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雪峰：三農政策事關中國現代化的成敗

　　【原編者按】 改革開放以來，農村成為中國現代化的穩定器與蓄水池，正是農村廉價勞動力和農村社會的穩定，使中國成為“世界工廠”，保持著“發展中的穩定”。城鄉二元結構有效緩解和消化了城市內的二元結構，小農經濟構成了中國農村穩定的基礎。未來20 ~30年，中國農業GDP占比將繼續下降，但農村人口將仍保持一個相當龐大的數量。農村是否可以保持穩定，從而為中國發展提供戰略選擇，將事關中國現代化的成敗。以小農經濟、中國制造、產業升級驅動的中國現代化道路來看當前三農政策，就可以對當前主流的三農政策話語作進一步的討論。為此，本報記者專訪了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賀雪峰教授。

　　記者：現在有一種認識，當前農民進城了，農村宅基地卻沒有退出，出現了農村人口減少和農村宅基地面積擴大的倒掛。您是否認為農民進城卻仍然占有宅基地是一種嚴重浪費?

　　賀雪峰：宅基地和住房的最大特點是不可移動，因為不可移動，在不同區位的住房就具有完全不同的價值，過去上海流行的“寧要浦西一張床，不要浦東一棟房”，即是如此。農民在農村的住房與已經形成經濟聚集具有規模效益的城市住房，是完全不同的兩碼事。進城農民工之所以仍然要保留農村住房，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進城農民工對自己能否在城市體面安居有清醒而且理性的判斷，就是僅僅依靠打工收入，他們即使在城里買得起房子，也很難全家在城市體面生存。年輕時進城務工，年齡大了，在城市難以立足，還是要返回農村，且回到農村居住比較舒服。他們留下農村住房，是為了防止進城失敗而留的退路，這是一種風險防范機制，是退路也是基本保障。

　　保留進城農民工的宅基地，給了進城失敗農民以退路，從而也就給了中國在現代化進程中應對危機的能力。在一般發展中國家，因為進城失敗農民不再能退回農村，他們落入到城市貧民窟中，就成為“發展中不穩定”的重要助推器。中國之所以可以保持“發展中的穩定”，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進城失敗農民有退路。因此，讓進城農民工保留農村宅基地和住房，不僅降低了農民進城的風險，而且極大地降低了中國現代化進程中出現不穩定的風險，保留進城農民宅基地因此成為一種風險分擔機制，這是農民與國家的合謀，是風險成本而非浪費。

　　記者：十八屆三中全會為全面改革作了重要部署，土地制度改革是其中的重要領域，也是今年中央一號文件所涉及的重要內容。以往的征地制度引起了很多非議，您如何看待我國現行土地制度及其所引發的非議?

　　賀雪峰：對現行土地制度雖然存在諸多非議，但我認為中國現行土地制度是一個極其重要且精良的制度，是助推中國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利器，是中國最大的制度紅利。從我們在全國的調查來看，幾乎所有地區的農民都盼土地被征收。道理很簡單，征地補償遠高于農業收入，且征地往往還要拆遷，而拆遷所獲補償更是遠高于征地補償。農民盼征地、盼拆遷這是一個被刻意忽視的常識。農民要求更高土地補償這本身并沒有錯，但并非提高了征地補償，農民就會減少分享更大利益的要求，征地沖突就會下降。實際上，最近10年，全國各地征地拆遷補償都大幅度提高了，因為征地補償而發生的沖突卻更普遍且更激烈了。這就說明，并非僅僅提高征地拆遷補償就可以解決征地拆遷沖突。

　　征地拆遷的農民并非全國農民，而只是城市近郊的農民，這部分農民只占全國農民總數的大約5%。實際上，這部分征地拆遷中沖突巨大，整個社會都認為他們利益受損嚴重的農民，卻是中國農民中的強勢群體。即使在現行征地制度下面，這部分農民所得利益及其經濟狀況也遠好于全國農民。

　　記者：“打破城鄉二元結構推進城鄉一體化發展”的口號一直在喊，有觀點認為城鄉發展一體化就是農民進城和資本下鄉。對此，您怎樣理解?

　　賀雪峰：當前城鄉二元結構大都被當作了一個負面詞匯，其實，城鄉二元結構也可以是一個對客觀事實的描述。在改革開放前，以戶籍制度為核心的城鄉二元結構對農民和農村是一種剝削性結構，雖然其存在具有歷史合理性(新中國選擇重化工業優先的現代化道路，需要從農村獲取原始資本積累)，在當前條件下這種剝削性城鄉二元結構理應破除，且實際上也已經被破除掉了。其主要表現就是，城市戶籍上的福利含金量很少，而農村戶籍上的福利含金量卻不可小視。因此，眾多調查表明，農民普遍不愿意放棄農村戶籍，即使保留農民在農村的承包地，絕大多數農民也不愿意要城市戶籍。

　　當前仍然存在體制性的城鄉二元結構與過去的剝削性結構已有極大不同，過去城鄉二元結構中對農民的剝削性制度已被消除，而對農民的保護性制度安排仍然存在。我們現在尤其要防止有人借破除城鄉二元結構，將保護農民的體制性城鄉二元結構一并破除。有人理解城鄉發展一體化就是農民進城和資本下鄉，這種理解是片面的。原因是，即使部分農民進城，留在農村的農民人數依然眾多，且進城農民可能失敗，他們進城失敗之后還要返回農村。而資本下鄉亦要慎重，至少政府不應通過政策和資金扶持資本下鄉。農業GDP總量是有限的，資本下鄉是要賺錢的，也就是要分享農業GDP，在當前農民人數依然眾多且仍然要依靠農業來獲取收入與就業背景下面的資本下鄉，對農業也許是好事，對農民卻一定是壞事。

　　農村是弱勢農民和弱質農業所在地，是以一個個熟人社會基礎上的村莊組織起來的。農民是“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的方式來完成勞動力再生產的。農民經營人均一畝三分、戶均不過十畝土地，家家戶戶有農家小院，過著有根、有意義的生活。這樣的農村為中國9億農民和國家糧食安全提供了基本保障，提供了底線。保護農村就是保護農民和農業，就是維持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底線，就是讓農村繼續作為中國現代化的穩定器與蓄水池發揮作用。基礎性的、底線的、弱勢與弱質的農村，顯然不是任由市場起決定作用的領域，基本保障是不可交易的，農村還需要國家著力通過政策和資金支持來給予保護和保衛。

　　記者：您認為進城農民絕大多數都保留了農村的承包地、宅基地和住房，是為自己進城失敗留下退路。您如何看待這種中國式的城鎮化道路?

　　賀雪峰：這些農民的進城不是一次性的，而是多次在城鄉之間往返，更非全家進城，而是適合進城的年輕人進城，不適合進城的中老年人和兒童留村。這種中國式城鎮化的壞處是產生了留守問題，城鎮化也不徹底，好處則是因為進城農民失敗有退路而沒有在城市形成大規模貧民窟。因為大量中老年農民留守農村，雖然農民進城了，農村耕地卻很難規模經營，小農經濟仍是汪洋大海，現代農業發展不起來，農業現代化也頗困難。不過，正是因為有海量留村務農的中老年農民，中國農村的耕地都被精心耕種，農產品產出率極高。

　　中國式城鎮化與中國當前所處發展階段有關系，只要中國農民進城獲得穩定就業與收入的機會不夠高，在城市安居難度大，農民多次性地在城鄉往返就具有合理性。只有當多數進城農民都比較容易在城市獲得安居所需的就業與收入，國家有能力為少數進城失敗人口提供可靠保障時，農民才會放心進城而放棄家鄉。而唯有中國經濟進一步增長，產業進一步升級，技術不斷進步，走出中等收入陷阱，躋身世界發達國家行列，中國城市才可能為所有進城人口提供安居的條件。在中國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艱難過程中，正是當前中國式的農民多次往返于城鄉間的城鎮化，為中國克服中等收入陷阱所必然遇到的艱難險阻提供了緩沖，也是未來中國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保證。

　　從當前中國國情來看，城市是中國現代化的發展極，農村是中國現代化的穩定器，城市全面深化改革與農村保持相對穩定是相輔相承、相互補充、相互支持的關系。不能為了改革而改革，有時候，不改才是大智慧。我以為，現行農村基本制度正是中國過去30年保持了發展中的穩定的秘密，也是未來30年支撐中國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最大制度紅利之一。(1398期 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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