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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崗村好像成了雞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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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來打定主意不再說小崗村了。不知怎么地，最近這個話題又被炒了起來——其實在炒“紅”沈浩先生的同時，卻把小崗人民炒“黑”了。

一篇題為《農民群眾的貼心人》這樣說：“1978年初冬，小崗村十八條好漢冒著‘坐牢殺頭’的風險按下的紅手印，掀開了中國改革的序幕。如今，那張‘生死契約’已經平靜地躺在中國國家博物館。”

這段話本身就有三個疑點：第一，“分田單干”并不是起于小崗村；第二，“分田單干”無論從法律上來說，還說從事實上來說，并不存在“坐牢殺頭”的風險；第三，躺在中國國家博物館的那張“生死契約”肯定不是那張在“1978年初冬”按下的紅手印。

作為中國農村改革樣板的小崗村，自從分田單干之后，其實與人們期望的大相徑庭：例如，關友林“吃的像豬食”，例如，“偏、窮、亂、散”，例如，2003年“全村人均收入只有2300元、村集體欠債幾萬元”，例如，村里友誼大道東邊2里多泥巴路，“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例如，屬于村集體的20多間房屋被幾戶人家強占，多年無人敢過問、例如，……

于是乎，安徽省省級財政干部沈浩先生奉命空降到小崗村，因為那里“缺乏一個團結的、有戰斗力的領導核心。”這真是一種歷史性的滑稽：它可以“掀開（了）中國改革的序幕”，卻是必須由上面派人下來“領導”——是要繼續單干呢，還是要干嘛呢？

據報道，沈浩先生在小崗村任職的六年時間，僅僅他個人從自己的荷包里就無私地拿出了20多元人民幣，他還要上有老、下有小，他又能有多少的收入了？這樣的干部，正如小崗村的人們所說的：“這樣的干部我們覺得可靠，很難找！”

在《農民群眾的貼心人》的報道之中，記者只是記載了為了修那條泥巴路，“沈浩跑上跑下爭取支持，終于得到幫扶資金50萬”，可見作者的良苦之用心；筆者的《沈浩先生之死的歷史性啟示》根據新聞材料，曾經這樣寫過：

“例如：‘大包干紀念館’用了300萬資金。第一，建立這個紀念館就是形式主義的，那張‘紅手印’不是已經放到北京博物館里去了嗎？再說，‘小崗村’本身就是一座活體的標本。這300萬元是單干出來的嗎？否！”

“例如：沈浩先生為了修通‘小崗快速通道’搞來了1200萬元，又爭取到一筆800萬元的財政專款作為小崗村的發展基金。這兩筆加在一起就是整整2000萬元人民幣。這是單干出來的嗎？否！”

“例如：村里建起四幢樓房，每戶自籌4萬、村里補2萬后，徐慶山等26家危房戶，搬進戶均160平方米的小洋樓。然后又爭取到一筆補助資金，給每戶補助2萬至8萬元。122戶小崗村民，全部翻建了新房。這是單干出來的嗎？否！”

如果全國的農村都像小崗村那樣，而且都配備像沈浩先生這樣級別的干部，都像沈浩先生那樣把國家財政的幾百萬、幾千萬的人民幣投入進去，這是多么叫人不可思議啊！作為中國農村改革序幕的小崗村以及那里的人們真是多么叫人不可思議啊！

說得難聽一點：小崗村好像成了雞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