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先生在當下是頗受尊重的。我以為，這份尊重多少和他當面頂撞過毛澤東有些關系。他們二位交鋒的緣起與怎么看待和處理農村問題有關，但高潮部分卻跟小孩子拌嘴沒啥兩樣了，梁后來的說法是“意氣用事”。
梁漱溟談農村，當然是有資格的，他是最早期的“鄉建派”的代表人物。但不能不承認的是，與預期相比，他搞的鄉建試驗并無什么成效，可以說是一事無成。也有人說，是日本入侵打斷了試驗，歷史雖然不能假設，但如果沒有日本入侵，結果會是什么樣的也難說。
其實，根本不用假設歷史，在1934年梁漱溟就在傾訴“我們的兩大難處”，其一是“高談社會改造而依附政權”，其二是“號稱鄉村運動而鄉村不動”。對后一點，梁認為理想狀況是“鄉下人動，我們幫他吶喊”，可事實上，“鄉下人漠不關心，只是鄉村以外的人瞎嚷嚷”。可見，當時鄉建就已經陷入了深刻的困境，無論后來的時局如何，結果都不會改變的。
梁漱溟當年面臨的現實困境并不奇怪，其種子已經種在他的哲學里面，稍加拆解便不難看出。梁先生認為，中國是“倫理本位，職業分立”的社會，區別于西方的階級社會，中國的窮人只要做到勤儉二字，就有改變命運的可能性;中國文明是早熟的，因其講求理性，中國的倫理歸結起來就是“禮”，而“禮”的基礎便是理性，理性又“本乎人情”。
啥叫人情，梁先生沒有繼續說下去，可能覺得沒必要繼續解釋了—人情無非人之常情，有什么事攤在桌面上談，公道自在人心。可是，是不是所有的人都有“人之常情”呢?梁先生顯然不這么認為，他的困境的種子也就在這里被發現了。
梁先生認為，“士”這個群體，也就是讀書人，才是代表理性的，理性來自讀圣賢書，所謂“讀書明理”(理性不是“本乎人情”嗎?)。對農民，他認為“愚、貧、弱、私”的判斷，切換到他的話語，就是說農民是沒有理性的，不懂人情的(不懂人情還可以稱為“人”嗎?)。
這樣，梁先生就以對知識的占有為標準而把人對立了起來。他是要維護這樣的權力結構的，所以他雖然承認讀書人是維護統治秩序的中堅力量，卻只是把士和農、工、商的差別說成是職業分殊，而不是階級對立;他主張改良，拒絕革命;他想改善鄉村，卻得保持作為“師”的高姿態;他只肯搞些“能力建設”、資金下鄉之類的事來調和，卻無視大量窮苦農民在賣兒賣女。
可惜，農民不是沒有理性，農民固然弱，但一點也不傻。當時共產黨在農村已經搞得風生水起，農民積極參與，梁先生們卻被農民當成光桿司令晾著，就足以說明了這一點。為什么兩種搞農村改革的運動在效果上有這么大的差別?把梁漱溟的鄉建理論和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對照著讀一讀，答案就有了。梁漱溟的困境的根子在他的哲學里面。
梁漱溟先生是個真誠的知識分子，也根深蒂固帶著毛澤東批判的知識分子的“反動性”，有學問固然是好的，由此便自認為高人一等就不對了。瞧不起人民，在人民面前跌了跟頭也就沒什么可奇怪的了。
如今我們有不少梁漱溟的追隨者在繼續他的事業。他們的哲學跟梁漱溟比，并沒有什么進步，農民在他們眼中的形象仿佛也沒什么改變。于是，時而我們會聽到他們的抱怨，跟80年前梁漱溟訴說的難處差不多。
相關文章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