起來，喚醒鄉村，將會產生十分深遠的影響。村莊經濟發展必須建立在城鄉產業對接的基礎上，全能的村莊是不存在的。例如村莊不可能形成完整的產業體系，產業鏈條也不可能全部在村莊建立。村莊生產的產品可以在縣城加工、在省城包裝、在京城乃至國外銷售。村莊的空間布局要以生命為核心，以人為中心，著眼于人與自然的和諧，體現四季的變化和鄉村自身的文化特色。每個村莊都有自己的不同歷史，每個村莊的四季變化也絕不相同。因此，村莊規劃不僅是空間上的規劃，還應從多層面進行設計，例如土壤的結構，山、水、人等人與自然的關系，而且要考慮到村莊獨特的歷史與文化因素，在從過去到現在的發展脈絡中，把握村莊未來的發展趨勢。規劃的關鍵不是為了完美，而是可行。規劃應以村莊的可持續發展為目標和中心，而不應殺雞取卵地以從村莊攫取資源為目的。現實中，很多村莊的建設規劃僅僅追求設計的完美，而沒有論證其可行性，從而導致其無法得到實施。而有些村莊的規劃設計與建設實踐是脫鉤的，不少村莊規劃設計出來不是為了實施，而是為了對外招商引資的宣傳和爭取政府財政資金。

　　每個村莊都要準確把握其功能定位。在城鎮化進程中，村莊的發展途徑是什么?是文化旅游?是生態閑居?還是特色農業?陳錫文認為，在中國這樣一個具有幾千年文明史的傳統農業國家，農業發展歷史悠久，人多地少，“形成了一種非常獨特的社會現象：集村莊而群居，一個村莊幾十戶、幾百戶農民在一起，相互守望，相互幫助，用這樣一種村莊的方式進行農業生產”。因此，中國村莊的功能遠不止限于經濟方面，還具有社會、政治、文化、生態等多重功能。在南、北美洲和大洋洲，由于開發時間短(不過三四百年時間)，又人少地多，其家庭農場規模很大，因而，農戶與農戶之間相距遙遠，難以形成村莊。在家庭的力量之外，農業生產活動主要依賴于企業化服務。不難看出，那里的鄉村更多地具有經濟發展功能[8]。相比之下，中國的村莊發展不應采取南、北美洲或大洋洲農村發展的資本運作模式，特別不能由外來的資本控制。非外來力量的村莊共同體應在村莊發展中占主體地位，實現村莊共同體共建、共享。村莊共同體應建立在村莊共同的文化基礎上，有長期形成的自我治理社會結構，有共同認同的發展方向。

　　什么是村莊的特色與優勢呢?村莊的個性特征與生俱來，是獨具特色的稟賦與優勢，是村莊的規劃立足點和發展定位。從形態規劃與形象設計上來看，村莊的普遍特點是藍天碧水，青山綠地，主色調是綠色，主旋律是生態。不過，每個村莊有不同的顏色，有四季變化的不同景致。與現代化的都市相比，村莊如果沒有了美好的生態環境，如果沒有了青山綠水藍天，還能有什么優勢?村莊之間的差異不僅體現在自然環境方面，更體現在文化方面。在中國歷史上，人們習慣以宗族血緣關系為紐帶聚族而居，由此形成了穩定的村落。村莊里的族譜、祠堂、牌坊、民居、祖墳等與風俗、土地、村民成為村莊歷史和生命的重要載體，建立在家園、家庭、家人基礎上的鄉土情結成為村莊的共同文化紐帶。因此，村莊是有靈魂的，每個村莊都有自己獨特的文化，每個村莊的過去、現在以及未來也是不同的。而族譜、祠堂、祖墳、古樹、牌坊、石碑、石橋、村道等元素形成了村莊獨有的歷史記憶，承載著一代又一代留下的文化遺產，它們一旦被毀掉，就無法逆轉，村莊就成了沒有記憶和沒有靈魂的村莊。因此，村莊的文化特色與自然環境優勢一樣，是稀缺資源，哪些應該加以發展，哪些應該得到保護，都必須進行嚴格區分，必須處理好保護與發展的關系，切切不可為了眼前利益殺雞取卵。每個村莊都有自己獨一無二的標志，有地理標志、物理標志、建筑標志等，這些標志或是一座山、或是一座祠堂、或是一條小溪、或是一棵古樹等，每個村莊的標志都不盡相同。例如，處于突出地理位置的一棵古樹也許就是某個村莊的特別標志，找到了這一棵樹就找到了這個村莊。在《一棵樹的村莊》一文中，楊河源(2013)描寫了自已位于廣東省佛山市的一個叫西楊家村的家鄉：“村子沒什么名氣，即使本鄉的人，稍微遠點的，未必就能一下子咬準位置，外鄉人就更難得知道名字了。但是，說起大楓樹下的那個村子，周邊方圓幾十里的人，幾乎沒有不清楚的，因為村子背后山坡上，站著一棵得兩個大人才能合抱的大楓樹，大楓樹就成了西楊家的標志了。”因此，在規劃村莊發展時，要尊重村莊的風土人情，保護鄉土村落的基本元素和傳統形態，使村莊的發展呈現鮮明的特點與個性。如果村莊與城鎮一個樣，南方村莊與北方村莊一個樣，中國村莊與外國村莊一個樣，那就不僅是村莊自我價值的迷失，更是村莊生命的消逝。

　　四、在改革視野中優化村莊的資源配置

　　盡管村莊很多資源要素例如科技、資金等的嚴重短缺制約了村莊的發展，但也有很多資源要素例如土地資源、生態資源、特色文化資源等未能發揮作用而處于閑置狀態，同樣制約了村莊的發展。而高度集中于工業和城市的不少資源要素例如技術、資本等，急需與村莊處于閑置狀態的稀缺資源進行組合。因此，要優化村莊的資源配置，就需推進城鄉一體化發展，加快城鄉資源要素流動。而其中的關鍵是要破除城鄉二元體制障礙，促進城鄉資源要素逐步向鄉村配置，不斷加快村莊的發展步伐。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9]。這意味著，村莊的各種資源要素都要進入市場，通過市場機制優化配置以實現應有的價值。在新一輪改革中，村莊的發展必須破解當前阻礙城鄉資源要素有效流動的行政管理體制，建立逐步擺脫城鄉二元體制的資源配置新模式，以土地資源、生態資源、特色文化資源等城市和工業領域的稀缺資源為杠桿，推動村莊內的資源要素與國內國外、省內省外、縣內縣外的資源要素以及城市和工業領域的資源要素進行重組，促進人才、資本、技術、信息等現代要素與村莊傳統要素進行優化配置。

　　在“中央—省—市—縣—鄉—村”這樣一個傳統的行政架構下，當前農村的行政體制的計劃管理色彩非常濃厚，阻礙了城鄉資源要素的有效流動。縱觀天下名村，這些村莊之所以能夠成功，就是破解了資源要素在這樣一個行政架構內進行配置的局限，從而化解了村莊因處于行政最底層而使資源得不到有效配置的困境，實現了村莊的資源要素與大市場的直接對接，從而全面提升了村莊的發展活力。用經濟學術語來說，就是資源要素的流動半徑得到了延伸。資源要素的流動半徑有多大，發展的活力和潛力就有多大，發展的水平就有多高。只有突破現有的行政框架，才能從根本上激發村莊的活力，開發村莊的潛力。這就需要深化改革，簡政放權，以適應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國內外大市場的需要。

　　載《中國農村觀察》2014年3期，《中國社會科學文摘》2014年第9期全文轉載。

　　參考文獻：

　　〔1〕馮驥才：《古村落搶救已到最緊急關頭》，《新華日報》，2012年6月8日，第B03版。

　　〔2〕楊萍、朱建芬：《村莊變社區 農村變城鎮的有益探索》，《小城鎮建設》，2004年第6期。

　　〔3〕鄧建華：《“三農”視閾下我國城鄉一體化新格局的路徑選擇》，《財經問題研究》，2011年第6期。

　　〔4〕高遠至：《不要企圖“消滅”農民、“消滅”農村》，《半月談》，2013年第5期。

　　〔5〕趙暢：《留住“鄉愁”，不能千城一面》，《人民日報》，2014年3月20日 5 版。

　　〔6〕王敏：《樓市發展提升人居幸福指數》，《東莞日報》，2011年6月1日，第TD07版。

　　〔7〕劉效仁：《村落留不住何處覓鄉愁》、《皖北晨刊》，2014年3月20日，第13版。

　　〔8〕楊河源：《一棵樹的村莊》，《看世界》，2013年第10期。

　　(作者單位：武漢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湖南省社會科學院)

      【注釋】：

　　[1]“城市中國”參見：葉一劍、來芙萍：《從“鄉村中國”到“城市中國”》，《21世紀經濟報道》，2012年10月29日，第17版。

　　[2]數據來源：《10年減少90萬個自然村中國傳統村落“正在撥打120”》，《人民日報》，2013年6月5日，第12 版。

　　[3]2013年12月2日，筆者作為湖南省委黨校45期中青班學員，到常熟市蔣巷村進行實地調研活動。

　　[4]《怎樣的城鎮化才能“記得住鄉愁”》，《新華日報》，2013年12月19日，第B07版。

　　[5]《山東保護“鄉村記憶”加速跑》，《山東商報》，2014年3月20日，第B02版。

　　[6]2013年3月1日至4日，筆者應國務院農村綜合改革工作小組辦公室的邀請，參加國務院農村綜合改革調研組在河南省信陽市、新鄉市等地的基層調查，數據來源于輝縣提供的匯報材料。

　　[7]2013年10月28日至11月1日，筆者作為湖南省委黨校45期中青班學員在溆浦縣思蒙鄉蝦溪村開展“駐村入戶”調研活動。

　　[8]資料來源于陳錫文在中國農業大學“2012年中國農業發展論壇”題為“中國解決糧食問題要有全球視野”的講話。

　　[9]《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公報》，人民出版社出版，2013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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