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農業改革的失誤

農村、農業改革的失誤

一個不善于總結經驗和教訓的民族是愚昧而沒有希望的民族，一個不能勇于總結經驗教訓的政黨是危險的政黨。“改革”已歷經三十年，三十年，在歷史的長河中，只是短暫的一瞬，但在共和國史上，在中共黨史上，在“改革”史上，應該說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或歷史階段。因為多項“改革”既已有了過程，也有了結果，現在仍用“不議論、不爭論”仍然用“摸著石頭過河”來堵塞言路，繼而一意孤行的盲目前行，顯然已不合時宜，因此，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哲學觀來回頭看改革，很有必要，當然，“改革”也取得了一些成績，但是，我們的目的并非為了評功擺好，而是為了繼續前行，因此這里姑且不說成績，淺談改革的失誤。

（一）組織起來

新中國成立之日起，如何發展農業？中國的農村走什么道路？一系列問題在擺到了執政黨與全國人民的面前，中國是一個非常典型的生產力水平低下的農業國，千百年來，世世代代的農民除了飽受封建貴族、地主資本家的壓迫與剝削之外，還歷經戰亂與天災，流離與饑荒。解放前的中國，千瘡百孔，廢墟一片。

如何發展農業？如何把中國廣大的農村極其松散、分散的農民組織起來？在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1950年進行土地改革運動，1951年開展農業全作化運動，1958年開展人民公社化運動，成立了人民公社，第一次使得幾千年來一直受封建諸侯、貴族、地主、富農剝削的貧苦的中國農民終于有了賴以生存的屬于自己所有并使用的土地，走上了中國歷史上史無前例的社會主義道路，這也是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人唯一正確的選擇。從此，中國的面目就為之一新了。

其后，雖然中國農村受到了“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運動的負面影響，但是在毛澤東同志提出的“水利是農業的命脈”“農業的根本出路在于機械化”“農業八字憲法”等一系列重要思想的指導下，在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挖河修渠，除害興利，大力開展農田基本建設，大力推廣種子改良，大力發展農業機械化，到了六十年代，隨著國家工業的發展，大多數農村通了電，生產隊集體購買了用以澆灌農田的水泵、用以耕耘農田的拖拉機、用以脫粒的脫粒機，使農業生產的條件不斷改善。徹底告別了千百年來“刀耕火種”的歷史，

到了七十年代初期，由于農業科技的推廣，機械化的大面積廣泛推廣使用，使得中國糧食主產區的農村與農業有了本質的飛躍，畝產秋糧已達800斤以上，夏糧畝產已達600斤以上，畝產棉花皮棉已達150斤以上，不僅如此，各人民公社均建立了：農業技術推廣站、農機站、農電站、種子站等等，用以指導、協調農業生產與發展。

社、隊集體辦工業企業也如雨后春筍般發展起來，1978年前，一些發展較快的人民公社已興辦了各類企業十多家，有的達二十多家，地區條件好的大隊也辦起了多家工業企業與第三產業，一些生產隊也辦起了工業和第三產業，以農村人民公社、大隊集體興辦的工業得到了空前的發展。

各人民公社建起了賴以為農民服務的中學，醫院和文化站，大隊也建起了小學與合作醫療診所。

新中國成立后至“改革”前二十多年間，中國共產黨在農村的最大的功績就是：

一、以短短的幾年內將千百年來極端分散的中國農民組織起來，走上了集體化與共同致富的道路，從而在農村消滅了人剝削人的制度，這在世界史上也是絕無僅有的。

二、大力興修水利，進行農田基本農田改造與建設，使中國的農業由原來的“望天收”基本上實現了“旱澇保收”

三、大力推廣農業科學技術，大力推廣農業機械化，從而使中國的農業生產力有了一個“質”的飛躍。從而為“改革”后的“分田到戶”創造了雄厚的組織基礎與物質基礎。

四、農村的集體經濟有了較大的發展。

五、特別是農村的文化、教育與衛生事業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

（二）分散開來

當然，如同改革后的三十年一樣，發展總是不平衡的，中、西部一些欠發達地區、山區和丘陵地區則相對滯后，安徽省小崗村就是其中一例，

小崗村1978年11月24日分田到戶，其時正處于“改革”的“分娩期”，處于毛澤東去世、文革結束后一些人“秋后算帳”、“卷土重來”的大環境之下。

小崗為什么會分田？一是因為沒有集體經濟，二是農民的理由很樸素，他們認為：“大合籠”種地效率低，不如分開各種各的，“各人自掃門前雪。”

國家對于農村“改革”的動因是什么呢？鄧小平說：“什么叫社會主義？它比資本主義好在哪里？每個人平均六百幾十斤糧食，好多人飯都不夠吃，28年只搞了2300萬噸鋼，能叫社會主義優越性嗎？” “怎樣才能體現列寧講的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什么叫優越性？不勞動、不讀書叫優越性嗎？人民生活水平不是改善而是后退叫優越性嗎？如果這叫社會主義優越性，這樣的社會主義我們也可以不要。”在這里，不難看出，鄧小平把“每個人平均六百幾十斤糧食”“不勞動”“不讀書”也同社會主義等同起來，同社會主義的優越性等同起來，由此，發出了“它比資本主義好在哪里”的詰問，做出了“這樣的社會主義也可以不要”的結論。此后，小崗的“分田”被樹為典型與典范。

因此，小崗的“分田”被樹為“典范”是特殊歷史條件下的畸形產物。

其后“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幾乎一夜之間，呼啦！全國農村全部“分田到戶”。

如今，三十年過去了，小崗村如何？全國的農村如何？不言而喻，沒有集體經濟不談，小崗的農民并沒有因“分田到戶”而快速致富，如果沒有政府與外界的支持，小崗村連一條馬路也修不起來，一所小學也辦不起來，三十年來，充其量也只是解決了溫飽而已……，“一年跨過溫飽坎，三十年未進富裕門”，2004年，迫于生計，當年參與“吃螃蟹”的嚴俊昌、嚴金昌等農民不得不將承包的土地“反租”給一家外來的養殖公司，這本身就意味著“分田到戶”的失敗。

“承包制只能解決溫飽，不能帶來富裕”，這既是小崗人的心聲，也是全國農民的切身體驗。

小崗如此，其他的農村和農民呢？子女仍然上不起學、仍然看不起病、病無所靠、老無所依……。“管中窺豹，略見一斑”小崗也是全國欠發達省份大多數農村的真實寫照與縮影。

八十年代中后期，農村承包地大面積荒蕪，無人種植，究根尋源，農民十分明白一個簡單的事實：“死守一畝三分地”不僅無法致富，子女需要讀書，家人需要治病，生活需要油鹽醬醋柴，其算學十分簡單，高產平原地區一畝地收一千斤秋糧，收八百斤夏糧，留下一家的口糧，除去種子、化肥、農藥與耕作費，外加“兩上繳”余下的所有無幾，山區、丘陵地區就不用說了，糧價的增長跟不上種糧成本的增長，更加根本無法與物價、醫療、藥品、教育費用的飛漲相比較，因此，致富不談，連起碼的生計也無法維持，他們不得不收拾行囊，背井離鄉，走南闖北，外出打工謀生，至此，每年春季農民的打工潮與每年冬季的返工潮成了城市交通要地一道靚麗的風景線。

到了九十年代，隨著農業集體化的解體，原公社、大隊、生產隊用公共積累興辦起來的數十萬家社隊企業（后改稱為鄉鎮企業）被全部變賣出讓給私人，至此，廣大農民在毛澤東時代含辛茹苦經營起來所有的集體經濟頃刻間土崩瓦解。

至此，全國廣大農民的身份由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組織的成員，由社隊企業集體經濟組織成員不得不轉換為大大小小的資本家的雇員，從根本上失去了原有在集體經濟組織中的參與決策與管理的地位，由此，山西的黑煤窯事件、河南的塵肺病事件、東莞的童工事件、河北臨西的童工性奴事件……等一系列資本主義社會特有的人間悲劇不得不在中國這個所謂的社會主義國家里一幕又一幕的上演，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勢。人們不得不問，改革三十年了，農民還窮，這樣的改革還要什么？如呆說“改革前的農村貧窮落后”“中國的經濟幾乎到了崩潰的邊緣”再看歷經改革后三十年的農村，豈不是“五十步笑百步？”

農村改革的最大的負面效應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三十年來，黨在農村中的政權建設幾乎是喪失殆盡。

二、原有二十多年發展和積累起來的農村集體經濟土崩瓦解。

三、農村的文化、衛生、教育事業飽受摧殘。

四、社會主義集體化二十多年間的農業水利與農田基本建設功敗垂成。

五、黨在農村二十多年間培育出來的農民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蕩然無存。

任何事物都是一分為二的，都具有“利弊相連”兩面性，農業集體化有沒有弊端？肯定有，但是，作為一個政黨或是一個政權，制定政策須“兩相權恒取其利”要看是利大于弊，還是弊大于利，要看本質，如何看其本質？就是看這個事物的本質是資本主義的東西，還是社會主義的東西，看事物的本質首先要看立場，什么是立場？你是站在資本主義的立場上呢？還是站在社會主義的立場上呢？立場不同，看問題的觀點與方法一定不同，如同在舊中國，人民看共產黨是“救星”，蔣介石看共產黨是“赤匪”帝國主義看共產黨是“邪惡”。就如同共產黨內有腐敗分子，國民黨內有清正廉潔的黨員，我們就不能說不要共產黨，不能說就否定共產黨的領導，為什么？因為人們還認為共產黨的本質是好的，共產黨的根本宗旨是代表全國大多數人民的利益。

（三）有比較才有鑒別

1986年農歷二月初五，地處豫中平原中部，隸屬河南省漯河市臨潁縣城關鎮南街村黨總支書記王宏斌獨具慧眼,他和同伴貼出了“關于回收部分閑置責任地的告示”：
“針對我村自實行承包責任制以來，部分村民因外出經商或進村辦企業工作等原因，疏忽了對農業的投資和管理，出現了把自己的責任田租賃給外村，甚至將責任田拋荒無人管無人種的現象，……現結合村辦企業得到初步發展，閑余勞力就業問題可以解決的實際，村委會特此制定實施以下改革措施：

一、將承包的部份閑置責任地交回村由集體組織耕種。

二、交了責任地的農戶參加村里的集體勞作，剩余勞力由村辦企業安排工作。
三、土地交給集體的農戶吃糧問題由村里解決，每人每月供應四十斤面粉，每市斤0.18元。”
緊接著王宏斌又實施了第二個舉措,將原本屬于村集體所有的已經承包出去的面粉廠、磚廠等企業收歸集體，而后，又將承包到戶的土地再次集體化后，南街村重新走上了集體化發展的道路。

無疑，這在當時，除了具有遠見卓識之外，還需要多大膽量和勇氣！
1984年，南街村工業產值達70萬，1986年，村辦企業的產值則達到了320萬元。1991年，南街村率先摘取了河南省“億元村”的桂冠。2000年是14億，2007年，南街村集團銷售收入已達14億，利稅7000萬。
河南省官方有關部門曾對“南街村經驗”進行了總結。其中有一條叫做“集體經濟是實現共同富裕的光明大道。”

當然，走集體化道路致富的全國并非只有南街一家，還有江蘇的華西、天津的大邱莊、河南的劉莊……等等。這里，我們并不是以偏概全，認為如果不是所謂的“改革”“分田”，現在全國的農村全是華西村，全是南街村，全是劉莊村……。因為各有各的歷史條件，各有各的地理環境，各有各的社會基礎……。但是，有三點卻是共性與肯定的，這就是：

一、全國富裕的村全部走的是集體化道路。

二、全國所有的富裕村都具有雄厚的集體經濟，即村辦集體企業和第三產業。

三、全國沒有一家僅靠“分田到戶”沒有興辦集體企業而使農民致富的村。

有比較才有鑒別，建國后二十多年，我國農村歷經了土地改革，農業全作化，人民公社化，推廣“農業八字憲法”，制定了農業發展綱要，大力興修水利，大力推廣農業機械化這樣的歷程，

而“改革”后三十年，我們除了“分田到戶”制定了一個“土地承包法”試問，三十年的農業有了什么樣的發展？農業的耕種水平有了多大的提高？農業的機械化又有了多大的發展？

（四）結論：

1、實踐證明：增加單位農作物產量除了農民的積極性之外，主要還是靠良種與種植的科學技術。

2、提高總量農業種植效率只能靠規模經營與集約化經營，提高規模經營與集約經營的效率只能靠機械化來完成，農業的根本出路在于機械化，而分田到戶的分散經營正好是恰恰相反，既不利于農業的機械化的大規模利用與實施，又不利于先進的科學管理與技術的推廣。更不利于農業的社會化大生產，其實這只是一個非常淺顯而又簡單的道理。

3、由于中國農村的人口多，土地少，絕不能各家各戶死守“一畝三分地”搞了規模經營后，多余的人員怎么辦？其出路有三：一是鼓勵、引導農民發展個體工商業，但問題是由于農民個人手中既缺泛資金,又缺泛技術 ,力量薄弱, 其二就是大力發展鎮、村集體經濟，讓農民就地務農，就地務工，走“工農并舉、亦工亦農”的路子；三是隨著城市化的發展，讓農民有序進城務工，使一部分農民逐步進行身份轉換，由農民變為居民。

4、毋容置疑：僅靠分田到戶就能使農村與農民致富只能是異想天開。

（五）路在何方？

中國農村的主要矛盾有兩個方面：一是人多地少，二是糧價低廉，這既是歷史上留下來的現實，又是中國農村的現狀，因此，僅靠農業的產出很難使農民富裕，而不是農民不愿意種田。

毋須諱言，“改革”三十年后的今天，農業的單位面積的產量確實比過去有了提高，農副產品也有了極大的豐富，但這只是得益于良種的推廣，科技的發展，根本與“分田”無關，只要是生活在農村或了解農村的人們都知道，現在農民投放在農田中的工作量遠遠沒有“改革”以前多了。

當然，是否不“分田到戶”只要是集體化耕作土地就能使農民致富呢？答案當然是否定的，因我國農村人多地少的矛盾一向突出，按高產出高效益算，如果每畝地產出的凈收益是800元，五畝地的凈產出就是4000元，就現在的農村而言，就算糧食和蔬菜自給，平均支撐一個人一年起碼所有的生存費用不得低于4000元，由此，農村每個人需要5畝地的凈收入來維持正常的生活，這在目前的中國農村，顯然是不可能的。

但是“分田到戶”一定不利于機械化作業，不利于農業科技的推廣，不利于農業產業結構的整體調整，不可能產生規模效益，這卻是肯定的。

一些所謂的社會“精英”們，他們就如同八十年代后出生的青少年一樣，根本就不知道舊中國與五十年代的中國農民是如何“刀耕火種”的，而進入六、七十年代后農村又是如何一步一步走上農業水利化和農業機械化的，認為農村生產力低下的原因是農民生產積極性沒有被充分調動，以為“分田”就能解決“三農”問題，其問題的實質恰恰相反，我們仍然從發展生產力說起，從生產力的三個要素來看，勞動工具才是農村生產力的核心要素，勞動者作用于勞動工具，勞動工具作用于勞動對象，因此，體現農業生產力是否先進主要是看農業科學技術的運用與農業機械化的推廣，而不是看勞動力投入的多少，在同等條件的種植環境下，一個良種可以使每畝農田增產200—300斤，同樣的工作時間，一臺抽水機可以超過100個人擔水，一臺拖拉機可以趕上10個人和10頭水牛的工作效力，一臺收割機可以超出50個勞動力……，因此，如果想借用“分田”來促進農民加大勞動力的投入，其結果只能是中國的農業永久處于落后地位。

農村人多地少，土地的產出不能帶來富裕，要得使農民過上小康富裕的生活，怎么辦？那么就只有因地制宜，興辦工業、養殖業和第三產業，勞動力逐步有序的向二、三產業轉移，這也是和發展中國家逐步向城市化和工業化轉移互相適應的，但是，問題的關鍵是興辦工業和第三產業需要一定的資金、技術、市場及其管理能力，這在大多數情況下并不是每個普通農民都可以做到的，但是，作村、鎮或一個集體經濟組織就可以輕而易舉的做到。這就是農業、農村與農民的集體化。

徐漢成

2009年.8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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