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 代 的 鄉 村 復 興

 ——兼談安徽“碧山豐年慶”的啟發

何 慧 麗

8月底，筆者有幸參加了安徽“碧山豐年慶”系列活動。本文將結合所見所聞和多年來參與新農村建設的經驗教訓，談談當代的鄉村復興。

一、新農村建設的道路，指向鄉村復興

新農村建設，其核心是“農村”，其修飾語是“新”，其落腳點在“建設”。但在“新”與“舊”的歷史變遷關系中、在“城”與“鄉”的現實空間格局限制中，所謂“農村建設”之“新”，能“新”到哪兒去？要“新”到哪兒去？中央所提出的20字方針——“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作為“五位一體”的關系，并沒有直接回答這個問題。

實事求是地講，社會歷史變遷規律上的“新”，并不是橫空出世的東西，歷史上也沒有出現過拋棄一切舊的“新”事物長時期地存活過。倒是繼承一些傳統鄉村基因、又旨在解決現實嚴重問題之需求的發展趨勢，卻有“新生事物”的生命力特點。也就是說，新農村建設的本質規定性，取決于其“內因”和“外因”兩方面：其“內因”是根據，它存在于具有千百年持續生命力的傳統農村生產、生活方式中；而“外因”是條件，除了國家工業化剩余的財力支付于鄉村建設之外，還有基于對目前過度城市化現實和全球農業資本主義危機所促發的、城市居民和中產階級向往鄉村生活和食品安全消費的社會潮流。因此，撇除任何主觀意愿，新農村建設并非或形式或本質上的諸種城市化表現（包括各個領域里面的標準化、單一化、市場化、規模化等做法），因為那些不是由農村傳統基因和城鄉張力問題這二者所規定的本質方向。那些拋棄和違背了鄉村傳統生命力的做法，不但解決不了城鄉張力所產生的問題，反而滋生或加劇了更多問題（經濟、政治、社會、生態等問題），它只具有個別條件下的特殊意義，而不具有一般條件下的普遍意義。

因此，一般條件下的、具有普遍意義的新農村建設，其道路只能、必須、也應該指向于鄉村復興。所謂鄉村復興，是中國鄉村在經歷了傳統向現代一百多年的中國轉型需要之后，相對于歷史悠遠的傳統鄉村所形成的、一種否定之否定的辯證取向。復興是鄉村傳統性智慧在現時過度城市化形勢下的重新闡發和發明，是對鄉村乃至民族生命之根的重新發現、發揚和創造，也是鄉村社區與城市社區“和而不同”的“合和”之道的自覺踐行。就歷史變遷來看，去掉了“根”的鄉村建設無所處之源由；就現實空間來看，與城市趨同的鄉村則無存在之憑依。

道理是要靠實驗或者實踐去踐行的。碧山豐年慶的價值就在于此。一方面，它是尋找鄉村生命之根的行動。“豐年慶”本是中國傳統農耕社會的一種祭祀儀式，除了向祖先神靈禱告，祈求保佑農作物順利收獲，還預祝來年五谷豐收、人畜兩旺。他們借用“豐年慶”古老儀式的名稱，期望在徽州農村的自然風光、農耕文化和歷史遺存基礎上，恢復和重建這種由來已久的鄉村公共生活，這是傳統鄉村“復興”要義之一；另一方要義在于它是在城鄉張力之中自覺疏導城市化問題的“合和”行動，其新內涵是通過“碧山豐年慶”這一藝術項目打頭，開展“碧山共同體”計劃——一種適合于后工業化時代的新型鄉村建設模式的實施：集合土地開發、文化藝術產業、特色旅游、體驗經濟、環境和歷史保護、建筑教學與實驗、有機農業等多種功能于一體的一個實驗項目。

二、當代鄉村復興的兩大任務

鄉村復興欲存活于當代，其任務和內容取決于當代精神的需要。對傳統農耕社會系統被支解的憂慮不是來自于形而上的“鄉戀鄉愁”之情感，而是來自于解脫過度城市化危機的現實需要。

第一，汲取祖先智慧。

祖先在一個地方能生活數百年，上千年，在現代化生活、生產方式介入之前，他們靠的是什么？傳統農村地區源遠流長的歷史遺跡（包括有形的、無形的），那些鄉土建筑、聚落文化、民間戲曲和手工藝技術，難道只意味著過去輝煌的殘余嗎？而日漸式微的道德自覺自治、經濟交換活動、宗法秩序的維持，等等，在今日作為國家和政府的代理者和公共服務成本愈來愈高昂的情況下，是否有條件得以激活和再生，從而成為國家和政府代理鄉村公共服務的補充或者替代形態？碧山豐年慶的主體展覽《互助·傳承》，正是對這些來自傳統農業社會互助和自治、政治經濟建筑文化作為一個相輔相成體系的初步呈現成果。《百工》展覽廳則將各種具有本地特色的民間傳統手藝、工藝和創作，以及創作它們的民間匠人、藝人和民間藝術家，發掘出來。還有作為手工藝市集的廟會之旅，這是活生生的農村生活用品盛會和社會交往方式。這些承載著不同于工業社會的別樣生產和生活方式信息的物或人，雖然有的已經鮮為人知或者正在消逝，但仍然透露著與鄉村地理風物資源自洽共處的、多樣的、本土的特色。

顯然，有別于工業文明生產生活的鄉土文明樣式，在工業文明的上升和鼎盛時期，是那樣的老套、落伍和不合時宜；但在工業文明晚期和生態文明初期，傳統農業文明樣式卻在中國遭遇困境的當下，得到了重新解讀的生命力。當鄉村乃至整個社會面臨諸多嚴重問題的時候，我們需要祖先的智慧，作為反省我們雖短時期形成卻相當固化的工業化思維方式和生活態度，從而形成影響今日經濟政治模式的可能性。當代中國農村和整個社會重建需要祖先的智慧做參照。漫長歲月積累下來的祖先智慧，“決不像一件舊衣那樣可以脫掉和拋棄，它是一種現實的力量，規定著一個民族今后行為的速度和方向” （曹錦清語）。

第二，從鄉村一面探索新型城鄉鏈接的現實路徑。

在城市化和工業化成為一種社會主流存在的狀況下，如何實現城市鄉村之間的“兼相愛”、“交相利”？也即相反的雙方呈現相輔相成的、良性互動的經濟社會文化現象？

路徑之一：提高鄉村區別于城市的人文、自然景象的自覺性，促成“從城市到鄉村”的資源洄流并聚集鄉村的可能性機制。

越千年的黟縣古村落自有其獨特的景致雅韻：峰巒之連綿、河水之盈靈，攝魂奪魄；石街之曲折幽深，民居之粉墻青瓦，藏風聚氣，其園林、庭院與題額，其三雕（石、磚、木）、天井和楹聯，無不嘆為觀止；至于古樸的服飾、飲食和民風，以及那種庭院灑掃、田間勞作的怡然自得，更是自然而淳美。黟縣豈今已有各類景區景點12個，初步成為一個集文化、度假、體驗于一體的復合型旅游地。

至于普通農村，即使沒有所述的吸引城市人向往的自然、建筑和生活，也是有著一套別樣于城市高節奏、高能耗、高污染、高成本的鄉土家園視覺系統、生活系統和建筑系統，對它的修復和重建，有利于留守人群的生活保障，并將最終解決離土人群的后顧之憂。

路徑之二：發展有機農業，為市民提供安全健康的食品。

普通的鄉村，其產業只能、必須、也應該是農業，用以與城市交換的是農副產品。今日普通鄉村出產的農副產品，大都是化學化、石油化農業和增產型農業的產物，它不但最終是不可持續的，而且因農藥化肥激素等殘留長期作用于土壤、水體、空氣、動植物等生物系統，造成了民眾消費品不安全的根源，無論是市民還是農民自身都已經遭受著因食品不安全而產生的身體健康等嚴重問題。中央早在2007年就提出了“生態文明”的偉大戰略，并呼吁發展“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農業生產方式。顯然，一種新型的城鄉經濟互動機制——建立在生產者安全生產、消費者文明消費基礎上的農副產品公平貿易機制之形成，將成為未來中長期的一種發展趨勢。普通村莊順勢而為，踐行敬畏生命的生態倫理觀念，發展多樣化、中小型化、本地生產本地消費的有機農業，完善鄉土社會的經濟系統，是功在千秋、利在當代的事業。

此兩種路徑，可稱為城市與鄉村“兼相愛”、“交相利”的必經之路。

三、當代鄉村復興的動員機制

城與鄉作為空間上兩種存在的要素表現，如何緩和他們作為對立面的“剩余、派生或者分化”，從而達到雙方的協調與共生，這要求處于矛盾主導地位的一方積極主動地將對立面的要求轉化為自身的責任。多年來，我們在包括河南在內的鄉村復興建設過程中，總結出了“政府主導、農民主體、社會參與”的動員經驗，其中，強調了“政府與社會力量”作為外發力量對農民主體內生力量的激活、促發、帶動作用，稱為“外發促內生”的動員機制。

問題在于：當前農業地區縣鄉政府的主要任務仍內在地具有“招商引資”等經濟發展沖動的慣性，其主導鄉村復興的角色雖有但仍很不到位；而社會參與的力量則往往顯得理念充足而實際經驗和力量不足、功用弱小的狀況；農民呢，更是由于組織缺失難以形成有效主體。在這樣的境況下，有條件就大干、沒條件就創造條件、有制度空間就利用，沒有制度空間就依靠人等因素的策略性動員，尤為重要。就“碧山豐年慶”上所感所悟而言，有三條收獲：

第一，執政黨“生態文明”戰略的提出，體制內空間和開明領導的存在事實，是鄉村復興實踐的依據和起點。

執政黨于2007年即提出“生態文明”的偉大戰略。地方體制內制度化空間的存在，以及有豐富基層工作經驗的開明領導的存在，這些些許存在，是開拓鄉村復興大業、將地方政府工作重點逐漸從經濟發展為主向社會管理和建設為主轉移的依據和起點。

黟縣十二五規劃，將“旅游牽動”作為全縣經濟社會發展重點。早在2007年，該縣就通過了《黟縣鄉村旅游發展規劃》，旨在以世外桃源為意境、以徽文化為底蘊、創新鄉村旅游發展模式。顯然，這一地方政府著眼于長遠的政策規劃吸引了眾多社會參與的力量。以歐寧、左靖為代表的藝術家能夠扎根于此，策劃以“碧山豐年慶”為頭的“碧山共同體”項目，便是政府的主導作用使然。在豐年慶活動期間，縣委書記等縣級領導不但為此次活動籌款10余萬元，而且參與剪彩、論壇等活動，為活動提供條件，這是活動得以順利進行的保障性條件。

第二，諸多包括藝術家在內的知識分子之先行探索，是一支重要的社會參與力量。

諸多藝術家等有特長的知識分子參與“碧山豐年慶”，而且將會試著與當地人一起合作，以各種形式持續參與鄉村重建的文化闡釋和行動工作，這是當代鄉村重建之社會參與力量的一大突破。

“碧山豐年慶”活動邀約了大量著名的藝術家、建筑師、作家、導演、設計師、音樂人，以及致力于鄉土文化研究和試驗的學者和實踐者。行將開始的“碧山共同體”計劃，對這些有特長的知識分子的功能定位，絕不同于本質上是對農村索取的“下鄉采風”式的、僅起到對文化遺產的整理和傳播作用的角色，而是迎向現實的深入行動：冀望于在對當地傳統文化進行普查和采訪的基礎上，以各種介入的方式與當地人一起進行激活和再生的設計，展開共同生活的實驗、嘗試互助和自治的社會實踐，把工作成果轉化為當地的生產力，為農村帶來新的復興機會。以詩人鄭小光和寒玉夫婦為例。他們于2004年認購了一處堂匾為“樹德堂”的明代民居——當時村民已將之用作養豬場地，2006年認購了一幢民國老宅，進行修繕，分別命名為“豬欄酒吧鄉村客棧一”、“豬欄酒吧鄉村客棧二”，并對外營業，其生意之興隆，已成為當地一道亮麗的風景線。它所承載的鄉村旅游，引領了恢復傳統建筑新生命的新鄉居生活方式之潮流。

第三，農民組織主體力量的形成，需要借鑒傳統宗法制度的積極因素。

一盤散沙的農民并不能成為鄉村復興的主體。只有組織起來的農民才能成為主體力量。組織農民的起點在哪里？如何組織農民？這些問題均值得深入探討。中國村莊大都是聚族而居的村落。家族和宗族的制度性基因，忠、孝、仁、義等家族倫理觀，有著內在差序格局關系的家族社會結構及其功能，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倫理哲學，等等，均需要當代的重新闡發和發揚，從而成為農民組織主體力量形成的起點和基礎。

在豐年慶期間，我們看到了西遞村“積德行善本明經胡氏之家風，集賈儒仕一族成明經胡氏之恒業”的胡氏家訓，也在當代詩人為留守兒童和家長們在祠堂內上詩歌課當中體會到了曾作為村民公共空間的碧山村汪氏祠堂之神圣氛圍；眾多的、作為社會秩序固化表現的傳統建筑布局，也默默地向后人昭示了鄉村自治生命的根本性力量。無論我們是忽視于它，還是施加破壞于它，或是固守于作為形式的它，都是不明智的；唯有把傳統宗法制度檢拾起來，對其進行集傳承與開拓于一體的“復興”，方是正途。

鄉村復興這一事業，將在諸多合力錯綜發展的必然王國中，奮然前行。順之者國穩民昌，逆之者問題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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