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農困境的突破和平湖經驗的機制創新
何慧麗
我把上個世紀50年代中期形成的“新倉經驗”，以及經過幾個時段的豐富創新而不斷發展的平湖“城鄉統籌發展”的種種經驗，統稱為“平湖經驗”。可見，新倉經驗只是個開始，它是平湖經驗的歷史表現之一。平湖經驗可以做種種理解，然而，大家應該會認可的是：從中國主要的、全局的問題——小農困境的突破的角度，來總結所謂的平湖經驗，才具有本質意義層次上的重要性。
第一、關于小農困境的突破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中國改革開放之始端——農村家庭承包制，對當時的設計者來言，其實只是農村改革的第一步，農村改革的第二步是在家庭承包制的基礎上進行統的方面的制度創新嘗試。然而這方面的改革顯然是忽略了，或者說是滯后了。所以，就有人談及“辛辛苦苦幾十年，一夜退到解放前”。雖然這順口溜說得有點過，但是，就廣大的農村而言，確實形成了一種小農的經濟、社會和文化。其主要特點表現為在資金、土地、技術、勞動力等方面的細碎化、分散性、兼業化、原子化，很難抵御自然風險和市場風險，溫鐵軍老師把它歸結為又恢復了傳統的小農經濟；在小農經濟基礎之上，又形成了與之相符的小農的即時性理性為主要表現的心態和文化。
這樣，當小農遭遇市場的時候，就會出現“增產不增收、優質不優價”的規律性現象，即最自由的契約造成的最不可維護性的問題對小農經濟的破壞性作用。換句話說，小農在市場里，充其量只是個生產者和消費者，而不是生產主體和消費主體的經營者，它只能走向逐漸的破產。
當小農遭遇國家的時候，也會出現分散性小農在面臨國家各級政府發揮主導經濟作用的時候的對抗性沖突所導致的負外部性問題，即鄉村治理的問題。
就小農所在的村莊內部群體特征而言，在廣大的中西部地區的農村，出現了剛才張曉山老師所說的村莊逐漸“空洞化”的現象，出現了以“389961部隊（婦女、老人、兒童為主的群體）”為主的現象。我們看到，一個村莊，一共二、三百戶人家，但是中小型農機具會有200余臺，達到農戶總數量的80%左右，大都處于過剩狀態。我們也知道，一個最窮的村莊，其村民中也有富有的，其村民在外的存款總額也會高達幾百萬甚至上千萬。
在現當代，分散的小農經濟絕不能是共產黨執政的經濟基礎；而分散的小農戶也絕不可能成為農村經濟發展以及新農村建設的主體。由小農所導致的經濟發展困境和鄉村治理困境，已然成為21世紀中國走向現代化過程中主要面對的問題。這個問題解決好壞與否，關系到中華民族的全局利益和長遠利益。
那么，這樣的小農困境該怎么破解呢？平湖所形成的歷史經驗和現實經驗該如何解讀，才會對這么一個關乎國家全局的小農問題的破解有借鑒意義呢？這是第二部分、第三部分要闡述的問題。
第二、平湖經驗對于廣大中西部而言，成為“經驗”的兩個特殊性的考慮。
在6年前，受各位老師的指導和熏陶，我利用開封市與中國農業大學進行市校共建的合作機會，到河南省蘭考縣掛職副縣長，去嘗試著在基層把小農組織起來。這兩天我一邊看，一邊想：“平湖經驗”無論是上世紀50年代的經驗，還是現在的與時俱進的經驗，大家都明白地感受到了；然而任何一個經驗，作為客觀真實的“經歷和體驗”存在，都有其特定的歷史背景和地理區位的條件限定和制約。如果不承認這一點，我們就很難以此通彼，舉一反三，成為可推廣的廣泛經驗存在的可能性，而只能是具有個別的經歷和體驗存在的現實性。從這兩個考慮出發，我們來看平湖經驗的特殊性在哪里。
（一）新倉經驗的歷史背景的考慮
上個世紀50年代的中國，當時的兩個特點是現在的社會所沒有的：1、新成立的中國，還是個農村中國，農民中國，農業中國，所以從這個大背景下出現的各種非農組織和這個時代有天然的聯系，當時包括供銷社在內的很多組織尚處于從農民這個群體中剛發育出來的初級階段；它們與農民群體有天然的直系近親關系，它們需要積極地為“農民”“有為”地服務，才能掙取到自身“有位”地發展，這是它為民服務的一個“基因性”原因；2、當時的全社會的經濟發展模式上是計劃經濟，供銷社作為計劃經濟的一個主要實現渠道和方式，它具有一定的組織壟斷性，當時什么都要進行統購統銷，因而結合起來具有一定的低成本優勢，容易使供銷社和農業社、互助組建立固定的經濟聯系。
而現在的社會背景則有了很大的變化。經過了幾十年發展的中國，從某種程度上而言，出現了很大的社會階層分化和利益群體的分化，比如許多地方的供銷社系統，成為脫離“三農”的自我膨脹的部門利益集團，或者成為經過放權改組后的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個體戶或者公司等經濟主體。此外，現在“市場經濟”的模式“深入人心”，到處出現了惡性的競爭，供銷社的外部環境已經遠遠比不上當時的了。與它爭奪農村市場的，還有各種部門和資本化的公司組織。
總之，經濟發展的模式和當時的社會特點都不一樣，這是要考慮的歷史背景的不同。
（二）“平湖經驗”的區位特點的考慮
改革開放以后三十年的時間里，中國的東南沿海地區，包括平湖這個地方的經濟社會發展成績巨大。其原因，除了本身有其資源優勢和人才優勢、管理優勢之外，最重要的是政策優勢和區位優勢，而中西部是不具備其相關條件的。
昨天晚上吃飯的時候，平湖市的翁建榮市長說，我們這邊的發展和你們中西部相比要相差20年，不管是經濟發展、社會進步，思想觀念還是其他的方面。在同一個國家里面，不同地方的發展出現了巨大的差距和分化。相差20年是個什么概念？ 可以舉例說明。
翁建榮市長說平湖的地方財政收入去年是19億，用于農業的投資是四五個億，那么我所掛職的蘭考縣的地方財政一般預算收入去年才1.9億，而用于農林水事務的投資至多一個億。另外，翁市長特別強調，平湖市的農業總產值只占總產值的5%，而蘭考縣的農業總產值仍然占總產值的20%以上；平湖市的農民人均純收入達11403元，而蘭考縣才達到3560元。從材料上看，平湖市的城鎮和農村恩格爾系數分別為38．7%和38．2%，農民的食品消費在總消費構成中的比例竟然比市民的還低了半個百分點。從種種經濟指標上來看，這里農民的增收渠道、生活方式已經市民化、現代化了，這里的農民和中西部的農民已有質的不同，此農民已不是普遍意義上的中國農民。所以我覺得學習平湖經驗，不能像一個順口溜說的那樣—— “看了感動，聽了激動，回去不動”。回去為什么很可能不動呢，區位的差異、經濟社會環境的差異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在中西部的農業大縣，如果說還能夠以工哺農、以城返鄉，那是因為中央的財政轉移支付和一些部門的資本下移，縣財政基本上仍然是吃飯財政。但是，這兩天我們看到平湖市的政府資源、經濟資源都向農業傾斜，也就是說平湖市在一定的經濟基礎之上，正在努力建立一套以城返鄉、以工哺農的“城鄉統籌發展”長效機制。這兩種情況是有很大差異的。
我感到，“平湖經驗”要學，但要考慮到歷史背景的不同以及區位的不同。不管“平湖經驗”是如何地真實有效，而就廣大的中西部農業地區來說，我們很難看到供銷社是如何的來自農民，和農民在一起，結成共同利益體；我們也很少看到信用社或者金融部門，如何通過一種長效機制與一盤散沙的、原子化的小農經濟結合在一起，道理上，溫老師已經說清楚了，因為小農經濟和外部的這種組織，不管是經濟組織還是政府組織甚至是NGO，都是交易成本相當大的，它存在著一個結合成本和合作成本誰來支付的實質問題。
在廣大的中西部農區，由于供銷社和信用社在促進農民合作方面近乎缺位，在很多地方，出現了由農村經濟能人領頭的、以村社為基礎單元的草根性的農民合作現象。河北省東光縣古樹于村合作社就是一個典型。該村里的一個經濟能人王杰華，根據村民有流轉土地的愿望，先是在村里成立了一個土地流轉合作社，合作社給社員初次收益是500元每畝，合同是三年一簽，中間允許做變動，它符合農民的實際的不穩定狀況和心理習慣。流轉土地有800畝，規模收益達40萬。結合著土地流轉合作社，他領頭成立了個合作超市：每個消費者入500元，平時買東西按市場價，每月末按與社員的交易額返還3%。他作為村里的經濟精英，做這個超市和農民結成利益共同體，所以他們村的和外村的人就積極加入，農戶多達200余戶。我們看到：土地流轉合作社形成了生產的規模性需求；然后合作超市作為一種供銷的渠道，他的超市和土地合作社就結合起來，就降低了成本，在統一生產、統一購買過程中形成了資金需求，于是他的信用系統也逐漸建立起來了。我問他當地信用社、供銷社為什么不介入呢，他說不知道。王杰華領頭辦的土地、供銷、信用合作剛有點起色，北京梁漱溟鄉村建設中心就派來了一支大學生支農支教隊伍，協助村里成立了老年人協會組織和文藝隊組織，以社會文化建設配合經濟建設。
拿河北東光縣的這個合作社例子來作證，是想說明：基層想建設新農村，缺少農民規模主體，也缺少正規供銷系統和信用系統的長效對接。所以村里有一些資源的人、有點覺悟的人，就自發地、艱難地做一些草根性的土地流轉合作、草根性的供銷合作，以及草根性的信用合作、社會合作和文化合作。那么，正規的組織系統到哪里去了呢？實是因為信用社和供銷社背離了農民這個群體。
總上，解讀平湖經驗，需要我們考慮到歷史條件和區位條件的不同性，以及當前中西部小農合作的實際情況和需要是怎么回事。然后，才能深刻地領會到底平湖經驗是什么？怎么樣才能有的放矢地學。
第三：“平湖”的實事求是的“經驗”，是三個綜合性，這也是蘭考這幾年進行農民合作試驗所總結出來的經驗，它才是中西部真正可以學的。
實事求是地學習“平湖經驗”，我感覺到“平湖經驗”有三個綜合性，這三個綜合性應該說具有不同歷史和不同區位的共同性，我們所要學的就是這個共性，比如說蘭考是不是也有這樣的共性？在這里我愿意把蘭考突破小農困境的試驗經驗，跨越發達地區和欠發達地區的發展差異，也跨越歷史的限度，和“平湖經驗”放在一起談談，看看它們的共性是什么。是不是具有綜合性呢？具有哪三個綜合性呢？
第一個就是維護村社理性的綜合性組織建設。
由于市場經濟和小農經濟的決定性影響，小農家庭理性和個人理性盛行，而超出家庭理性之上的村社理性不復存在。然而，村社理性是保護小農、突破小農困局的一種低成本的結構理性。我們要培植村社理性，也就需要培植村社理性的低成本的一攬子方案，所以我叫維持村社理性的經濟、社會、文化“三位一體”的綜合性。
以蘭考的經驗為例。在一些試點村，我們辦老年人協會來作為促進村莊社會和諧的組織制度創新，辦村莊的文藝隊來作為促進鄉風文明建設的組織制度創新，辦村莊的經濟合作社作為村莊經濟發展的組織制度創新。村莊里面的社會組織，文化組織和經濟組織是個什么關系呢？為了營造一個好的信用、合作環境，或者說為了給經濟合作打造好一個誠信和合作的社會、文化基礎，我們組建了老年人協會和文藝隊。由于出現了以老黨員、老模范、老干部、老退伍軍人、老鄉村教師等“鄉村五老”帶領的老年人協會，村里有了尊老、愛老的好風氣，呈現出了和諧社會的景象；由于有以“秧歌隊、腰鼓隊、盤鼓隊、地方戲曲和傳統太極表演隊”等多種形式的農民文藝形式，村莊里有了熱愛勞動、歌唱合作、體現農民自尊和自信的鄉村精神。因為有了老年人協會這樣的社會合作組織和文藝隊這樣的文化合作組織，農民經濟合作社就有了人氣和凝聚力，就會在某一項目失敗的時候仍然還會保持自強、自立的本色。可以說，有以“全方位、多元化”為特點的維護村莊理性的綜合合作，才會有“精神變物質、物質變精神”的規律在低成本地起作用。
那么，就突破小農困境、增強村社理性的綜合性建設而言，算不算是平湖經驗呢？根據這兩天我的觀察，我覺得應該也是的。我們在戰斗村看到的是“五位一體”為主要內容的村級綜合服務社建設，即以村部辦公室、社區衛生服務站、便民服務站、連鎖超市以及文體活動場所等為主的農村公共服務平臺建設。這“五位一體”平臺的打造，遠遠超出了經濟發展的意義。這種整合資源、打造平臺的村級綜合服務社將村莊的黨建、民政、計生、綜治、衛生、經濟服務等公共事務全部涵蓋。這就是維護村社理性的綜合性服務建設。
第二個就是經濟發展或者經濟合作的綜合性。
上世紀50年代的“新倉經驗”，就突破小農困境的經濟合作上來看，是兩個結合，即供銷和生產兩個環節的結合，它是通過當時的供銷合作社與農業生產合作社兩個組織的結合而實現的。現在的“平湖經驗”，就突破小農困境的經濟合作上來看，是積極探索發展供銷合作、專業合作、信用合作“三位一體”的農村新型合作經濟，包括積極發展農村合作經濟聯合組織、鞏固專業合作的基礎地位、增強供銷合作的骨干力量、強化信用合作的支撐作用，等等。此外，他們還積極構建農村現代流通服務網絡，以大聯合、大合作的形式，努力推進農業生產和農村生活的社會化服務。可見，歷史上的平湖經驗和現實里的平湖經驗，均是強調了經濟發展或經濟合作的綜合性的。
蘭考作為中西部的一個典型大縣，其農民經濟合作的條件雖然與平湖相比不可同日而語，但是就發展農民經濟合作的經驗來看，其共性都是強調經濟合作的綜合性或者復合性。在早期，我們發動農民經濟合作時，就叫農民經濟發展合作社。以后在實踐之中，我們在一個村莊里根據合作產業的領域之不同而分化出多個專業合作社，如在南馬莊，形成了資金互助合作社、大米加工合作社、藕蟹混養合作社、小雜糧合作社、集貿市場合作社、食用菌生產合作社，這么多專業合作社，我們統一到南馬莊農民生產合作聯社里面來。其道理是：以專業合作社提高經濟效益，面對市場；以合作聯社低成本整合村莊一、二、三產業資源，進行內部支持，并且與外部部門資源有效對接。蘭考農民合作試驗做了幾年，我把它歸類為有整合資源的資金互助合作、土地流轉合作，有增加農副產品附加值的加工型合作、有統購統銷型的合作，有建生態房等的技術壟斷型的合作，這全部是經濟合作里面的綜合性。
第三個綜合性是指把農民組織起來的動員特點的綜合性。
中國的三農問題在三農之外。誰都知道，一盤散沙的小農很難自發地合作起來，它需要外部環境的改善，以及外力的適當介入。我們把外部環境的改善和外力的介入，其中包括NGO的力量、政府的力量、企業的力量、供銷社力量，等等對農民合作的作用，叫做自上而下的資源或者力量的綜合性。
上世紀50年代的新倉經驗，材料中提及“應當注意的幾點”，提到“必須加強對于訂立合同的工作的組織領導；黨委要重視，要加以提倡指導，上級社予以必要的經濟支持，都是訂立結合合同的工作能夠順利開展的保證。”這說的是在供銷社與合作社訂立自愿結合合同時，也必須具有的來自于上面的經濟支持、黨委指導和組織領導的作用。此外，當時的合作化了的新倉鄉，其農民能夠合作，也大都是國家力量介入的結果。新時期的平湖經驗，從動員組織方式上來講，正如昨天翁建榮市長所說的黨政主導的強力作用不可忽視。無論是所說的“結合、綜合、整合、聯合”，還是“合作求發展、聯合興三農”，或者所謂的“創新發展‘新倉經驗’，推進城鄉統籌發展”，都離不開黨政的各種主導作用。
我們在蘭考的試驗中，也總結出了黨政主導的四大作用：一是對農民合作骨干分子進行政策法規、合作制度、科學技術等方面的培訓作用；二是政府相關部門對農民合作社的指導和服務作用；三是相關部門的資金扶持作用；四是監督管理作用。
當然，除了黨政的主導作用之外，還有供銷社、企業等的服務性作用、結合性作用。昨天我們看到的戰斗村，是既有的供銷社組織資源下移和領辦的結果；我們還看到的達意觀賞魚專業合作社，是依托浙江億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發起、組建的，平湖市供銷合作總社也參與了組建工作。
自上而下動員的另外一種方式，就是我們現在正在探索的城鄉互助合作社。剛才陳大斌老師說：現在的產品，從生產者到消費者要過五道崗：生產者、個體戶、批發商或加工企業、零售超市和商店，消費者，這樣的多鏈條對生產者和消費者不公平，它不是不產生利潤的問題，而是利潤分割不均的問題。我們正在嘗試把城里的消費者組織起來，成立消費者合作社；直接和農村里的生產者合作社進行對接，減少中間環節，促使雙方的信息對稱，從而實現“安全生產、文明消費、公平貿易、城鄉互動”的目標。
10月2號，我們打算在鄭州組織一二十家市民到蘭考的合作社去，一邊去看大家要吃的食品是從哪兒來，是誰生產的，是怎么生產的；另外一方面我們在有合作社的村莊里試著做休閑旅游產業，使農業作為第一產業直接進入三產。這是以城市消費者的組織性力量帶動促進農民合作社的發展的一種嘗試。
需要強調的是：黨政、企業、供銷社、市民等的外力支持和介入，其前提是農民有合作的意愿和需求。也就是說自上而下的多元力量的綜合介入，是以自下而上的農民自主合作為基礎的。農民合作社的本質是民辦、民管、民受益，本質是組織起來的弱勢群體，新農村建設的主體的本質是組織起來的農民們。
蘭考經驗，或者我所感受到的平湖經驗，從農民合作的動員模式上來講，其實就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動員的綜合性，以及多元外力支持的綜合性。
這兩天還有一個收獲特別新鮮，就是嘉興市的“兩分兩換”經驗，此經驗也在新倉鎮進行試點。所謂的“兩分兩換”，即“宅基地與承包地分開，搬遷與土地流轉分開，以承包地換土換租換保障，推進集約經營，轉變生產方式；以宅基地換錢換房換地方，推進集中居住，改變生活方式，在村莊里建立融資、土地流轉和社會保障三大平臺”。這是以村莊為基礎單元的一個資源大整合，這個新時期的經驗也是值得中西部農業大縣在新農村建設過程中值得學習的，也是可以學習的。
如果我們有一個非常宏大的改造小農和鄉村建設計劃，那么它的落腳點在哪里？我想也許是再回到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之后的那個步驟，也就是發揮村社為單元的村社理性維持的功能，或者是村莊的統的功能。也就是說把村莊的產業、勞動力、土地及資本，以某種方式，或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組合起來，把小農整合成以“村社”為基礎單元的大農，在此基礎上再跨村或越鄉進行縱橫兩個合作方向的延伸，也許“三農”問題的解決、鄉村治理的改善以及全社會的和諧發展，才會大有希望。
（此文發表于2009年11月《中國合作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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